加缪的人生经历和生活背景如何塑造了荒谬主义？ 第1页

今天上海下雪了，本想出去走一走，但当看到这个问题时，不自觉地脱下了准备外出的外套并翻出了以往的笔记和资料，下面给出我的一些搜集整理结果。

我这里想通过“编年体”般的叙述方式，夹叙夹议地描述加缪整个生命历程，进而可以让我们自己去感受加缪思想是如何成为这样的。

阿尔贝·加缪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东部的蒙多维镇，其祖籍是法国阿尔萨斯。在他不到一岁时，他的父亲死在一战的马恩河战役的战场上。对此，他曾这样说：

“同所有我这个年龄的人一样，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声中长大，从此我们的历史一直是杀人的，不公正的，或者充满暴力的。”（《夏天集·谜》，L'Enigme，1954）。

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在父亲去世后，母亲精神受到了刺激，开始伴随着脑膜炎、失聪等症状，常常沉默不语。他们后面举家迁往阿尔吉亚，住进一个贫民区，母亲为了生活在一家弹药厂打工，并时不时帮助他人做家务来挣点生活资源，生活相当贫困。后来的日子，母亲委身于加缪暴横的祖母家中，变得更加沉默（他的祖母，粗暴而专横，经常用鞭子打加缪）。如此，加缪在最初的散文中形容为“这是非人的沉默”。面对拥挤不堪的贫民区、沉重的生活，加缪对于自由的渴望胜过任何的人。也正因为对自由的热切渴望，所以他敏感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但是对于热爱自由和生命的加缪来说，苦难反而让他更能体会生命的韧劲和实感，他认为贫穷并不意味着不幸，他知道生活的艰难和穷人命运的不合理，但他从不抱怨，而是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阳光和海水。他在《反与正》的第一篇散文中的结尾说道：

“无论如何，到底还有阳光温暖着我们的身骨。”

他在《西西弗神话》中有这么一句话：

“要紧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

于此，他说自己是置身于贫穷与阳关之间，从对生活的绝望里体现出无尽的爱恋。他曾在后来这样描写过那段贫困岁月：

“首先，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阳光在那儿洒满了它的财富。贫困让我相信并非一切都是美好的；而阳光又告诉我，历史并非一切。”

正因为此，加缪曾在（《时文集》Ⅰ，ActuellesⅠ）中这么也这么回忆那段岁月：

“我不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学到自由的，我是在贫困中学到的。”

另外，加缪的家庭是一个名义上的天主教徒，但是因为过分的贫穷，使得他对待宗教非常随意，更不用谈上帝了。所以，宗教信仰在加缪的家庭中，与父亲一样是缺失的。

小学读书时代，加缪表现出过人的文学才华，这让他的小学老师Louis Germain看在眼里。这位老师为了加缪这个年轻后生的未来和前景，最终说服了加缪母亲和祖母，并为其争取了奖学金，保证了加缪可以继续后面的学业。正因为此，加缪在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特地这一献词给了他的如同父亲般的老师。而他的沉默可怜的母亲和专横的祖母的形象，也被永远刻在了他的那本《反与正》中。

对于母亲，加缪的感情是复杂的，但更多的是一种爱怜和担心。他在《局外人》开篇有这么一段令很多人不解的开头：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很多年轻人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思想，感觉到一种悲凉和冷漠，其实加缪自己曾用一句话概括个这本小说的主题：“在我们的社会，任何在母亲葬礼上不哭的人都要被判死刑。”

母亲的遭遇以及辛苦抚养自己长大成人，并且忍受着祖母的暴戾，伴随她一生的就是无尽的沉默。而这种沉默带给青少年时期的加缪以巨大的孤独感，他多次想从母亲那获取关怀的温暖，但取而代之的都是一种奇特的冷漠与孤独。自此，对于明天和希望的火种，从小就没有在加缪的内心深处埋下种子，他的思想意识深处弥散着母亲那种动人可怜的冷漠和孤独。而这，对于长大后的加缪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渊源。

在小说《局外人》的最后，对于主人公默尔索荒谬的指控与莫名其妙的死刑结局时，加缪这样写道：

“面对着充满星斗的夜，我头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

行文中无不体现他对母亲那份孤独的解读。

在小说《局外人》中，加缪写过这么一段话：

“所有身心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设想期待过自己所爱的人的死亡。”

这段话里就可以读出加缪那种因年少贫困给生命不确定性所带来忧愁和悲凉，但这种荒谬的“非理性幻想”，很快被成熟后的加缪以一种“不问明天”的激情思想遮蔽了起来。这种思想就是后面加缪一直提及的“荒谬主义”。

但缠绕加缪的孩童时代痛苦生活的，不仅仅只有贫穷，还有疾病。加缪因患有肺结核而不能做剧烈运动，很明显，他的病源于脏乱的环境和贫穷导致的营养不良。对于热爱踢足球等体育活动的加缪来说很是沮丧。后来，你会经常看到一个在街上与人一边说话一边踢着石子的男人。也因为肺结核，加缪无法参加后面的教师级别考试，这让他在大学中执教的希望破灭。

1936年，他完成大学毕业论文，内容是比较普洛丁和圣奥古斯丁著作中的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论文的题目是：《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和新柏拉图主义》。因为不能执教于大学，他就去当了报社记者，负责文艺评论。而且当时正赶上1934年希特勒法西斯思想的上台，所以，该报社很快就扩大到了政治方面，此时，写了不少文章抨击政府和法律的不公，揭露居于少数的欧洲人对当地阿拉伯人的歧视和压迫等不合理现象。而他的散文集《反与正》（L'Envers et L'Endroit）就诞生于那一时期，该文集追述了他童年的生活，处处显露出贫穷和欢乐的对立，这种贫穷和快乐对立的思想，也是深受其童年的成长环境和当下社会背景影响，而这种对立也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基本源泉。

1937年，他又发表了《婚礼集》，以浓郁的抒情笔调，讴歌了人与大自然的结合，他写道：

“除了阳光，亲吻和野性的香味以外，一切对我都是微不足道的。”

二战爆发后，加缪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观点的输出，但因为其表里如一、实事求是的评论 ，导致了他所输出的观点一直被封，最后，他只能从事一些报社的技术性工作。

而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了小说《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和剧本《卡利古拉》的创作。1942年和1943年，《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相继出版，立刻引起一片赞扬。

对于《局外人》，解说很多，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萨特的解读。他说小说是“荒诞的证明，是对资产阶级法律的抨击。”

加缪在为美国版《局外人》写的序言中指出：“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他甚至说，默而索是人类唯一配有的基督。这话的确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但它的意义是明了的，基督为了人类的苦难而死，默而索是因为不适应社会生活，因为不尊重约定的观念而被社会判处死刑的，他承担了人类的命运，为了非人的生活环境而死，此非基督而谁？默而索是诚实的，他不说谎，不想像别人那样在社会这个舞台上演戏。《局外人》的主题是人类与其生存条件的不协调，这个条件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社会。加缪说：

“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共存。”

对于加缪来说，《局外人》是他的全部思想的一个出发点。

而所谓“荒诞哲学”，在加缪那里，是一个包括从觉醒（意识到荒诞）到行动（反抗荒诞）的完整的哲学体系。因此，世界就是荒诞，人生就是幻灭，这样简单的概括不能反映加缪的荒诞哲学的全貌。加缪认为，荒诞感首先表现为对某种生存状态的怀疑：“起床，公共汽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公共汽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一旦有一天，人们对此提出了“为什么”，就悟到了荒诞。这种状态是千百万人最经常的状态，所以此论一出，立刻引起了共鸣，而且过了二十多年，人们又有了一个更简练的表达方式，即“地铁—工作—床铺”式的生活。人们对此感到厌倦，试图拒绝这种生活，这正是觉醒。

他说：“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流放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因此，“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具体地说，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所谓共存，其表现形式正是人类社会。荒诞的存在，是以人为前提的，离开了人，荒诞也即消失。但是，认识至此并未完结，仅仅是迈开了第一步。荒诞，在加缪看来，仅仅是个出发点，重要的不是认识到荒诞，而是对荒诞采取什么态度，在荒诞的条件下人应该如何行动，是以死来结束荒诞状态，还是以反抗来赋予人生某种意义，从而获得某种幸福。可以说，加缪的全部作品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如何对待荒诞的问题。

加缪把荒诞等同于笛卡尔的怀疑，以此为出发点，寻求建造人类的幸福。这种荒诞的英雄的典型就是西绪福斯。据希腊神话，西绪福斯被天神罚做苦役，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巨石一到山顶，旋即滚落下来，他又得重新下山，再把巨石推上去，如此无休止地做着这种“无用且无望的工作”。加缪感兴趣的是下山途中的西绪福斯。“我看到这个人下山，朝着他不知道尽头的痛苦，脚步沉重而均匀。”正是在这个时候，西绪福斯觉醒了，知道了他的悲惨命运，但是，“造成他的痛苦的明智同时也造就了他的胜利。”他敢于正视那块巨石，敢于再把它推上山顶，这是他在下山途中表现出来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对命运的蔑视、挑战和反抗。所以，“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加缪称西绪福斯为天上的无产者，当代世界上工人们的劳动无异于西绪福斯的苦役，西绪福斯的苦役象征着人类的命运，但是，加缪感兴趣的是西绪福斯的下山，是那种正视荒诞，战胜荒诞的精神，因此，《西绪福斯神话》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积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缪可以说：

我对人从不悲观，我悲观的是他的命运。

1943年，加缪继续他的用文字进行政治运动，他坚信一个艺术家不应该对时代袖手旁观。也就在那个时期，他发表了《鼠疫》（1947）、《正义者》（1950）和《反抗的人》（1951）。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主要体现在宏观社会思潮的关切中。《鼠疫》的最后一句话这样写道；

在庆祝解放的欢呼声中，里约大夫清醒地知道，疫菌不会死亡，也不会绝迹，而是隐藏在各种地方，也许有一天，为了使人类吃到苦头，受到教育，鼠疫将再度唤醒它的老鼠，送它们去死在一个幸福的城市里。

这是加缪对人类发出的警告：恶不会消失，它会卷土重来，人们应该时刻警惕着，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鼠疫》中的斗争象征着欧洲人民反对纳粹的斗争，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象征着人类反对各种恶的斗争。与《局外人》相比，《鼠疫》表现出一种发展，由个人的觉醒上升为集体的斗争。加缪在回答罗朗·巴尔特的信中说：“如果从《局外人》到《鼠疫》有发展的话，那是在团结和参与其事的意义上实现的。”这两部小说的出发点是一个，如果说前者阐明了面对荒诞的觉醒，正要朝着反抗举步待发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已经在反抗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而在《反抗的人》中，加缪以欧洲为范围，对反抗的“态度、企图和成果”进行了一番历史的考察。他指出，在荒诞的环境中，唯一的出路是反抗，反抗是人对某种事物的发展超出了限度所做的反应，是人的本质之一。反抗意味着人性的存在，人性就是反抗为自己规定的意义和界限，任何一种反抗如果违反了人性，超越了界限，就失去了意义，导致了虚无主义。加缪把反抗区分为哲学（形而上）的反抗和历史的反抗。哲学的反抗是一个人起而反抗他的命运和整个世界，其矛头指向上帝。这种反抗接受了杀戮和恶，而迷失了方向。历史的反抗将历史当成绝对价值，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不考虑手段，将杀戮合法化，最终也失去了反抗的本意。他在这一番历史的回顾中，既肯定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等人的反抗，又批判了他们反抗的结果，指出他们最终走向虚无主义；既否定了法西斯主义的“不合理的杀戮”，又否定了俄国共产主义的“合理的杀戮”；既肯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又认为他的理论是空想的，他的预言是不能实现的。加缪反对革命，因为革命本能地倾向于绝对，否定一切。他提倡一种“地中海思想”，即讲求节制、平衡的希腊精神，追求适中的思想和行动。他说：“人在其最大的努力中，只能算术级的减少世界的痛苦。”他既不相信宗教的乐土，也不相信共产主义的远景，他只相信现实的斗争和幸福。

从加缪的这么多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加缪对人类的命运是悲观的，但是他对人本身的幸福是乐观的。这一点他在《西西弗神话》中已经点明了：

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加缪继承了笛卡儿的传统，他的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和道德哲学，他在任何时候的任何思考都有一个原初的、唯一的出发点，即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和死亡。早在《西绪福斯神话》一文中，加缪就尖锐地指出：“只有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生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于是，死亡成为判断人生价值的首要前提，自杀或者杀人成为否定人生的最深刻的理由。人发现了荒诞，就发现了世界，并从此与之共生共存，而自杀或者杀人同时也就取消了世界，所以人既不能自杀，也不能杀人，否则就意味着虚无主义统治了世界。然而，加缪“感兴趣的不是荒诞的发现，而是其后果”，荒诞只不过是一个“已知数”，加缪从中推论出的后果是反抗、自由和激情，也就是说，意识到荒诞的人从此有了一条行为准则：义无返顾地生活，穷尽现有的一切，知道自己的局限而不为永恒徒费心力。因此，发现了荒诞，只能说明人的清醒，只有进行反抗，才能说明人真正地进入了生活。人类的历史和现状表明，反抗就存在于荒诞的发现之中，反抗是人从个人进入集体，从哲学进入历史，从抽象的思辨进入具体的行动。

荒诞和反抗同为不可置疑的“我思”，个人在集体之中，所以，加缪才能说：“我反抗，故我们在。”也才能说：“在荒诞的经验中，痛苦是个人的。从反抗的行动开始，痛苦才意识到他变成了集体的，成了所有的人的遭遇。因此，一个感觉到了陌生性的人的第一个进步乃是认识到他和所有的人分享这种陌生性，认识到实存的人从总体上都对此种相对于自身和世界的距离感到痛苦。一个人感到的病痛成了集体的瘟疫。”这意味着，思考始于自杀和荒诞，还必须面对着杀人和反抗继续进行，其结果是：荒诞排除了自杀的理由，也排除了杀人的理由，因此反抗作为对荒诞的超越，并不是没有限制的。这其中包含着一个深刻的疑问：“人是唯一拒绝其现状的生物。问题在于知道，如果反抗是在使普遍的杀戮合法化之中完成的话，这种拒绝能否将其引向毁灭其他生物及其自身，或者相反，如果不以一种不可能的无辜为念，反抗能否发现一种合理的罪孽的原则。”因此，反抗只存在于主人和奴隶、即统治和奴役的关系之中，发生于主人对奴隶的驱赶和压迫之中，所以只有奴隶对主人的反抗，没有主人对奴隶的反抗，反抗也只是“转身”而已。

但反抗也是有界限的。何反抗的行动都必然指向一种价值，加缪是在哲学和历史两个层面上界定反抗的：“哲学的反抗是人起而反抗他的状况和整个创造的一种运动。这种反抗所以是哲学的，是因为他对人及创造的目的提出异议。”哲学的反抗必然针对上帝，走向人的神化，人从此进入历史，并在历史价值绝对化的神话中成为历史的工具。反抗一旦脱离原初的动力，走上意识形态至上、国家理由至上、历史规律至上的道路，就必然发生蜕变和堕落，其典型形式就是20世纪的革命，其普遍的内容就是杀戮的体制化和合法化。从反抗到革命，从哲学到历史，从呼吁正义到颂扬暴力，从反抗的普罗米修斯到专制的恺撒，20世纪从心灵到面目都使人感到惶惑和震惊，《反抗的人》正是加缪对此提出的一份沉痛而严峻的总结。

加缪在试图使革命回到反抗的源泉时，引进了一缕古希腊的阳光，即“关于界限的思想”，崇尚相对、平衡、自然和人性的地中海思想或者太阳思想。加缪说：“反抗只追求相对，只能许诺一种源于相对正义的可靠尊严。它主张一种界限，在此界限上人类建立了一致性。反抗的世界是一个相对的世界。因此，反抗在哲学和历史之间为人类开辟了一条困难的道路，必然性为可能性所取代，矛盾既要被超越，也常常要相互依存。“历史绝对主义尽管节节胜利，却总是不断地碰上人性的顽强的要求，而人性的奥秘是由地中海掌握的，在那里，智力是明亮的阳光的姐妹。”这种崇尚均衡和适度的希腊精神虽然已被长久地忽视，但令人欣慰的是，“在欧洲之夜的深处，太阳思想，这种具有两副面孔的文明正等待它的黎明，不过它已然照亮了真正的控制的道路。”总之，加缪在《反抗的人》一书中描述了“欧洲之傲慢的历史”，这段历史曾经并继续迫使欧洲人思考和争论，而从中获益的不仅仅是欧洲人。

综上，加缪因贫困、孤独的家庭环境，给他的身体和心灵带来的影响是重大的，但这种影响在加缪看来是一种厚重和感恩，这让他幼小的心灵很早就能够敏锐地观察到人性的那种“荒诞”。

但出生的氛围只是他思想的起点，真正形成加缪完整思想体现的（这里指在《局外人》及其后作品里的思想呈现），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大环境。那个时代的社会大环境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在他努力投入社会时，他敏锐的眼光和丰富的思想不断扫描着百态人生，但这些流转的身躯和言行举止始终没有逃离他幼年的感性认知。凭借着自己专业的哲学学习和积累，他主动调出那些足以验证自身思想的伟大思想家，一边审视着这些大家的思想，一边以自身的经历、敏锐地观察和思考，让自己的思想一点点地融合于自己创作的散文和戏剧中。而这逐年的累积和写作，就慢慢形成了我们当下读到的加缪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