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钱学森之问到现在没有解决？ 第1页

（2021.10.29更新【辟谣】“钱学森之问”究竟是什么？ - 知乎 (zhihu.com)）

（2021.10.28更新 原回答极可能存在着事实错误，在此表示抱歉。原回答暂且保留，供各位批判）

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老爷子

钱学森之问并非是没法解决，而是暂时没有必要解决，在当时解决这个问题也未必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的落脚点有两个，一个是学校培养，另一个是杰出人才。当然，这里的杰出人才，指的是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或者是海森堡费米甚至是费恩曼这样能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

首先我们说一下什么叫做暂时没有必要解决。大师的涌现，并不是某种教育体系的成果，而是社会诉求与历史进程相结合的产物。在一个范式仍然能较为成功地起到指导作用，有着明确已经被验证路径的那个时代当中，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大部分的实践问题，并不需要那样质量的“天才”人物来创造出另一条道路，而是需要足够数量的“人才”推动我们在已有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民国时期所培养的大师之所以能够做出卓越的成就，并不仅仅是在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更多的则是在那个启蒙救亡的时代背景下，有着相应的历史机遇，在合适的契机与足够的资源支撑下，同时存在着艰难的问题供这些人攀登。甚至我们可以说，两弹一星工程当中的23名元勋，都出生于1907-1930年，受教育于民国时代，而在共和国完成了两弹一星工程。（你不可能指望着1949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能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马上扛起大旗）

在20世纪那些令人激动的焕然一新的范式革命之后，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沿着既有的路径前进，将一流的科技应用并普及到社会当中，推动社会的深层次变革。而在这样的历程当中，我们的社会既没有非牛顿爱因斯坦就无法解决且必须不得不马上解决的问题，也并非处在一个旧体系崩溃，而新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历史时期，也不是一个一无所有从无到有的时代，故而也不必过早地寻求天才的出现。

而且，天才的诞生也未必是好事。天才被承认是天才，正是因为天才会用他那超乎我们相信的方式方法重塑我们的世界观、科学观与价值观，将我们带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之前我们所探索的诸多经验、摸索出来的规律，还有积累的那些认识都要清空重来，这会造成更加深层次的社会影响。在社会没有作好消化这些影响的准备之前，如果我们“叶公好龙”的去呼唤天才，届时，现在社会当中的很多人也将无法接受这个天才所给我们带来的具体影响。

教育的结构应当与社会的结构相匹配，对于沿着成熟路径快速发展的社会，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在各个领域当中推动着社会稳定进步的人才。如果我们过分执着培养学生的创新力，创造力和想象力，而忽视了他们对于现有路径的一种遵循与推动的能力，那么，这个培养出来的人才的结构也将会我们社会发展的方向向背离。哪怕我们真的能够收获出一个“爱因斯坦”，那么剩下来的999999个人，都会成为这个社会本身的问题。

学校是培养不出来天才的，甚至也培养不出开宗立派的大师，学校只能提供一个更加适宜的土壤。倒不如说，无论是资源多么充沛的学校，能够批量培养出的，都是一种“标准化工艺品”，他们遵循着已有的规范与方法论，完成被定义好的活动，解决那些已经能够预见到的“未解之谜”。

另一方面来讲，人才也并不是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从实践活动当中涌现出来的。人才往往并不是来自于一流的高校，而是产生于一流的项目当中。唯有让这些年轻人进行前沿的实践，他们才能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探究世界的客观规律。再然后，按照主观能动去改造这个世界。

当然，攀登科学的山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岩壁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不是一个按照既有规则活动就可以得到奖励的过程，而是在充满着未知的荒原当中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会有无数的先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倒下。最后也只会有那个，带着绝佳的坚韧、毅力、天分与运气的年轻人，探索出了那条可行的道路。我们需要承认，之前的那些探索，哪怕是徒劳无功，但也并不是全无意义的。

我们从事前的角度去看，我们很难判断出，在这么多的年轻人当中，究竟哪一个会成为未来的爱因斯坦，会成为未来的法拉第，会成为未来的麦克斯韦。但是我们能知道的就是在一定的频率下，我们能够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尽可能的扩大人口基数，那么，就更能够提升未来天才涌现的概率。所以我们不要执着于去问高校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大师？而是应该问，高校能否培养出现在和未来的社会所需要的人才，高校为天才的涌现供了怎样的温床？

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培养出一流的人才或者超一流的天才？我的答案是，有且只有超一流问题才能够培养出超一流的天才。我们一定要把那种常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大部分历史环境下，在缺乏特定的历史机遇条件下就无法解决和回答的问题，摆在这些年轻人面前，让这些年轻人带着问题去各行各业，去各行各业里面寻找相应的知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见证下一个天才的涌现。这并不单单是一个两个人所能完成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两个部门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缺乏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在缺乏了特定的时代诉求，在缺乏了特定的教育结构，在缺乏了特定的人口基数的条件下，我们也无法完美地回答这个问题。

走进科学的神殿，人们不仅生出高山仰止的感慨，年轻的学子顿时会感觉到，在这个美轮美奂的殿堂里面做一名工匠，付出自己一生的辛勤努力，哪怕只是为了完成窗棂上的雕花也是值得的。殊不知，天边的两片乌云正在积蓄电荷，在遥远的山丘上，另一座神殿的脚手架也已经开始建立。会来的，会来的，天边的烟火，初生的朝阳，一切都将到来，而我们也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与建设者。

“作为研究者的另一幸运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遭遇了几次大变故，都直接变成了研究素材。”
——温铁军《去依附》

因为以和为贵的社会无法产生真正有开创性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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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最近有个饶毅之问：

近40余年来，留学科技人员无一诺奖，反映什么？

饶毅贴了一张和杨振宁的背影的合影，大概有“难以望其项背”之意。说：”如题，提问：如果视为挑战，恐怕为时已晚，对经常回顾自己伟大的77/78级、可能更应该汗颜“

钱学森之问是问的国内为什么没有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饶毅进一步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系统出去的人，为什么还不如杨老那代兵荒马乱的年代出去的学人（八个诺奖）？最有意思的一点是：饶毅之问其实一定程度上用反证法否定了单纯责怪国内科研体制的论点，指出了从我们这个教育体系出去的学生即使在海外在创新上也不太行。

要知道杨振宁等人的存在，其实证明了，华人在科学天赋上，丝毫不亚于其他民族和种族。但是，近几十年来，国外华人科技创新能力上居然出现了问题。最顶级的创新方面，华人里科学类诺奖得主有9位，除了屠老之外，8位里最晚出国的是崔琦（1958年）。

除了特殊年代之外，改开以来，国家顶尖理工科人才大批量出国深造也三十四年了。尤其考虑到，华人在海外获得（过）教职的人也不少，如名校教授施一公，颜宁，崔某，鲍某，杨某等等。中国人得诺奖应该是规模性的，如同隔壁的日本一样。为什么还是寥若晨星？真是可谓，盛世之瑕。

再说国内，科研方面的大力投入已经二三十年了，目前还看不出来哪个著名科学家可以算诺奖候选人那个层次的。离得最近的也许是唐院士的AIE和王锦山博士的ATRP，但这个“近”在国际上比起来依然很远。更遑论潘、施、王等人。目前的中国科研形势是论文发表数目蒸蒸日上，总数世界第一（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指标2020》），高质量国际论文世界第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9年数据），但是科学上相对缺乏原创性的创新，技术上到处被卡脖子。倘若到了本世纪50年代，如果海内外华人还是处于这样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在人类智识的高峰象征——诺贝尔物理学和菲尔兹奖——都长期剃光头，那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是该推翻中国人智商高的预设立场吗？

我个人在海外从事科研行业七年多，身边中国人也很多，但大多数都属于跟随性的研究，那种完全的原创，几乎看不到。华人教授无一例外，一当‘老板’之后，几乎就丧失了对于技术细节的把握，真的是老板了。

我们的创新能力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个很大，且容易得罪人的课题。但最起码应该承认：钱学森之问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新的饶毅之问更加细思恐极。个人觉得，问题可能出在基础教育用力过猛过度内卷，随后的本科教育又十分拉跨，研究生教育又往天坑学科这种严重造假名不副实的方向上投入太多上。国家高教体系问题很大，要改就得动百万漕工，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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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

这话根本不是钱学森问的。

而是传说中被问的那位问的。反正钱老也不会跳出来说“那话不是我问的”。

至于为什么会这么发问，那显然是因为要办事。

不办事，发问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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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hua-xia-65 网友的相关建议: 
      

wait...這個地方不是割讓給蘇聯了嗎？現在屬於俄羅斯啊。

說話確實硬氣，一般來說俄羅斯也不會去打芬蘭，但是上趕著當小醜這不好吧...

還有，蘇芬戰爭主力不是烏克蘭人？

不會忘了和蘇聯簽的協議內容了吧？主動撕毀協議，美國也不會當你是正常人啊...要是俄羅斯先背刺也就算了，主動搞事情是瘋了？就不能悶聲發大財？

當領導人不用學歷史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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