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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退居二线是什么时候?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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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个世纪的一次火箭试射前的燃料问题,王永志的一句“由于戈壁滩炎热,燃料密度降低,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随之发生变化,经过计算应卸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能击中目标!”

钱学森:“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说的办!”

然后到80年代,钱老退居二线时想国家推荐时说:我国的第二代载人航天器应该由第二代人来做,王永志同志善于逆向思维,思想开阔,做事谨慎,认真。可以作为我国的第二代载人航天的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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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组建国家总体设计部, 建议大幅缩短学制,服用超大剂量维生素,拒公开回应“亩产万斤”旧作……钱学森鲜为人知的最后22年



退休后从未停止思考:“从 1987 年起,父亲就不再去办公室了,但退下后思考从未停止,形成了他晚年学术思想的高峰。”


高渊:钱老真正退休是哪一年?


钱永刚:因为他是院士,当时院士是不退休的,所以并没有办过正式的退休手续。1982年,他卸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5年后又卸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从那时起,他就不再去办公室了。不过,那个办公室一直保留到他2009年去世。


高渊:1987年以后,他还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吗?

钱永刚:他卸任之后,先后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科协名誉主席等职务,但都是荣誉性的,活动他一般都请假。后来,包括……他都是特邀代表,但他都通过秘书向组织请假,他说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不能参加了。

高渊:他那个时候还是政协副主席?


钱永刚:对,他是在1986年第四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当了两届多,一共12年,到1998年卸任。1986年的时候,我父亲还能走动,组织上找他,要提名他为政协副主席的推荐人选,他一开始没答应。当时政协主席是邓颖超,她亲自找我父亲谈。他们有特殊的渊源,我父亲上小学的时候,邓颖超就在那个小学当老师,虽然没有教过他,但我父亲后来一直管邓颖超叫邓老师,有一份师生情。邓颖超问我父亲为什么不愿意当,他说想用有限的精力多做一些学术研究。邓颖超就说,提名还是要提名,当选后你有事可以请假。


高渊:后来政协开会,钱老去得多吗?


钱永刚:刚开始那几年,全国政协的开闭幕式他都参加的。1988年的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他还代表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会作了工作报告。但后来,他慢慢要坐轮椅了,就让秘书代他请假,有文件也让工作人员去取,拿回来他会认真看,并附上自己的建议。


高渊:钱老晚年到底在做些什么?


钱永刚: 应该说,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后我父亲的思考从未停止。从 1982 年卸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到 1996 年的那14年,是我父亲晚年学术思想的高峰。1996年后,也就是他85岁以后一直到去世的13年, 主要亮点就是2005年发出的“钱学森之问”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他曾建议组建一个国家级的总体设计部,跳出职能部门视野的局限,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问题进行研究,为国献策。”


高渊:那14年,钱老做了哪些事?


钱永刚:从 1982 年到 1990 年,他研究的重点是系统科学、思维科学,还有人体科学、社会科学。系统工程的概念萌芽于上世纪40年代初,1978年5月,我父亲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系统工程,他和另外两位同志合作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全文一万多字,没有一个数学公式,深入浅出地阐述系统工程,把系统工程的理论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系统工程、法治系统工程等14种在不同领域可以实践的系统工程。当时结束不久,这是他近十年来的第一次发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系统工程理论的热潮。


高渊:他一生研究航天,很多人说,“天上的事,去找钱学森”,为什么这时候转向研究系统工程?

钱永刚:这跟周总理有很大关系。周恩来生前曾跟我父亲说,学森同志,你们航天的这一套,是不是可以推广到社会的其他行业,让他们也都来学学呢?周总理去世后,我父亲一直惦记着总理的嘱托。他对那些年从事航天事业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梳理,提炼出系统工程理论。论文发表后,他又花了很大的力气,做系统工程普及宣传工作,让更多领域里的人都了解系统工程,运用系统工程。但他发现,其他行业所面对的系统远比航天领域复杂,如果简单地把航天领域提炼出来的系统工程理念,推行到其他领域,肯定是要碰钉子的。所以他说,他知道退下来以后干什么了。


高渊:他卸任后,就着手对系统工程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充实?


钱永刚:他用了三年时间,先是归纳出系统科学体系,随后提出构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提出了认识和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所应该遵循的方法论,这就是他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到了 1990 年。他和其他两位同志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就是他那一阶段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


高渊:在钱老看来,系统工程理论不仅可用在航天工程领域,还可推广到各行各业,甚至是国家顶层设计层面?


钱永刚:应该说,1990年那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我父亲把工程系统工程提升到了社会系统工程。紧接着,他向中央汇报,建议组建国家总体设计部,组织一批国内一流的专家,按照社会系统工程的理论,从全局出发,讨论宏观的战略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站位高, 不再由一两个部委提出方案,而是由一个国家级的咨询班子出主意,可以跳出职能部门视野的局限,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问题。这就像上世纪50年代,当时世界上谁会相信中国能搞航天,但由老一代领导人果断决策,老一辈科学家与广大科技人员艰苦奋斗,最终实现了中央决策,这就把国防安全的主动权抓在了手里。高渊:当时钱老有没有用总体设计部的思维方式,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提出过改革方案?钱永刚:他曾指导中国航天 710 所做过一个试验。就是运用总体设计加计算机信息技术,对国家粮油补贴方案做数据模拟。那时候,中央希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途径就是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但这会使城市粮价产生波动,进而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所以,怎样既让农民增收,又让城里人减少损失,就需要在城乡之间找出一个最佳平衡点。710所的方案做得很漂亮,实际误差在3个百分点之内。当时有领导说,如果我们国家的政策都用这套办法来验证,就能大大降低拍脑袋决策带来的风险。后来,钱学森将710所运用的这套办法,总结归纳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其实,这就是认识和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的方法论。


高渊:是否可以说,钱老刚退下来的那几年,他最想做的事,就是把工程系统工程发展为社会系统工程?


钱永刚:对,他是接地气的,这就是他当时的目标,由此也引出了他在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的两大学术亮点,现在越来越被学术界所认可。用他的话来说,今天的科学已经不是自然科学那一点东西,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 他希望大家能用这样一个体系, 去观察、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而不仅仅只运用几门学科的知识。到了1991年10月份,我父亲80岁的时候,中央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这个称号迄今为止我们国家只授予了我父亲一个



致力于重建人体科学:“他认为人体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西医还是把人体当作一个简单的系统,考虑问题太简单。”


高渊:1999年9月18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仪式,为“两弹一星”科技功臣授勋。钱老为何没有出席大会,而是在家里接受勋章?


钱永刚:因为他当时已经卧床三年了。在 1996 年,也就是他85岁的时候,他去医院体检,医生明确跟他说,钱老您得卧床,骨质疏松了。


高渊:他卧床后还活动吗?

钱永刚:一开始,他上午和下午会起床在屋子里走走,大约半小时。后来这点路也走不动了,坐在轮椅上推着走走,让他别老躺在床上,体态有个变化。以前,他喜欢跟我母亲到楼下航天大院里散散步。但自从卧床后就不下楼了,他可能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老态。


高渊:钱老年轻时身体好吗?


钱永刚:他以前身体很好,中年时期几乎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取消了中午休息,下午一时就要上班。他那段时间很不适应,因为很多年来有个习惯,就是中午眯一会儿。而且,他不习惯在机关吃饭,中午回来吃完饭,就要坐上车往办公室赶。那时候,他身体状况明显变差,很容易感冒。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人体科学。他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更是花了很多精力研究医学。他认为,人体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也要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来研究,要重建人体科学这个科学大类。我父亲甚至认为, 医学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中医现代化。他觉得,西医还是把人体当作一个简单的系统,考虑问题太简单,人体哪有这么简单。


高渊:他有没有为自己对症下药?


钱永刚:这方面他是中西医并行的。中医方面,他跟我母亲学习做气功,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西医方面,他的老朋友———加州理工学院鲍林教授曾来看望他。鲍林是位化学家,拿过两次诺贝尔奖,他有个理论是老年人服用超大剂量维生素有利健康。我父亲信他,便开始服用。当时保障他健康的医生都持谨慎态度,认为剂量太大。我父亲说,我的健康我自己保障,不向解放军总医院领维生素,我自己买。


高渊:超大剂量维生素的剂量到底达到什么程度?


钱永刚:比如维生素C,他吃的是正常剂量的100倍。传统医学理论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人体吸收不了那么多,吃下去又排泄出来了,等于没用,甚至可能产生副作用。但我父亲认为,在化学中,有一种东西虽然参与化学反应过程,但自身不损失一厘一毫,这就是催化剂,维生素就是起催化剂的作用。从上世纪90年代到我父亲去世, 他一直服用超大剂量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和复合维生素 B。国内药厂生产不了这么大剂量的维生素,正好我妹妹钱永真生活在美国,就让她定期买了寄回来。


高渊:你观察下来,这么大剂量服用维生素,对钱老身体到底好不好?


钱永刚:应该这么说,他98岁去世,到最后脑子没糊涂。他90多岁的时候,有时候我跟他聊天,他就会问哪个老朋友还在吗?我说,走了。他说,你看他们不听我劝啊。后来,医院也不拦着了,说钱老您就吃吧。我们从美国买的维生素,组织上还让我们报销,父亲说,算了算了,就让永真掏钱吧



“亩产万斤”之谜“我父亲回信说,先生是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了,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亩产一万斤远远小于理想数。


”高渊: 还有件事这些年大家议论得比较多。1958年6月16日,钱老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短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明确提出:稻麦亩产量可以达到2000斤的20多倍。后来社会上都说,钱学森提出粮食亩产可达4万斤。对此,钱老晚年是怎么看的?


钱永刚:我父亲在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发表《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一文,提出粮食亩产可达4万斤的观点。当时,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黄河以北粮食亩产400斤, 淮河流域亩产500斤, 长江以南亩产800斤。那时候,我父亲回国没几年,但他一直很关注农业现代化。我父亲曾设问: 如果更好地利用太阳能, 是否可以突破“4、5、8”?他在那篇文章中还说,提高粮食产量的关键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亩产万斤粮是可以实现的。这篇文章被一个记者看到,就摘录“加工”成一篇豆腐块文章,发在了《中国青年报》上。当时是时期,这话一下子就传开了,都说大科学家钱学森说亩产万斤没问题,传着传着味道就变了。


高渊:钱老没有亲笔写那篇短文?钱永刚:首先,我父亲有个习惯,但凡报刊、杂志刊登他写的文章,他都会做记录,而这篇没有记录;其次,他写的都是大文章,怎么可能写一小段文字来论述这么大的问题,这不符合他作为一位科学家治学的一贯严谨风格。


高渊:钱老晚年的时候,有人在他面前提过这事吗?他怎样回应?

钱永刚:当然有人提,但他基本不吭声。只有一次,有位海外学者给他写了封信,问他这件事的真伪。我父亲回信说,先生是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亩产一万斤,才5 吨,远远小于理想数……这封信,清楚表明了他对于亩产万斤粮的坚信。到他90多岁的时候,他的秘书有一次问他,现在又有很多人提当年这件事,是不是写篇反驳文章,您不写的话,我来写。我父亲说,我不写,你也不准写。秘书又说,那等您百年之后我再写?我父亲说,我走了以后你们也不能写,不然别人都会认为这是我走之前交代你们写的。


高渊:从你的角度来分析,钱老为何不让公开撰文反驳?


钱永刚:我是这样理解我父亲的心思:虽然我当年的讲话被曲解,但冤枉就冤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用再来为这事翻案。同时,他坚持他的观点,就是以科学的、发展的眼光来看,粮食亩产万斤是可以实现的



高渊:钱老卧床多年,一般每天生活怎么安排?

钱永刚:他的生活很规律,早上 6 时到 7 时做一个小时气功,然后吃早饭,吃完再睡一觉,到10时钟坐起来看报,然后坐着轮椅在家里转转。午饭后再睡一觉,起来继续看报,坐轮椅转几圈,躺下再做一小时气功。一般6时吃晚饭,晚上听广播或者看电视,9时就睡了。高渊:他睡眠很好?

钱永刚:对,这是他最大的特点。晚上 9 时睡了,至少要睡到早上5时多。

高渊:去世前几天发生了什么?

钱永刚:10月28日和29日,他出现了呕吐,伴有感冒。根据以前的经验,我们肯定立即就送解放军总医院了。但那次特别不巧,医院高干病区出现甲流,院方说他们要先派呼吸科医生上门,确诊钱老是不是甲流。医生来了,一看说不是,然后再送医院。更不巧的是,平时他住的二楼病区那天满员了,只能住在一楼。但一楼的医生对他的身体情况不了解,需要重新做检查。一开始情况还稳定,但后来急转直下,马上就发病危通知了,但没能抢救过来。


高渊:作为钱老唯一的儿子,而且晚年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在你心目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钱永刚:1986年到1991年那五年我在美国, 回来以后,我就一直陪着父母。 我父亲把毕生智慧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国家,国家也给了父亲崇高的荣誉。应该说,没有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就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现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是一个以祖国为重、以家庭为轻;以科学为重、名利为轻;以集体为重、个人为轻的人。他的思考并不局限在航天领域,他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思想家,他的许多战略思考是跨时代跨领域的。总后勤部原政委张文台上将曾这样评价我父亲:“思想的先驱、 科技的泰斗、育人的导师、做人的楷模”


引自

2019年9月18日 星期三

《解放日报》——钱学森的最后22年——钱永刚忆父亲



钱永刚 1948年10月生,钱学森、蒋英夫妇之子,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理学硕士,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研制工作。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中国航天钱学森决策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荣誉院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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