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个讨论刘慈欣的问题中引用过他的小说,刚好能用在这里。
《赡养人类》中的拾荒者:
这座大都市中靠垃圾为生的拾荒者有三十万人,已形成了一个阶层,而他们内部也有分明的等级。最高等级的拾荒者能够进入高尚别墅区,在那里如艺术雕塑般精致的垃圾桶中,每天都能拾到只穿用过一次的新衬衣、袜子和床单,这些东西在这里是一次性用品。
垃圾桶中还常常出现只有轻微损坏的高档皮鞋和腰带,以及只抽了三分之一的哈瓦纳雪茄和只吃了一角的高级巧克力。
但进入这里拣垃圾要重金贿赂社区保安,所以能来的只是少数人,他们是拾荒者中的贵族。
拾荒者的中间阶层都集中在城市中众多的垃圾中转站里,那是全市垃圾的第一次集中地,在那里,垃圾中最值钱的部分:
废旧电器、金属、完整的纸制品、废弃的医疗器械、被丢弃的过期药品等,都被拣拾得差不多了。那里也不是随便就能进来的,每个垃圾中转站都是某个垃圾把头控制的地盘,其他拾荒者擅自进入,轻者被暴打一顿赶走,重者可能丢了命。
经过中转站被送往城市外面的大型堆放和填埋场的垃圾已经没有多少“营养”了,但靠它生存的人数量最多,他们是拾荒者中的最底层,就是滑膛现在看到的这些人。
留给这些最底层拾荒者的,都是不值钱又回收困难的碎塑料、碎纸等,再就是垃圾中的腐烂食品,可以以每公斤一分的价格买给附近农民当猪饲料。
在不远处,大都市如一块璀璨的巨大宝石闪烁着,它的光芒传到这里,给恶臭的垃圾山镀上了—层变幻的光晕。
其实,就是从拾到的东西中,拾荒者们也能体会到那不远处大都市的奢华:在他们收集到的腐烂食品中,常常能依稀认出只吃了四腿的烤乳猪、只动了一筷子的石斑鱼、完整的鸡……
最近整只乌骨鸡多了起来,这源自一道刚时兴的名叫乌鸡白玉的菜,这道菜是把豆腐放进乌骨鸡的肚子里炖出来的,真正的菜就是那几片豆腐,鸡虽然美味但只是包装,如果不知道吃了,就如同吃粽子连芦苇叶一起吃那样,会成为有品位的食客的笑柄……
这时,当天最后一趟运垃圾的环卫车来了,当自卸车厢倾斜着升起时,一群拾荒者迎着山崩似的垃圾冲上来,很快在飞扬尘土中与垃圾山融为一体。
这些人似乎完成了新的进化,垃圾山的恶臭、毒菌和灰尘似乎对他们都不产生影响,当然,这是只看到他们如何生存而没见到他们如何死亡的普通人产生的印象,正像普通人平时见不到虫子和老鼠的尸体,因而也不关心它们如何死去一样。
事实上,这个大垃圾场多次发现拾荒者的尸体,他们静悄悄地死在这里,然后被新的垃圾掩埋了。
《地火》中刘欣的父亲:
父亲的生命已走到了尽头,他用尽力气呼吸,比他在井下扛起二百多斤的铁支架时用的力气大得多。
他的脸惨白,双目突出,嘴唇因窒息而呈深紫色,仿佛一条无形的绞索正在脖子上慢慢绞紧,他那辛劳一生的所有淳朴的希望和梦想都已消失,现在他生命的全部渴望就是多吸进一点点空气。
但父亲的肺,就像所有患三期矽肺病的矿工的肺一样,成了一块由网状纤维连在一起的黑色的灰块,再也无法把吸进的氧气输送到血液中。
组成那个灰块的煤粉是父亲在二十五年中从井下一点点吸入的,这也证明他一生采出的煤有多大的量了。
刘欣跪在病床边,父亲气管发出的尖啸声一下下割着他的心。
突然,他感觉到这尖啸声中有些杂音,他意识到这是父亲在说话。
“什么爸爸?你说什么呀爸爸?”
父亲突出的双眼死盯着儿子,那垂死呼吸中的杂音更急促地重复着……
刘欣又声嘶力竭地叫着。
杂音没有了,呼吸也变小了,最后成了一下一下轻轻的抽搐,然后一切都停止了,可父亲那双已无生命的眼睛仍焦急地看着儿子,仿佛急切想知道他是否听懂了自己最后的话。
刘欣进入了一种恍惚状态,他不知道妈妈怎样晕倒在病床前,也不知道护士怎样从父亲鼻孔中取走输氧管,他只听到那段杂音在脑海中回响,每个音节都刻在他的记忆中,像刻在唱片上一样准确。
后来的几个月,他一直都处在这种恍惚状态中,那杂音日日夜夜在脑海中折磨着他,最后他觉得自己也要窒息了,不让他呼吸的就是那段杂音,他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弄明白它的含义!
直到有一天,也是久病的妈妈对他说,他已大了,该撑起这个家了,别去念高中了,去矿上接爸爸的班吧。他恍惚着拿起父亲的饭盒,走出家门。
在一九七八年冬天的寒风中向矿上走去,向父亲的二号井走去。
他看到了黑黑的井口,好像有一只眼睛看着他,通向深处的一串防爆灯是那只眼睛的瞳仁,那是父亲的眼睛,那杂音急促地在他脑海响起,最后变成一声惊雷。
他猛然听懂了父亲最后的话:“不要下井……”
《三体》中的小工:
说起爱因斯坦,你比我有更多的东西需要交待。
1922年冬天,爱因斯坦到上海访问,你父亲因德语很好被安排为接待陪同者之一。
你多次告诉我,父亲是在爱因斯坦的亲自教诲下走上物理学之路的,而你选择物理专业又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所以爱翁也可以看作你的间接导师,你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
后来我知道,父亲对你讲了善意的谎言,他与爱因斯坦只有过一次短得不能再短的交流。
那是1922年11月l3日上午,他陪爱因斯坦到南京路散步,同行的好像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大公报》经理曹谷冰等人。
经过一个路基维修点,爱因斯坦在一名砸石子的小工身旁停下,默默看着这个在寒风中衣衫破烂、手脸污黑的男孩子,问你父亲:
他一天挣多少钱?
问过小工后,你父亲回答:
五分。
这就是他与改变世界的科学大师唯一的一次交流,没有物理学,没有相对论,只有冰冷的现实。
据你父亲说,爱因斯坦听到他的回答后又默默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看着小工麻木的劳作,手里的烟斗都灭了也没有吸一口。
你父亲在回忆这件事后,对我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全频带阻塞干扰》:
“我说的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才四岁。
那个冬天真冷啊。暖气停了,房间里结了冰,我只好抱着电视机取暖,听着总统在我怀中向俄罗斯人许诺一个温暖的冬天。
我哭着喊冷,喊饿。爷爷默默地看着我,终于下了决心,拿出了他珍藏的勋章,带着我走了出去,来到这里。
那时这儿是自由市场,从伏特加到政治观点,人们什么都卖。
一个美国人看上了爷爷的勋章,但只肯出四十美元。
他说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都不值钱的,但如果有赫梅利尼茨基勋章,他肯出100美元;光荣勋章,150;纳希莫夫勋章,200;乌沙科夫勋章,250;最值钱的胜利勋章您当然不可能有,那只授给元帅,但苏沃洛夫勋章也值钱,他可以出450美元……
爷爷默默地走开了。
我们沿着寒中的阿尔巴特街走啊走,后来爷爷走不动了,天也快黑了,他无力地坐到那家古玩店的台阶上,让我先回家。
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冻死在那里,一只手伸进怀中,握着他用鲜血换来的勋章,睁大双眼看着这个他在七十多年前从古德里安的坦克群下拯救的城市……”
《天使时代》中,非洲科学家在讲自己的妹妹:
“那也是一个大旱之年,大地像一个满是裂缝的火炉子,地上被渴死的蛇又被烈日烤干,脚一踏就碎成了末……
当时桑比亚正在连年的内战中,就是那场由东方政治集团操纵的推翻布萨诺政权的战争。
我们的村子被遗弃了,什么吃的都没有了,雅拉就去吃干草和树叶,哦,雅拉是我的小妹妹,刚懂事,大大的眼睛……她去吃干草和树叶……”
依塔的声音平缓而单调,像是早期的语音软件在读一个文本文件。
“她吃得浑身浮肿,肠道也堵塞了……那天晚上,她嘴里含了什么东西,碰着牙喀啦啦响,我问她含着什么?她说在吃糖……
她以前只吃过一块糖,是一年前一个来村里招募游击队员的苏联顾问给的。
我看到一道血从她嘴里流出来,就掰开她的嘴看,雅拉含的不是糖块,是一个箭头,一个涂着响尾蛇的毒液,用来射杀豺狗的箭头。
她最后对我说:
雅拉难受,雅拉不想再活了,雅拉死后哥哥把雅拉吃了吧,然后哥哥就有劲儿走到城里去,听说那里有吃的……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亮,从干旱的大地尽头升起来,昏红昏红的……
我没吃小妹妹,但那年在村子里,确实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有些老人立下遗嘱,饿死后让孩子们吃……”
全场陷入长长的沉默。
《乡村教师》里的村民:
他所在的山区,是这个国家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但穷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那里的人们对现状的麻木。
记得那是好多年前了,搞包产到户,村里开始分田,然后又分其它的东西。
对于村里唯一的一台拖拉机,大伙对于油钱怎么出机时怎么分配总也谈不拢,最后唯一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是把拖拉机分了,真的分了,你家拿一个轮子他家拿一根轴……
再就是两个月前,有一家工厂来扶贫,给村里安了一台潜水泵,考虑到用电贵,人家还给带了一台小柴油机和足够的柴油,挺好的事儿。
但人家前脚走,村里后脚就把机器都卖了,连泵带柴油机,只卖了一千五百块钱,全村好吃了两顿,算是过了个好年……
一家皮革厂来买地建厂,什么不清楚就把地卖了,那厂子建起后,硝皮子的毒水流进了河里,渗进了井里,人一喝了那些水浑身起红疙瘩,就这也没人在乎,还沾沾自喜那地卖了个好价钱……
看村里那些娶不上老婆的光棍汉们,每天除了赌就是喝,但不去种地,他们能算清:
穷到了头县里每年总会有些救济,那钱算下来也比在那巴掌大的山地里刨一年土坷垃挣的多……
没有文化,人们都变得下做了,那里的穷山恶水固然让人灰心,但真正让人感到没指望的,是山里人那呆滞的目光。
和二蛋成亲一年后,秀秀生娃儿死了。
他还记得那个接生婆,把那些锈不拉叽刀刀铲铲放到火上烧一烧就向里捅,秀秀可倒霉了,血流了一铜盆,在送镇医院的路上就咽气了。
成亲办喜事儿的时候,二蛋花了三万块,那排场在村里真是风光死了,可他怎的就舍不得花点钱让秀秀到镇医院去生娃呢?
后来他一打听,这花费一般也就二三百,就二三百呀。
但村里历来都是这样儿,生娃是从不去医院的。所以没人怪二蛋,秀秀就这命。
后来他听说,比起二蛋妈来,她还算幸运。生二蛋时难产,二蛋爹从产婆那儿得知是个男娃,就决定只要娃了。于是二蛋妈被放到驴子背上,让那驴子一圈圈走,硬是把二蛋挤出来,听当时看见的人说,在院子里血流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