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催促孙传庭出战的时候，满朝文武有人劝阻吗？ 第1页

看了评论，我觉得我有必要再补充一点关于崇祯末年大明最后一支可战之师——孙传庭所统帅之秦师——覆亡之始末。

首先，崇祯十二年，孙传庭因为和杨嗣昌闹矛盾，心里憋闷，上疏闹情绪要引疾乞休，被杨嗣昌告发，崇祯皇帝大怒，将孙传庭削籍为民，关到了大牢里，这一关就是三年，直到崇祯十五年，河南、湖广、陕西局势败坏，河南开封被李自成围困，帅到用时发现还是孙传庭好使，崇祯才将孙传庭从牢里捞了出来。

崇祯十五年春，正月，癸未（正月十三日），起孙传庭复为兵部侍郎，令督京军援开封。
上御文华殿召对，问剿贼安民之策，传庭侃侃言，上嗟叹久之，比至开封，围已解。
正月辛卯，起孙传庭原官，总督京营，提兵剿寇，兼理粮饷，王承胤为总督京营援剿总兵官，御史郭景昌、兵部职方员外郎苏京俱监军。
二月戊申（二月初八日），发二万金赈山东饥，就抚百姓。

这个时候的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还是汪乔年，但很快就要被坑死了。

二月壬子（二月十二日），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兵部右侍郎兼督援剿汪乔年至襄城，乔年在镇，发李自成先塚，得小蛇，随率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等出关，斩蛇以徇，誓师，闻自成围左良玉于郾城，乃兼程进，留步兵火器于营，轻骑万余抵郏县，襄城贡士张永祺，避难河北，回经郏县，时乔年以襄城新破，疑不进，永祺请援，乔年命永祺先之，永祺以告邑人，邑人出迎乔年于八里营，乔年顿兵城下，祷于城隍庙，邑人享士，士立营未定，自成兵已薄汝水上，方接刃，贺、郑二将先逃，兵大溃，乔年以数百人入城以守。

但是崇祯皇帝已经决定要用孙传庭代替汪乔年了。

癸丑（二月十三日），孙传庭仍兵部右侍郎，添设，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张福臻仍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关蓟通津军务，部议分两督，福臻驻蓟州，范志完出关。
以孙传庭总督三边军务，代汪乔年也。

没过几天，汪乔年就死了，当然，这会儿京师肯定还不知道。

丁巳（二月十七日），襄城坚守五画夜而陷，总督侍郎汪乔年自刎未殊，被执见杀，监军同知孙囗囗、知县永宁谢三元死之，李自成恨诸生，执百九十余人，尽劓刖之，又购张永祺，永祺匿时梦黄姓救免之，果一贼出之，黄姓也，贼屠永祺族人九家以洩其忿，又隳城而去。

这时候的孙传庭还只是陕西三边总督，督师是丁启睿。

三月庚午朔（三月初一日），李自成、罗汝才合群盗八十万围陈州，兵备副使关永杰、知州侯君擢率士民死守，力竭城陷，死之，乡绅崔泌之、贡士王受爵咸骂贼死，贼怒，屠陈州。
丁丑（三月初八日），命陕西总督孙传庭、总督保定杨文岳、总督凤阳史可法俱听督师丁启睿期会剿贼。

孙传庭估计这时候刚带着五千京军赶到陕西，就被催着协同剿贼，接着开封又被围了，崇祯皇帝下诏孙传庭，赶紧出关啊！！！

夏，四月癸亥（四月二十四日），李自成复围开封。
自成再攻开封不克，贼被创，惧而逃者数千人，自成乃下令勿攻，设长围为久持计，诏孙传庭亟出关赴援。

孙传庭：出关？？？尼玛！！我刚入关到西安啊，歇口气行不？等我先把专坑督抚的贺人龙给宰了再说。

四月戊辰（四月二十九日），陕西总督孙传庭檄诸将会兵于西安，以援剿总兵贺人龙开县噪归，致孤军失利，遇寇先溃，致秦督、秦抚阵亡，因斩之，以兵分隶诸将，人龙，米脂人，以诸生讨贼有功，襄城之役，朝廷疑与贼通，密敕杀之，贼闻人龙死，喜曰：关中如拾芥矣。
五月己巳朔（五月初一日），孙传庭入关，首诛贺人龙。
人龙兵溃，再逃阵，失主帅，且其家在米脂，与自成同乡里，诸贺多在贼中，时上密授意传庭诛之，传庭在道，佯为之请曰：“人龙臣旧将，愿贳其罪，俾从臣自效。”
上若不得已许之。及至西安，人龙从数十骑来谢，传庭乃大集诸将，缚人龙，坐之麾下，数其罪，谓其“开封噪归，猛如虎以孤军失利而献、曹出柙”也，又谓其“遇敌先溃，新蔡、襄城连丧二督”也，趣即斩之，诸将莫不震慑。

等孙传庭在关中熟悉了情况，发现形势不容乐观啊！

孙传庭：我不当总督才三年，天下怎么就乱成这个样子？五千京军哪里搞得定？！得加钱！！！！！！

六月丙午（六月初八日），总督孙传庭请练兵二万。
得旨：原议练兵五千可以破贼，何以取盈二万，且百万之饷，安能即济，但得饷一月，便当卷甲出关，共图歼荡，不得过执取咎。
初，传庭召对，谓“得精锐五千人，可以平贼”，既西行，侦汴事者报“贼棋置数十营，望沉莫见其际”，乃图上方略，“请练兵二万，饷百万”。
上以其与面奏不符，责令“练所发兵，足饷一月即卷甲出关，毋逗挠取咎。”
传庭不得已乃议出师。

朱由检：说好的五千就五千！是不是还想吃牢饭？？赶紧出关！！！

六月庚申（二十二日），释故尚书侯恂于狱，令督左良玉军援开封。
开封围久不解，廷议以良玉军无斗志，而恂故遇良玉有恩，乃命恂代杨文岳为总督，又发帑金十五万犒良玉军亦激励之。

不明白为啥，朱由检对大部分人都是刻薄寡恩，但对洪承畴和左良玉二人，真是出奇的好，这不，又发内帑十五万赏赐左良玉了。

七月辛巳（七月十三日），命总兵许定国以山西兵渡河援开封，兵溃于怀庆，李自成围开封日久。先是西攻未破，士卒怯葸，一日逃数千，自成遂申约，但围不攻。朝命孙传庭以秦师出右，侯恂以晋师出左，互援。

朱由检：孙传庭出关了没有？？？！！！

八月，是月，开封围久食匮，人相食，周王先后捐金一百二十余万，复捐岁禄以养兵，宫人咸有饥色。
诏总兵刘泽清援之，刘泽清以朱家寨距城八里，提五千兵渡河，依河为营，列水环之，达于大堤，筑甬道以运粮，则救援可济，遂先后列营，寇攻三日，夜，诸兵不至，遂引去，先是开封北十里枕黄河，巡抚高名衡推官黄澍等议鏊渠通运，且引河水环濠以自固，更决堤灌贼，立见其遁也，渠遂成。
八月庚戌（八月十三日），总兵牛成虎罢，率家丁四百人自效。

开封的周王有钱啊，也舍得出钱，南边武昌的楚王要是有这觉悟，湖广哪里会被张献忠杀的鸡飞狗跳？

九月己丑（九月二十二日），孙传庭率师赴河南。

孙传庭：出关了，出关了，然后就悲剧了~

十月辛酉（十月二十四日），秦督孙传庭败绩于郏县。
传庭日夜治军为平贼计，诏屡趣之出关，乃率兵抵潼关，大雨连旬，开封告陷，传庭入河南，遂趋南阳。
时李自成西行逆秦师，传庭设三覆以待贼，分布诸将，牛成虎将前军，左勷、郑嘉栋将右，高杰将中军。成虎佯北以诱贼，贼奔入伏中，成虎还兵而斗，杰等突起翼之，勷、嘉栋左右横击之，贼溃，东走，斩首于余级。追三十里，至郏县，贼觇官兵嚣，反兵乘之，官兵大溃。副将孙枝秀跃马以追，击杀贼骑数十，贼因围之，驰突不得出，马蹶被执，植立不挠，以刃临之，瞠目不答，一人曰：“此孙副将也。”遂杀之。参将黑尚仁亦被执不屈死。覆军数千，材官小将之没者，张映奎、李栖凤、任光裕、戴友仁以下七十有八人。传庭走珙县，退入关。
是役也，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馁，故大败。豫人所谓“柿园之败”也。

柿园之败让孙传庭认清了形势，赶紧跑回关中开始自己练兵，练兵的钱粮哪里来？

崇祯并没给他多少银子（就当初的五千京营兵足饷一月，之后未见有发帑金给孙），孙传庭自己靠“兼理粮饷”这四个字自己搞的，主要是：

1、屯田；

2、压榨关中富户；

传庭之败于柿园而归陕也，力主固守潼关，控扼上游，益募勇士，使白广恩、高杰将之。开屯田，缮器积粟，三家出壮丁一，制火车三万辆，俟贼间而击之。会关中频岁饥，苦征缮，秦之士大夫以传庭用法严，相与哗于朝曰：“秦督玩寇矣！”咸上章催战。

而崇祯在这个时候，内库里面其实还有些银子的，具不完全统计（仅我顺便看到的）：

崇祯十五年 二月戊申（二月初八日），发二万金赈山东饥，就抚百姓。
崇祯十五年六月庚申（二十二日）， 开封围久不解，廷议以良玉军无斗志，而恂故遇良玉有恩，乃命恂代杨文岳为总督，又发帑金十五万犒良玉军亦激励之。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庚午，发十万金，命御史黄澍往河南赐周王三万金，余赈宗室兵民，澍乾没二万七千金有奇，寄卫辉库中，甲申三月，潞王南奔，是银为总兵卜从善得之，该因知府文运衡与守城都司刘XX相讦，发其事。
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庚子，发帑金二十万市粟。
崇祯十六年七月甲午（七月初三日），发帑金四十万貯富新仓，除尘纳新，毋轻动。
崇祯十六年十月乙丑，闻建虏屯山海关外，总督王永吉趋山海永平，发内帑金八万户部金十万资饷。

十五万给犒劳左良玉，四十万储存富新仓，二十万买粟，十万给河南周府宗室（还被巡按御史黄澍中饱私囊趁机贪了二万七千），八万给山海关，我估计崇祯的内库这时候还有个小几百万的银子，但就是没见有发帑金给孙传庭的。

孙传庭：MMP，就我是后娘养的？

总之，从此孙传庭断网下线，顶住皇帝和朝廷诸公的夺命连环诏，回到关中自给自足，招兵买马，苦练基本功~

崇祯十六年六月庚午（六月初八日），进孙传庭督师，总制应天、凤阳、安庆、河南、湖广、四川、贵州剿寇军务，仍总督陕西三边，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铸督师七省之印。李乾德仍右佥都御史，提督偏沅军务，巡抚湖广。

到了崇祯十六年六月，崇祯皇帝给孙传庭加官至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衔，督师七省！

官给你加的越高，责任就越大，朱由检要你出关杀贼的心情就越强烈！

朱由检还下了李自成、张献忠的人头赏格：

丁丑（六月十五日），立赏格，购李自成万金，爵通侯，购张献忠五千金，官极品，仍世锦衣卫指挥使，余各有差。

七月甲午（七月初三日），发帑金四十万貯富新仓，除尘纳新，毋轻动。

崇祯拿出了四十万内帑充实富新仓。

孙传庭：皇帝你还有点闲钱啊，居然放在仓库里养硕鼠，咋不给我造武器、募兵练兵呢？

朱由检：别废话，出关！赶紧的！你当初在朕面前吹的牛逼朕还历历在目，你是想学圆嘟嘟嘛？

十六年八月，督师孙传庭出师潼关，自阌乡次陕州，檄河南诸军渡河进剿。
初，传庭之败于柿园而归陕也，力主固守潼关，控扼上游，益募勇士，使白广恩、高杰将之。开屯田，缮器积粟，三家出壮丁一，制火车三万辆，俟贼间而击之。
会关中频岁饥，苦征缮，秦之士大夫以传庭用法严，相与哗于朝曰：“秦督玩寇矣！”咸上章催战。
独兵部冯元彪持议与传庭合。谓“官军新募，未经行阵，宜致贼而不宜致于贼。”乃于上前争之曰：“请先下臣狱。俟一战而胜，斩臣谢之。”又贻书传庭，戒毋轻战，白、高两将不可任。
而廷议趣战益急，上加传庭督师，命速出关，传庭顿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不得已遂再议出师，以总兵牛成虎将前锋，高杰将中军，王定、官抚民将延宁兵为后劲，白广恩统火车营自新安来会，檄左良玉赴汝宁夹击，陈永福将河南兵，秦翼明将川兵为犄角。是时自成已自楚至豫，尽发荆襄兵，令于汜水、荥泽伐竹结筏，人配三葫芦，将谋渡河。传庭分兵防御，遂出关。

这里注意了，催孙传庭出关速战的不只是崇祯皇帝朱由检一个人。

孙传庭在关中募兵、造武器，从关中的那些乡绅士大夫们那里狠榨了些油水，他们哪里能忍啊，本身就是官身赋闲的、在朝中有关系的纷纷使出各种手段，上疏催战，而且已经开始大造舆论“秦督玩寇”了！

大多数廷臣要么尸位素餐，要么不知其中利害，要么受到关中官僚士绅的鼓动，要么被崇祯搞怕了不敢、不愿意和皇帝唱反调，也纷纷催战。

这时候孙传庭要是再不出关作战，百分百地又得下狱，这对朱由检来说毫无压力，就在崇祯十五、六年间，首辅周延儒前两天被加太师赐宴，没两三天（没夸张，真的就是几天）就被勒令致仕，接着就被下狱，论死，最后给宰了。

所以孙传庭所：“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他是真的不想再下狱受辱了，反正要死，不如拼一把吧！

也就兵部尚书冯元彪等极少数人苦谏说不可战，官军是新招募的，没有经过实际地流动作战，应该以逸待贼而不该主动出击，饶是如此，孙传庭所练的秦兵也是关内最后的希望了，一旦战败，真的就完蛋了，他深知关内那些军队都是些什么货色。

总之，孙传庭率领他练了尚不到一年的秦军决绝地出关了。

八月辛未（八月初十日），孙传庭师次阌乡，李自成会诸贼于河南，自汜水至荥泽，伐木渡河，总兵刘弘起以兵拒之，乃退。
丁丑（八月十六日），总兵牛成虎败贼于洛阳，追至汝州，以无继，退屯渑池。
庚寅（八月二十九日），李自成筑七城于襄阳城西，驱难民诱官兵斩获，皆吾人也，总督孙传庭不知其诈，奏：“贼闻臣名皆惊溃，臣誓肃清豫、楚，不以一贼遗君父。”
己亥（九月初八日），总督孙传庭次汝州。伪都尉李养纯率所部来降，知贼并兵守宝丰，进击，贼坚守不下。
辛丑（九月初十日），攻宝丰，贼救至，总兵白广恩、中军高杰分击之，已克其城，擒伪州牧陈可新，斩数千级，督师孙传庭复宝丰。
先二日，师次汝州，伪都尉四天王李养纯降，养纯言贼虚实：“诸贼老营在唐县，伪将吏屯宝丰，自成精锐尽聚于襄城。”传庭如其言，遂破贼宝丰，斩伪州牧陈可新等。进捣唐县，破之，杀贼家口殆尽，贼满营哭。
乙巳（九月十四日），师次郏县，擒伪果毅将军谢君友，斫贼纛尾，自成几被获，遂奔襄城。
时大军进逼襄城，贼惧，谋降，自成曰：“无畏！吾杀王焚陵，罪大矣。姑决一死战，不胜则杀我而降未晚也。”

刚开始也打了几次胜仗，收复了宝丰、唐县等城池，打得李自成军中老小哭爹喊娘，李自成那边的人还投降来了，斩下了李自成军中的大旗（纛dào），甚至差一点把李自成本人给抓住了。李自成军中将领开始谋划投降算了（反正经常投降），李自成求再干最后一次，不行斩我的狗头去投降......

孙传庭甚至有些飘飘然，上奏说“贼闻臣名皆惊溃，臣誓肃清豫、楚，不以一贼遗君父。”

然而，上天助李不助孙，老天爷开始下大雨，连下六七天，接着就开始缺粮了：

壬寅（九月十一日），孙传庭自朱仙镇而南，大雨六日，粮车日行三十里，又道淖未至，士马俱饥，或劝传庭旋师就运，传庭曰：“吾军行已六七日，度即还，军亦饥，宁能济乎？要当破一县续食耳。 ”
甲辰（九月十三日），攻郏县，入之，俱穷民，骡羊二百余头，顷刻间分臠食尽，不足给。

河南这个时候非常破败，官军、农民军来回厮杀，屠城、掘黄河淹城，中州皆是十室九空，孙传庭攻下几个城池，都得不到补给。

己酉（九月十八日），命河北山西就近西饷孙传庭兵。时传庭前锋尽收贺一龙、左金王故部，皆致死于贼，而高杰悉贼情形，三战三捷，自成奔襄城自守，食匮有饥色。
甲寅（九月二十三日），孙传庭兵溃于襄城。降盗李際遇阴通贼，谓官兵疲矣，贼大至。
传庭问诸将：“若何？”
总兵高杰请战，白广恩曰：“吾军困，宜驻师分据要害，步步为营以薄贼，易耳。”
传庭恐贼走，广恩曰：“即贼走，我乘而击之，士气倍奋。”
传庭曰：“将军何怯，独不如高将军耶？”
广恩不懌，又前觊总统各营，方怏怏，引所部八千人去之。
传庭无如之何，贼前锋曰三堵墙，其队一红一白一黑，各七千二百人，纫重布为甲，刀矢不能入，接战而败，陷泥淖中，杀伤三四千人。
高杰立岭上望曰：“不可支矣！”麾众退，退入于河，死亡四万余人，传庭与杰以数千骑走河北，值巡按御史苏京，京曰：“君自为计，我当以实闻。”

这一段是《国榷》中的记载，白广恩和高杰不合，看来冯元飙还真没说错，这两人真用不得。

而《明通鉴》是这么记载的：

后军哗于汝州，不得已退军迎粮，留陈永福为后拒。前军既移，后军乱，永福斩之不能止。贼追及之南阳，传庭令反辔还战。
贼阵五重，饥民处外，次步卒，次马军，又次骁骑，老营家口处内。官军力战，破其三重，传庭复麾之进，贼骁骑殊死斗。官军阵稍动，降将白广恩军将火车者呼曰：“师败矣！”脱挽辂而奔，车倾塞道，马絓于衡不得前，贼铁骑凌而腾之，步贼手白棓遮击，中者首兜鍪俱碎。自成空壁蹑我，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参将赵希魁战没，广恩走汝州，高杰随传庭走河北，至于孟津，死者四万余，失亡兵器辎重数十万。
传庭既败，遂取俛道过河，由山西转趋潼关。

这个时候，京师里的朱由检还不知道孙传庭已经大败，还催他扫荡李自成：

丁巳（九月二十六日），上闻李自成在荥阳汜水密禹间，趣孙传庭扫盪。
戊午（九月二十七日），李自成攻潼关，白广恩击破之，贼不退，孙传庭亦回潼关，众尚四万。

退回潼关时，孙传庭还有四万人，但兵败如山倒，他很快就兵败身死。

《国榷》：

十月癸亥（十月初三日），李自成间道缘山崖出潼关后，夹攻官军大溃，总督孙传庭死之，总兵白广恩遁，或曰，李过追孙传庭，获督师坐纛，疾驰潼关给守卒，乘间突入，巡按御史金毓峒走河上渡免，后闻传庭竄五台山为僧。

《明通鉴》：

十月丙寅（十月初六日），李自成陷潼关，督师兵部尚书孙传庭死之。
传庭退保潼关，白广恩先至。高杰欲弃关径入西安，凭城坚守，传庭曰：“贼一入潼关，全秦糜沸，秦人尚为我用乎！”
已，贼攻关，广恩力战。杰以宝丰之败，广恩先走不救己，衔之，又憾传庭不用其言，拥众不顾。广恩战败，贼获督师坐纛，遂乘胜破潼关，官军大败，广恩奔固原，杰走延安。传庭登陴固守，贼分兵从山后绕出其前，关城遂陷。传庭跃马挥刀大呼，冲入贼阵，与监军副使翘迁、高同战死。

最后总结一下：其实孙传庭练兵几个月其实还是很有效果的，几乎将李自成的军队打到要投降，差点还抓住了李自成本人，这表明秦兵还算能打，孙传庭练兵也挺有效果。这比关内其他军队要强得多，秦师确实可以说是崇祯皇帝、大明江山最后一副身家。

只可惜这时候确实不该催着孙传庭出关去河南作战，粮饷不济，河南十室九空，百里无人烟，还活着的老百姓但凡没逃的也多倾向于李自成，完全不利于官军作战，大明在河南几乎没什么统治基础了，攻下城池也得不到补给，主动去河南和李自成决战实在是下下策，一旦军中缺粮，内部矛盾就会迅速滋生、暴露出来，白广恩和高杰的不合，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可能没什么大问题，但一旦缺粮、作战受挫，矛盾立刻就发酵扩大了。

再说崇祯皇帝连续不断地催孙传庭出关作战，但又不肯给钱，募兵练兵都要自己解决，一个“兼理粮饷”就给打发了，孙传庭在关中找富户榨油也不给兜着，只知道催催催，其实这时候挤挤还是能匀点银子的，不巧的是，崇祯十五、六年，建虏入寇，北直隶、山东一带也很紧张。

崇祯少遥控指挥，别成天发命令催孙传庭出关作战，就放手让其坚守关中，反正孙传庭在关中坚守你也没给他什么银子。那么李自成就只能在河南、湖广一带流窜，再加上周边的张献忠、左良玉、马士英、老回回等势力以及李自成内部的罗汝才、贺一龙等相互牵制，明朝还能再撑一段时间。

可惜我大明战神朱由检同志真的毫无自知之明，火急火燎地要把自己最后一副身家给败了，唉~

以上的史料基本上都出自《国榷》、《明通鉴》和《明史》，但这些史料一般都是站在地主统治阶级的角度叙事和看待问题的，难免有不客观的地方，而既然说起孙传庭和农民军的事，就不能不提顾诚先生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了，今天我又专门翻了下这本书，再补充一点顾诚先生考证的资料以及他的观点和看法吧（主要是崇祯十六年五月后孙传庭再次出关）：

到五月间（崇祯十六年五月），朱由检的忍耐已经到了尽头。陕西总督孙传庭在朝廷的催促下，上疏表示即将统兵出关。次辅陈演又施展落井下石的诡计，一面提出唐通部官兵负有拱卫京师重任不可轻调，一面又以孙传庭的“奋勇直前”同吴甡的畏葸不进作对比。朱由检果然大怒，下令由孙传庭接任督师，吴甡致仕回家。张献忠部义军攻占武昌后，朱由检迁怒于吴甡，八月以“故延师期，以致楚省不守，根本震邻”的罪名，把吴甡逮捕来京，不久便发往金齿卫(今云南保山县)充军。在封建社会里，出将入相历来被视为人臣最高的宠遇。吴甡的规避不前，表明明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连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都没有多大的信心了。

吴甡已经是前车之鉴了，孙传庭不得不出关。

朱由检越是意识到自己的统治已经日薄西山，就越是倒行逆施，象输红了眼的赌棍一祥，把希望寄托于孤注一掷，妄图侥幸取胜。他除了严令陕西总督孙传庭领兵出关外，还力图调动整个地主阶级的力量同起义农民决战。崇祯十六年四月，朱由检下令对各地结寨自雄的地主武装赦罪录功，宣布“但能擒斩伪官即与授职，能收捕贼徒即与给赏，能破贼恢城献俘者即行超擢，断不逾时。”六月又颁发赏格：有能擒李自成者赏给白银一万两，封爵通侯；能擒张献忠者赏银五千两，官极品，世袭；其他按“功劳”大小分别给赏。
为了欺骗群众，朱由检又一次地玩弄口惠而实不至的把戏，宣布“免河南五府田租三年”，以体现“朝廷德意”。当时河南五府已经处于农民政权管辖之下，明政府根本不可能到那里去征收租税。这种拙劣的宣传手腕能收到多大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回到“崇祯催促孙传庭出战的时候，满朝文武有人劝阻吗？”这个问题，顾诚先生这么写的：

对于孙传庭部的出关，明廷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朱由检幻想孙传庭部出关，将同长江中游的左良玉部合歼起义军，力主孙部尽早出关；陕西籍的一些官僚也由于孙传庭征兵征饷加重了自己乡土的负担，抱着以邻为壑的心理赞同叫孙传庭早早出关。孙传庭自己在冢头镇吃过败仗，明知农民军势大难敌，指望多争取一些时间练兵储饷，加强实力，尽量拖延出关的时间。

首先，陕西籍的一些官吏是大多数是赞同催促孙传庭出关的，原因无需多说。

其他一些大臣却内心忐忑不安，他们盘算过朝廷现有兵力主要是三个集团：辽东的军队虽然比较精锐，但抵御清兵已难以胜任，实在无法移调；左良玉部号称兵多将广，实际上畏敌避战，跋扈难用；可以用来对付起义军的唯一王牌，只有孙传庭统率的陕西官军。孙传庭部倾巢出动要是真能取胜，自然是如天之福；

其次，不少官吏抱着侥幸心理。

但是，他们也感到这种侥幸取胜的希望毕竟非常微弱，如果孙传庭部一旦被歼，明王朝的覆灭就注定了。因此，他们极力主张慎重行事。有的大臣直截了当地向崇祯皇帝说明利害，指出孙传庭部在陕西不动的话，起义军要北攻京师或东下南京都难免有后顾之忧；如果李自成义军打算先取陕西，孙传庭可以不脱离自己的后方基地，固守潼关，比孤军深入河南、湖广要有利得多。兵部侍郎张凤翔说得最为恳切：“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朱由检眼看农民起义的烽火一天天蔓延，恨不得将它一口吞下，加之他吝啬成性，唯恐孙传庭老师糜饷。所以听到主张持重的意见就大不悦耳，狠狠地瞪了张凤翔一眼。周围的大臣心领神会，一个个便义形于色地支持出兵。

而脑子比较清醒，直接劝谏崇祯毋催促孙传庭出关的也有，主要就是兵部的官员。即我上头所说的兵部尚书冯元飙和这里的兵部右侍郎张凤翔。但这些人肯定是不被崇祯喜欢的，我在国榷中就频繁看到冯元飙在这段时间上疏祈求引疾致仕。

崇祯的态度直接导致大部分官员不敢再劝，所以就形成了京师的君臣集体催促孙传庭出关作战的态势。

朝廷催促孙传庭出关的使者接踵而至，传庭顿足叹曰：“吾固知战未必捷，然侥幸有万一功。大丈夫岂复能对狱吏乎！”他怀着渺茫的希望，勉强上疏报告了出师的日期。

另外，孙传庭本人也抱有侥幸心理：

孙传庭的上疏出关，固然是迫于朝廷严旨，他自己也确实存在相当的侥幸心理。他认为上次冢头之败，证明陕西兵还是能打仗的，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招致失败。另一个因素是他正好接到窃据了农民政权兵政府侍郎要职的丘之陶的密报，说待李自成领兵北上河南迎敌陕西官军时，他将捏造左良玉部进犯襄阳的情报，迫使自成退师，然后乘衅而起，内外夹攻，可以一举打败义军。此外，在郧阳负隅顽抗的高斗枢也派人潜来西安，询问出师日期，表示要配合作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传庭觉得可以碰一碰运气了。

于是孙传庭在崇祯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在西安关帝庙誓师出征：

八月初一日，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选择这个场所，自然是为了托庇于“武圣”之灵。

孙传庭一方的安排：

典礼既毕，他即命总兵马爌、秦翼明随陕西巡抚冯师孔，取道商洛进河南南阳地区作为偏师；自己则统率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部共十万人马东出潼关，同时檄调河南总兵陈永福于洛阳会师，檄左良玉统兵西上，夹攻起义军。

李自成一方的应对：

李自成早已得到陕西官军将要出关的消息，从这年的四五月间起就源源不断地调兵北上，加强了河南的防务。接着又亲统大军北上河南，集中力量准备迎敌孙传庭部的来犯。他根据河南境内由于天灾人祸造成了赤地千里，大军所过，粮草问题不易解决的状况，决定在战略上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主力部署在郏县以南地区。至于从潼关到郏县的广阔地带，除留下为数不多的巡逻部队以外，“凡郡邑城俱不置守具”。

孙传庭身边的谋士建议不要仓促冒进：

八月上旬，陕西官军重占洛阳。孙传庭左右的谋士提出建议，不要急于冒进，应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先以洛阳为基地，修复城堞，招徕流民，开屯田，储粮草，这样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待时机成熟时再进取中原。

但孙传庭终究不敢违抗朝廷的命令，催他出关作战的诏书一道又一道，他实在拖不下去了：

孙传庭终畏朝命，不敢逗留，还是领兵向南进发。为了保证军需，朝廷下令由山西平阳(今临汾)等府、县协解米豆，地方官“催逼严急，里老有自缢而死者，运夫有淹没河中者。人情汹汹，莫知所措。”

李自成迷惑孙传庭，诱敌深入：

李自成见孙传庭部来势凶猛，便故意示弱，只派出小部队稍加阻击随即南撤。陕西官军轻易地一直打到宝丰县。这意外的胜利使孙传庭由心虚胆怯一变而为头脑膨胀。他沿途滥杀居民，斩级计功，并向朝廷报捷说：“贼闻臣名皆溃。臣誓清楚豫，不以一贼遗君父忧。”

捷报传至，朱由检的反应：

朱由检得报大喜，欣欣然把孙传庭的报捷书交朝臣传阅，梦呓般地叫嚷：“贼灭亡在旦夕！”
甚至急不可耐地面谕吏、兵，工三部：“督师驻兵豫中，屡报战胜，土寨多已招安。各镇、抚宜整旅渡河，星速赴任。规避不前者飞参重治。一面招抚流移，开垦荒芜；一面修复城池，安插民众。仍饬河北各府输輓粮草，接济督师，山西附近地方派运不得迟误，功收万全。通侯之赏，断不少靳。”看来，他已经着乎准备给功臣们加官论赏了。

只有兵部尚书冯元飙还清醒着，也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可惜真话肯定是不为朱由检所喜的：

但兵部尚书冯元飙却忧心如焚地顿首说：“贼故见羸以诱我师，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无忧。”弄得朱由检大为扫兴，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孙传庭官军的所作所为，对广大人民实行阶级报复：

孙传庭所统的官军，一路上拼命搜括居民的粮草财物，残酷地对农民政权管辖下的人民实行阶级报复。
九月八日，兵至汝州，义军都尉李养纯投降。
九日，抵宝丰城下。李自成任命的宝州牧陈可新、州判姜鲤组织百姓据城抵御。
十二日晚，有绅衿二百八十八人私自出城投降，“城遂破，诸军蜂拥入，城中鼎沸，火光照若白昼。”陈可新、姜鲤等均被捕杀。孙传庭从投降的二百八十八人中，“择二高年，命一一指名，不能名者十余人，疑为贼，斩之。”对其他城中百姓，更借口“为贼固守”，全部杀光。
官军别部于十二日夜攻占唐县时，也借口义军老营曾留在该县，将全城居民屠戮殆尽。

孙传庭在农民军中的奸细反被李自成利用：

这时，隐藏在农民政权内部的奸细丘之陶认为时机已到，利用他窃据的兵政府侍郎的职务，向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李自成发出伪造的情报，谎说左良玉部官军从东面进攻襄阳，后方形势危急。可是，他和孙传庭都没有料到自己的阴谋已经败露。
原来，孙传庭接到丘之陶表示愿意充当内应的密信后，欣喜异常，除了转报朝廷外，还亲自给丘之陶写了一封回信，加意联络。这封回信被义军巡逻战士截获。李自成不动声色，只是暗中加以提防。丘之陶的假情报一送到，李自成立即派人把他叫来，拿出孙传庭的回信揭穿了他的内奸面目，处以死刑。内奸既除，更好全力对敌。

大战开始：

九月十四日，义军同官军接战于郏县。义军初战失利，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但这只是局部性的挫败。由于李自成的诱敌深入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整个战局很快就扭转了过来。官军孤军深入，距离后方供应基地越来越远。又值大雨滂沱，道路一片泥泞，官军粮车进展缓慢，前线的士卒和马匹饥瘦不堪。
有人劝孙传庭回师就粮，孙传庭却回答说：“师已行，即还亦饥，不如破郏县就食。”
郏县本是个又小又穷的县份，官军破城后只抢到几百匹骡马，几万士卒很快就吃完了。李自成见官军深入义军铁骑腾越而过，奋勇直追。步兵则手持大棒猛击官军，“中者首与兜鍪俱碎”。

孙传庭战败大溃：

官军大败，“死亡四万余人，甲仗马骡数万，尽为贼有”。义军逐北四百余里。孙传庭和总兵高杰收集散亡士卒数千骑北渡黄河，经山西垣曲县绕到潼关。总兵白广恩也领着残兵败卒奔往潼关。为了逃命，解下拉车的马匹骑上就跑，火车翻倒倾轧，道路也被堵塞。绝地，一方面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使官军无法就地筹粮，一面派大将刘宗敏带着一万多名骑兵由间道抄到官军后方，在河南汝州白沙地方切断明军的饷道。孙传庭闻讯大惊，部下军心不稳。自成此时却用大牌写下战书，指定日期同官军决战。孙传庭无计可施，命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兵分路撤退，企图打通粮道。陈永福部下的士兵看着陕西兵撤回迎粮，自己却被留下来忍饥挨饿充当替死鬼，都愤恨不平，拒绝服从命令，纷纷跟在陕西官军后面乱跑。“永福虽斩之，不能止。”陈永福知道军心难违，只好随部众北撤。孙传庭部署的阻击部队一逃，义军即乘势发起总攻，官军部伍大乱，遂全线崩溃。总兵白广恩所统火车营军士卒义军铁骑腾越而过，奋勇直追。步兵则手持大棒猛击官军，“中者首与兜鍪俱碎”。官军大败，“死亡四万余人，甲仗马骡数万，尽为贼有”。义军逐北四百余里。孙传庭和总兵高杰收集散亡士卒数千骑北渡黄河，经山西垣曲县绕到潼关。总兵白广恩也领着残兵败卒奔往潼关。

原回答：

当然有啊，时任兵部尚书冯元飙就死命劝过。当时他声泪俱下地反复劝谏崇祯，说这是皇上你最后一副身家了啊，千万不可轻战，一旦败了就全完啦。

对，就是以死相劝。如果皇帝你非要战，那干脆先把我下狱，等以后打赢，再砍了我好了。

咱们来赌命！我就赌皇上你必败无疑！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崇祯一意孤行，催催催，就知道尼玛地催。

十六年五月，国维下狱，遂以元飙为尚书。帝倚之甚至，元飙顾不能有所为。河南、湖广地尽陷，关、宁又日告警。至八月，以病剧乞休。帝慰留之，赐瓜果食物，遣医诊视。请益坚，乃允其去。
元飙颇能料事。孙传庭治兵关中，元飙谓不可轻战。廷臣多言不战则贼益张，兵久易懦。元飙谓将士习懦，未经行阵，宜致贼而不宜致于贼。
乃于帝前争之曰：“请先下臣狱，俟一战而胜，斩臣谢之。”
又贻书传庭，戒毋轻斗，白、高两将不可任。传庭果败。将归，荐李邦华、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都城遂不守。

中允刘理顺也写信给孙传庭：

此举系天下安危，非直豫、楚，譬药之劫剂，博之孤注，断不可不动出万全，而侥幸于不可知之两阵间也。

崇祯才不理会这么多，不断催促孙传庭出战。

孙传庭被逼无奈，顿足叹息说：“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然后就硬上了，大明关内最后一支朝廷可以掌控的可战之兵全军覆没，陕西、山西、宣大再也没人能挡住李自成了。

接下来几个月，李自成带着大军以“武装行军”的速度跑步前进，迅速地杀到了京师，而所谓的九边重镇“数十万大军”除了极少数以外，例如周遇吉，几乎全部望风而降，李自成轻松地攻占了北方。

传庭死，明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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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恐怕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崇祯催促孙传庭出战”。

1。

孙传庭在崇祯十五年出关作战的时候，官职为兵部右侍郎陕西三边总督，即“秦督”，崇祯十六年六月则被升为兵部尚书五省督师，职权范围也由一省扩大到五省。《明史》中写孙传庭对于升官的态度是顿足捶胸：

传庭顿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顷之，不得已遂再议出师。

前任大学士五省督师、东林党人吴甡在崇祯十六年三月二十日的召对纪略里则完全否定了这一说法：

上御文昭阁，召臣甡入。上曰：昨先生疏，欲需多兵，岂能猝集，南京隔远，似不必退守。
臣甡奏言：昨臣所以请精兵战将者，良有深意。左良玉跋扈不用命，当年阁部（杨嗣昌）督师，十檄征兵，一旅不发。......
次辅臣陈演奏言：督师出，则督抚之兵，皆其兵也。
臣甡奏言：次辅读书中秘，未谙军旅。......秦督（孙传庭）新集乌合之众（指其去年十月新败），防御尚忧不足，且远隔数千里外，岂能猝应？......
上出秦督孙传庭疏，示诸辅臣疏曰：此秦督出兵疏也，何如？
臣甡览毕，奏言：兵凶战危，而传庭易言之，且衿其强勇，谓不出一月，贼尽可歼。且传庭新募之兵，训练未久，恩信无闻，出抗数十万方张之寇，岂易得志？又谓间谍密谋，兵至内应，臣窃忧焉。贼皆秦人，结连日久，内应之谋果否得当？
上曰：何也？
臣甡言：传庭军多乌合，所制衣甲器械，皆敛之民间，秦父老怨之至骨，传庭复驱之出战，岂能动其亲上死长之义乎？一往之气，难以持久，间谍恐堕贼计。一踬则立见溃散，深为可忧。
上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先生见良是。但贼横已极，秦督奋勇直前，亦不可少。

——《柴庵疏集卷十八》

吴甡上奏说自己手下没兵没将，左良玉又是个跋扈军阀，听调不听宣，希望能调一些边军去剿杀闯献。然而这时候清兵入寇未回，明边军抽调不开，吴甡请求暂缓出师，才有了这次召对。

这次召对中，崇祯突然拿出了孙传庭请求出兵的奏疏，大致内容是：李自成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一个月之内就能把他们歼灭。孙传庭这么说，一方面是对李自成实力壮大没有清醒的认识，觉得自己去年失败只是意外；另一方面是有间谍在李自成军中作内应。

顾诚考证说这个间谍叫邱之陶：

李自成见他年轻英俊，委任为兵政府从事，又升任兵政府侍郎，在提兵北上河南迎敌陕西官军时，还“委之管留务”。这样重用一个没有经过严格考验和审查的官僚地主分子，险些误了大事。

派遣间谍算是军事机密，吴甡能说出来足见他看过孙传庭的请战疏，不是胡编乱造的。

况且还有史可法的证词：

上纳其言，命中枢趣集边兵，而边将唐通辈畏慴不行，入贿政府获留。秦督复大言贼可旦暮尽歼，日上章报师期。政府遂以五省属之，而放逐公，且致以迟玩之罪，当是时，公力言秦督不知兵，恐一溃有误国事，不见听也。予亦具疏言：督师必须兵将，以重国威。言宜听，无可深罪。

史可法说，孙传庭天天上章奏要出兵的日期，即使考虑到有些夸张的成分，孙传庭的主战态度也是十分鲜明的。当朝廷终于换掉了吴甡，如其所愿的把孙传庭升为督师，允许其出战了，他的反应绝不会是捶胸顿足的大哭！

2。

吴甡被罢和孙传庭出兵的背后：

崇祯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吴甡还接到圣旨说：览卿奏，择日启行，朕知道了。京营兵马，着照数整朔随征。一面催李辅明等星驰赴调，所请科员督押事宜，仍速议覆。该部知道。

而两天之后，就传出圣旨：五省督师，专委秦督孙传庭就近料理，吴甡不必行。还著入阁佐理。吴甡“惊愧”，不久即被罢免。

当时首辅周延儒和次辅陈演已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

《恸余杂记》：

姜曰广云：“宜兴之祸，成于井研【陈演】。”井研谓宜兴曰：“今日世界，到底是东林世界矣。” 老先生虽曰东林，其实东林未之许也。真东林骎骎逼人已甚，窃为老先生计，不如用演，以挫其锋。演不敢负。”宜兴纳之。......井研复说之曰：“圣上所宵旰而图者，灭虏、荡寇二事。虏今深入重地，大兵四面蹙之，督抚皆贵门生，诸将用命，此天亡时也。老先生身请视师，上必大喜，一举而功成，万世之计也。”于是宜兴信之。既奉命，则又曰：“老先生行后，阁中无事，一望捷音而已。文渊阁印揣之军中可也。”宜兴以为印在则更无与为难者，益得计。视师数日，上问：“军中消息何如？”井研对曰：“正有所闻，不敢面奏。”上曰：“何不具揭？”对曰：“阁印为首臣揣去矣。” 上赫然曰：“白头揭帖亦可。”于是，今日进一揭，明日进一揭，而宜兴杀矣。宜兴自矜其巧，自谓为所欲为，而卒为井研所愚。此虎之死于猱也。

周延儒圣宠颇隆，又有东林党的支持，要想扳倒他并不容易。陈演从边事下手，准备攻击周延儒督师逗留观望，掩败为功。而吴甡等待边军调集，成了陈演攻击督师逗留无功的突破口。

吴甡自己写道：

上殷勤注意若此，不啻家人父子，而命忽中止。或云陈演密揭，即借上前谕秦督奋勇直前为言，谓孙传庭见统大兵，堪任督剿，不必又遣阁臣。

吴甡杜门谢罪后，周延儒揭救，而仅过了九天，他也被罢免：

吴辅甡既奉旨杜门待罪，予往谒，适龚给谏鼎孳至，曰：「必首辅所为。」甡正色曰：「不然。适苍头自阁至，见首揆揭缴圣谕，且力争，既缴复发，安有一面媒孽，一面解释者。」鼎孳无以应。方知两辅水火，皆若辈构成也。不数日，首辅看议旨亦下。

几乎同时（也是五月），兵部尚书张国维被罢，换上了冯元飚。

也就是短短一个月内，首揆、枢臣、督师全部换人，先后下狱。从皇帝内阁到兵部督师，都坚定了信念：闯贼无可畏惧，看孙督师一战破敌！

据不少史料说，冯元飙的态度是坚决反对出兵，恐怕也未必可信。因为冯元飙和孙传庭同时晋升，张国维和吴甡同时罢免。如果冯元飙一意求持重，崇祯又何苦突然换下张国维？

会关中频岁饥，苦征缮，秦之士大夫以传庭用法严，相与哗于朝曰：“秦督玩寇矣！”咸上章催战。 独兵部冯元飙持议与传庭合。谓“官军新募，未经行阵，宜致贼而不宜致于贼。”乃于上前争之曰：“请先下臣狱。俟一战而胜，斩臣谢之。”又贻书传庭，戒毋轻战，白、高两将不可任。 而廷议趣战益急，上加传庭督师，命速出关，传庭顿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不得已遂再议出师。

比如这一段，说“冯元飙持议与传庭合”那就是完全不知道孙传庭才是最积极主战的那一个！

而且孙传庭加督师就是因为主战，冯元飙不可能先说出下臣狱这种阻挠出兵的话后又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只能说这个作者连基本的时间先后都没搞对！

3。

既然是明廷从上到下作出的集体决策，那出现几个零星的反对声音只能归为噪音；到了事后检讨的时候，又成了这些人的先见之明。

要追究责任，就是整个明廷对于农民军实力对比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到了孙传庭败没，陕西即将不保的时候，朝廷似乎都没有意识到大祸临头：

（十月戊辰）谕兵部：“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殊难任使！本当重究，姑削督师尚书职衔，仍以秦督充为事官，戴罪收拾余兵，扼守关隘，相机援剿，图功自赎。如仍前使偾，致纵一贼入秦，前罪并论。”

十一月，朝廷还在用一种悠闲的语气来谈论新一任秦督余应桂的就职问题，此时距离明亡仅四个月了：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上御德政殿......上曰：“秦督不知何日起身？该早去了。闻西安无恙，贼亦不曾攻城，只四下里克许多州县了。有攻破的，有攻不破的，有生员教贼假仁假义，引诱人心。百姓一向苦兵骚扰，苦官剥削，一旦有事，不可固守，相率降贼，殊为可虑。”
——《慤书》

整个朝廷的认知错误，当然不能由崇祯一人背锅。具体到个人，责任最大的就是孙传庭：他狂妄自负，大受挫折后仍不醒悟，寄希望于间谍之上，企图一战翻盘。其次是陈演，将党争置于国家之上，在朝中支持决战。其三是崇祯，缺乏一些力排众议、独运于心的眼光与魄力，但也不宜过于苛责。

孙传庭失败后，一些人责怪他有勇无谋，但更多人或出于对英雄的惋惜，或出于事后诸葛亮，把战败的责任一股脑推到皇帝和朝廷身上。前者很快被后者替代，比如这个史料：

时自成已据全洛，直窥陕西。总督孙传庭，故将家子，然性怯懦，不知兵，好大言；九边精锐，悉隶麾下。又据潼关之险。自成欲诱致之，每战辄匿精锐，驱难民当前，因是多所斩获，传庭志益骄，屡疏奏捷，且上言：『有自贼中逃回者，言贼闻臣名，皆惊溃』。上信之，因召对群臣，出传庭疏示众。兵部侍郎张凤翔独言贼素狡多诈，示弱不可信。且传庭所统皆良将劲兵，不如为陛下留此家当。上目慑之。群臣窥上意，争请命传庭进剿。未几，果覆师，乃削传庭职，充为事官，扼守潼关。加白广恩陕西总兵官，提兵援剿。进士程源疏言：『歼大寇必图大举，合数十万之众，八面而齐攻之，谁应援、谁声实、谁牵制、谁批腹？着着照应，使之疲于奔命，救接不暇，然后可一鼓成擒。乞敕传庭凭关固守，勿事浪战』。书奏不省。十月初六日，传庭开关延敌，贼伏精锐关前，引传庭出，遂夺关入。三秦顿失，改西安为长安府。——《明季遗闻》

既说孙传庭性怯懦，不知兵，好大言，又已经出现了崇祯不听臣下劝阻执意逼其出战的影子了。慢慢的后面对孙传庭惋惜压倒了对其批评，可以看出是这样一个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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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在记述明末时，基本上是不加考证的照抄野史风闻，其文笔绘声绘色，而内容却完全经不起推敲。《明史孙传庭传》与《白谷集》《疏牍》《杨嗣昌集》等一手史料相左之处不计其数，大多因循野史而来。孙传庭入狱后再次启用的奏议未见，于是所谓崇祯逼孙传庭出战致其败没的说法经过《明史》的传播就几乎无法分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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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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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看到的最准确的总结。

总的来说，就是中国的高考相对公平，所以性价比极高，所以其他活动都可以适当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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