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的艺术成就极高,其来源于那个时代的独特的气质以及其特殊的嗓音使得后来再无能模仿并达到这个高度的歌手。同时,她也背负了与其艺术水平完全相符的政治任务。
说邓丽君是特务,许多人觉得扯淡,但是这句话也并不是拍脑门子臆想的,因为邓丽君的火爆,除了其自身优秀的原因之外,确实有刮民党方面政宣推波助澜。
当然刮民党政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靡靡之音腐蚀大陆群众思想使大陆人民向往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这样的屁话。刮民党方面的目的其实单纯的要死,就是国民党小朝廷在控制力日益衰弱的时候,来试图恢复凝聚力,面对台独极速抬头的大环境,需要尽力来保持两千万人的中国和中国人认同。
国民党政宣方面需要一个退台老兵的后裔,会说字正腔圆的国语而不是大舌头的台湾腔,最好会说一些大陆方言,长相美丽且富有大陆姑娘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公众影响力。邓丽君完美的符合所有条件,这些条件其实就是刮民党小朝廷在试图凝聚自己最后的价值观基本盘:退台老兵后裔,在自己基本盘里有共鸣,而且身份认同肯定是中国人,标准国语大陆方言长相特点。稳住自己的基本的价值观认同,才能才能在台独势力利用闽南语和歌仔戏等台湾本地文化小动作不断愈演愈烈的情形下凸显台湾依然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狗屁台湾国。要知道当时台军内部,是极其排斥台湾腔国语和本岛方言的。
这次政宣无疑是成功的,完全达到了刮民党方面的期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只要邓丽君还大红大紫,台独甚至都抢不到任何发言权,因为你如何跟千万粉丝讲他们那生在台湾长在台湾祖籍河北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偶像是“外国人”?邓丽君的标准国语,以及时常出现的古典扮相和重新谱曲的古词佳作,无疑强化了台湾人对于中国的认同。
成功到了大陆对台湾的这次文化输出充满了忌惮,以至于不批准邓丽君在大陆的演唱会,毕竟一个女人可以以一己之力维系两千万岛民的中国人认同,那自然也能在大陆那风雨飘摇的岁月制造出难以预料的效果。邓丽君逝世十几年以后,两岸前文化部官员在文化交流中提及邓丽君,双方终于搞清楚对方的意图,距离大陆不批准邓丽君演唱会已经过去了十几年,邓丽君也早已离世,而刮民党也到底还是丢了政权。作为刮民党政宣最大也是最后的辉煌,邓丽君无论是在自己的艺术成就上,还是在自己所肩负的政治使命上,都堪称完美。邓丽君之后,刮民党政宣再也无力维持2000万人的中国认同,李登辉轻轻一推,台湾文化就极速的“独”化。刮民党的官员一如既往的糊涂在,即便是邓丽君再辉煌,她的时代也迟早会过去,刮民党不能永远寄希望于一个女人来拯救自己的政权。
邓丽君是特殊年代的产物。某种程度来说,她是台湾两蒋时代官方刻意借用并塑造的某种文化符号,针对本省也针对大陆。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邓总是参与kmt官方的活动,葬礼上也被覆盖民国国旗,并受到官方高度肯定,甚至被各种小道信息谣传为所谓“台湾间谍”。
邓丽君长相甜美,气质优雅但又有古典的温婉,但并不高高在上,反而让人觉得亲近。她活泼明朗,乐观爱笑,但其下又有着某种淡淡的感伤与忧愁。她其实承载着那代人,对那个49年以前的,传统中国女性的某种审美想象。她是小城时光里的邻家小妹(《小城故事》),是故乡记忆里全村最美的花儿(《又见炊烟》),甚至也可以是沦陷年代里,漂泊天涯,流连舞场的歌女,盈盈一笑,为你献声一曲,唱尽离乱年代的浮生悲欢(《何日君再来》《美酒加咖啡》)。
这种复合、复杂,甚至有点自相矛盾的气质,别人很难做到,于是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都可以在邓丽君身上,找到那种他们曾经眷恋而注定消逝的过去。这是来台的那整整一代外省人,共同的乡愁。对于眷村老兵来说,他们的记忆是童年的北方村庄,炊烟袅袅,燕儿呢喃,有他暗恋的人儿;对于知识青年来说,他们的记忆是安宁的故乡小城,街巷喧闹,市井繁华,对面的姑娘开窗朝他微笑;而对于少爷小开来说,他们的记忆是浮华的十里洋场,沦陷时代的租界孤岛,觥筹交错,灯红酒绿,台上的白玫瑰唱着夜来香……而这些,如今都有了实体的寄托。
而对于官方来说,邓丽君根正苗红的国军子弟出身,明朗积极,正面向上的形象,则还承载了另外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中关于传统女性的审美想象。它伴随着“三年反攻,五年成功”的复国口号,是蒋介石心心念念的忠孝仁爱的儒家教义,与勿忘在莒的军人精神的混合,充满着旧式的倔强、坚忍和悲壮,夹杂着某种对已经逝去的“故国”的招魂式的忠贞情结,而这种忠诚、贞烈、高洁的形象,又是邓丽君最合适了。
不信,看看邓丽君唱起的《梅花》,冰雪风雨都不怕,象征我们的大中华。梅花是这个孤岛里风雨飘摇的小朝廷,是中华民国的“故国”以及其庇护下的那些孤臣孽子,也是如邓丽君这样的“我至高至贵德性的中华民族的女儿”,她一身火红,伫立雪中,北望家山,不惧寒冷,不惧狂风,守望来时的道路,虽身在孤岛,心却在遥远的大陆,真如梅花一般坚贞不屈,高洁灿烂。
这种情结,这种时代,这种符号,其实是无法复制的。当然,对于80年代“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的大陆人来说,他们理解不了这一层,但他们可以和眷村老兵共情,从邓丽君身上寻找到那些记忆深处的,在那个年代不能直接表达的柔软的情感碎片,那是一种过去;而又或者,邓也代表了对岸,代表了某种大家渴望的生活的未来,因为歌声里传达出的那些更加私人情感的叙述,以及此时港台影视作品的进入,深圳特区的新闻,都似乎在提供另一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新都市的生活的想象,对抗着大陆此时由蓝色工装与灰色厂房组成的压抑的社会主义大工业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