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十二帝无一庸人」的说法对吗？ 第1页

的回答已经说得很不错了。我补充一点原因性的信息吧。

“满清十二帝无一庸人”这个论断的得出主要是和明朝的皇帝治理情况对比得出的。

如果对历史有比较细致的了解的话，对比一下清朝和明朝这两个社会情况最相近的朝代，我们就会发现两个朝代皇帝们在治国时表现出的巨大差别，可以说差异大到画风都不一样。

明朝16帝，很好地延续了中国历朝历代皇帝“前期牛逼，中期凑合，后期惨不忍睹”的模式，除了开朝几任皇帝有比较突出的治理绩效，其他皇帝都各种剑走偏锋，各有各的精彩，唯独在治国上面都表现得非常心不在焉。有好大喜功建豹房花天酒地到处巡游亲自上阵的（明武宗），有按照父辈的教程刷武功副本结果等级不够全军覆没自己被俘的（明英宗），有二十多年不见大臣的（明神宗），有专注于做木匠的（明熹宗），还有数次内官专权到难以收拾的，好几次被少数民族打到首都城下的，偶尔闹个内乱一生当两次皇帝的（还是明英宗）。即使偶尔出个孝宗或者崇祯这样专注于本职工作的，但要么在位时间短，要么就积重难返了。

相比而言，清朝皇帝们就勤政得多了，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比如乾隆帝每天5点左右就起床工作，数十年基本很少请假，和武藤兰的出勤度有得一拼。当时皇帝从寝宫到办公室是要沿途隔一段是要放炮仗提示皇帝来了的，所以臣工们每天战战兢兢不论寒冬酷暑都要大清早跑到指定地点候着听响，跟今天高三学生上早自习听预备铃差不多，可以说是一种很不愉快的体验。而后期的皇帝随便提一个，哪怕是到了光绪这样的大后期，也无一不是“宵衣旰食，至深夜方绝”。所以前后期皇帝的勤勉程度基本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而且历史上的外戚内官专权这些情况基本杜绝，可以说是秦朝以来比较独树一帜的大朝代。就是历朝历代都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用甩明朝十六帝好几十条街的努力拼命治理下，清朝终于在十二帝的时候灭亡了。明朝276年，清朝267年。

好了，不开玩笑。

为什么明朝各种昏君、懒君、暴君、庸君，而清朝皇帝这么努力，但是却并没有什么卵用呢？原因还是出在制度设计上（制度：又怪我咯？）

为什么明朝皇帝可以那么随性浮夸，但国家一直都没崩溃呢？因为在明朝的设计中，皇帝的权力是受到很大制衡的，这一制衡的力量就来自于一整套的文官体系。在明朝，以宰辅为首的文官政府在实际上管理着国家的绝大部分事务，如果皇帝不够强势，那么文官系统很可能凌驾于皇帝之上，甚至架空皇帝，皇帝花钱的时候自己的私房钱（内帑）不够还得找文官系统管理的国库要，但很多时候这种请求都会被文官以各种伟光正的理由驳回，皇帝也没啥脾气无可奈何。这也是为什么明朝皇帝表现得那么任性，因为即使皇帝撒手不管，还有文官系统扮演者职业经理人的角色打理着整个国家。相反，皇帝有时候甚至会被文官压制，因为在中国古代，国家的行政机构的治理能力是很弱的，整个国家处于松散的自然经济的碎片化状态，皇帝的意志往往只能到省一级。那皇帝怎么管理呢？大多数时候就只能靠威权，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树立自己的权威性，让全国人民保持一颗红心，这对于皇帝的道德要求就很高。因此文官经常拿一整套繁复的高标准来要求皇帝，所以皇帝难免产生逆反情绪，性子比较好的就消极抵抗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自己去潇洒，性子不那么好的就自己拉帮结伙试图反抗文官体系，那皇帝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能找谁啊，不还找内官么？所以明朝出了汪直、魏忠贤等好几次阉党事件，东西厂锦衣卫搞出了一大波事儿。

但是清朝就不一样了。清朝的制度设计里面，集权程度比起明朝又高了一个档次，在整个权力结构中，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皇帝。真正做到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就像进化到现在的人类，头一没了立马就崩溃了。不像明朝，即使皇帝没了还有文官系统撑着，即使整个系统被一锅端了，南京还有一整套的系统备份（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卵用）。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君主的要求就非常之高了。

对君王的要求很高，比较极端的一点就是体现在教育上。清王朝在君王教育、传宗接代、政权交接上制度设计都比明朝下的功夫要多很多，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君王斯巴达式的教育，一旦被选为皇位继承候选人，处处都是考验，步步都是惊心。皇子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列入考核绩效之中，搞得皇子们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清朝皇帝比起明朝皇帝来说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命长，同样的时间清朝传了12帝，明朝搞出16帝，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特点自然拉长了皇子们的考验期，比如嘉庆13岁被秘密选为皇位候选人，在35岁的时候才当上皇帝，考察期长达22年。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读22年高三是什么感觉就能大致体会清朝皇位候选人们的苦涩了。

这样的情况下会培养出什么样的皇帝呢？清朝的皇帝大多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做事信条是安全第一、不犯错误、不留辫子。作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张宏杰《嘉庆“滑落曲线》），和他们的勤政一样，做事中庸是清朝皇帝的普遍特色。

但是，治国中庸的后果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平庸。因为这个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即使是在农业文明时期，国家也会不断地遇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实地考察分析，需要深入第一线获取直观感受，需要跳出原有的逻辑框框和视野去理解问题，创新性地解决问题。但这些对于常年呆在深宫、接受系统的理论教育、性格平稳保守生活安定的清朝皇帝们太难了。比如清朝在中后期就遇到了大多数盛世所要面临的问题——人口过剩。人口在和平时期的增长速度太快，超过了当时土地能够承受的极限，人均资源的减少自然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灾荒、贪污、经济衰退、通货紧缩等等。而儒家教育对于理解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毫无作用的，自然也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由于清朝强调帝王教育——皇帝往往是这一教育体系中学得最好的学生，问题就尤其严重。因此他们的解决方案无非是克己复礼、强调节俭、运动式反腐，以道德的方式来应对，自然问题日积月累不断深重。

所以回到这个命题，清朝十二帝没有一个庸君这个论断恰恰说错了，清朝没有昏君、没有顽君，但唯一不缺的就是庸君。

一个王朝的命运，君主的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