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中国出生人口有多少？ 第1页

从六年前在知乎回答第一个人口相关问题开始，我就一直强调一件事：生育率是很难通过外力改变的，即便是计划生育这样的强力政策，对生育率的改变也很有限。

正因为难以改变，才会有着极强的惯性。就像通过几颗颗星球短时期的运行轨迹，天文学家就能计算出它几十年后的相对位置一样，用十年前的人口数据，我们就能八九不离十地预计到今天的出生人口数字。

我2012年时和导师写过一篇简单的文章，2013年发表在《金融研究》上，使用了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当时的预测结果是中国人口在2024年会达到上限14.1亿，然后开始下降。具体到每一年来看，我们的模型认为到中国人口在2017年是13.89亿（实际值13.90亿，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会达到13.94亿。

不过，在那篇6年前发表的文章里，我们使用的人口模型非常简陋，他高估了一孩数量，又没有预计到随之而来的二孩政策带来的二孩增加，错进错出，碰巧和当前的许多结果十分接近。在修正模型后，不考虑存量二孩的出生，我们的预测是2018年的出生人口在1452到1474万人之间。如果考虑到存量二孩生育意愿的持续释放，最终的出生人口必定要多于1474万人。

那么，2018年大约会释放多少存量二孩生育意愿？做一个简单的反事实计算，将理论出生人口和实际出生人口作比较，可以发现2016年和2017年分别因全面二孩政策增加了了260万和220万出生人口。如果2018年全面二孩增加的人口能达到100万的量级，2018年的出生人口应当在1550万到1580万左右。

因此，在2018年出生人口数字公布之前10天，我在这里先立一个flag，2018年出生人口绝不可能低于1500万。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几年的出生人口开始快速下降？从1786万人，到1723万，到1550万到1580万上下，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经历了2016年的本世纪出生人口的最高峰之后，立刻迎来本世纪以来出生人口的最低谷？

许多人想用房价上升，或者是生存压力的变化来解释这个现象。这些东西能影响生育意愿吗？能。但会有多大影响？别忘了，1959年，大饥荒开始的第一年，出生人口下降幅度也就20%多。大饥荒可以说是一个突发事件，那么我们就要问两个问题——

1，这两年的房价，是突发上涨，远超2009年或者2016年的上涨速度了吗？

2，这两年的生存压力，是突发上升，远超1995到1997年的千万人大下岗，或者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了吗？

下图列出了从1990年到2017年的历年出生率，在这张图上，试试看把所有重要的所有大事件往线上装，你马上就能发现，比起出生率变动的大趋势，什么经济危机、房价上升，都是连浪花都激不起一朵的小插曲罢了。

但如果排除了房价或者生存压力的影响，还有哪些原因导致了生育数量在这几年大幅度下降呢？

主要有三个。

第一，育龄女性总人数下降，且生育年龄处于峰值的女性逐渐减少，这个因素虽然难以解释短期生育波动，但却是导致生育长期下降的根本原因，见下图：

以生育高峰22到30岁为例，2018年22岁的女性人口743万，30岁人口1219万，每推移一年，生育高峰的女性便减少500万人。

且育龄女性峰值——1990年出生的女性人口——开始逐渐远离生育率峰值（26岁），生育数量减少也就成了必然。

第二，存量二孩意愿在2016和2017年快速释放之后，今年已经没有多少二孩生育意愿可供实现，他减少了二孩出生数量。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计算了全面二孩政策可能会释放的生育意愿，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数字计算，可能会有1000万二孩生育意愿将被释放出来。

但这个存量数字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缩小，甚至逐渐消除。2013年和2015年时，我国各做了一次生育意愿的追踪调查，做成四格表的话见下图：在2013年想生二孩的一孩家庭，到了2015年再问，四成还想生（22.6/54.1），近六成改口不想生了（31.5/54.1）。

那么，1000万左右的二孩生育意愿，扣除这几年内被消除的意愿，再减去2016和2017年分别已经实现的260万和220万，还剩多少呢？我估计大约在100万左右，这是我唯一不确定的数字，到底是过于乐观还是过于悲观，看10天之后的统计公报结果了。

第三，也是最容易让人忽略的一点，是女性教育结构的变化，他减少了一孩出生数量。

几乎所有对人口进行预测的文章，都忽略了这点。可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没办法理解许多数据的「异常」变化。当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政策放开时，二孩数量先上升再下降是很容易理解的。可是，为什么一孩数量却会单调下降得如此之快，从2010年的1000万人左右，下降到2017年的724万人？

这件导致一孩数量大幅度下降的事件并没有发生在现在，而是发生在1990到1995年。

先看下图：

上图数据来自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4-1，呈现了不同出生年份和性别的人口在2015年时获得本科教育的概率。

上图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阶段

一，1980年以前出生的人口，无论是男性（蓝线）还是女性（橙线），能获得大学教育的比例都在10%以下。而且女性获得本科教育的比例也总是比男性更低。

二，从1980年开始到1990年，男性和女性能够获得本科教育的比例进入停滞期，仅从10%上升到12%。这批人口在1998到2008年左右进入大学，在此期间虽然有大幅度的扩招，但仍然赶不上这个阶段的大规模人口出生增长——从每年1900万人，上升到每年2800万人。在这个时间段内，1986年出生的女性，第一次在获得本科教育的概率上超过了男性。

三，从1991年开始，一切都改变了。仅仅5年，1995年出生的女性获得本科教育的概率就上升到33%，且已经开始甩开同龄男性仅为26%的本科教育概率。

从最新数据看，1998年出生的女性获得本科教育的概率已经稳定在35%左右。

5年，从12%增加到33%，五分之一的女性由于晚生了五年获得了本科教育，他们原来可能获得哪一类教育？

初中。

当然不是直接将初中生变成本科生，而是一个逐级递进的过程，更多初中女生能考上高中，更多初中女生能考上大学。

从上图可以看到，1990年到1995年出生的人口，女性的初中学历占比从42%下降到20%，下降了整整22%。而男性从41%下降到26%，仅下降15%。

这五年内出生的女生，在受教育程度上，开始甩开男生。

除此之外，女性获得大专教育的比例略有上升，获得高中教育的比例略有下降，但都没有本科和初中的此消彼长如此明显。

现在，假设其他教育情况分布情况不变，只是让其中五分之一的女性从初中学历变成本科学历，在生育上会发生什么变化？

上图是2010年人口普查时初中教育水平和本科教育水平女性的分年龄生育率。可以看到，两者差异非常大。

第一个差异是两条曲线与x轴围成的面积，他代表一个代表性女性在整个育龄可能会生育的孩子数量，初中学历的女性平均一生会生育1.75个孩子，而本科学历的女性一生只会生育1.09个孩子。

第二个差异是她们的生育开始时间和达到峰值的时间——从16到26岁的阶段，初中学历的女性的出生率都要高于本科学历女性，这个阶段两者生育的数量达到了0.8个孩子的差异。

将这个差异放在1990到1995年出生的女性人口上（这几年的女性出生人数在900到1300万左右，为了计算方便使用1000万），我们可以算出，由于220万女性从只能上初中变成了有机会上大学，1990年和1995年出生的女性人口，在她们26岁以前，生育的数量就已经相差176万。

上图是两种不同假设下的分年度一孩出生数量，蓝线的假设是，1990年之后出生的女性的教育结构完全和1990年相同。而橙线使用真实的教育结构给1990年之后的女性赋值。

可以看到，两条线的差异从2010年开始逐渐扩大，在2016年超过了200万，且在2017年和2018年达到了峰值，约为220万。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孩的出生量下降如此快？1990到1995年出生的女性截然不同的教育结构也许就是解答的钥匙。

因此，若我们仅仅去观察育龄女性总体的平均生育率变化，比如用2010年的分年龄生育率固定地推算每年的出生人口，和真实出生的人口数值当然会相差越来越大，于是让很多研究者为了去解释这个现象，就开始用房价变化，用生存压力去解释这个所谓的「生育率降低」。

但当我们考虑到教育结构在1990到1995年出生的女性人口之间出现突变后，真实的数据就能被完美地拟合出来。根本不需要每组人口的生育率进行任何变化，当然也更不需要房价和生存压力来进行多余的解释了。

最后，还剩下最后两个问题——

一，为什么1991年之后出生的人口的教育结构出现了这样大的变化？

其直接原因当然是91年之后的出生率大幅度降低，在这个答案的第一张图表中就能看到。而其背后又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大饥荒结束后，62年出生的一波婴儿潮的生育逐渐结束，而70年代初的计划生育开始后逐渐减少的人口进入生育年龄，这也带来了一波育龄女性的大幅度降低。第二则是由于1990年后，严格一孩的计划生育进入当地政府一票否决的阶段，计划生育比之前抓得更紧。这几个因素一道起作用，使得91年之后的出生人口大幅度降低，并在2010年之后获得了更好的教育。

二，为什么女性受到的教育改善远高于男性？

这更容易理解，我们看2015年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其中的第7页，各级各类学校女学生数，他的本科生中，男生数量比女生数量是88:100。

而根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4-1，2016年对应的18到22岁人口中，男性获得本科的概率是女性获得本科概率的76%。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考虑一个简单的公式

用下式除以上式，可得

所以你看，人口学就是这样，很没意思，又很有意思。

没意思是说，人口不像经济，当你去预测未来十年的人口变化时，你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完全不需要考虑什么房价啦生存压力啦金融危机啦，只要你不漏掉重要的人口学变量，比如不同生育组别的结构，就一定能得到正确的趋势。

而有意思则是说。要解释现在的人口变化，你常常可以在过去五十年的更重大的事件里找到原因。许多当年不经意种下的种子——可能是好种子，也可能是坏种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就盛开了出人意料的花。

希望下一代机器人技术极其发达，可控核聚变实现。

否则真的得开放60岁以上安乐了。

很多人都不明白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交的养老保险是现在的老人用的，而未来我们的养老保险需要我们下一代支付，如果下一代没有足够的人口，那么老人就领不到养老金。包括现在延迟退休，渐进式退休也是这个原因。

我很多时候看人在那边讨论养儿防老应该不应该，什么思想“先进”什么思想落后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无奈。人活着该先想的都是怎么吃饭。你老了不是自己的孩子给你养老，就是别人的孩子给你养老，作为一个普通人到底有什么选择呢？

现在一些无良公众号以及自媒体鼓吹个人主义和自由，为了不可告人的利益考量宣传反婚反育，甚至宣传穷人不配生孩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但等到人口出生下降，养老金亏空的时候，又希望政府兜底，而政府是不能生产财富的，他做的只是管理和转移支付。这帮人连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常识都没有，就天天大放厥词，这个权那个权的。

其他类似问题下有些答主说国家对于生育完全没有奖励。这完全是胡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奖励措施。

国家说了，从2019年1月1日起，每个孩子可以为父母中的一方扣除1000元计税额度，或为双方各扣除500元计税额度。

这么说有些模糊，我来计算一下现金收益：

假设一位父亲月收入10000元，则在不考虑该项扣除的情况下，应纳税为83.31元：

而在考虑该1000元扣除的情况下，应纳税53.31元：

看到没，如果有一个孩子，每个月就可以少交30块钱的税，按夫妻双方计算，平均每人每月可以少交15块钱！这多优惠啊。极大地缓解了人民群众的经济压力。

上次我看到这么优惠的事情还是某房地产广告：18000元/平米，每平米优惠30元。

2018年的数字不重要，2020年的数据才是历史标志性的。

女性怀孕时间长达9个月，2018年出生的大部分婴儿实际上是2017年受孕的。拜2016年信贷大洪水所赐，2017年的经济环境其实还算可以，很多家庭是敢生孩子的。

由于经济下行周期影响，明年才是真正考验中国人口长期趋势的一年。明年如果受孕人数断崖下跌（低于一千万），后年2020年就是中国人口数量出现绝对下降的一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新生儿数量崩塌式下降就是从1990年经济崩溃开始的。

在没有战争饥荒和瘟疫的情况下，和平年代出现人口下降，这将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还是相当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当然也有可能明年很多年轻人空闲时间增加，造出了更多孩子，谁说得准呢。

生育率下降原因很多，主要是贫富分化，不过国运昌盛的话，十年内就会反弹了。

生育的经济意义是劳动力再生产。生育率受主观生育意愿和客观生育、教育能力的制约。贫富分化导致边际生育教育能力下降，进而导致生育率下降。

• 劳动力再生产

“劳动力再生产”的一般定义包括劳动者自身劳动能力的维持和恢复（例如吃饭）、劳动技能的积累和传授（例如上学），以及新的劳动力的繁衍、培育和补充（生育）。但是因为这里我们主要关心生育率，所以把劳动力再生产投资缩小到生育和教育的范畴，其他投入，例如吃饭、住房，全部算作消费。再加上资本性投资（造机器、开工厂），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等式：

（1）

• 主观生育意愿和客观生育、教育能力

生育率受两个因素影响：主观生育意愿（想不想生）和客观生育教育能力（养不养的起）。主观意愿会受到客观现实的影响，所以自我表述经常是不准的。一个人说她不想生孩子，可能是因为她真的不喜欢孩子，也可能是因为她养不起，或者她看到周围的人养孩子很辛苦。如果整个社会收入上升，工作时间减少，养孩子变容易，很多人可能就想生了。

客观生育教育能力则明确的多，取决于投入和成本。这里我们引入“单位劳动人口再生产成本”的概念。为了保证社会不退步，必须保证下一代劳动力的素质不低于上一代劳动力。在农业社会这很简单，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基本不受教育，养孩子约等于吃饭添一勺米。但是工业社会就难多了，本科父母必然希望自己的孩子也都能上本科，至少也要上个专科。父母将自身受教育水平复制到单个子女所需要的投入，就是单位劳动人口再生产成本。我们可以得到第二个等式：

（2）

实际生育率受主观生育意愿和客观生育教育能力的共同制约。女性教育水平提高确实会导致主观生育意愿下降，但是不能武断的说2.0以下甚至1.0的生育率纯粹是生育意愿下降导致的。

女性教育水平提高经常和经济发展同步，而经济发展往往导致贫富分化。单从数据上看确实女性教育水平上升和生育率降低相关，但是真正导致生育率降低的因素有可能是其他因素，比如经济恶化。

以苏联的生育率为例，随着二战后经济发展，生育率一路下跌，但是在2.0附近稳定了一段时间，直到苏联解体的时候暴跌。这种断崖式下跌不能单纯用40、50年代生育潮人口度过80年代生育期等纯人口学理论解释。苏联解体导致的经济极端恶化是生育率降低的一大因素。从堕胎率和人均寿命也可以看出，苏联解体导致的经济衰退确实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边际生育教育能力递减

财富不是在社会中平均分布的，贫富分化永远存在，但是程度不同。按照等式（1），人的收入会流向三个用途：消费，资本投资（储蓄），劳动力再生产投资（生育、教育）。不同阶层的人分配比例是不一样的。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很多人都熟悉的概念，既穷人的钱大多用来消费，富人的钱大多用来投资。这很好理解，如果社会里有100万块钱和100个人，当每个人都有1万元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卖的起2000元的手机，最多可以卖出100个手机。但是如果一个人有90万，10个人每人有1万，剩下89个人每人只有100，那么最多也就卖出去十几台，因为再有钱的人也不会买100个手机。总的来说，人的财富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消费意愿增长会越来越少，增加的财富主要用于投资，从而实现资本增值。

同理，按照等式（1），资本投资和劳动力再生产投资也是冲突的，边际生育教育能力也会递减。一个人再有钱，也不可能生成百上千个孩子，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随着贫富分化加大，钱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导致大多数人的生育教育能力下降，但是由于边际递减，少数富人生育增加并不能弥补大多数人的下降，社会总生育能力就下降了。

美国的生育率在20世纪早期持续下降，但是在二战后急速反弹，产生了所谓的“婴儿潮”一代。为什么会反弹？

二战没有打到美国本土，只有0.3%的美国人在二战中死亡，所以不是因为战争导致人口密度降低后的补偿性生育。

美国50年代时城市化率是50%，并且还在增加，并不是二战后逆城市化生育率才上升的。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城市化率也是50%左右，但是中国现在生育率只有1.x，美国当时有3.5，城市化不能解释这巨大的差别。

美国50年代人均受教育时间在10年左右，而且还在增加。所以妇女教育水平和婴儿潮无关。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美国婴儿潮？最大的可能性是二战。20世纪早期美国贫富分化严重，最富有的0.1%的家庭拥有的财富，比最穷的90%的家庭加起来还多。但是二战中贫富差距大幅降低。我认为贫富差距降低导致的社会总生育教育能力增加，是婴儿潮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是战争给人的心理冲击导致主观生育意愿的上升。

经济快速发展挤压生育率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迅速发展，资本积累和人口素质提高是支撑中国发展的必要因素。资本积累需要长期大量的投资，人口素质提高需要提高教育水平，从而推高了单位劳动人口再生产成本。

结合等式（1）和等式（2），我们可以得到下一个等式：

（3）

从这个等式可以明显看出，资本投资和人口素质提高会挤压生育率。虽然经济发展让收入提高了，但是很大一部分收入被用于投资，抑制了生育、教育支出增长。同时人口素质提高导致单位劳动人口再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再加上贫富分化加剧带来的社会整体生育教育能力降低。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国的低生育率。

顺便说一句，这一逻辑也适用于二战后崛起的其他东亚国家。日本韩国的超低生育率多多少少也是因为相似的原因。

如何增加生育率

快速增加生育率最好的办法是降低贫富差距，提高教育投入，和心里冲击刺激生育意愿。那么参照20世纪的经验，中国需要_________。

填空，请

所以说盯着近几年的生育率其实没有意义，如果国运昌盛，10年内就会反弹的。如果国运不行……那还生个屁啊！

还是太多了。顺便说明一下：我个人倾向于不主动采取任何抑制或促进人口增长的对策。

1378万，这个数字比深圳全市的常住人口还多，大约是长治市人口的四倍，直逼津巴布韦的全国人口。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还是能用一年就生出来一两个国家的总人口。因此，从体量和社会成员多样性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仍然应该被继续视为一个小世界。

2015年中情局估计中国的孕妇死亡率是十万分之二十七。也就是说，这些新生儿诞生的同时，可能有将近四千名母亲会失去生命。这个数字高于北大或清华一年录取的本科生数量。

2018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是1.18%。也就是说，这些新生儿当中，可能会有16万人在一年之内告别人世，并且需要一块新的墓地。这个数字接近2018年所有985高校的招生人数。

2013年中国五岁以下幼儿当中，体重只有营养不良水平的，有2.4%。那么，这些孩子中会有将近30万人营养不良。这个数字接近2017年浙江高考报名人数。

换句话说——

清华或是北大一年招收的本科生，不会比这一年难产而去世的母亲更多。

每年考上985的高中毕业生，不会比这一年没活到一岁就夭折的婴儿更多。

每年参加高考的浙江学子，不会比当年营养不良的幼儿更多。

中国真的还是太穷苦了，距离发达国家真的还很远。不扶贫能行吗？不把人口质量放在人口数量之前能行吗？难道要像埃及和尼日利亚一样，明明有在本地区相对强大的综合国力，却还是放任人口增长到自然与社会环境所难以容忍的极限，那样难道很明智吗？

就算是被希腊文明与波斯文明两大后起之秀赶超以后，埃及在历史上也依旧长期是罗马帝国的粮仓，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中心。但是，现在的埃及不仅粮食要进口，除了因为有许多海外劳工而必须看沙特眼色以外，它甚至不得不从以色列进口油气资源，来避免首都开罗拉闸限电。

尼日利亚的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得以崛起，一大原因就是人口暴涨之下，尼日利亚东北部陷入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许多困窘的单身青年诉诸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想，开始祸乱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