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裔的以色列人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第1页

长文慎入！

@陈大步 的回答非常的简明扼要，推荐大家看看，我的回答主要是对持有以色列护照的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和身份认同情况的一些方面展开比较详细的叙述。（其实就是搬运工，只不过我是一个有情的搬运工）

结论:

一群陷入身份认同困境，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主要是巴勒斯坦）之间徘徊挣扎的人。

我的国家在与我的民族作战，我在中间。

——以色列阿拉伯议员阿布德拉阿齐兹·祖阿比（1926～1974）

记下!
我是一个阿拉伯人
我的身份证号是50000
我有8个孩子
第9个将出生在这个秋天
你可会愤怒？

记下!
我是一个阿拉伯人
在采石场做工
我有8个孩子
我以采石所得
供给他们面包、
衣裳和书……
我不在你门前求乞
也不在你的门庭自怜......
你可会愤怒？

记下!
我是一个阿拉伯人
我有一个没有头衔的名字
在一个民众义愤填膺的国家里忍耐
我的根
早已被深植于时间诞生前，
纪元开启前，
松树橄榄树出现前，
第一棵青草长出前......

我父亲是耕夫的后代，
而非特权阶级，
我祖父是个卑微的农夫
既不优渥，又不尊贵!
然而，他们在教我阅读前
教会我太阳的荣耀。
我的房子是守夜人的小屋，
由树枝和藤条搭建......
你满意我的地位吗？
我有一个名字，却没有头衔!

记下!
我是一个阿拉伯人
你偷去了我祖先的果园
还有我与孩子耕种的土地
什么也没留给我们
除了这些山岩…
如今它们是否也将
被宣布占有？

因此!
要在第一页写下：
我不憎恨人
也不侵犯人
但要是我饿了
就会饥餐侵略者的血肉
当心!
当心我的饥饿
和我的愤怒!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身份证》，1964

感谢 @老桦 提供的照片，根据 @老桦 的说法，他们每次回家探亲的时候会在村口换上平民的衣服。

两位以色列籍阿拉伯裔歌手用巴勒斯坦方言演唱的歌曲。

在以色列，20%的公民是1948年“大浩劫”（Nakba）之后留在自己家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为社会公正和平等而斗争的阿拉伯青年也在其中，他们同时也是以色列公民。他们为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而斗争，为自己作为以色列公民的政治权利而斗争。

而真正引起我对以色列阿拉伯人这个群体感兴趣的却是这段话。

一个法国酒店的职员告诉我和阿拉伯裔的以色列作家萨伊德·卡书亚，如果他能够做主的话，这个酒店会拒绝接待犹太人。那个夜晚余下的时间，我都在听萨伊德咕哝，在被犹太复国军占领了四十二年后，还不得不忍受被视作一个犹太人的侮辱。

——（以）凯雷特《美好的七年》

在初中的时候，出于对中东政治历史的兴趣，我拼命寻找中东作家的作品来看，因为我觉得文学是窥视民族灵魂心理的最好的窗户。而萨伊德·卡书亚的《耶路撒冷异乡人》就是我在这段时间看的书。

这本书的主题就是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困境。

《耶路撒冷异乡人》故事简介

这个故事的内容很简单，一个生活在耶路撒冷、成功富有的阿拉伯律师，某天他在一本扉页写着“尤纳坦”的希伯来语二手书当中发现一张夹带的字条，上面用阿拉伯语写着在他看来略带暧昧的字眼。他一眼认出这是妻子莱拉的字迹，对妻子出轨的怀疑，打破他幸福生活的假象。

后来妻子的回应大体澄清了误会，这张字条是她在多年前写给一位名叫埃米尔（按照书中的话，一个犹太味十足的名字）的同事的留言。而律师却开始了对埃米尔的个人追踪。

埃米尔是一个英俊聪慧的阿拉伯人，但是由于母亲拒绝改嫁，其失去家族的土地。从小生活在异村，忍受着他人的欺凌。在耶路撒冷从事着毫无前途的社工工作，在与自己怀有好感的女孩子莱拉聚会过程中，在令他恐惧的同事目光注视下，落荒而逃。

他继续从事之前在护理照顾瘫痪的热爱摄影、自杀失败的犹太青年尤纳坦的兼职，在尤纳坦母亲的默许下，他用尤纳坦的犹太身份考取了大学的摄影专业。并让尤纳坦以埃米尔的身份埋葬在清真寺，他开启自己作为“犹太人”的“美好”人生，直至律师找上门来，当面拆穿他伪装的身份。

这时候，他跟律师完整讲起他的故事，也许，律师能理解他的故事，毕竟，在这个国家，没人想当阿拉伯人……

所以，当我看到凯雷特引述的卡书亚的话语时，感到有些讽刺和好奇，作为一个生长在 “没人想当阿拉伯人的国家”的阿拉伯人，在别国却因为“以色列人”的身份遭到“反犹”对待，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被视作一个犹太人”看成是侮辱。但他却写了一本主角放弃自己阿拉伯人的身份，将自己伪装成犹太人摆脱无望的人生的小说。

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专门翻过不少书，查阅过不少资料来了解这个群体。

下面我会结合这本书的内容和一些资料，谈谈以色列阿拉伯人的一些生存状况。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定义、分布与内部不同群体

一般来说，以色列阿拉伯人指的是1948年留在以色列控制区的阿拉伯人及其后裔，除少数城市居民以外，他们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北部加利利地区、三角地区^[1]和南部内盖夫沙漠地区）的约百个村庄中。他们又被称为1948年阿拉伯人，是以色列合法公民。以此区别以色列1967年后占领的东耶路撒冷、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前两者无公民权，有以色列的居住权）。

详情可参考以下 @tyotakuki 老师的文章和梅华龙老师的回答。

以色列阿拉伯人一般分为穆斯林、基督徒、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四个群体，以色列当局对之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对于占人口比重最大的穆斯林群体，以色列政府采取严苛的态度。相对而言，对待基督教徒的态度比较“友好”。对于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则采取较为积极的拉拢态度。

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在小说当中并未谈及。不过笔者想在此先介绍以下他们的一些情况。

以色列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

关于以色列阿拉伯人，前面许多回答谈及到德鲁兹人。首先我要说一声，德鲁兹人认为中国人是祖先的传言可以说是毫无根据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互联网传的那么广。

一般认为，德鲁兹人属于阿拉伯人的一支。不过，德鲁兹人长期以来和周边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相处不和睦。在以色列，德鲁兹人对待政府的态度较为友好，德鲁兹社团和以色列国家和犹太民族结成“血盟”关系，实行义务兵役制。作为回报，经济发展上给予德鲁兹社团种种优惠的待遇。在政治事务上德鲁兹人也比其他阿拉伯人群体享有较多的权利。在政府有关阿拉伯人事务的各部门中都有德鲁兹人担任高级副手、助理及顾问。

不少学者认为，德鲁兹人在以色列特殊地位的形成是透视以色列 “分而治之”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德鲁兹人是以色列当局“以阿治阿”的工具。一名以色列官员将他们的角色形容为“阿拉伯团体背后的利刃”。他们也被视为有助于宣传的“各族之间兄弟情谊的象征”。而德鲁兹人在以色列当局分而治之的政策下，也形成其他以色列阿拉伯人和周边国家德鲁兹人不一样的民族意识，大部分人不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

贝都因人大部分聚居在南部内盖夫沙漠地区，和一部分住在加利利地区的村庄。传统上，贝都因人是除德鲁兹人以外，和以色列政府合作最多的阿拉伯人群体。1980年代以后，因为土地问题，贝都因人不得不从游牧转为定居生活，传统生活方式和思想受到冲击，和以色列政府之间的矛盾有所加剧。

（根据笔者看的一些文章资料显示，貌似贝都因人是越来越认同自己巴勒斯坦人的身份了，不过资料比较旧，不知道如今是否也是如此）

关于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的情况，一些知友也写过不少相关的文章或回答，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而本书两位阿拉伯主人公和作者卡书亚都是来自北部三角地区的穆斯林家族。

值得一提的是，时尚美丽、乐观自信的律师妻子莱拉，律师和埃米尔刚认识她的时候，都以为她是来自加利利的基督徒。

然而真实情况却是:

关于阿拉伯基督徒另一个有意思的片段:

@卫凌贞 翻译的反映以色列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的文章。

接下来，我就此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基督徒群体的一些情况。

（德鲁兹人在报道中谈得太多了，穆斯林也是大众最熟悉的以色列阿拉伯人群体，但很多人不知道以色列或者说巴勒斯坦有阿拉伯基督徒。而有些人即便是知道他们的存在，也对他们有较深的误解。）

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基督徒

巴勒斯坦基督徒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重要力量。早在20世纪初期，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基督徒就和穆斯林邻居一起合作对抗移居巴勒斯坦的锡安主义者，并成立第一个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组织——穆斯林-基督徒协会。在1948年战争中，阿拉伯基督徒的命运也与其穆斯林邻居相仿，大批居民主动或被迫出逃。但由于本来就是巴勒斯坦人口中的少数派，因此基督徒人口在1948年受到的创伤（心理上）要小于突然从优势多数民族变成弱势少数民族的阿拉伯穆斯林。

阿拉伯基督徒中大多数是城市居民。由于城市居民人口比例高、受教育程度高、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与海外联系紧密等因素，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基督徒中涌现了很多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在文化、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尤其大。这些阿拉伯基督徒知识分子对现当代阿拉伯文学、文化有突出贡献，甚至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也起到重要领导作用。

而阿拉伯基督徒是以色列阿拉伯社会中世俗的阿拉伯及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核心。一部分受过教育、在社会经济阶层上属于中产阶级的基督，民族意识觉醒较早，成为早期泛阿拉伯主义的支持者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独立进入以色列政治舞台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力量的领导者。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能理解，不同于德鲁兹社区与以色列当局的亲近，总得来说，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和穆斯林是穿同一条裤子的。而像小说当中反映的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对穆斯林的优越感，主要源于其城市居民和中产阶级甚至精英的出身。（阿拉伯基督教徒是以色列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的群体，与之相对的是，阿拉伯穆斯林大多出身于农村，且受教育的水平较低。）

不同于阿拉伯穆斯林蓄胡子和戴头巾的行为，阿拉伯基督徒带十字架更多时候并不主要在于表达对宗教身份的认同，（相关资料显示，阿拉伯基督徒恰恰是以色列当中对宗教认同感最低，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感最高的阿拉伯群体^[2]）而在于与以色列穆斯林的区分（正如小说当中的莱拉，不少穆斯林妇女也不戴头巾）。

这也与religion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关，使得阿拉伯基督徒的处境及其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渐趋微妙。

而由于低生育率和不断向外移民，基督徒（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当中的占比由21％下降到不足9％）已成为以色列“少数民族当中的少数民族”。而穆斯林占比得到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在教育水平提升和religious运动的影响下，让基督徒不再占据着以色列政坛当中的阿拉伯的主导力量。导致他们与曾经关系密切的阿拉伯穆斯林产生疏离。

但总得来说，当地阿拉伯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相处还算和睦，即便是在哈马斯统治下的加沙也是如此。而基督徒社区和德鲁兹社区有着较深的隔阂，时常发生械斗^[3]。

而德鲁兹人与基督徒关系差的原因，除了居住区比较近产生的摩擦矛盾以外，根据王宇教授的分析，还在于基督徒由于受教育水平高，群体收入高。而德鲁兹人由于受教育水平比较低（在以色列政府对德鲁兹人教育进行特别扶植之前，德鲁兹人平均受教育水平低于穆斯林，仅比贝都因人好一些。主要由于德鲁兹人基本都生活在封闭落后的农村，而且比其他阿拉伯人有参军晋升这一路径可走），后来发现自己为以色列当局出生入死却比那些不用服兵役的阿拉伯人过得落魄，产生了不平衡的心理。近十几年，以色列政府注意到德鲁兹人的教育问题，极大增加德鲁兹人的教育投入，教育水平得到极大提升，详情请见如下文章。

与穆斯林的逐渐疏离和德鲁兹人械斗占下风的结果，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以色列军队服役。部分基督社区鼓励参军行为，以色列当局也想趁机进一步分化阿拉伯社区。

但遭到不少人反对，还有人以德鲁兹人为例，力图证明尽管德鲁兹人跟犹太人一样服兵役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仍然没有得到以色列政府所承诺的平等。

“德鲁兹人得到了什么？更多的权利吗？他们的土地没有被征收吗？他们的基础设施更完备吗？他们的非法建筑不会被摧毁吗？他们的情况比基督徒更差不是吗？而且我们的情况跟50年代德鲁兹人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他们只有12000人，是一个封闭落后的社团，而现在的我们，不是。”

以色列穆斯林

至于以色列穆斯林，则是以色列最主要也是大众最熟悉的以色列阿拉伯人群体。

他们占以色列阿拉伯人口8成左右，主要信奉逊尼派。（贝都因人也主要信奉逊尼派，但一般谈到以色列穆斯林不包括贝都因人）主要聚居在北部三角地区（小说三位主人公和作者卡书亚就是出身于此）、加利利地区的村庄，部分居住在耶路撒冷、海法等城市。

穆斯林社团普遍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较低，社会比较保守。正如上文所述，早期以色列阿拉伯政治运动主导权掌握在基督徒手里，后来通过religion力量并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因其人口增速及其与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最为接近的认同（正如注解2所示，以色列穆斯林是对巴勒斯坦民族认同最高的以色列阿拉伯群体），阿拉伯穆斯林被以色列当局视为国内“最危险”的少数民族社团。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教育与就业

以色列阿拉伯基础教育

以色列独立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政府迅速作出两个对于重建阿拉伯教育至关重要的决定，一个决定是在以色列阿拉伯教育将与犹太教育并行，1949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适用于所有以色列的居民，包括阿拉伯人；另一个决定是阿拉伯教育将以阿拉伯语进行。以色列承认阿拉伯少数民族的独特性，并以阿拉伯语言作为国立教育语言，可以说是赋予了阿拉伯少数民族文化自治的可能性，不过以色列并没有放手给予阿拉伯人教育自治权。

正如前文所述，以色列当局对阿拉伯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1977年以色列教育部正式将德鲁兹人和切尔克斯人的教育从“阿拉伯教育部门”独立出去，成立了“德鲁兹和切尔克斯教育和文化事务处”。这标志着从教育方面德鲁兹人和其他阿拉伯人彻底分离。

对比犹太公立学校，阿拉伯学校受到预算方面的歧视，师资、资金、校舍等基础设施明显缺乏，存在师资水平不高，教学质量差，辍学率高等问题。

而在高等教育方面，则统一使用希伯来语教学。

私立教学

由于国立阿拉伯学校的师资、校舍和教学条件都不理想，因此很多父母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读书。

在私立学校中，基督徒学生的比例高于穆斯林学生，因为这些私立学校毕竟是受西方宗教（基督教）的影响，保守一些的穆斯林并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去接受教育。

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基督教学校的成就是以色列最高的，约69%的学生可以得到高中毕业证书，而犹太学校61%的学生得到高中毕业证书，国立阿拉伯学校仅为50%。

以色列的教育制度实际上加剧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母语的人口之间的隔阂。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以色列出现了一批旨在通过教育来促进阿犹民族互相了解、强调和平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学校。这些学校一般招收阿犹双民族学生。

就业

就业歧视也是以色列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社会遇到最典型的隐性歧视之一。

关于这一点，小说也有表现：

正如上文所述，由于以色列阿拉伯人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大部分是蓝领工人。至于受高等教育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就业问题也长期困扰以色列社会。

阿拉伯大学生在犹太私人企业求职常常遇到“歧视”，因其民族身份而得不到工作甚至连面试机会都没有。2011年以色列经济发展管理局做的调查显示，80%的犹太雇主认同阿拉伯公民找工作的重要性，但22%的人承认确实存在对阿拉伯应聘者的歧视，53%的人不认为这是“歧视”而是“客观”条件使得阿拉伯人不适合犹太劳动力市场。有趣的是，甚至那些愿意雇佣阿拉伯人的雇主都对“阿拉伯雇员”有特定认知——建筑工人，却很难想象会有阿拉伯工程师或者阿拉伯心理学家。很多雇主对阿拉伯人的能力及可能带给他们的生意机会毫无概念。

对于长期困扰以色列阿拉伯学生的就业问题，并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大量与安全和军事科技相关的职业将阿拉伯应聘者拒之门外，大多数犹太私人企业并不愿意雇佣阿拉伯雇员。因此绝大多数阿拉伯大学毕业生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并为本阿拉伯社团提供服务，如教育、社会工作、法律，甚至金融会计服务。

在小说当中，律师作为律师主要的客户是耶路撒冷甚至是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莱拉和埃米尔作为社工主要服务对象也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事实上，像律师这样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很多时候是作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当局沟通的中间人。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

之前和 @Mansour 老师和 @里姆 姐姐聊天得知，身份认同其实也是当代阿拉伯文学最常见的主题之一，虽然卡书亚使用希伯来语写作，但写作主题却是和他的阿拉伯同胞是共通的。不过身份认同本身就是一个普世话题。

关于以色列阿拉伯人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情况，注释2已说明。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偶尔会短时间内经历较大的变化，1967年和2020年为例。

1966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出以色列阿拉伯人中对于犹太社会持开放心态的有所增加。68%的受访者相信以色列阿拉伯人有需要向犹太人学习的地方；73%确认他们正在向犹太人学习知识；大多数人自认为以色列身份比阿拉伯身份要更突出，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身份认同则响应者寥寥；81%的受访者明确了自己对未来的期望是作为一个拥有平等权利的差异群体融入以色列国家。但在1967年战争之后几个月之内，把以色列国民身份置于自己身份认同中最主要位置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从68%下降到43%，新的身份认同中以色列、阿拉伯、巴勒斯坦、穆斯林等因素重要性排序也发生了变化。

而在去年，新冠危机的影响下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在4月28日国庆前夕，以色列民主研究会就以色列人对国家的归属感问题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一项结果是令人惊异的：阿拉伯人社群的认同感大大提高了。研究结果表明，77%的阿拉伯人认为，自己是以色列国的一份子，共同承担国家的危难（31%选择赞同，46%强烈赞同）；这一数据比过去十年都要高。而在2014-2019年的同系列调查中，阿拉伯人认同感的数据是在35-62%之间波动的。
这种认同感的提高可以归因于新冠病毒危机吗？这种情感在未来可以存续下去吗？民主研究会的奥尔·阿纳维研究员说：“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急剧的改变——和去年相比，阿拉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增长了35个百分点。这两年之间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建议以更大的时间跨度来看待之。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理论都建立在单独一次民意测验上面。”

至于以色列阿拉伯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以色列国籍以及巴勒斯坦认同：

从时间跨度而言，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民族政治意识自建国后大致经历了迷茫时期（1948~1967年）、巴勒斯坦化时期（1967~1993 年）和本土化时期（1993年至今）三个阶段。

建国以后，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切断，阿拉伯公民处于以色列军事管制之下，并且自建国以来到1967年，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发生了三场中东战争。“我的国家正与我的民族交战”这句口号反映了当时阿拉伯公民对于自身国家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困惑与迷惘。这段时期属于迷茫时期。
1967年以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落入以色列统治，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和其巴勒斯坦同胞重新联系起来，他们对于在以色列统治下受到压迫的巴勒斯坦同胞充满同情，同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更多开始自我认同为巴勒斯坦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运动。这处于巴勒斯坦化时期。
1993年启动的中东和平进程对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民族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以色利与巴解组织达成的“奥斯陆协议”并未涉及以色列阿拉伯公民，这使阿拉伯公民产生了一种被排斥的感觉，而以色列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逐渐意识到，自己只能处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外围，未来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并不必然实现其自身的政治诉求，他们已经是以色列的公民，巴解组织代表的是被占领土和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在以色列国家范围内与犹太人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而不是从以色列分离出去。这一认知使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政治诉求发生了本土化的转化过程。^[4]

本书之中，开篇当中律师与朋友的聚会当中就已经提及关于身份认同话题。

“人，到底可不可以没有根”。

（关于文中安东所提到的，阿拉伯教学理事会曾于2011年提出“以色列巴勒斯坦少数民族的教育和教学的目标”，报告称为了实现阿拉伯教育的双重职责，即“一方面与以色列国家的歧视及其后果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与某些思想与行动中的暴力及阿拉伯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弊端进行斗争”，因而需要发展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教育和文化体系，实现教育的目标：“加深作为民族身份认同的阿拉伯-巴勒斯坦身份认同，为其文化而自豪，与其阿拉伯和伊斯兰根源保持持续有效的联系。这一身份认同将基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巴勒斯坦记忆与叙事的加强、坚定主张巴勒斯坦人民历史和政治的权利及文化、宗教和社会多元化；灌输与以色列犹太方面进行对话的价值观以奠定在同一个国家共同生活的基础，而不是由某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或处于统治地位。”以色列教育部对此提议的回应是：不可能贯彻。）

关于身份认同，小说当中的露夏蕾（尤纳坦的母亲）则有着非一般的看法。

埃米尔最终在露夏蕾的帮助下，摆脱自己“卑贱”的阿拉伯人身份和“无望的人生”，成为了一名“犹太人”，直至律师上来当面戳穿他的谎言……虽然律师听完他的故事之后出于同情与理解决定帮他隐瞒事实，但这“虚假的身份”真的会永远不被其他人发现和揭露吗，而依靠“虚假身份”所获得的“美好人生”是否又“真的”美好呢？

（等我这篇回答差不多写完的时候，我竟然发现这篇文章）

而作者卡书亚他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

在接受《文化广场》记者邮件采访时，萨义德·卡书亚表示，将自己所属身份置于国家的交战方，他不得不承受各种内心挣扎。为了更好地生存，他让自己变得像个以色列人，只用希伯来语写作——却放弃了母语写作。这些苦痛幻化成他笔下的个体人物，那些具体的阿拉伯人，或犹太人，是如何在平常生活里的民族矛盾中生存，挣扎。
在所有的尝试中，萨义德都希望讲述这样一段故事，将巴勒斯坦的话语也纳入以色列的话语中并让二者共存。他认为，这是改变现状的方法之一。不过，他又透露出难以言说的不自信——“也许我太幼稚了，竟然寄希望于写作可以带来政治上的变化。”^[5]

“我要说一个故事给以色列人听，是巴勒斯坦人的故事。当然，只要他们读了就会明白，”读得越多，卡书亚越想用希伯来语把自己知道的故事写下来，写给“另一边”的人看，希望他们看了能明白。这些故事里有他的祖父在1948年争夺Tira村的战争里死去的经过；有他的祖母失去全部土地的经过；有他的父亲因为政治原因长期坐牢的经过……“他们读了就会改变，我只要一直写下去，占领就会结束……由于我写的这些故事，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成为平等的公民，几乎和犹太人没有两样。”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用希伯来文写作了25年，到头来什么也改变不了。”在这篇可以算作卡书亚与25年耶路撒冷生活告别的文章里，他终于被迫承认现实。25年里，他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乐观的理由，他的写作带来的是来自两方的狠毒批判。当他的专栏文章发表出来后，有人要求将他放逐到加沙，甚至威胁要打断他的腿、绑架他的孩子。尽管女儿的希伯来语说得字正腔圆，但他依然不敢把她带出去和犹太孩子一起在公园里玩。政治人物和媒体越来越渲染着血统与种族，而犹太少年会一边喊着“杀死阿拉伯人”一边游行穿过市区。“我明白，我已经输掉自己的这场小小战役。”卡书亚坚持了25年，他总以为人们不会盲目成这个样子，结果他最终发现，人类就是可以盲目成这个样子。

卡书亚的大女儿今年14岁，正是他当年来到耶路撒冷的年纪。他试图进入女儿的房间，女儿怒吼“你不要进来！”因为她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消息。卡书亚还是进去了，他坐在女儿的床边，轻轻说出那句25年前自己的父亲曾经对自己说过的话，“记得，不管你这一生做了什么，在他们看来，你永远，永远都是阿拉伯人。你明白吗？”“我懂。我很久以前就明白了。”
　　“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卡书亚还是说出了女儿不愿听到的消息。“同时，读读这本书。”他把《麦田里的守望者》递给了女儿。^[6]

小结

基本所有提及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论文和专业书籍都会谈到一件事，便是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与犹太公民实质的地位并不平等。以色列的《独立宣言》提到“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享有最充分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权，将保证宗教、信仰、语言、教育和文化的自由，将保证保护所有宗教的圣地，并将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给予国内阿拉伯公民民主的权利和“平等的地位”，但其首先强调的是以色列国家的“犹太性”，其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就在于它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犹太复国主义是其主要的思想基础。这使得以色列阿拉伯公民难以在实质上获得与以色列犹太公民完全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李志芬也将以色列民族政策思想看作是“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7]

2018年7月19日，以色列国会通过《犹太民族国家法案》，引起国内与国际社会的激烈反映。加剧了以色列阿拉伯人不安的情绪。

尽管遭到不公对待，但是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处境要比他们在西岸、加沙等周围的同胞要好上不少。

《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誉与悲情》的作者阿里·沙维特说过 ：“如果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能够融入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并被赋予他们应得的平等，他们可能更喜欢民主以色列为他们提供的平等，而不是巴勒斯坦和伊斯兰的激进政治运动所提供的。” 这或许对于以色列政府而言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

参考和推荐书目：

本文大部分内容搬运于此书。

值得一看，但这书写于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发生不久后，需要注意历史背景。那时候哈马斯还没完全控制加沙，隔离墙还没建起。将近20年过去了，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

算是一部巴以冲突的编年史，之前在想法区谈过这本书。这本书在讲述巴以冲突过程当中，也注意到了这个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苦苦挣扎的群体。

参考

1. ^ 以色列境内的一处阿拉伯城镇聚落，毗邻“绿线”（绿线是指以色列第一次中东战争与交战方达成停火协议划定的临时边界））
2. ^ 2010年时，布鲁金斯学会的调查报告表明，在以色列阿拉伯人中进行抽样调查（500份）结果显示以色列阿拉伯人中有36%的人认为阿拉伯民族身份最重要；其次是认为巴勒斯坦民族身份最重要的，占22%；另外有19%的人认为宗教认同最重要；而仅有12%的人认为以色列身份最重要。但在德鲁兹人中，39%的人把德鲁兹宗教身份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身份，其次有31%的人把以色列身份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身份，16%的人认为阿拉伯身份是最重要的，而只有8%的人认为自己的巴勒斯坦身份最重要；基督徒中超过半数的人（53%）认为阿拉伯民族身份最重要，15%的人认为巴勒斯坦身份最重要，12%的人认为以色列身份最重要，而只有9%的人认为宗教身份最重要；在穆斯林当中，34%的人认为阿拉伯民族身份最重要，24%的人认为巴勒斯坦民族身份最重要，27%的人认为伊斯兰宗教身份最重要，而只有10%的人认为以色列身份最重要。
3. ^ 2003年2月在拉梅（Rameh）村发生纠纷，基督教堂被德鲁兹人以反坦克导弹袭击；2005年2月在阿布思南（Abu Snan）村因地方选举产生纠纷，军队武器被德鲁兹人用于攻击基督徒，造成人员受伤和重大财产损失；2005年在穆阿尔（Mughar）村因谣言而爆发德鲁兹人针对基督徒的骚乱，导致基督徒商店和住所被捣毁，2000多名基督徒被迫逃离家园；等等。而基督徒与德鲁兹人在械斗过程屡占下风，原因在于德鲁兹人由于集体服兵役，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以及以色列当局对德鲁兹人的支持。
4. ^ 杨阳. 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发展现状及其政治意识[J]. 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06):58-64.
5. ^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0113/c22219-24105534.html
6. ^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8/09/content_528357.htm
7. ^ 李志芬. 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以色列民族政策思想之评析[J]. 西亚非洲,2011(07):4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