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八旗兵的战斗力为什么会这么强，打赢了几乎所有的硬仗?努尔哈赤的建军思想，组织架构到底是模仿的谁？ 第1页

军队的战斗力，无怪乎军事纪律、组织度、战术、武器、兵员素质，再加上将领的指挥能力和整个军队体系的后勤保障能力，此外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了。

天时地利人和、将领水平通常只能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战术也不是一成不变，没有什么最优秀的战术，只有最适合的战术，这里我就不谈这些方面了。因为介绍八旗制度的论文、专著太多了，要讲也只需要复制粘贴就够了，八旗制度也就不讲了。我只打算讲一下清初八旗的军事纪律和组织度及训练，正是从努尔哈赤开始建立的强有力的军事纪律配以严酷的奖惩制度约束下，松散的建州女真部落才成为一只善战的军队。

要明白一点，努尔哈赤创建的军队不是一开始就厉害，而是一个依靠建立军事组织、依靠训练、依靠不断强化的军纪做到令行禁止不断升级的军队。

努尔哈赤1583年起事时，他所领导的部落根本谈不上什么精锐，不过是凭借个人勇武古惑仔打群架的水平。

例如玛尔墩之战：“太祖为刚哈鄯复仇，率兵四百往攻纳木张、沙木张，内申、湾吉干。直抵马儿墩山下，见山势陡峻，乃以战车三辆并进，路渐隘，一车前进，二车随之。将近城下，路愈隘，令三车前后联络上攻。城上飞石击之，复用木撞其车，前车被摧，后车相继，二车俱坏，众皆蔽身于一车之后，缩首不能上攻。太祖奋勇当前，距城丈许，乃蔽于木桩后射一矢，正中内申之面，直贯其耳，复射四人，俱仆，城上兵皆却”^[1]

老奴率400人携战车出征，众人缩在战车后被敌人用飞石滚木所阻，他手下的士兵“众皆蔽身于一车之后，缩首不能上攻”，明显怂了。于是老奴不得不展现自己的精准弓术，单人破敌，让他的400兵力沦为摇旗呐喊之众。当然，对面显然也是菜鸡，才被射了5人就缩了。

这类记录在早期很多，界藩寨之战，攻鄂勒珲城、攻兆隹城等都是类似，往往杀死敌人个位数，对手就溃败了，还经常是老奴只带几十人就轻松打败越10倍以上的敌人。虽然按照清史料的尿性多半是吹水夸大敌人的数量，但也显示早期老奴的战斗还只是村战水准。

最搞笑是1585年4月老奴率马步兵五百征哲陈部，因为路遇大水，老奴就将众人遣回，只带“绵甲五十人铁甲三十人”进攻。敌军"有嘉哈部长苏库赉呼密令人报与托漠河章隹巴尔达萨尔浒界藩五城知之遂合兵一处",老奴布置的后哨见敌人来犯，却没有及时将军情报给老奴。老奴被敌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见敌兵800列阵，老奴身边众人又怂了，为什么要说又？ 于是老奴哇哇大怒，只“率弟穆尔哈齐并二家人延布禄武凌噶四人”下马直插敌阵开无双怒砍二十多人，将八百敌军击溃。

这剧本简直堪比抗日神剧。

由以上示例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老奴之兵那真是即怂又怯，完全靠着老奴开无双刷人头，安排个后哨的任务都不能很好完成，只有摇旗呐喊的能力。至于老奴的对手女真各寨就更是菜鸡一片，能轻松被老奴怒刷人头经常出现伤亡个位数就溃败，说好的女真不可敌，天生勇士呢？

那么什么时候老奴开始令行禁止，将其所部变成一只善战精兵而不是只能靠自己拼老命单刀刷无双呢？

李朝《宣祖实录》1589年有这样的一条记载“老乙可赤（努尔哈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运：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鎚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问闲练习，胁制群胡，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

短短一条记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

1：老奴已经建立起基本的军事组织架构，并区分了不同兵种，如能射军显然是擅长弓矢的士兵为主，其余三军虽不明作用，但从名字也能推断为近战兵力。

2：军事纪律赏罚条例已经建立，有功听从指挥的赏，不听指挥的砍头。

3：日常已经开始施行军事训练“问闲练习”。

可以说，早于1589年，老奴即已将松散的部落成功转型为带有政权性质的军事组织，打群架的古惑仔升级为军队了。

查《武皇帝实录》1587年，老奴在苏子河畔建佛阿拉城，并“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建立基本的法律，可以推断正是这一年，随着老奴建城定国政，其军事组织也初俱规模，如滕绍箴即在《努尔哈赤时期牛录考》一文中认为牛录制度的正式确立即发生在1587年。牛录为后来满洲八旗的基本组织，在八旗建立之后每300人为一牛录，牛录额真为牛录的首领，对牛录内不仅负有催种田亩等社会管理职责，更有带兵作战，组织日常训练，整备军器的责任。

但是此时虽老奴确立了牛录组织并颁下军纪条令，初步将女真转变为军队，但要将不断扩大的女真部众训练为精锐之兵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如1589年老奴攻打赵家城酋长宁谷钦章京，“其城将陷，我兵少懈，四出掳掠牲畜财物，喧哗争夺。太祖见之，解甲与大将奈虎曰：“我兵争此微物，恐自相残害，尔往谕禁之。”奈虎至，不禁人之掳掠，亦随众掠之。”，老奴发现士兵懈怠开始掠夺财物，派大将制止这种乱象，却不想他的大将奈虎不仅不禁，也跟着一起抢财物，显然在这个时间段，老奴还尚未真正做到令行禁止。

即便如此，初俱规模的军队组织仍然在兵力劣势之下于1593年在古勒山大败叶赫、哈达、乌拉、辉发、蒙古科尔沁等九部联军的3万乌合之众，可见这就是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的专业军队与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的区别。

到了1595年，朝鲜出使老奴处，老奴麾下已有万名，其弟五千余，“而常时习阵千余名，各持战马著甲，城外十里许练兵”^[2]同年，又记载“看得奴儿哈赤及伊弟速儿哈赤同坐一城，方调到各方鞑子，日逐出城操练，又广拘达匠打造弓箭等器”^[3]，可见老奴已经将军事训练做到了每日。一方面说明老奴抓军事训练越来越紧，另一方面说明此时建州社会生产力足以供养一批脱产的职业士兵才能做到每日训练。

正因为如此，老奴之军才能在数年间从怯懦怂包，令不行禁不止，成长为一直善战之军。其成果就如朝鲜人所记那样“老乙可赤副将领骑兵三千余名，整立道下，或带弓矢，或持枪杖，步军六千余名，成三行列立。相公进迫阵前，有一骑不意高声，骑军整立不动，而相公一行及我国人等惊惶失色，胡人拍手大笑。”

三千骑兵六千步兵能整立道下列队迎接朝鲜使者，当朝鲜人所骑之马受惊时，老奴骑兵居然能“整立不动”，其训练的效果可想而知，可想象之可怖。

正因为如此，相对于迟钝的明朝，朝鲜更早早就判断努尔哈赤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更将无法钳制。此后老奴东征西讨，不断将女真各部统一到自己旗下，凭借已俱规模的军队，所战无往而不利。想想也正常，老奴领导的建州女真已经成为一只有组织度，有坚强纪律约束的职业军队，而对手还是散兵游勇似的只有蛮力的部落，如何能不胜？

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旗建立，《满文老档》详细记载了老奴所设军令、纪律、基本战术、赏罚等条：

“聪睿恭敬汗凡行军出猎，法令森严，不得喧哗作声。曰：“行军喧哗出声，敌必知觉；出猎喧哗出声，山谷应，兽必逸。”每赴各地，皆先论今众兵记之，编五牛录为一队，行则一路，止则一处，依次而下，战则攻一处。披长厚甲昔，执长矛及长柄大刀战於前，披轻网甲者持弓箭从后射之。所选精兵骑马立於他处观之，见有不胜，相机助战。故每战皆能取胜。迄今行猎，一牛录人仍给箭一枝而行之。汗曰：“夫一牛录人若行一路，则某牛录人，直至返家，仍不能行於围底。著以十牛录合之给箭一枝而行。如此，则每遇行猎，一牛录人，得进围底二三次。该十牛录之人，若不行一路，或有一二人逃离本队，与他牛录人行於围底，则罪之矣。视其获罪者，若系有财者，则准其赎罪，以所罚牧与拿获者。若系不能赎罪者，则杖其身以抵罪。设四大臣，以察其给一枝箭之十牛录人。此四大臣若不察所管十牛录人，致使进入他牛录地方行走，或使他牛录人进入所管十牛录地方行走，或此四大臣自身乱行，皆治其罪，即夺其乘骑，给拿获者。若见野兽出，勿入围场内追之，无论奔向何人，务由各自所立之处迎射之。兽出围场外，再追赶拦截射之。若入围场拦截，则围猎者自家中出来，皆欲射杀野兽，否则何由至此？何人不欲有所猎获？若不各行所任，肆意入围拦射，则马快者将野兽拦截而获，而马劣者及安分守己者，尚有何所猎获？故令其以射杀之兽肉偿之。见有伏虎，毋得惊动，应呼告众人，若地势有利，则众人围而杀之，若地势不利，则弃之而去。见虎起身奔跑，勿令歇息，遇即追射之。至熊及四岁公野猪，先射者能射死则已，傥若不能，则求所遇者协同杀之，其兽肉与同杀者平分。若因贫肉而拒绝，所遇者助杀，又不能杀其能及野猪，以致使脱逃时，则命赔偿其脱逃野兽之肉。凡有被射伤之大野兽逃出，无论何人遇之而杀死时，乃应告射伤之主，其兽肉，由追杀者尽取之。”夫英明汗素好行军找猎，故治军治猎，制定法令，自不必赘述。凡行军打猎，於夜宿之地，冬则立栅，夏则掘豪。牧马於栅壕之内，在外击刁斗、传角头箭以巡更，使人马皆不逃散，次日晨招之即来，不受找寻之累。虽降服诸申国，得以太平，仍不忘谨慎之心。每出家围猎时，无论何往，皆携甲胄、枪、长柄大刀、箭等兵器。”^[4]

其法令森严，对以上全文做一简单分析：

1 作战原则：“行则一路，止则一处，依次而下，战则攻一处。”确立每5牛录为单位集中兵力作战之原则。

2 战术：“披长厚甲昔，执长矛及长柄大刀战於前，披轻网甲者持弓箭从后射之。所选精兵骑马立於他处观之，见有不胜，相机助战。”，以披重甲步军为前锋，持长兵作战，为轻甲弓手遮蔽，让弓箭手可以靠近敌军射击，而精锐骑兵则在后压阵，相机而动，或冲突或骑射包抄。

3 纪律：行猎之时，实际也为作战方式，以10牛录为一路围猎，若有掉队逃离、或未随本牛录行动，即受惩罚。

4 赏罚：“视其获罪者，若系有财者，则准其赎罪，以所罚牧与拿获者。若系不能赎罪者，则杖其身以抵罪”。设“四大臣”行驶监察之权，但如果四大臣不能很好履职，则“皆治其罪，即夺其乘骑，给拿获者。”

5 分配战利品“凡有被射伤之大野兽逃出，无论何人遇之而杀死时，乃应告射伤之主，其兽肉，由追杀者尽取之。”

6 立营寨“凡行军打猎，於夜宿之地，冬则立栅，夏则掘豪。牧马於栅壕之内，在外击刁斗、传角头箭以巡更，使人马皆不逃散，次日晨招之即来，不受找寻之累。”

7“每出家围猎时，无论何往，皆携甲胄、枪、长柄大刀、箭等兵器。”以行猎而练兵，坚持不懈

自此，八旗铁骑军力已成，朝鲜人哀叹：“老酋新鏖忽贼，驱于如许，北婚蒙古，万里连兵，以天下之精力，似难得剿矣”^[5]

这时，老奴的对手明朝众将众臣，大多人对女真的认识还停留在成化年间被明军一战而屠的印象里……所以就有了萨尔浒之战。

参考

1. ^ 武皇帝实录
2. ^ 宣祖实录卷69
3. ^ 宣祖实录卷71
4. ^ 满文老档
5. ^ 光海君日记

浑河之战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理解这个问题。

此役明军精锐的戚家军和白杆兵均被歼灭。

浑河之战发生于天启元年。此时明朝军事情报体系运行效率尚且没有得到彻底整治，运行效率很差，各类军事信息都不能正确掌握以及及时上报。要等到天启驾崩时情况才彻底扭转，但是很快又随着崇祯的调整而荒废。

此战，明军作战主力是四千白杆兵和三千戚家军。此外还有数万主力畏敌如虎抛弃友军撤退，其中一名将领后来又因此后悔，但是大错已经铸成。清军投入了精锐主力数万，最精锐的两黄旗，以及两白旗，都遭到严重挫折。战役最激烈的时候，占据战场优势、采取攻势的清军将领甚至请求努尔哈赤放弃战役。但是努尔哈赤坚决拒绝，坚持必须歼灭。为此清军强迫被俘的明军炮兵向明军开炮。最终，白杆兵全军覆没，戚家军打光了弹药全军覆没。

此战在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朝在萨尔浒之战失败后，意识到努尔哈赤带领下的后金军几乎完全脱胎于明军，但是又针对明军的一些特点有意加强（比如说明军一般要求携带三日粮而后金要求携带五日粮，明军十分重视骑兵而后金在重视骑兵的同时也加强了步兵建设），特别是努尔哈赤学习明军精锐的做法严肃军令，大大提高了后金军的组织程度。于是，在明神宗和熊廷弼的决策下，明朝选择了暂避锋芒、整训军队的后发制人战略。

这一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征集天下精锐进驻辽东。

如果以为征集天下精锐是为了稳定战局、歼灭敌人，那就错了。这样想，还是是将视野局限在了具体战斗上。明神宗-熊廷弼后发制人战略的关键，其实放在了建军上。

征集天下精锐的真实目的，是以这些精锐为基础，通过实战验证，最终在辽东建立一个全新的军事体系，以替代李成梁家族对辽东军事的深刻影响。

从当时辽东的政治环境上来说，这个设计是最合理的。第一，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军，本质上是对李成梁军事体制的借鉴、效仿和加强。第二，李成梁之后的辽东明军，已经不复李成梁季盛时期的强大（特别是李如松砍蒙古时中伏战死以后更加削弱）。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就是辽东明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已经不具备击败努尔哈赤的能力。而现成的事实也是萨尔浒之战以及一系列败仗。那么，抛弃这个失败的体系，另起炉灶是最佳的办法。但是这需要过渡期。不能在新军没有建立前抛弃旧军，导致国防真空。也不能毫无根据地随意组建新军，而不考虑实战检验。这样，先征集精锐，在观察他们对辽东军事环境的适应能力，然后拿出有力战绩，进而以此为基础扩充和编练军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明神宗和熊廷弼事实上已经开始了这一步骤。

但是，萨尔浒之战的第二年，明神宗就死了。然后熊廷弼马上就遭到了围攻弹劾，被撤职。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第一，明军精锐已经到了辽东，但是保护他们的两级上司都没了。第二，前往辽东的明军精锐可以说都是架子部队，兵力并不多，但是干部却很充足。比如说戚家军只不过是三千人而已，但是带军的将领确实继承戚继光衣钵的戚金。白杆兵也是统帅亲自带队。

于是，在明神宗去世后的天启元年，马上就爆发了一场葬送了明军一批精锐的浑河之战。而在战役中，努尔哈赤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决心，誓要歼灭这两支精锐。

这种内部激烈弹劾与外部坚决围歼完美配合的情形，曾经引起了我的怀疑。但是历史上又没有什么相关记载。最终我只能推测，辽东将门作为一个军阀化的军事体系，对明朝中央政府军事系统的渗透已经十分严重，努尔哈赤充分利用了这一因素。

原因是这样的：一是李成梁镇守辽东多年，而且在被替换之后还能重新返回，意味着他在朝中有足够的游说能力，且对辽东军事成败有直接的干预能力；二是明朝讨伐日本也加强了辽东军事系统与明朝中央军事系统的深度合作。所以，明朝内部一些拿人手软的官员对于熊廷弼企图连根铲除辽东将门的行为必然要发起内部攻击。努尔哈赤作为熟悉辽东军事内幕的人士，本身也是辽东军事环境里的重要一员，且他本人也长期参与李成梁军事体系，那么他应该能够意识到利用这些力量的重要性。因为这么细致的资料不好找，只能作为一个推测。

具体来说，考虑到明神宗驾崩和熊廷弼去职都是公开消息，努尔哈赤并不需要内应，他只需要充分利用这一战略机遇就可以了。明朝内部对熊廷弼的弹劾也应该不是故意配合努尔哈赤，而仅仅是军阀化的军事集团为了维护小集团利益开展的正常内讧。

同时，考虑到后来负责辽东军事的统帅如孙承宗、袁崇焕都力主采取开支巨大远超明朝财力的国防政策，我认为他们背后都有一些鲸吞明朝国有资产的利益集团在活动。特别是，从常见的侵吞国资的案例来说，搞大工程是贪腐的高危敏感事件，贪腐分子为了能够上下其手，不但要在上层有人，还要与大工程所在的地方势力合作。而在历史上，孙承宗也好，袁崇焕也好，他们都同时具备了“提出超出必要的、开支巨大的超级工程”、“主持超级工程并排除他人监督”、“与地方势力紧密合作”三个特点。说起来，如果确有必要，搞超级工程并不一定是有问题的。可是，如果我们知道孙承宗的超级工程开支有多么惊人，就会知道这是远超必要的。孙承宗要求在辽西走廊修筑大量堡垒和城池，屯驻大量军队。此举在当年就造成了五六百万两的直接开支。这个开支是什么概念呢？万历三大征二十年军费总开支只不过是一千一百万，孙承宗一年就干掉了二分之一。明朝长城防线号称“九边”，总开支只不过几百万两，不算辽东镇孙承宗一年就干掉了两个九边的开支。而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说到底就是没钱。比如说清军频繁突破长城防线入关，原因就是军费拖欠多年，工事坍塌不能修，装备锈蚀不能修，甚至士兵都没钱吃饭只能跑路。那么钱呢？都在辽西修建守不住的堡垒，等清军一来，明军就将这些堡垒烧掉坚壁清野去了。基本上孙承宗这种操作就相当于在金价极度不稳定动辄暴跌的时候高位重仓了一批纸黄金。孙承宗能够这样做，主要因为他是明熹宗的老师。很多人说，老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其实老师也是人，清华大学的“常凯申教授”一出手就被人骗了一千七百多万。

从逻辑上来说，只有孙承宗袁崇焕真的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十分需要与扎根辽东的当地将门合作，才可以解释他们极力排斥客军、一再维护辽东军阀、与大工程所在的地方势力合作的行为。

很多人说明朝亡于财政危机，矛头都指向明朝养了多少宗室。其实，明朝不论养了多少宗室，他们终究还是拿出钱来打赢了万历三大征，这说明这个宗室问题他们有办法解决。比如说早在嘉靖年间，明朝就实际上停发了远支宗室理论上的俸禄，只是有一次有人成功告到了皇帝面前才勉强发了一年。那么明朝到底是为什么出现财政危机的呢？看孙承宗的军事预算，就知道是怎么危机的了。孙承宗在提出这样一个开支巨大的计划的同时，强调要“以辽人守辽土”。乍看上去，这句话似乎是在鼓舞辽东人民的士气，承认他们不是丢失家园的东北军，要发动人民群众全面抗战，但是孙承宗实际做的事情是“以辽东军阀守辽土”，只不过是打着辽人的幌子行辽阀之实，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浑河之战是一场规模不算很大、但是烈度却相当可观战役。此战的直接意义，是明军损失了一批可以扩建新军的种子军团，后金也更加确立了令行禁止、承受较大伤亡的战场纪律。从建军的角度来说，明朝遭受了重挫，而后金得到了显著的成长。基本上相当于当年中国足球在条件极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进行市场化改革，搞了一个伪职业化，结果原先专业体系的青训梯队全都完蛋了，最后啥也没踢出来。

所以我认为，八旗之所以战斗力强，是因为他们的组织架构基本模仿明军而有所加强，他们的建军思想也基本模仿明军而有所加强。具体到努尔哈赤来说，简单粗暴地说，就是“使劲堆人命”。用比较常见的说法，就是努尔哈赤将“慈不掌兵”做得更好。具体到当时的军事环境来说，就是努尔哈赤在“建军”，而明朝一直在“见钱”。

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最近也在研究一些跟这个话题相关的东西，所以不请自来。

应该说八旗军队从起兵到入关前几年的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因素基本可以归结为一个大前提和内外两个因素来谈。大前提是东北独特的地理环境，内因是野猪皮和洪太个人的奋斗，外因则是明朝在援朝抗日战争后东北以夷制夷这一历史进程的失败，以及明朝高层在辽东问题上意见不一、统筹失当的后果。

先谈一个大前提吧，后金的崛起有偶然因素，但崛起后能快速成长为一个短期内有强悍战力的东北地方政权在历史上也是有相应先例的，契丹、前金无不拥有类似的成长经历，盖因东北的地理和社会环境让该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具备一些崛起的基本条件。

东北地区寒冷封闭的特点让单纯的农耕和游牧都难以维生，因此该地的民族更偏向渔猎，换言之为了维生许多人都具有狩猎的技巧，这就为几个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相当不错的兵源基础。因此，如果有人能用各种方法将这些来自不同部族的猎人组织起来，很容易拉起短期内一支剽悍而又团结的军队。

东北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冷，但是有适合农耕、被河流环绕着的平原。冷意味着汉人大部分时间都不愿意离开中原去辽东谋生，而有平原则意味着采用高压的统治手段的话是可以通过奴隶和封建混合的方式强迫农奴耕作为大军提供一些必要的物资，比如粮草、盔甲等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凭借农耕这种生产方式，少数民族的贵族阶层可以快速掌握最多的生产资料，完成政权的正规化和集权化，真正成为一个国家。

后续内容有太长不看版：

总之，努尔哈赤创造的八旗制度是一套将建州政权不同部族统合到同一战争机器下的军事制度，并借此赢得萨尔浒之战的胜利。随后继任的洪太又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在有利的条件下迎来了与大明的最终决战。而明方前期绥靖政策放任建州做大，天启时期统筹无方，三易其帅，导致辽东局势败坏。最终松锦决战时虽然前期采取了正确的准备，但千疮百孔的国力，已经不足以支持战略决战的目标

再谈谈个人的奋斗，主要是野猪皮和洪太两人的。

野猪皮对八旗战斗力的贡献就是八旗本身。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比较绕，它的基本制度我默认大家都有个大概的了解，但这套制度的独特性许多人就未必清楚了。毕竟牛录-甲勒-固山这个编制看下去似乎也没什么过于独特的地方，正如许多答主所说的，其实借鉴了明军的卫所体系。但如果从构成建州政权的各个地域的宗族这个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八旗制度最大的作用是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家族的成员打散，重新按照军队的作战单位编组，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动员和组织能力。

和一些常见的观点相反，八旗在编组的时候来自同一地域的家族成员会有一定的倾向性，但并不会将同一家族完全归并到一个旗里，而是尽量分开打散（尤其是几个大家族）。以最富盛名的瓜尔佳部族为例，族长费英东属于镶黄旗，次子纳海属于正黄旗，七弟朗格属于镶白旗，同族扎鼐属于正白旗，同族丹布属于正蓝旗，虽然家族嫡支多在两黄旗服役，但直到顺治时期，都有相当多的成员分别在两黄两白旗服役。其他几个大族如佟佳、他塔喇等也均是如此。通过八旗这一组织形式，建州各部才真正统一起来，使不同区域和部族的成员建立起了对整个建州政权的忠诚，同时避免了除爱新觉罗外的其他家族在某支军队中影响力过于膨胀以致尾大不掉的问题。不仅如此，八旗这一组织形式几乎囊括了建州统一后所拥有的全部部族，是一个完全为战争服务的产物，使得三丁抽一、甚至二丁抽一都能实现，真正做到了”后金就是个大兵营。“

这一点，我认为在决定后金生死的萨尔浒之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此战明军虽然投入十一万军队，但明军从各地赶来的军队并没有很好的整合就被匆忙投入战场。而后金方面八旗间磨合协调的时间远比明军长，又通过极限动员扩充兵力，投入披甲达到6万，这样一来通过内线地机动和协同，反而在每一场战斗都形成了对明军1.5:1乃至2：1的兵力优势，最终对配合不佳、彼此脱节的明军实施了各个击破。

而洪太则在内政和整体战略上，为八旗军队的胜利创立了有利的战略环境，正所谓”上兵伐谋“。努尔哈赤时代凭借八旗军队初起时的剽悍血勇，以及明廷从万历末年到天启二年在辽事统筹上的严重失误夺取了辽东。但是其为人残暴无道，对政权的长远发展没有任何规划，天启三年以后向西受阻于宁远，向东则被东江袭扰，人口流失，百业凋敝。如果这一局势延续下去，后劲最终就会由于内部压力自我崩溃。

而洪太上台后，调整了内政和战略方针，内政上安抚辽东汉民，同时拿出千金买马骨的气魄招抚原本和后金又血仇的辽东旧将，创立单独的八旗汉军吸纳降将。结果就是后金在政治上完成了强盗集团往地方政权的转型，军队体制上通过吸纳辽人扩大兵源，扩充了军队规模并创立了炮兵等技术兵种，补齐了自己在攻坚上的短板。

战略上主动出击，破铁山、袭朝鲜稳固了自己的后方。一改努尔哈赤时代强攻辽西要塞群的做法，打通了经过草原进入关内的通道。从驱逐林丹汗到第一次入关，不仅改变了天启末年后金被亲明势力重重环绕的劣势，攻打北京后全身而退，在政治上对周边势力（尤其是蒙古各部族）的冲击更是不言而喻。最终消灭林丹汗，控制草原后，更是彻底让明清间攻守易势。历次入关掠夺严重干扰了明朝正常的生产恢复活动，抢来的战争红利更进一步壮大了自己。最终让明方极为被动，被迫在锦州寻求和清决战力图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但是明朝如果自己不失误的话，不要说洪太，野猪皮估计统一建州这一步都迈不出去就要被摁死了。而在军事上，明军士兵和普通八旗士兵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距，小规模的战斗明军往往有声有色，但越往上，明军在战略级的规划和统筹方面（特别是天启二年之前）简直就是一坨X，各种战场之外的因素严重干扰了战斗发挥。很多时候明军明明有兵力上的优势，却在具体的战场上被迫以少打多，要么上峰的指令自相矛盾，乃至明显被内奸坑害，却不得不主动往陷阱里跳，这又焉能不败。明廷的血泪史，反过来也是八旗大战必胜的重要原因。

第一，后金在起兵时能膨胀到拥有6万披甲，是明朝在万历援朝战争后，对东北以夷制夷和绥靖政策彻底失败的直接后果。应该说，相当长的时间内，明朝鉴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东北诸部的分化瓦解乃至出动大军对刺头部落进行犁庭扫穴是非常成攻的。直到...日军大举进攻朝鲜，为了保证东北后方的安宁，由于东北的精锐军事力量调往朝鲜，明朝不得不选择绥靖政策以及更彻底的以夷制夷避免局势失控。努尔哈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通过向李成梁等人献媚卖好，事实上成为明朝在建州的代理人。而援朝战争结束后，明方没能及时调整策略，这既是由于李家只求自保，也和万历后期疲敝的中央朝局有关。

万历中后期和文官冷暴力对抗的直接后果，就是虽然地方朝局还能维持运转，但中央政府出现了大量的官员缺位，中央政务几乎完全靠叶向高等少数大臣勉力维持，这种情况下很难对辽东政务进行大的调整。直到野猪皮几乎统一建州，同时福王前往洛阳就藩，万历和群臣总算结束对抗后，大家才惊觉东北出了个怪物，但此时努尔哈赤羽翼已丰。这种情况下，万历却力图毕其功于一役，短期内调集全国精锐解决建州问题，不能说这个思路是错的，但各地援军尚未磨合好就被匆忙投入战场，无疑大大降低了胜利的希望。

第二，后金之后在辽东的一连串胜利，天启前期一系列恶性政治斗争帮了大忙。萨尔浒之战后，万历毕竟是当国几十年的君主，终于清醒了过来，起用熊廷弼经略辽东，同时在人事和财政上都为熊背书全力支持。但不久万历去世，朝局陡变后，得罪了太多人的熊蛮子被迫下台，新任经略袁应泰完全不了解辽东复杂的军政环境，将治理内地时宽以驭下，以德服人的那套带到辽东，结果就是辽沈两座坚城因为混入蒙古内奸煽动，民壮组织混乱最终失守。而同时期贵阳在奢安叛军重重包围下，巡抚发动民众上城据守，坚持了接近一年，终于等到了明军主力前来解围，而辽阳三天就失守，导致辽东局势彻底无法控制。熊廷弼重新起复后，为了制衡以及派系因素，强行加塞了王化贞，督抚不和让王化贞本人为其的奇思妙想独走，而熊廷弼则心灰意懒，等着看笑话，这种状态谈收复辽东岂非痴人说梦。

总体来看，这三年辽东经略一年一换，各人的思路和想法又完全不同，前线将士自然无所适从，而主官除了熊廷弼外也难以建立威信，结果就是即使调来了相当数量的精锐，却缺乏一员威信卓著的大将或文官统一指挥，最后如浑河般各军各自为战，最后被集群协作的八旗军队分割包围后消灭。不仅如此，官员的频繁更迭，在民政上想必也带来了紊乱，天启前期辽事不可思议的一点是明明后金缺乏大炮，而生活在辽东的汉人平民人数也并不少，几座大城却攻无不克，很快失守。以致宁远竟然是第一座在后金正面攻击下安然无恙的城池。于贵阳方面的顽强防守，最终耗尽奢安叛军的精力迎来反攻相比，只能认为是频繁换帅，导致民政系统失灵，不能大规模组织民壮上城防守。

第三，松锦之战前期是明朝少有的拿出了足够的时间、资源乃至君主的信任去谋划的战役，最终失败则是当时千疮百孔的国力已不足以支撑长期打这么一场高强度的战略决战。松锦前期应该说明朝上下都一定程度上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对洪承畴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洪承畴花了几乎两年的时间练兵、生产军械等各种准备，同时崇祯对其在兵力和财政上的请求也无不应允。结果也非常显著，松锦前期是自萨尔浒以来，明清大规模正面决战时明军最有优势的一次，洪部以松山为支点与锦州遥相呼应，一有机会就主动出击袭扰清军，多尔衮部被洪承畴所统明军打的焦头烂额，数次萌生退意，清廷被迫数度增兵稳定局势。

但是内地千疮百孔的局面已经不容洪承畴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地和清军对耗下去，崇祯也在兵部方面地劝说下，改变之前地持重态度，下令洪承畴与清军决战。最终的结果我之前一篇被和谐的回答里也讲了，放弃持重战略后，明军能打大仗，可根本打不了硬战的缺陷暴露无疑。本方进攻时尚能调度有方，可一旦听说后路被切，其实宁远到锦州堪堪才百里，十多万军队想硬冲的话其实阿济格根本拦不住，结果十多万大军在互相卖队友，自相猜忌和疑虑的混乱中自我崩溃了。

即使如此，也让清军阵亡一名老牌都统，一名护军统领，一名高品文官大学士，5名参领（署参领），7名佐领，战后共追赠轻车都尉7个，男爵2个，伯爵1个，而整个洪太时期，各种乱七八糟的战斗导致的阵亡及阵亡后追赠的轻车都尉一共不超过15个，足见松锦战役之激烈。这也使得清军大胜后次年进攻宁远时反而铩羽而归。如果明军在萨尔浒时有松锦之战统筹规划的力度，那后金即使能赢，伤亡烈度也足够让其崩溃了。

除去军队架构、情报、赏罚，这些其他答主说的特别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本身的定位问题。如果不是因为李自成的意外成功和吴三桂的反水，努尔哈赤、皇太极乃至再继承也不至于会想吃掉明帝国。

女真的人口基数、文化和政治控制力还是有局限性的。

不过单纯说努尔哈赤时期纯粹的东北胜局，可以简单以军事视角归纳(后来入关战争有“天命”加成)

某种意义上说，努尔哈赤和拿皇有异曲同工之妙，无非一个无奈、一个有心。二人对于机动作战的把握，都可以称得上是战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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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拿皇钟爱的参谋约米尼男爵在书中就特别推崇机动作战。

年轻的约米尼批评他的两位前辈都太胆怯。劳埃德直接进逼维也纳的想法是好的，但因为担心萨克森受威胁而弱化了这个想法。约米尼争辩说，与其像腓特烈二世实际做的那样入侵其国土而疏远了萨克森人，或像劳埃德设想的那样分兵保护萨克森而削弱了主力部队，不如一支统一的普鲁士军队以最快速度，直指通向维也纳的道路上的奥尔米茨。萨克森人释然于免遭普鲁士入侵之灾，会胆战心惊而不敢动弹。约米尼争辩说，显然1756年时换上了拿破仑就会这么干，就像四十年之后他在意大利反复干的那样。至于特姆佩尔霍夫基于后勤估算和战争法则的批评，约米尼予以痛斥。将所有军事规划和作战都同供应车辆和设防的军火库捆在一起的习惯，只是证明18世纪期间“战争艺术退步了”。恺撒说能够以战养战，他是对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800万至1000万人口能够很容易地供应一支9万人的普鲁士军队。在1811年版的《论主要军事行动》中，约米尼将“拿破仑皇帝在1809年的不朽的战役”引作正面根据，证明它本可以在1756年被做到，也证明拿破仑是个比腓特烈二世更好的战略家。对于特姆佩尔霍夫搬出作战路线保持短和安全的法则，约米尼的反应是要求更佳的判断和更为大胆。特姆佩尔霍夫在字面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此应用这一法则将意味着绝没有任何军队会跨越本国边境。约米尼写道：“在一切作战行动中，总是有某种不完善或某个弱点；然而在断定作战行动时，我们必须牢记目的来应用法则，问一个既定的行动是否提供了最佳的胜利机会。” [ 注：Traité，1：35．在这1811年出版的版本中，他比在1805年版本内更厉害地批评特姆佩尔霍夫，并且请求(见第40页注)读者宽容他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说错话，当时他的战争经验还比较少。 ]
　　 约米尼的第一部书很快就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在这部书里，没有任何东西提示他未认识到18世纪90年代的战争有其新面貌，或者表明他在用某种手法将腓特烈二世和拿破仑的战役并入一种无区别的战争艺术。相反，他看到了新的战争风格，看到了不顾忌人力消耗和供应困难，将所有精力集中于惟一的目的即打赢战争，而且他对这些极为赞颂。他用腓特烈在用兵方面的犹豫不决和局限性作为一个背景，衬托波拿巴的辉煌，有如他利用劳埃德和特姆佩尔霍夫那费劲的偏见，来显示他自己眼光敏锐的全面观点。
　　 在《论主要军事行动》的第7、14、34和35章里(这最后两章于 1809年随第四卷面世)，约米尼从军事史的具体事态进至战争方式的一般真理。他的开场白同劳埃德的非常相似：“将战争体系简化到它的基本结合——其他一切所依靠、并将为一种简单和准确的理论奠定基础的基本结合——提供了许多好处：这将使训导变得更容易，使作战判断更健全，使错误更少见。我确信，指挥官们无论怎样吸取这个观念都不可能有止境，它应当指引他们的一切规划和行动。” [ 注：Traité，1：288． ] 当他从历史证据转向较为专门的结论时，约米尼看来仍是在追随劳埃德：单独一条统一的作战线是最好的。 [ 注：Ibid．，2：271． ] 然而超出了这一点，约米尼就显得是个法国大革命的人物，提出一种新的、激进的战争理论：一切战略“结合”如果不符合“在一场联合的努力中运作尽可能最大的兵力打击决定性的点”这一基本法则，就都谈不上完善。 [ 注：Ibid．，4：275． ] 决定如何进攻——是迎面打击还是进攻侧翼——将取决于具体形势，但进攻本身是必不可少的；主动权决不能让给敌人。一旦投入行动，指挥官决不应犹豫不决。他和他手下的军官们必须以自己的大胆和勇气，来激励自己的部队作尽可能最大的努力。敌人一旦被击败，就必须无情地追击之。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胜利从指挥官面前溜掉了，那么他决不应当期望用任何别的办法把它抓住，而必须运用可靠的法则——集结、进攻、坚持——再试一遍。约米尼的战法图景与旧制度的那种小心谨慎的有限战争战略，近乎天壤之别。漠视这些法则导致奥地利人在1793～1800年的失败以及在1805年的再次败北，导致法国人1793年在比利时的厄运，还有他们在德意志(1796年)、意大利和斯瓦比亚(1799年)的挫败。相反，“拿破仑皇帝的战法体现了对恒定不变的法则的不懈应用”。 [ 注：Ibid．，4：286．

尽管约米尼后来投靠了毛子，但是对拿皇的崇高敬意还是跃然纸上。

约米尼的核心思想是:

“在一场联合的努力中运作尽可能最大的兵力打击决定性的点”

“快速”、“精准”、“凶猛”

简单来说，一支八万人的精锐骑兵可以连续在四个不同地点打垮四支四万人的军队，而只需要付出不多的代价。相反，如果将八万骑兵和抱团的十六万杂牌军队硬碰硬，伤亡也都很可能是另一番(夸张的)数字。但是弱势的一方不可能永无止尽的投入军队，而一旦耗成凡尔登和索姆河，则不存在绝对的胜利了(一旦军队的消耗拖垮了国内经济，甚至伤筋动骨破坏人口结构，胜利的果实也许只是苦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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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打奥斯特里茨战役，也不想打博罗季诺。

战争从来不是直接对比人数的。明军即使在关宁线，也被驻防吸收了大量军力，放弃任何的要点，都可能意味着防线的松动，而不得不重视。

如1622年在辽东殉国的甘州卫名将罗一贯，他以三千军固守西平堡。面对数万女真军，表现出了高超的指挥素养，却无力反转结果。(当然了，王化贞和罗一贯事件也可以看得出明军指挥系统的复杂和拖沓)

所以还是那句话，某种意义上，努尔哈赤在萨尔浒的运作更像是有点拿破仑的或者查理五世的走卒叛将波旁公爵是感觉。差别无非是一个有心，一个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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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输给毛，洪败于曾，都是如此。

战略层面最忌讳有得而不愿舍，一旦战略层面的大局实力优势被庖丁解牛般肢解了，甚至是戳到要害了，纸面实力也不过是纸面实力。

无论是后金在辽东的胜利，还是前金在河南的灭国。

拳头再结实敌不过刀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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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说放得下一城一地之得失确实很难。能坐拥帝国伟业还愿意细细打战术的，恐怕只有拿皇这种在别人地上不心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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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的的来源。女真人在明朝中期迁居到赫图阿拉之后，虽然采取的是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但是狩猎依旧占据了生活的很大一部分的收入，每年狩猎的时候，氏族和存在都会在有名望的人的带领下进入山林狩猎，他们以10人到30人不等的结伴而行的方式进入深山老林之中，获得猎物和山货，由于狩猎的危险，必须由有名望的人带领下，结成组织模式。被称作牛录制

女真人部落在狩猎的时候实际上就有一种行猎组织。

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

牛录是大箭的意思，额真是主的意思，牛录额真就是大箭主的意思。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刚开始的时候设立四旗，最后随着领土的扩大和人数增加，设立八旗。组织架构：三百人为一牛录，一牛录额真（后称佐领）管理，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后称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旗），设一固山额真（后称都统），以梅勒额真（后称副都统）二人副之；固山额真之上是旗主贝勒。八旗制度就是建立在牛录制的基础之上的。

其次八旗只是统称，实际上八旗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其次八旗对于辽，金，元一系的王朝的军队制度有着一系列的继承，比如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度，元朝的军户制度，都是兵民合一。入关前，八旗兵士无事的时候从事生产劳动，有事的时候就上马打仗，粮草和军械都是自己准备。

八旗制度也有一个整合的作用，把女真人聚合成一个整体。女真人的部落到明朝后期，散居在东北的各地，文化制度甚至都不一样，有的部落还保持原始的渔猎模式，有的部落早已经汉化，耕田住房子，衣食住行和汉人一样，有着极大的区别。正是八旗制度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组织在一起，使得女真人变成了一个整体，力量大大增强，整体实力上升了一个档次。甚至加入八旗的汉人都有满化的倾向。

努尔哈赤此外也确立严明的赏罚制度。这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加强

军士禁喧哗，行伍禁纷杂，当兵刃相接之际，披重铠执利刃者，令为前锋。披短甲即两截甲也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于别地观望，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预画胜负谋略，战无不胜，克城放敌之后，功罪皆当其实，有罪者即至亲不贳，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敌不遗，必加升赏。用兵如神，将士各欲建功，一闻攻战，无不忻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见遇战阵，一鼓而胜

清太宗时代也是如此。

当然明朝方面也在讲这方面的事情，但是赏罚分明这些事人人都知道，但是具体在要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古时候在前线战场上拼杀的人哪一个没有想封妻荫子的梦想，都有着富贵险中求的想法。

清初向来有例：职官阵亡者子孙袭，兵士阵亡者妻子受赏。

当然八旗武官在战功中有优叙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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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么？

我看未必

后金打仗，基本都是以多胜少，看他们打晚明军队那种渣渣有些时候都有些费力，只能说水平一般。

后金是在多次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全民皆兵的体制，兵额都是实数，明军嘛，把空额去掉，萨尔浒和松锦之类的大兵团会战，每次都是几万人规模与后金交战，而这几万人中能打的只有武将的家丁，这部分家丁一场大兵团会战中，明军最多出动几千而已，明军人数最多的部分，都是些吃不饱穿不暖不说，还要被各级官僚武将拉去做工种地，基本没有经过多少军事训练的农奴，打打流民这部分农奴还有用，打后金的百战精锐，他们在战场上基本上就只有负的作用了。

几万八旗打几千家丁，数量上优势，就让明军基本获胜无望了。更不用说，家丁都是武将们的宝贝，以少打多绝对没有多少胜算，大把如祖大寿和吴三桂之流在战场上都会存在保存实力的想法，动辄在两军阵前往后转进如风呢。

至于组织架构，八旗上古渔猎民族传统组织牛录，再加点明军卫所体制，再掺杂了点明军后期营兵体制的结合体嘛。其实本质就是个加了点渔猎传统的八个实土卫所，分等级的家丁白巴牙喇和红巴牙喇，你看他们八旗的人数都和明军卫所差不多。八旗嘛，差不多就是理想状态下的明军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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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xiong-89-43 网友的相关建议: 
      

在俄罗斯二十几年了，也去过其他国家出差，成年后还回国工作七年，应该有足够的素材回答这个问题。

国外的中餐为了迎合外国人口味改得四不像，欧美和俄罗斯的中餐大部分都是酸甜的，纯粹的中餐少，到是也能找到，就是少。

西餐也一样，虽说长个中国胃，就算在国外80%以上吃的也是中餐，但偶然也会吃西餐，法餐、俄餐都有些不错的菜式，其他各国菜式也有不少好吃的。

回国后偶然也会吃西餐，尤其是招待国外客户时，总结来说以下几点：

比较好的西餐厅，尤其外国人比较多的西餐做的还不错。

普通西餐厅或者咖啡厅、披萨店那就算了吧，改良后的西餐真不好吃，例如星巴克的拼接焦炭（黑椒）牛排、必胜客的烤饼底披萨，绝对和国外给老外吃的改良版中餐有的一拼。

顺便说一下大家争议的牛排几成熟，这个真没关系，是，按例牛排只有1/3/5/7/9成熟，但是到了中国就顺着中国食客意思来呗，愿意吃八成还是十成熟的就做呗，矫情啥。

我们也没说国外做的不地道的酸甜菜或者美国四不像的李鸿章杂烩就不是中餐。

继续吐槽某些矫情的人，真矫情中国普通西餐厅做的不地道，这就是给普通老百姓尝个鲜的地方，物美价廉，您自己不愿意吃的话去米其林、黑珍珠级别的西餐厅吃去呗，大部分都很地道，纠结老百姓尝鲜的普通西餐厅有意思吗？

为了秀下您吃过正经西餐的优越感，那您跟我比呗，咱报个吃过的外国菜菜名，也别只纠结于西餐，别拿普通没出过国的同胞开涮，否则只能显得您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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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xie-cao-81-33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因为有这么一群送外卖的女人。

不想看图的国男们，可以看看文字，看看中国新时代女性是如何理直气壮“送外卖”的，省得以后被骗接盘。

今天我碰到了一件令我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和朋友(女)去中超买食物(当时我们都戴着口罩,),碰(未和她打招呼,她没认出来)到的那位来自西安的同学(跟波兰人谈恋爱,未婚先孕,正在备孕),她在中超里和老板娘夸夸其谈,说自己的波兰男朋友不关心他,说她怀孕如何痛苦。

这都无所谓,但是当她说"当我波兰男朋友这么冷漠对我,我都极其包容,因为我想着文化差异嘛,要是我谈了个国男,我的分分钟两耳光扇过去!”我很震惊,这凭什么,为什么穷得吊儿郎当的波兰人就可以无限被包容,中国男人就必须对她无限好,否则就是两耳光,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侮辱。

后来出了超市,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了问我的朋友,她居然也认同那个姑娘的,她说"这不是双标,不是区别对待,这是文化差异,她男朋友是波兰人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这样,所以那样对她,情有可原。但是中国男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对女生百般呵护,要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一旦对女孩子冷漠了就应该被责罚。”

虽然她们这么说,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这是一种双标,是一种侮辱。后来我见再讨论下去会很尴尬,就岔开话题了。这难道不是一种侮辱吗?凭什么对中国男人要求就必须这样那样,对波兰男友就可以无限包容?

作者PS：渣男送盘，老实人接盘，所以国男不能太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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