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伊朗可以爆发伊斯兰革命逆世俗化？ 第1页

伊朗现代历史和两次革命联系在一起，一次是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一次是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在白色革命中受损的群体，以及伴随白色革命的现代化政策所壮大的知识分子阶层，成了后续黑色革命的主力军。

（一）为什么会爆发伊斯兰革命

1978—1979年，伊朗爆发推翻巴列维君主制的伊斯兰革命。在革命爆发前，伊朗经济已持续近15年的高速增长，整个国家似乎要实现巴列维国王自诩的“世界第五强国”和“伟大的文明”的梦想。然而出乎意料的是，1979年初巴列维政权竟然在“人民的革命”中走向灭亡。

伊斯兰革命主要发生在城市，革命主力也主要来自城市，四大城市边缘群体———乌里玛、巴扎商人、城市贫困移民和现代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1）乌里玛

“乌里玛”（Ｕｌａｍａ）指有名望的宗教学者，既包括高级的教法学家和宗教法官，也包括社会底层的清真寺专职阿訇。封建时代，高级宗教学者与国王形成“共生关系”，前者充当“精神领袖”，为后者提供合法性，后者成为“万王之王”，为前者提供保护，共同构成“国王—乌里玛”的联合统治体制。伊朗社会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世俗化色彩越来越浓，乌里玛掌握的传统社会权力渐趋弱化。

第一，巴列维王朝建立的现代教育体系打破了乌里玛传统的教育垄断权。这一时期，小学生在校人数由1925年的5000多人增加到1975年的411万人；到1944年高等学校达到184所，在校生12.3万人。与此同时，德黑兰的宗教小学和神学院数量由1965年的32所减少到1975年的23所。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削弱了乌里玛的教育控制权，甚至乌里玛的传统盟友巴扎商人也不再把孩子送到宗教学校，而是选择国家学校，或到西方国家接受西式现代教育。

第二，世俗司法制度的推行削弱了乌里玛传统司法权。1931年，礼萨·汗颁布司法改革法令，规定只有获得国民教育大学法学文凭或通过司法考试才能取得法官资格。1936年，全国推行国家法院法官资格证制度，规定所有法官必须经过国家提供的法律培训，才有资格受理诉讼。“白色革命”开始后，政府在农村建立“公正法院”（农村法庭），在城市建立“仲裁委员会”。据官方统计，1963年至1977年间，全国农村共建立“公正法院”1万多个，分布在1.9万个村庄；“仲裁委员会”283个，分布在203个城市。世俗司法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乌里玛司法权的垄断地位逐渐丧失。

第三，政府对宗教地产的控制，削弱了什叶派教士集团的经济基础。1939年，政府颁布法令，接管所有宗教土地和基金会的管理权。“白色革命”期间，乌里玛的经济实力进一步被削弱。1964年，国王下令禁止清真寺设立基金会，原由基金会负责向神学院师生发放生活津贴改由新设的国家“捐赠组织”负责。据官方资料显示，1965年宗教地产仅占全部可耕地的0.02％。1971年，国家颁布法律，规定所有清真寺的“瓦克夫”土地必须分配或出售给农民。这样，全国清真寺由1965年的2万所下降为1975年的9015所。宗教界经济基础几近瓦解。

（2）巴扎商人

作为乌里玛阶层的政治盟友，巴扎商人的传统地位同样因城市化的冲击而衰弱。“巴扎”意为“集市”或“商场”，凡在此从事手工业、贸易的经营者统称“巴扎商人”。巴扎通常位于城市中心，从城市空间形态来说，是“唯一最具伊斯兰文化特色的标准遗产。”

巴扎内部阶级结构呈金字塔型，商人和放贷者居于顶端，人数少且富有，并凭借其经济实力而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第二个阶层是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人数最多，是巴扎商人阶层的主体，并按照行业组成行会，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凝聚力；第三类是店员、伙计，处于金字塔的底层。巴扎商人属于伊朗传统社会的经济精英阶层，手工业者是城市人口的主体，手工作坊则是城市手工业的基本组织形式。

巴列维王朝建立后，政府大力提倡兴办现代工厂以取代传统的手工业。传统手工业的衰落使大量下层巴扎商人逐渐丧失独立的经济地位，沦为雇佣工人。礼萨·汗认为：“巴扎商人是一群政治狂热分子，他们极力反对任何改革，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暴利的垄断行业。我不能停止兴建商场和超市，我想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如果不减少巴扎商人的社会影响，那么我所实行的现代化改革会面临很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白色革命”开始后，政府不仅不予扶植，反而指责巴扎商人牟取暴利，并以此为由减少甚至停止给巴扎商人发放贷款，不少经营进口商品的巴扎商人停业破产。与此同时，伊朗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国家重点扶持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从生产到销售都集中到国家投资兴建的现代化工厂和现代化超级市场。1972年政府强行推广“机制面包”，6000多面包工匠因此失业。1975—1976年政府取缔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的行会组织，对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加强控制，发动反奸商运动，致使8000巴扎商人身陷囹圄，约2万巴扎商人流亡他乡，20余万店铺被迫关闭。

巴扎商人实际利益受损和传统经济地位的削弱，迫使他们转而求助于宗教界。由于巴扎商人及其行会一如既往地拥有迅速动员人力资源的全国性网络，且在经济上保持相对独立地位，结果是当１９７９年革命到来时，巴扎商人成为推翻巴列维政权的主要角色。

乌里玛和巴扎商人是传统社会最大的中产阶级集团，它们控制着城市大部分经济和社会事务。随着城市化迅猛推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快速走向边缘化。但是历史上形成的乌里玛和巴扎商人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并没有随之弱化，在伊斯兰革命中仍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地理位置的同一性。作为城市经济中心的巴扎，其地点多在人口流动性大且密集的清真寺附近，或者以清真寺为巴扎的地理圆心，各种手工业店铺环绕四周。一座清真寺连同附近的巴扎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一个人从生活到接受教育，从商品贸易到文化活动不必走出该范围就可完成。城市活动从大巴扎和大清真寺向外辐射。其次，巴扎是乌里玛主要的经济来源，乌里玛为巴扎商人提供宗教合法外衣。巴扎商人从事的行业多为世袭，从生产到销售严重依赖清真寺，因此，巴扎商人一般都会主动地向当地的乌里玛履行施舍和宗教功课的天课。最后，巴扎商人要从经济活动中获得稳定的商业利益，必须在穆斯林社会获取社会和宗教的双重身份。巴扎商人通过参与社会性宗教活动展现自己的宗教归属，如捐资修建清真寺、宗教学校、侯赛因道堂，或者资助朝觐（麦加朝圣）等。

“在１９世纪的城市，大多数乌里玛仍然依靠巴扎商人的经济实力。城市这两个主要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构成伊朗公民社会的基础，一直到现代。”随着乌里玛的经济命脉“瓦克夫”受到抑制，巴扎商人成为乌里玛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在20世纪70年代，乌里玛大约80％的资金均来自巴扎商人。

（3）城市贫困移民

在土地改革、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人口增长过快等“农村推力”与拥有更多个人发展机会和更好生活条件的“城市拉力”的共同作用下，伊朗农村人口开始自发地、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

60年代初，全国约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到1978年农村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48％。城市新移民根据经济状况可划分为三个群体。以德黑兰为例，第一个群体是生活富裕的移民，他们主要来自伊朗其他城市。第二个群体主要来自小城市和城镇。尽管没有很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但掌握一门技术能保证他们在首都维持中等阶层生活。这部分移民同第一个群体一样，期望德黑兰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因而把德黑兰当作移居的首选城市。

最后一个群体社会经济地位低下（之前是雇农和农场中的雇佣劳动力），这些移居城市的农村人口，只是一个为赚钱养家而进城找活干的群体，并非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阶层相比，他们有“两高”、“两低”，即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低识字率和低收入。他们是城市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后备力量，也是潜在的失业大军，是城市动荡的主要根源之一。根据他们的住所和职业，这些移民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居住在自搭自建的所谓“非法”住宅区，很少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另一部分租屋而居，多位于德黑兰贫民窟，其中有些人从事具有稳定工资收入的职业。

1978—1979年间，德黑兰贫困移民数量从50万发展到100多万人。对他们来说，住房和服务设施不足、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缺乏医疗保障等，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德黑兰南部郊区分布着13个大型棚户区，居住着大批穷人，落后，贫穷，脏乱，而北区则遍布豪华公寓、购物中心和舞厅剧院等摩登建筑，形成“一个城市，两个世界”的格局。南北部“两种国民之间没有交流，没有同情，对于对方的习惯、思想和感情毫无所知，好像他们居于不同的地带，或者是不同星球的居民，他们接受不同的学校教育，依靠不同的粮食养活，服从不同的礼制安排，遵守不同的法律。”南部居民穷困潦倒，备受歧视和剥削，无法享用城市服务，被排斥在经济活动的主流之外。

他们文化层次低，缺乏政治意识，嫉妒受益于现代化的北部文化人和富人，憎恨排斥他们的个人和机构。他们在农村时受到伊斯兰传统熏陶，已养成伊斯兰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移居城市后，城市并没有张开双臂拥抱他们，他们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上被连根拔起，置身一个异己的文化环境，城市里的洋房、汽车、空调，他们无缘享受；夜晚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卖淫嫖娼，让他们怒火万丈。现代化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和身心和谐，相反，到处是“大逆不道”的堕落、腐败和混乱，这一切都有悖于伊斯兰的价值观。他们不仅对国家层面的负面表现如贪污、腐败、政府低效等充满怨愤，而且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也难以容忍。

边缘群体唯有向他们最熟悉的宗教生活中心清真寺寻找安慰。于是，宗教协会为那些想参加组织活动的移民提供了唯一的机会。清真寺成为联系底层宗教人员和贫困居民的中介。在非法居住区和贫困人口聚集的地方，各级宗教人士与他们保持亲密、频繁的接触。霍梅尼的演讲和对政府的批评，通过各级宗教人士的不断宣传被贫困居民接受。“正是政府反对者不断地将城市贫困居民的要求和不满政治化，引导后者参加反政府活动。”在走上街头反对国王的抗议浪潮中，德黑兰的新移民表现得异常活跃。

（4）现代知识分子

发展现代世俗教育，成为世俗国家建设的条件和保证。到“伊斯兰革命”前夕，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人数增加到１４０多万，成为城市中的第三大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整体上缺少表达政治意愿、引导政治舆论的渠道和空间。60年代初，一些激进学生便着手酝酿“人民圣战者”和“人民敢死队”等激进政治组织，似乎仅用“理论批判”已不能满足年轻学生求变、求快、求根本的革命心态。在这一关键时刻，伊朗发生另一起重大历史事件———“库姆事件”。“库姆事件”本是乌里玛阶层反对巴列维的世俗化政策而引发的一起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后，不仅霍梅尼、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塔里加尼、巴扎尔甘等著名宗教人士纷纷被捕，而且具有世俗化倾向的知识分子马莱基、阿里·沙里亚蒂、桑贾比等也无一幸免。事件的直接结果是知识界和宗教界开始走向联合，使得当时的政治生态更加恶化、复杂，加快了青年学生的政治激进化步伐。

（二）革命的进程

伊朗各大学是反对国王的学生运动的温床。著名伊朗问题专家凯蒂称：在此期间，“伊朗学生运动规模之大，反政府之激进，远非任何此类学生运动可及”。1977年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国际人权组织的激烈批评，以及随后巴列维政权在国际压力下被迫实行的自由化政策，使知识界备受鼓舞。1977年3月，国王在国内外压力下释放第一批政治犯357名。6月，伊朗作家协会40名作家联名致函首相，要求言论自由和民间结社合法化，取消书报审查制度。同月，由著名异见者巴扎尔甘起草、并由民族阵线领导人桑贾比、巴赫提亚尔和福卢哈署名，发表致国王的公开信，对国王独裁、贪污和政治腐败予以指责，要求政府允许政治流亡者回国共建一个以代表大多数人为基础的政府，此信有1万份复印件在德黑兰散发，引起广泛关注。地下组织民族阵线的复活，标志着知识分子作为伊朗现代化的推动者在长期政治高压后，最终以革命首倡者、先行者的姿态向旧制度发起挑战，成为伊斯兰革命的真正起点。

9月，众多知识界著名人士、政治家、律师不断发表公开信，抨击专制与独裁，伊朗政治生活中的“公开信时代”终于到来。1977年12月19日，政府控制的最大报纸《消息报》指责霍梅尼受到外国势力的收买。这一言论激怒了霍梅尼的支持者，当晚，库姆城就有人焚烧数百份报纸以示抗议，第二天走上街头抗议。1978年1月7日，伊朗《世界报》发表题为《伊朗与红黑反革命》的匿名文章，以诽谤性口吻指名攻击霍梅尼为黑色反动势力的象征，是红色殖民者和黑色殖民者操纵的工具。此文既出，即刻引起宗教界人士的愤慨和不满，1月9日，宗教圣城的乌里玛和清真寺学校学生迅速集会，并且高呼“霍梅尼万岁”、“打倒巴列维”等口号，以抗议政府对宗教界的污蔑。在与警察对峙的过程中，至少造成12名示威者死亡，数百人受伤，部分政府建筑物被毁。随后，伊朗其他城市如马什哈德、设拉子等地发生警察与群众之间的暴力冲突。2月18日，也就是“库姆血案”发生后的第40天，为悼念血案中的烈士，全国有12个城市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遭到政府镇压，惨案连连，其中尤以“大不里士惨案”最为严重，死亡人数达87人，伤者数百人。“大不里士惨案”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政府浪潮，迅速波及其他城市。

霍梅尼指示追随者蒙塔泽里、哈梅内伊、塔里加尼等人在国内组织和吸收革命积极分子，成立秘密革命底层组织，以及民兵性质的底层革命武装，将那些社会地位最低的贫穷人吸收进革命队伍。构成“贫穷人”主体的正是自“白色革命”开始以来，特别是1970年代石油收入带来的经济繁荣时，大批移民到城市谋生的农民。3月29日，即“大不里士惨案”发生后的第40天，全国55个城市同时举行悼念仪式，纪念“大不里士惨案”烈士，其中有5个城市发生流血事件。40天之后，又有24个城市发生了示威者与军警之间的冲突，尤以马什哈德最为严重。在这种“牺牲———悼念———更大的牺牲———更大规模的悼念”的40天循环中，卷入革命洪流的人越来越多，参加者的宗教情绪越来越强烈。第一次军事管制于1978年8月首先在伊斯法罕实施，因为这个城市拥有清真寺和纪念堂的数量仅次于德黑兰。

1978年底，革命运动进入高潮期，也即伊朗王后法拉赫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可怕的166天”中，“革命分子非常易于组织，他们可以非常有效地筹措资金，示威游行也是相当容易准备和掌控，他们拥有所有的东西：扩音器、面具、双向通话机以及武器。”德黑兰街头示威中站在最前面的都是“衣衫不整的亡命之徒”，他们“疯狂地高呼反国王口号，身着白色裹尸布，表现出随时为革命殉道的精神。”伊斯兰革命期间，这些城市贫民自愿为游行示威充当警戒民团，保护游行示威队伍的安全。他们自觉听从乌里玛指挥，夜晚来临时，在屋顶上大喊“真主至大”、“国王滚出伊朗”等口号以鼓动民心。据估计，在伊斯兰革命的高潮时期，仅在首都德黑兰，由城市平民组成的警戒民团（Ｂａｓｊｉ）就有1200个。这些城市贫民作为革命主力军，往往带着颠覆一切的心理并愿意以生命为代价站在革命的最前沿。

（三）后记

任何一次革命都是阶级斗争。伊斯兰革命充满了世俗的诱因和动机，但是由于宗教是当时最强大的非官方组织，因此也就成了人民在革命时最顺手的工具。由于整个革命是底层人民、知识分子、小商人和教士阶层的联合革命，而教士阶层本身又是最具有组织性的一个团体，因此在革命后摘了桃子，这就使得整个革命进一步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似乎革命不是对立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意识形态不同的群体之间的纷争。

当今世界，总有那么些政治团体或个人，要把这次或那次革命包装成仅仅是宗教意识形态的纷争，他们的目的就是用宗教的纷争掩盖阶级斗争的本质。

在当今的中国，总有那么些人，他们不敢或者不愿承认阶级对立，一旦你提到阶级、一旦你分析阶级，他们就开始谩骂，“满篇都是煽动阶级对立，你是何居心！”但是，阶级就在哪里，阶级对立就在那里，不需要任何煽动，他们一直对立着。

当对立着的阶级还能在某种条件下共生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处于一种相对和平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中，统治阶级往往能够从自身剥削的剩余产品中拿出一小部分构筑社会底层的保障体系，以免激化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矛盾总在发展，日常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息，因此统治阶级会拿出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豢养自身的暴力机关和宣传机关，并随时通过肉体暴力和精神麻痹维持其统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必然使得他们形成越来越广泛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势必招来更严厉的打击。阶级矛盾更尖锐了。

某种条件下（比如经济危机），量变引起来质变。列宁所述的条件出现了，被压迫阶级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而压迫他们的阶层也不能再这样统治下去了，于是革命的形式成熟了。如果成熟的革命形势还伴随有组织严密的革命集团，那么旧政权被推翻的日子就到来了。

这一切，在旧中国发生过，在俄国发生过，在中东各国发生过，在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过，并还在持续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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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现在的西欧？当年的西欧就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啊！

天主教世俗堕落，所以才有了各种各样的新教，制定各种清规戒律来遵守。

英国的清教徒，美国一直吹捧的五月花上的那些人，就是要反对那些世俗腐化啊！

不要把民众想成傻子，他们反对是特权者的腐化，不是反对自己过上好生活。

首先伊朗国王的白色革命太不彻底了，尤其是土地改革，太温和了。

伊朗的土地改革分为三个阶段，请看第一阶段的改革法案。

1.地主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是一个自然村落，超过部分必须出售给政府，但果园、花园和机耕土地不在其列；

2.政府根据地主以往上报的土地收入和缴纳的地产税确定购价，分10 年付清地款；

政府将所购置的土地出售给享有租佃权的无地农民，购地者可在15年内付清地款；

3.政府在乡村组建合作社，加入合作社是无地农民从国家购置土地的先决条件。

这里面就可以看出，伊朗的土地改革不是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还保留土地，是赎买政策，是以国王的强力来支持推行的，这里面农民获得土地是需要用钱购买的，还要在15年内付清，还要有租佃权，这里面的租佃权采用一种生产互助组织的形式，按照生产要素与地主分享收成并向其提供劳役和实物贡赋。没有租佃权的无稳定的耕地和收入来源，充当打工者。所以这就造成一种后果，那就是土地改革的效果不明显，因为伊朗农民太穷了，获得部分土地还要购买，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且即便有土地还要有耕作资料，而且要有租佃权才能购买土地，但是大部分伊朗农民是没有这个租佃权或者租佃权不清晰，所以第一阶段改革成果不大。

然后1965年2月起，土地改革法案“附加条款”获准实施，土地改革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针对拥有中小地主，重点之一是强调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契约关系，根据 “附加条款”，在以往实行分成制的地区，地主拥有土地的上限减至30—200公顷，超过部分提供五种选择：

1.出租土地，租佃期限不得少于30年，承租者缴纳货币地租，租额每五年调整一次；

2.出售土地，购地者可向国家银行申请低息贷款,10年内付清购地款；

3.与佃农按照传统的五项要素（土地，水源，种子，耕牛，人力）划分土地；

4.地主与佃农合资组建农业联合体；

5.拥有土地不足30-200 公顷者，可购买佃农的租佃权，并雇佣他们作为工资劳者。

还是温和的，而且地主和农民给出了替代方案，首先土地必须要给农民，但是农买了还不起怎么办？购买租佃权呀，地主付钱给农民，合资建立农业联合体呀，地主成了资本家，农民雇佣成工人，说实话，搞来搞去，农民还是在地主打工，只是以前缴纳地租给地主，现在地主付钱给你当工人，农民成了工人，无缝对接被剥削了，而且由于地主还帮你还购买的土地的欠款，你这工资是不是得减少了。以前地主还只是定期收地租，不管你干啥，现在地主成监工，天天监督你干活，还提高生产效率，搞机械化，要不了那么多农民，你连耕作土地的机会都没了，在农村只有穷，只能去工作机会多的城市。地主已经购买你土地的租佃权，你跟地主再没有任何人身关系了。通俗来说，你购买土地还不起，土地不是你的，地主来帮助你还钱，地主又不傻，人家获得你的租佃权，土地还是归他，而你被雇佣成工人，你想收回租佃权，发现自己又还不起钱，还不如土地给地主呢，而地主帮你还完钱，你是不是还要还地主钱？工资那么低，还的起么？无偿打工吧你，而且土地没有禁止流通，最后农民不光失去了土地，还失去了使用权，这是一闭环。

然后巴列维来了个第三阶段

1.1967年12月，伊朗政府颁布《农场企业的建立与管理法》，政府派遣文职官员担任企业的经理，农民则把自己的土地转让给企业并获得对应价值的企业股份。

2.为了保证企业初期对土地的收购和发展，巴列维政府还对其发放低息长期贷款和补助金。

3.1969年巴列维政府又颁布了《分配和出售租佃土地法》，强制使已经和农民签订了长期租佃土地契约的地主将土地转让给农民，其价格由农民和地主协商。

这一步可以说直接将传统地主给弄死了，变更生产关系，雇佣关系和商品流通进入伊朗农村，逼迫地主向资产阶级转变，你只要转变了，看到没，低息贷款大大的有，而且还诞生了一些新贵，同时仍然是赎买方式，所谓的转让给农民土地改革，只是给农民过一下手而已，农民获得土地从来不是这场改革的目的，农民只是牺牲品。

所以，后果也很明显，失地的农民像海水一样涌向城市，而伊朗的城市却没调配好，受到美国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石油暴利的影响，城市里面压根没有像样的工业来容纳失地的农民，大量农民没有工作，去了贫民窟，社会矛盾剧烈，然后巴列维的新贵么还在自以为是庆祝胜利。然后像霍梅尼这样的宗教势力，宗教势力是伊朗最大地主之一，他们利益受到了损害，于是利用伊斯兰教的慈善和威望收买困苦的人民，对各个社会阶级允诺民主和削减贫富差距，很快掀起暴乱，把巴列维赶跑，中止了土地革命，但是土地革命已然崛起了一批资产阶级，大部分农民也去了城市，再想当地主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只能和新崛起的资产阶级联合执政，建立了共和国，镇压要求继续改革的左派和自由派，实行专制统治。

巴列维的土地改革就是一场盗版的俄国彼得大帝农奴制改革，但是所处的时代不是17世纪，巴列维可不是彼得大帝，人家彼得大帝能征善战，性格坚毅，把失地农民编入军队对外发动出海口战争缓解社会矛盾，同时大量引进英法工业，让失地的农奴进入工厂中劳作，可即便如此，这种赎买制的农奴制改革还是拖累了沙皇，最终靠布尔什维克来最终完成。

玄处都被封了多少年了，当初的回答还是不知道比你们高到哪里去了。

以下是玄处在：

为什么曾经辉煌的伊斯兰文明在今天显得比较没落，极端思想严重，以至于遭到许多人恐惧、歧视？

这个问题下的回答，可供参考。

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部分非洲国家、突厥语系国家、伊朗、东南亚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国家等等。这些地区差异很大，情况各有不同，以下只讨论极端主义最严重的阿拉伯世界的情况。
阿拉伯世界走向极端化的原因是：世俗化进程受到极大挫折。
其实区分一个阿拉伯国家是偏向世俗主义的还是偏向宗教保守的并不困难，只要看国家领导人平时出门穿什么衣服就好了。简单说，可以分为两组：西服党和罩袍党。
西服党包括：所有非洲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亚、埃及、苏丹、吉布提、毛里塔尼亚、西撒哈拉、索马里），中东的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也门、巴勒斯坦等16个国家
罩袍党包括：中东的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等6个国家
当然，西服党成员平时也会穿罩袍，尤其是摩洛哥、约旦这样的君主制国家，但他们会见非伊斯兰国家领导人或出席相关国际活动时，一般只会穿西服，罩袍只有在出席宗教类活动时才穿。
好吧，其实列了上面的国名大概也知道为什么阿拉伯世界的世俗化进程会遭到困境了：西服党的日子不好过！
看看西服党的悲惨结局：
1，直接被西方国家及其盟友拉出来打死：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
2，被西方国家及其盟友策动政变推翻：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也门的萨利赫
3，遭到西方国家及其盟友进攻正在勉力支持：叙利亚的巴沙尔、支持叙利亚的黎巴嫩
4，遭到西方国家及其盟友的进攻、敌视或制裁：索马里的艾迪德、苏丹的巴希尔、巴勒斯坦的阿巴斯
你看，一个阿拉伯人，只要主动脱下了罩袍，学着像西方人一样穿起西装，各种明枪暗箭立即就飞了过来。相反，穿上祖宗的老罩袍，就好比是那金钟罩铁布衫，好像立即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护佑，妈妈再也不怕政权倒台了。
世俗的阿拉伯国家，被整的死的死，乱的乱，那么还能剩下什么？自然只能剩下宗教保守国家了。反过来，这些致力于推行世俗主义的北非和中东强人被打倒，又恰好给了宗教极端势力以发展的空间，臭名昭著的ISIS就是利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退潮应声而起。
而这个ISIS，起初是被美英法等西方国家视为反对独裁的义军看待的，以至于连续4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议案，旨在打击致力于反恐战争的世俗化的巴沙尔政权，而给予包括ISIS在内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以实质性的支持。如果没有中国、俄罗斯这个正在本国同伊斯兰极端势力进行流血的殊死搏斗的负责任大国站在国际反恐怖主义阵营一方连续4次行使否决权，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个世俗政权就可能保不住了。对此，美国的态度自然是坚决反对中俄的，请看2011年10月份，中俄第一次否决安理会支恐议案时，希拉里女士是如何表态的：
美联社10月5日消息称，奥巴马政府再次就中俄动用否决权加大对两国的指责。希拉里5日在参加一个区域经济会议时向媒体说，中俄两国“未能与和平示威者站在一起”。她还称，“那些选择否决票的国家必须为叙利亚人民、为自由和人权而战斗的人们，拿出他们的解释”，“那些反对决议草案的国家必须给叙利亚人民一个答案”。

看到没有？包括ISIS在内的叙利亚反对武装，不是什么恐怖分子，而是一些“和平示威者”，是“为自由和人权而战斗的人们”。作为中东局势的仲裁者，美国就是如此看待极端宗教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仅仅是为了推翻世俗主义政权，就连ISIS这样组织也支持，简直反世俗反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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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说，西方世界对伊斯兰世俗主义的反对，实际上是使用了双重标准：
标准一：对待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君主制宗教保守国家，是看他们对美国支持不支持。
标准二：而对待实行军事威权统治的世俗国家，是看他们民主不民主。
这个民主化的标准是按西方尺度进行的，至少必须同时满足：普选制、政教分离、军队国家化。而在伊斯兰世界，这实际上是一个“民主化不可能三角”，不可能同时实现：普选的结果一定是一个非世俗化政权，到时要不要军队国家化？如果交出军队，那么阻止宗教势力的最后力量也没了，最后一定会走向政教合一。相反，如果要搞政教分离下的普选制，又必须对宗教势力采取强制手段，就必须有强人掌控军队，最后又会走向威权主义。
这样一来，摆在中东北非世俗化领导人面前的，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完不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美英法的大棒就会如约而至。然后怎么办？要想活命，就只剩一个办法，那就是放弃世俗化，而转向宗教保守，这样可以按照标准一执行，被问到“对美利坚支持不支持”，说句“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说支持，美利坚是民主灯塔，我怎么能不支持”，就算过关了。多好。
可见，在讨论中东时，切忌把西方那一套照搬过来。事实上，西方国家自己也需要反省：为什么北非的世俗穆斯林，渡过地中海移民欧洲后，就纷纷脱西装、穿罩袍？为什么堂堂大英帝国，成了ISIS的兵源地？这些问题不反省，反而朝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真正用鲜血同伊斯兰极端势力作战的国家指手画脚，那么，西方国家自己被杀的血流成河，我们也只能表示：我们选择与和平示威者站在一起。

玄处离开的不知道多少天，想他！

看了这么多回答，我觉得没一个说到点子上去的。

承认伊斯兰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翻天覆地的威力很难？

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你以为你是谁？文明人？高等人？永恒不灭的神族？

不客气地说，脱离丛林社会的现代人看待伊斯兰，就像霸王龙充满蔑视地看着脚下的老鼠差不多。

没错，它弱小，智力低下，只能在地洞里混口饭吃。【你以为】你一脚就能踩死它。

但是人家就是在地下顽强地生存着，而且数量越来越多，领地越来越扩张。

你引以为荣的文明迟早有腐朽熟烂的时候。有一天，你数量绝对少数的温室里长大的婴儿如何去面对遍地磨牙吮血的丛林战士？

你自以为强大文明，不知道技术可以扩散传播，你拉满仇恨，却又日益人口萎缩走向老龄化。

在所有的物种竞争中，都是质量优势的K对策灭绝，采用数量优势的R对策笑到了最后。

我强调一遍，没有例外。

身处火山口而不知，居然还能问出来为何野蛮能反杀文明这种傻话。我寻思着作为中国人，文明朽烂被野蛮征服殖民至少也两三次了吧？

还看着伊朗百思不得其解。。。。。你就看看自己的西北和西南，如果国势有变会是什么模样。

伊斯兰是一个黑洞。它消灭过波斯文明和埃及文明、吞噬过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的基督教文明、彻底铲除并取代东方佛教和印度教的地盘、深深渗透进中华文明并且位居上等。

在做到这些的时候，它从来不具有技术优势和文化优势。

对于一个如此强大的吞噬者，就应该用对于异质文明最大的敬意去对待它。任何傲慢和轻忽都是对人类文明的不负责任，对人类命运的玩忽职守。它决定了一千年后人类是飞向宇宙还是撅着屁股在现实和文化的沙漠里匍匐。

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怀着什么样的傲慢心理提出这个问题。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都很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