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有什么品质值得你学习?那就是认清自己的目标,不去奢谈什么复杂的战略,仅仅做到始终保持清醒。这种清醒又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始终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想干什么,第二始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做到了这两点你就已经学到俾斯麦战略的精髓了。
很多人喜欢从大棋党的角度去理解俾斯麦,也喜欢用同样的方法去理解黎塞留和塔列朗。甚至说他们料事如神能预判未来,但事实上这种感觉正是他们希望你产生的错觉。瘸子塔列朗曾经骄傲的评价梅特涅说“普鲁士的外交官连一个星期以后的事也不能预测,而梅特涅刚好可以预测一个星期以后的事,多一天也不行。”这是一句十足塔列朗风格的话,但塔列朗真的能预测未来么?到底是塔列朗能够预测未来,还是他手里的牌太好,所以别人只能向他预计的那样打自己手里的牌呢?再或者说塔列朗正确的打出了自己手里的满把牌,所以别人只能跟着他的路子走呢?这才是理解一个外交官或者一个所谓的战略大师的本来面目的一个关键。
为什么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瘸子呢?因为瘸子是这些人里最不喜欢装神弄鬼的一个。黎塞留离我们太远,俾斯麦虽然离我们最近,但他也是对后人最不真诚的一个。为俾斯麦服务了很多年,依靠自己的渊博知识和良好记忆力帮助俾斯麦完成《回忆与思考》的人自己都在文章里抱怨俾斯麦在回忆录里是非常不诚实的。从1890年下台俾斯麦就忙着为自己辩护,把责任推给任何一个人,比如卡普里维。然后又怀疑自己遭到了卡普里维的暗算,甚至怀疑卡普里维用自己的小金库收买媒体来污蔑自己。原因在于俾斯麦在位的时候就会这么对付别人。他作了太多事,所以会被太多人仇恨,所以他只能竭力为自己辩护。
所以俾斯麦的形象在历史上是最不真实的。黎塞留是一个战略家么?他是路易十三的诸葛亮么?如果你们花点时间看看黎塞留传,就会发现黎塞留原本是王太后的人,而他之所以能够在王太后面前脱颖而出,第一是他在三级会议里支持王太后摄政,第二是他在作王太后的大臣的时候,勤劳肯干不知疲倦。那时候的黎塞留可不是外教官也不是战略大师,相反黎塞留是一个军务大臣,是一个指挥军队作战,催促军队前进,关心给养、装备还有给军官的金钱的人。他干的是一个力气活儿而不是一个动脑筋的活儿,而他之所以能够在王太后失败之后依然受到国王的重用原因也在于此。他有把子力气,能吃苦肯干活,他为主子效劳而不是为自己服务。这让国王可以接受他继续为自己效劳。
在战略上说所谓的黎塞留首创了国家利益与宗教利益分开什么的也是胡扯。法国国王为了国王的利益而把宗教信仰抛在脑后是一次两次了么?法国国王把博尼法斯八世从罗马绑架出来,然后活活打死比黎塞留早了几百年。教皇写信谴责法国国王不虔诚对教会事务不闻不问,对教廷要求法国作的事敷衍搪塞甚至根本就抛在一边有多少次?法国国王一边自称基督教世界第一王侯一边跟奥斯曼苏丹结成渎神同盟是在1536年,距离黎塞留出生还有将近半个世纪。法国国王对内烧烤法国新教徒,但却和德意志新教徒结盟也是在16世纪。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为了降伏巴黎城甚至抛弃自己的宗教信仰皈依天主教。这些都在黎塞留登上历史舞台之前。难道法国的这种“现实主义外交”还需要黎塞留创造么?他只是法国传统政策的执行者而已。
好在黎塞留从来不吹捧自己有这些成就。黎塞留就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执行者,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黎塞留从来没有吹捧自己能够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黎塞留不认为“几何般的计算事实“”精准的预测未来“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因为事实太复杂,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用某几个因素轻易预测的。而且黎塞留所生活的17世纪大部分人是文盲,根本不能阅读。能阅读的人都是见过世面的,我们这个时代那种只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的读者在17世纪并不存在。17世纪的法国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少数能阅读的人根本不会被这类蠢话欺骗,而多数人会被骗的人却并不识字。所以黎塞留不愿意在纸上跳这种大神。黎塞留认为能在王后面前跳萨拉班德舞是很酷炫的。他的贵族朋友们跟他有相似的观点。那个想问“您是怎么预判未来”的大仙在17世纪很可能根本没机会走到这位红衣主教面前。
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知道为什么俾斯麦要吹这种牛了,因为他的时代识字率提高了。城市中产阶级诞生了。到1890年没经历过王朝战争的一代已经从中学里毕业里,他们想要理解他们头上的那位专横的统治帝国的宰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也想知道他有多伟大,但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反对俾斯麦的,那些被俾斯麦压制的普鲁士贵族也是反对俾斯麦的。所以俾斯麦需要树立自己的公众形象,也需要捍卫自己的公众形象。他要面对的是17世纪不识字的那伙人,他不能给他们跳萨拉班德舞,他只能谈些他们能理解的东西,于是他选择了战略和预测未来,简单的说就是装神弄鬼和跳大神。
为什么塔列朗因此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塔列朗的时代识字率在上升,但塔列朗对自己的公众形象的观念却完全是十八世纪的。对他来说“人民?那是什么玩意?”人应该为人民做点什么,就像我们应该为小猫小狗做点什么。人也不应该指望人民什么,就好像你不会指望家里的小猫小狗给你什么回报一样。
所以瘸子完全没有装神弄鬼的兴趣,他只对同行装神弄鬼。比如他对梅特涅故弄玄虚。一旦离开了公务瘸子就完全是一个放飞自我的人,瘸子绝对不是什么机关算尽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比如他说“解决问题的人才辛苦,而我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只负责指出问题,不需要去解决问题。”而这一点正是理解外交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切入点。
而俾斯麦的处境其实还不如瘸子,因为瘸子身上有很多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比如他姓塔列朗-佩里戈尔。这一点就让他跻身法国第一流大贵族之列,虽然路易十八对此有异议,但那时候路易十八还没什么影响力,只要杜巴里夫人开心那就没问题。
塔列朗风趣、会生活、会享受,在巴黎的社交群体里有影响力,可以为杜巴里夫人服务,消磨无聊的时光给他换来了修道院长的职位,路易十六同样因为他的姓氏给了他一个主教的职位。而塔列朗靠毅然投身革命,让自己抓住了时代给予的最大机会。他是大革命里少数几个可以跟新政府合作的贵族。这让他天然的适合搞外交。要跟全欧洲的君主国打交道,不让一个塔列朗-佩里戈尔家族的人去,难道让富歇这样的人去么?所以瘸子在革命和拿破仑帝国其实奇货可居。他凭出身、教养、风度抓住了机会,又利用这些机会给自己争取到了一个难以撼动的地位。
但俾斯麦就不行,俾斯麦的家族是普鲁士的二流中等甚至靠后家族,运气好就能出现在史书上,运气不好就作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的亲戚被人记住。比如陪着腓特烈大帝一起私奔被砍头的那个小哥,他们家族就是俾斯麦家的亲戚。
霍亨索伦王朝并没有非用俾斯麦不可的理由。俾斯麦必须自己往上爬,必须不断证明自己。这也是他肯花大力气塑造自己的形象的原因。但即便拼命塑造自己的形象,在《十字报》写文章、在议会里发表攻击性十足的演讲。俾斯麦依然没能成功。他在法兰克福邦联议会的职位,地位确实很高,但影响力却并不大,收入还被国王砍下去一块。
俾斯麦是1862年宪法危机期间被走投无路的威廉一世放在首相职位上的。而且之所以会选他是因为威廉一世举棋不定,俾斯麦那一套“宪法漏洞”理论,看起来张牙舞爪,实际上却是妥协方案。在宪法危机的问题上,极端的解决方案左翼的是接受议会的要求,按照宪法条文来。温和左翼的是承认议会要求合理,但是大家彼此妥协。极右翼的主张是直接解散议会,必要的话废除宪法。像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废除《钦定宪法》一样,开始专制统治。俾斯麦反而是温和右翼,那就是一方面承认议会要求的合理性,一方面以“宪法漏洞”的方式让内阁在不开征新税的前提下为所欲为。
俾斯麦此后的一切行动都以他这种温和右翼的妥协手段为前提。他对外发动战争无非是效法拿破仑三世用对外手段打破国内僵局的成功经验。他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固然看起来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但却以丹麦国王的死为前提。但这个前提本身就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如果丹麦国王健康长寿,活到一百多岁,俾斯麦早就下台了。一个把希望寄托在别人死掉基础上的战略大师?您没开玩笑吧。
俾斯麦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认为他在1864年有一整套计划步步为营的加以实施完全是事后诸葛亮,一厢情愿而已。1862年绝大部分人认为俾斯麦内阁最多存在三个月,俾斯麦夫人比较乐观认为最少可以干半年。这样脆弱的一个首相兼外交大臣,你说他脑子里有一整套统一德意志的宏伟蓝图要付诸实施?
1862年以后俾斯麦要做的其实很简单,他这个首相得不到议会的支持,也得不到国王的进一步支持。国王一家里王后、王太子、太子妃都是他坚定的敌人,只有国王勉强认为他是有价值的。在这种局面之下他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尽快寻找一个借口用对外战争打破国内政治僵局,但你说1864年的俾斯麦还能在丹麦问题之外找到一个更好的说服国王和御前会议的发动战争的借口?甚至1864年俾斯麦就敢删改国王的电报。我觉得您真是想多了。
事实上如果你们多读点书,多了解点俾斯麦的真实处境和各种决策的过程,你们就能明白俾斯麦也犯过错误,对很事情的严重程度完全估计不足。所以他经常改变策略,但这些事实都被他的光环掩盖了。比如ajp泰勒说他1867年“发现欺骗不了自由派之后就转而跟自由派合作”,这叫什么解释?国王需要他去跟自由派合作?明明是俾斯麦自己搞砸了骑虎难下了只好跟自由派妥协,并且在妥协的过程中第一次尝到了背靠自由党跟国王讨价还价的时候替自己捞一份的甜头,开始走向俾斯麦体制了。这种问题我说过很多次了这里就没兴趣多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我的其他文章看。
所以说到底俾斯麦身上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觉得也是一种冷静的看待问题的方式。“老高啊!我看你这次要玩完了。你把自己的棋给走死了!”这看起来是一种没什么了不起的能耐,我过去也觉得这不是人同此心的么?后来我发现,绝大多数的人居然不具备“知道自己姓什么”这么基本的能力。这种冷静判断问题的能力才是俾斯麦的过人之处,如果你永远听信那些堆大词儿的宝贝儿们的大话“这一招儿真妙啊!”而不能认识到俾斯麦何以能下出正确的一步,你永远都只能是个可怜的大棋党。
有人在总结英国十九世纪的外交政策的时候说“英国外交部在外交政策上永远摆出一副冷漠的就事论事的态度”。这也是让你理解俾斯麦过人之处的一个切入点,不是什么人都能冷漠的看待自己生死攸关的问题的。
其实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宝贝儿,成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