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人为什么平日里不说普通话? 第1页

因为重庆作为直辖市的经济地位还不能跟北京、上海媲美，所以无法吸引大量的外地人口（上海非本地户籍人口数量占到一半左右，北京也是如此）而天津由于本身就靠近北京与北京官话区，所以普通话使用率也极其高。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各直辖市的分工。北京作为首都，天然就应该是直辖市，从古代开始，不管首都在哪里，京兆府尹就是中央级别的官员，可直接参与中央政策的研讨，而地方省会督抚几乎没有这个资格。天津市则是北方最早开埠的商业城市，是海运贸易进入北京的大门口，所以也理所当然担负起华北北部经济副中心的地位。 上海更不用说，是全中国对外开放的“风向标”而且这个地位从19世纪60年代工部局的设立就开始了。

重庆的直辖市定位，则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枢，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核心城市之一。说白了是利用特殊的政治地位与财政地位，结合自身发达的工业基础，带动长江上游省市的联动发展，破除上游经济落后地区的长期贫困问题。而很巧合的是----长江上游五省（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东部）的汉语人口几乎全部属于【西南官话】，连少数民族学的汉语，也首先是西南官话。

这就使得重庆作为直辖市，首先服务的就是用同一种语言的庞大人口（西官总人口约3亿，远超其他官话区与方言区，与普通话分庭抗礼）而不是首先服务其他语言区的人口。这导致重庆市的工商业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需要说西官通用语（成渝片）就能生存发展得非常好。“学说普通话”对于曾经的他们而言，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其次，重庆话，或者说传统的四川话，让本地人学习普通话非常困难。

四川话是全中国的汉语体系里，发音最简单的一种方言。 只有横亘四川与重庆南部的“灌赤片岷江小片”（南路话）区分一部分入声字，盆地中部的“仁富小片”区分一部分平翘舌，川西的成都话区分一部分N L，其余大部分地区的四川话是【不区分入声】（入声归阳平或入声归去声）、【不区分平翘舌】、【不区分前后鼻音】、【不区分N、L】而北方官话，尤其是普通话，除了【不区分入声】外，其他三个都是比较区分的（尽管有些可能区分混乱）。

这就使得说四川话的人，要学习普通话时，需要尽力学习这三个他们原本根本不具备的语言习惯。这对于他们无疑是极其痛苦的，除非是有生存生活的必要，否则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动力去硬学。

此外，四川话的“四声调”也与普通话的“四声调”不一样。虽然名字都是“阴阳平，上与去“，但各自发声方式明显有区别，形象来说，除非有强调句，否则四川话的”四声调“区分不明显，特别是在说长句、绕口令、长时间交谈的时候，四川话的”四声调“甚至合并为”两声调“，而且这两声调仅仅是”高低声调“而已。 什么叫只有高低调？ 你可以听一下日语，或者听一下川渝的说唱歌曲就懂了，很多句子可以保持一个声调通唱、通读。而普通话的四声调区分明显，哪怕是相声演员说一大段绕口令与对白，你仍然能比较清楚地听出每一个字的音调变化。

这也使得四川话使用者在开始接触普通话的时候，发音会非常别扭与混乱，用普通话的方式去读一个字，读出来的音却不是普通话的发音，也不再是四川话的发音，成了两不像。这是因为二者的”声调系统“本身就存在错位与矛盾。

BTW，第三个要点， 西南官话是典型的”南方官话“，是南北汉语的”过渡产物“。所以西官本身吸收了大量南方诸方言的词汇、语法、发音特征。这让本地人在转向普通话时遇到了很多常用语的阻碍与瓶颈。

比如四川话，就是典型的南北混合物---它的基底是【非汉语的古巴蜀语】而且这些古巴蜀语的部分词汇仍然在今天的四川话里保留了下来，比如万源、通江等地将”母亲“叫做”姐“（实际上是一个音译词），再比如”曲鲙“或”虫蒜“（音译词）指”蚯蚓“，“ga ga”指代“肉”至今仍然是高频用词。 然后到了中古与近古时期，在宋元大移民与明清大移民之中，四川话强烈受到湘语、客家语（土广东话）、粤语（广东话）、江淮官话、吴语的影响。

现代四川话的主体来自于江淮官话黄孝片，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主体移民就是来自于这里，其大本营是湖北麻城。此外还有近百万客家人从湖南、广东迁徙而来，在盆地定居，至今四川盆地仍然有多达200万客家人，客家语也为四川话注入了很多”新鲜血液“，比如“F H 不分”。随着客家人而来的，还有一部分粤西广府人，他们主要对重庆方言产生了明显影响，比如广东地区常用的“嘞个”（这个）在重庆话里仍然读作“嘞个”，还比如一些文白异读字（街、解、下等），就很有可能是从岭南引入。 湘语对四川话的影响更明显，至今仍然有数十万“老湖广人”散居在盆地中部，他们说的是湖南的“老派永州话”，四川中江县 F H区分不清很有可能就是”湖南伢子“带过来的。 而达州、开州、万州等川东地区 F H区分不清，且常常将”N“声母读作”Y“声母（如将 你 读作 以）则极可能是江西赣语移民、福建闽语移民带来的。

吴语区人口大迁徙主要始于晚清与民国抗日战争时期，还有新中国初期的“三线建设”运动。由于吴语区移民相对四川本地人而言，普遍经济条件较好，文化水平也较高，所以作为新兴上层阶级在短时间内就对四川话 产生了明显影响。比如四川话至今使用的很多高频词汇，就来自于上海话、苏州话。

如成都人将“螃蟹”读作“pang hai”， 重庆人读作“pang kai” 皆可能源于酷爱吃蟹的苏沪人民。 而可以明确的是，川渝地区爱用的“行市”（hang si）、“格式”来自于民国的上海话，“嬢嬢”（阿姨的昵称）也来自于吴语。

你看，光是我所了解的，我所听闻的四川话的来源就如此复杂，受各大方言区的影响如此明显。你就知道四川与重庆人民要转学地理上遥远、文化上也遥远的普通话是多么困难了。

当然，凡事无绝对，随着四川与重庆地区的经济地位的提升、外来人口特别是北方人口的来往增多、国民通俗教育的扩大与深化，很多“新四川人”或“新重庆人”都能说一口比较易懂的“川普”甚至是标准普通话（君不见，著名美人蒋勤勤、小陶虹、央视主持人李佳明都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

现在反而要担心，因为成渝片的“普化趋势”加剧，让一些原本有趣而富有地域特色的四川语言艺术走向了濒危的地步，需要我们新一代人的认识与保护，至少要“雁过留声”（比如在民国时期曾与京韵大鼓、苏扬评弹、上海小调齐名的“四川清音”几乎到了灭绝的地步，“四川清音”是素来硬、平、直、快的四川话艺术里少有的“温文尔雅”、“阳春白雪”之品）。

方言艺术的保护与普通话的通俗教育、普及并不矛盾，因为各自的功用是不同的。普通话让我们更加了解外面的世界，而家乡话让我们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亦知道自己来自于哪里，这是我们人生历程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