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去世，如何评价其一生的成就和贡献？对中国具有怎样的意义？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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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能有机会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应该先沐浴更衣。

科学巨匠：于敏 ，由于资料实在有限，只能转载抄录部分公开资料。对于敏研究资料全部解密，必定是几百年后的事情

能拥有于敏，这是天佑中国！国之重器！华夏之脊梁！

转载自：《光明日报》（ 2015年01月10日 05版）责任编辑：yanerlli

男儿何不带吴钩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战乱中度过。在那个自视为“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

兵火轰隆的日子里，于敏性喜安静，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他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凛然正气。他把为国纾困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

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木斋中学读高中，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转学至耀华中学读高三。此时，他遇到了两位恩师。

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文和古诗词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的背景、文学的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讲得透彻明了。这种教学方法使于敏很受启发：思考和分析问题也应如此，将对象置于一个大的环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他也因此发现了自己为何会倾心于《三国演义》里的恢宏场面和弘大背景，诸葛亮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是源于其开阔的视野以及善于把微观的事情放在宏观的大环境中进行分解和缕析。

另一位是数学老师赵伯炎，讲课时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种耳濡目染尽管只有一年，却使于敏受益终生，他由此逐渐养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善于从宏观角度处理微观问题，具有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于敏意识到，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纾困之路——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但他发现那儿的老师并

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追本溯源，难掩失落。更失落的是，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适合“心灵手不巧”的他。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喜欢并选修了理论物理，并最终弃工从理，转至理学院物理系。在物理系，于敏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名。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

20世纪50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尚无大进展，于敏在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颇有分量的论文。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回日本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1962年，在原子核理论中创立了集体运动模型的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玻尔访问北京，于敏担任翻译，两人探讨过学术问题。玻尔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亲自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于敏婉谢

与同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数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王淦昌曾留学德国，邓稼先和朱光亚曾留学美国，郭永怀曾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彭桓武和程开甲曾留学英国。

于敏那时却不曾踏出国门一步，他对此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三十余年后，当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即将毕业时，于敏并没要求她留在身边做研究。“于老师希望我出国留学，完成他的‘留学梦’。”蓝可说。

“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献身祖国。”蓝可说，“于老师建议我出国两年，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了却君王天下事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由核武器研究院集中攻关，突破原子弹，同时，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

1961年1月12日，于敏被叫到了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告诉他，经研究批准，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不解。他内向沉默，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而且，他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

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他忘不了少年时代的那个关于“盖世英雄”的信念。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于敏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所说的“欺负”，并非仅指过去而言。20世纪50年代，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就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它是真的在进行核讹诈、核威慑，不是报纸上说说玩儿的。”于敏回忆道。

自此，于敏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他愿“了却君王天下事”，但并不为了“赢得身前身后名”。

于敏的身影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他的夫人孙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二十多年后才恍然，“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1960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作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六十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

1965年1月，于敏率领“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同年10月下旬，于敏为上海研究人员作了“氢弹原理设想”系列学术报告，提出了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的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当于敏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报告时，同志们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请客的还有另外一人。当氢弹原理的方案传到北京后，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

氢弹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氢弹。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但在试验现场的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于敏确信他的氢弹原理是正确的，他也确信，我国已经取得了设计实战氢弹的自由。

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空投爆炸！（第一次正式实验直接就是H6空投的，这比原子弹两年多后搞出氢弹更震惊，因为美苏初代爆炸装置都很大，很多年才小型化，我国第一枚氢弹重量也就一吨多）试验。这次的蘑菇云更大，仿佛一颗人造“大太阳”，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的速度为世界之最。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提醒：61年1月，于公任轻核组长，67年6月，空投核爆，而氢弹是原子弹作为引信的，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才爆炸成功。这个过程几乎就是开挂的的速度！匪夷所思）

爆炸成功后，氢弹须根据实战需要进行武器化并装备部队。于敏接着对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更看谋略称筹幄

于敏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他想起了当初听到钱三强告诉自己那个决定时，脑海中闪过的一个念头：突破氢弹技术后，回去做基础研究。“文革”后，钱三强也数次问于敏是否想回科学院。但于敏最终没有“回去”。

20世纪80年代，在原子弹、氢弹等技术相继突破后，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等曾经共同奋战在核武器研制一线的骨干相继离开九院。

昔日群星闪耀，如今只剩下于敏、周毓麟、何桂莲三人。

于敏也想过离开，但“估计自己走不了”。他知道，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必须发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来，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

在那些日子，于敏会常常想起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于敏在西北高原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他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高原上了，他曾在这片试验场休克昏倒，他还记得多年前自己曾在这黄沙大漠中大声吟诵“不破楼兰终不还”。

此刻，高原上响起了另外的高亢朗诵之声。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在试验前的讨论会上，于敏和陈能宽感慨忧虑，不由地朗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会场最后只剩下了于敏一个人的声音，他一口气将《后出师表》背诵到底——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不过，不同于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敏的事业是“可为”的，而且凡事大多“逆见”。这次试验很成功，为我国掌握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基础。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极限，再多做核试验，其性能不会有很大提高。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他们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功亏一篑。

（这是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人民日报，留意副标题：郑重建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于敏向邓稼先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邓稼先也有同感。于敏建议上书中央。于是，由于敏起草，邓稼先修改，胡思得执笔，向中央递交报告，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

后面发生的事果然如于敏所料。1992年，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那次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96年后，中国政府承诺不再进行核试验。接着，于敏又提出，用精密计算机模拟来保证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这个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这次上书建议可以与原子弹和氢弹技术突破相提并论。不然，我国的核武器水平会相当低。”胡思得直言。

正如宋朝诗人吕声之诗中所言：“更看谋略称筹幄，会见精神坐折冲”。于敏的谋略，“折”掉了美国的阴谋。因此，于敏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甚至做到了像诸葛亮那样，运筹帷幄，料事如神。

留取丹心照汗青

就像他沉默的事业一样，于敏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他毕生信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曾对身边人说，不要计较有名无名，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

这种“宁静”使于敏在子女的记忆中是失声的。

儿子于辛小时候对父亲的唯一记忆就是一个字：忙。“整天待在房间里想东西，很多人来找他。”女儿于元亦很难觅寻对儿时父亲的记忆，因为父女俩不曾亲昵过。

但于元总算还是找到了一个“声音”，听着很好笑：有一天，小于元淘气跑进爸爸房间，听到他正对别人说ρ（希腊文字母，表示密度，音近“肉”），高兴地跑出来对妈妈说：“今天有肉吃了！”

于敏对“宁静”有着自己的解释。“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他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这丹心于他就是坚持科学，就是献身宏谋。

所以，当“文革”期间，军管领导胁迫于敏将某次试验中的技术问题定调为科研路线问题时，他并未屈服，反而在会议上挺身而出，鲜明地指出并论证那次试验的理论方案并无问题，只是一些新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从来不存在所谓路线问题。

于是，于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但他无悔：“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我宁愿现在挨整，决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当时，处于极左思潮统治下，军管组动辄干预并批判他们的技术工作，技术讨论会上甚至不允许使用外文字母作符号。很多技术人员自叹如倾巢之卵，噤若寒蝉，即使慎重、委婉地表达看法，也仍常遭批判。但每次讨论会上，于敏仍坚持讲真话，明确地讲出自己对技术问题的看法，绝不随声附和。

与于敏深交并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因此，有争论的时候，邓稼先常会说，“我相信老于的。”

于敏不屈服威权，能让他屈服的是科学和事实。还有一个能“屈服”他的，是唐诗宋词的艺术。

胡思得说，每次和于敏出差，都能在他床头发现一本唐诗或宋词。于敏晚上睡不着觉，就躺在床上捧着看。

蓝可说，李白、杜甫的诗，他们刚读完第一句，后面的诗句于敏都能直接背下来，还给他们分析这首诗的特点。

陪孙子时，于敏会教他背诵古诗词。他教孙子学会的第一首诗词就是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为何如此倾心古典诗词艺术？于敏说：“艺术可以陶冶情操，使志存高远。而非志无以广学，非学无以广才呀。”

就像他的“宁静”可以致远一样，诗词艺术带给于敏的是在核武器事业上不断寻求突破的远志广学，是一生致力于为国谋策的鞠躬尽瘁。

上面内容都是从网上抄来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于敏是那种思想与技术同步的人，脚踏实地同时仰望星空，因此其在技术上突破同时又具有战略远见，这是很少见的。于敏是这种文理兼备型的科学家。

转载链接：

虽然于敏爱诗，但甚少写诗。在73岁那年，他却以一首《抒怀》为题的七言律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由于核武器的保密原因，于敏的一切长期以来都处于高度保密中。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直到1988年以后，于敏才获得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首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于敏2015年获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时，观察者网曾刊登文章《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学术成果几乎没有发表在公开的场合》，文章提到“于敏这个名字对于大部分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不如邓稼先、钱学森等与他同时代的科学伟人那么著名，他的学术成果，几乎没有发表在公开的场合；连他的名字，在1988年前都不为人知。至于他的成就，网上一位朋友的评价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最高科学奖能颁给于敏，是这个奖项的荣幸！’”

文章称，在现实技术条件下真正行得通的氢弹构型目前广为人知的就只有T-U构型一种，但“于敏构型”或者叫“于-邓构型”（于敏-邓稼先）则很可能与T-U构型不同，是世界上仅有的两种可行氢弹构型之一。

一向喜欢指责中国窃取其军事机密的美国在搜集到中国氢弹爆炸的相关数据后，就一直没有指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窃取过美国的秘密，并且这个“于敏构型”的说法也是他们提出来的。

考虑到中国研制氢弹时的国力水平，不可能如美国50年代研制“超级炸弹”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于敏构型”就更是不容易。

目前，关于T-U构型和于敏构型的猜测很多，也有一些公开资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充满了如同“氘化锂管子”这样的误导，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想要搞明白氢弹是怎么回事。

文章称“围绕着于敏，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我们不可能知道他在90年代以后到底做了什么研究，也不知道为何在上世纪80-90年代反复多次在“两弹一星”功臣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等等奖项之后，今天（指2015年向于敏颁发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突然又要为于老再颁发一次最高科学奖。 ”只能推测，某些于老参与的项目，在2014年取得了重大突破——我们知道于老多年前曾提出惯性约束可控核聚变方面的重要建议。如果真的是这方面的突破，那将是不亚于“于敏构型”的第二个巨大成就，一个人一生中能取得两个这样分量的成就，就连历史上的科学巨匠也很难做到。

我对军事一向感兴趣，关于于敏的资料很早就了解，因此得到邀请就直接贴出来。于敏过世，但由于保密的原因，并不能完全盖棺定论。但毫无疑问，于敏是一个天才，一个文理运筹的天才，一个对国家忠诚的天才，一个立志报国的天才，一个甘于隐姓埋名的天才，他是这个国家的里子。时势造英雄，于敏，改变时势的英雄，纵横交错兮天下之局，运筹帷幄兮世事如棋，身轻一叶兮国之重器，鞠躬尽瘁兮我辈楷模。于敏，一个普通的名字，一个不甚熟悉的名字，一个立国运基业的名字。

以无名烈士纪念碑文为英雄立名：

天下有大勇者，智不能测，刚不能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朕加之而不怒，此其志甚远，所怀甚大也。所怀者何？天下有饥者，如己之饥；天下有溺者，如己之溺耳。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铭曰：呜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人有所忘，史有所轻。一统可期，民族将兴。肃之嘉石，沐手勒铭。噫我子孙，代代永旌。

（有删节是因为无名烈士碑文是给情报战线的烈士们：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

少经国殇期止武，毕生宏谋山河固，大漠黄沙化璃时，身前无名后千古！

—— 于公，你走好！

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_新闻_腾讯网，

于敏：学术成果几乎没有发表在公开的场合

原文资料来源。

这篇文章有更细的细节，当年科研也收到政治运动的影响

国之干城，于敏院士的去世是我们的重大损失。

作为一个从未留学过的人才，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为我国的氢弹研发奠定了基础，所以被称为氢弹之父。

如今于老离开了我们，也让我国失去了一个重要栋梁。

共和国即将迎来七十岁生日，而在战火中诞生的共和国，一穷二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当年那些仁人志士义无反顾奉献。

那个时候，正当年的他们，为共和国燃尽了自己的心血，如今，他们不少已经离开人世，而现存的也都往往进入耄耋之年，看着一位位英雄离开，心里很不是滋味。

悼念于老！

如今，，两弹元勋只剩下三位了，他们分别是

王希季（1921.7.26-）火箭、卫星

孙家栋（1929.4.8-）导弹、卫星

周光召（1929.5.15-）原子弹、氢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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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rong-chen-xi 网友的相关建议: 
      

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人，又少了一个……

用一生的青春和热血，智慧和汗水，为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铸就倚天长剑。

他的英名终于人皆知晓，他的贡献更是功泽万世，

大国巨匠，国士无双，英魂尚飨，与国无疆！

一切为了反对国内外敌人，争取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人民群众自由幸福的人民英雄，

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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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PlusSW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觉得对于老先生的评价，当年“感动中国”里的颁奖词已经说的很好了。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
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
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从没有出国的天才理论物理学家，却为国转变了研究方向，最终为中国铸就了全世界最有力也最正确的“真理”，保住了天下六十年太平至今。

到现在为止，“两弹一星”元勋仅仅剩下三位。

分别是：

孙家栋（1929-）：航天专家，北斗一代、二代总设计师，探月工程第一期总设计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技术负责人，从“东方红1号”开始到“嫦娥”“北斗”系列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光召（1929-）：理论物理，核物理专家，在“两弹”研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后续提出的一系列物理方面理论为我国基础技术突破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希季（1921-）：航天、卫星专家，主要工作方向是返回式航天器（技术与洲际导弹再入有共通之处），在返回式卫星，宇宙飞船方面有极高造诣。

此外，年事已高，虽然没有获得“两弹元勋”奖章但非常重要的科学家也不多了。

在这里列几位吧。

黄旭华（1926-）：核潜艇专家，主导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战略核潜艇的研发工作，完成了核潜艇水下发射等一系列任务，从零到有，从有到好，为中国解决了二次核反击的问题。

彭士禄（1925-）：核动力专家，主导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动力研制工作，后期转民用主导了大量核电站反应堆的设计和研发工作。

刘宝镛（1936-）：火箭、弹道导弹专家，主导了某型先进导弹（东风31）的研发工作，获得过两次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戚发轫（1933-）：航天器、卫星专家，从“东方红1号”开始到“神舟”系列载人飞船都有它的影子，并且从1992年开始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

张金麟（1936-）：核动力、造船专家，094型战略核潜艇总师，先后率团队解决大深度鱼雷发射问题，潜射导弹连射问题，自然循环核反应堆问题。

这些专家在大众中名声不显，除了因为保密条例以外，主要原因也是大多数人对这些专家并不是多么关心，不明白做了什么贡献。

在这里列出的想法是不想让这些专家像于老爷子一样，去世才被人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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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u-xiao-heng-87 网友的相关建议: 
      

技术上：光刻机的制造和使用工艺。

金融上：打破美元的霸权。

军事上：台湾问题。

别的问题（房产绑架经济、老龄化、东西部平衡等）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都是可能通过发展来解决的。

上面列的3个问题是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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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上：打破美元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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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上：打破美元的霸权。

军事上：台湾问题。

别的问题（房产绑架经济、老龄化、东西部平衡等）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都是可能通过发展来解决的。

上面列的3个问题是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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