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华为海思“备胎转正”一事？ 第1页

第一个片段 责任感

张红飚没想到所里领导通知他说：“我们决定买国外的”。

张红飚非常懊丧，还找电子工业部的一位副部长发了顿脾气——“部长说，人家有自己的考虑。

我说你们都不负责任，将来谁对这个国家负责。我说主导技术应该是自己掌握，如果只靠人家，早晚一天人家稍微动点手脚（我们）就瘫痪。这是军工非常致命的问题。”

那时，部队的有些东西也想靠从美国进口，包括飞机上用的。张红飚对这种变化很有看法，但没法说。他说相阵控雷达是非常重要的雷达，后面的发展就是预警机。

他后来再回电子工业部工作时给中央也写过很多建议，但上面没有人重视——“计委一挡，科技部一挡，没有专门的国防科工委，机构变来变去的，部门削弱得很厉害，再加上没有自己的主导思想……我觉得这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41)。

第二个片段 无数看不见的贡献者的牺牲

曾经负责“母体”稳定工程的江玉崑在2003年写道：“今天……再去谈论当初如何打破企业内部大板块，再去回忆几千员工离开工作了几十年的岗位时的情景，会别有一番感触。

当然，这些事已经无关紧要了，人们会慢慢地忘记这些，年轻人也不会对此感兴趣。

但是，在京东方发展的历史上有许多功不可没的贡献者，他们是用牺牲做贡献的，牺牲时间和年华，牺牲利益和机会……虽然我们正在设法报答他们，可是有许多牺牲的东西定是不可再来，不要忘记这些用特殊形式贡献的人，这不仅是报恩，更是因为将来还会有牺牲”（京东方2003，第190页）。是的，在这个国家，谁都不应该忘记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牺牲者。

第三个片段 中国企业的创新发展总是受到中国媒体的群嘲和非议。

在京东方以后进者地位进入TFT-LCD工业之后，走的每一步都遭到中国“聪明人”的非议，何况做出如此之大的“手笔”：当京东方开建5代线时，坊间立刻传出5代线已过时的说法；当京东方开建6代线时，媒体开始宣扬这条线“未投产已落后”；当京东方建成8.5代线后，各路“聪明人”又以日韩企业开发OLED技术来证明京东方再次“落后”。但比这些“聪明人”的议论更能证明真相的是竞争对手的行为：2009年夏末，触发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对中国技术封锁一夜崩塌的“扳机”，是京东方向高世代线扩张的行动；2011年之后，日本工业的退守高端、韩国双雄在新技术竞争中的“坎坷”以及台湾工业在新技术和低成本双重夹击下的危机，同样是源于京东方大规模扩张的冲击（这个冲击的能量因华星光电的成功而更大）。竞争对手的行为和全球显示工业之技术和市场条件的大变，比任何中国“聪明人”的议论都更能证明，京东方在2009—2015年的大规模扩张是无可争辩的正确决定，是全球显示工业的一个划时代事件。

第四个片段 合资企业的心酸往事

那时，东方电子集团还处于困难境地，发展需要钱，但又在亏损，没有人愿意给钱。陈炎顺经常向北京·松下管财务的领导要分红，但“人家根本看不上我们……我们虽然是占30％股份的股东，但却是个弱势股东”(48)。1995年的时候，陈炎顺和王彦军有一次与北京·松下的财务处处长王大姐吃饭，席间就向她要分红。那位大姐调侃陈炎顺说：你喝一杯酒，我就给你20万元。陈炎顺为了拿到钱也是拼了，连喝了20杯酒，结果酩酊大醉。神奇的是，醉后的陈炎顺居然还能骑上自行车从酒仙桥回家。他在路上撞上一辆停在路边的黄色“面的”(49)，撞完以后竟没有倒下去，还歪歪扭扭地绕过“面的”骑走了。结果从车里下来四个小伙子，拉着陈炎顺就打，打到最后他什么也不知道就骑车回家睡觉了，也不觉得疼。第二天早晨，陈炎顺的爱人看他满脸瘀青，就吓傻了，问他怎么回事，陈炎顺这才想起前一天晚上的事。王彦军那次也喝多了。那时他正准备婚事，还把结婚照带到办公室给大家看，但喝完酒的第二天，结婚照找不到了，最后没办法又去补照了结婚照。于是，陈炎顺等人就此对王开玩笑说：你这还没结婚呢就成“二婚”了。苦中有乐，那一次要来400多万元，反正是集团可以发工资了(50)。

第五个片段 市场换不了技术

深圳市一位平板显示专家表示：“那时大家都想以市场换技术，认为让出了市场，技术肯定进来，但实际上我们缺乏一种制度和环境去把技术消化吸收，发展到后来，合资公司的核心部门也被外资公司控制，中方人员始终进不去”(76)。当然，像松下这样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著名公司会采取更加体面的做法——在撤资之后，松下提出与京东方在北京·松下的原厂址立了一个纪念碑，告诉后人双方曾经在此合资过，但也不过如此。无怪乎在中国的“八大彩管厂”中，唯一在新型显示器领域做出努力的企业恰恰是没有合资的咸阳彩虹。

曾经担任过北京·松下中方负责人（副总经理）的梁新清对那段合资经验总结到：“甚至已经到了CRT全面萎缩退市的时候，中方仍然得不到技术”(62)。另据京东方的一位资深工程师讲，握有PDP（等离子显示）技术的松下按道理可以让北京·松下引入PDP技术来实现升级（PDP与CRT显像管同属电真空技术，处于同一个产业链），但松下并没有这么做，其原因可想而知。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王东升一定要冒那么大风险通过收购进入TFT-LCD工业的原因(63)。虽然那时出现了并购韩国企业的机会（见下），但京东方起初还是相信日本的技术更好，又提出收购这家日本企业4代线的建议。当时这家企业的液晶业务正遭遇困难，负责运营液晶业务的子公司愿意卖，但报到母公司董事会讨论时，有位日本老爷子（日本企业高层人士一般年龄都比较大）痛哭流涕地说：不能卖，即使不得不卖也不能卖给中国人！还有什么比自己的经验更有说服力的呢？

第六个片段 合资企业撤资后，没有技术创新导致排队破产八大彩管长背后伤心的国人。

当咸阳彩虹于2012年11月30日正式停产彩色显像管时，一位老员工在网上写下了以下无限伤感的文字：“彩管停产是历史的必然，只是猛然告别为之付出青春和热情的热土一时还难以适应，早晨不再需要着急上班，中午也难以吃到那曾经诅咒的工作餐，看着朝夕相处的工友一手拎着工作服，一手提着劳保鞋迈着蹒跚的步伐一步三回头离开工厂，我黯然神伤，三十年就这样擦肩而过，难道就这样谢幕了吗？百年彩虹的口号还在耳边回响，全国各地的新项目剪彩画面还在眼前闪现，转型三年的答卷是巨额亏损，屡次建立的信心就在严酷现实面前一次次崩溃，心底是割裂的滴血，深深的伤害，曾经深深爱过的彩虹你怎么了？(77)”不难想象，“八大彩管厂”的许多职工都会怀有同样的心情。

第七个片段 惶恐

理解京东方的行为，就必须理解北京电子管厂的衰落带给整整一代人的“创伤”——一个曾经令其职工充满自豪感的大企业，就那样眼睁睁地随着产品市场的萎缩而走向毁灭。用王东升自己的话说：“在经历第一次替代之危的惨痛之后，我始终是一个惶者，惶惶不可终日，始终忧虑下一轮替代之危，由此而生‘惶者生存’的理念……”对于经历过毁灭的管理者来说，技术永远会发生变化，今天的一切——无论多么成功或辉煌——都是不牢靠的。

第八个片段 讽刺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合资经历给京东方带来的最大“收获”不是中国经济学家们所妄想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而是再也不走合资道路的决心。“不受气”就必须建立自己的产业平台，培育自己的干部，靠自己干，所以京东方的领导人对于新出现的产业机会具有高度敏感性。

合资公司的架构很死板。松下对合资公司收取技术转让费和提成费。技术提成费是固定的，比如说一个管子1美元或者1.5美元。这样就已经把技术锁死了，中方只要把生产组织好就行，有问题松下派技术专家过来解决。松下保留强大的技术研发，合资企业用不着研发。日方在合同中，对知识产权看得很严，要写清“技术出问题我负责”，不可能有新的技术研发，责任和权利都是他的。1987—1997年，东方电子集团向北京·松下供货时就发现认证很难，要拿到日本松下认证，完全被控制。1997年我在那里的时候，提出开发新管型，但实际运作必须要在松下开发，或者向松下请示。一直到今天，北京·松下的人都不能自己设计出个管子——已经22年了！而韩国就是只买一次技术，一定要吃下来，以后就自己做。合资方式能够拿到产品，但拿不到技术，不能建立自己的体系，不能在现有产品以外有自主的扩展。因此，合资很难有完整的学习技术机会，合资外方不同意你投资单独做技术，设立研发中心也不行，他们都给你解决了。绝大部分合资企业都是这样。

王东升自己也有过这样一段经历。一次他为谈合资而拜访一家日本企业时，社长带着几个干部请王东升一行人吃饭。日方一个部长酒后“瞎聊”，聊到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比较，最后得出结论说中国人懒、散、脏，中国人不爱洗澡，中国人爱说空话、大话，中国人老说没问题，结果一跟你们合作都有问题。虽然这些话很难听，但王东升想想应该虚心对待别人的批评，也就忍了。没想到那个日本人越说越没边了，他说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太大了，自己管不好。台湾为什么比你们大陆要厉害？就是因为被日本管了50年。如果海南岛让我们来管绝对不是现在这样。即使是“虚心”的王东升听到这里也忍无可忍了，气得把玻璃杯都捏碎了，至今手上还留下一个疤。他对社长说，必须让那个部长道歉。对方也自知理亏，向王东升道了歉，但王东升再也不与这家日本企业谈合作了。

第九个片段 义无反顾地面对命运

时隔21年后的2013年3月25日，我们在京东方总部对张红飚进行了访谈。他最后的结束语是这样说的：“（那些年）我做了几件事，但不是我个人做的，是全厂的领导班子一起做的。那段历史我不想再说了，一说我就非常难受。当时上下同心同德，职工都非常体谅领导，领导也非常体谅职工，这非常难得，把这些年都挺过去了。我们失掉了很多机会，那就是命运，所以我后来对（王）东升他们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就发挥吧’。”张红飚已经70多岁，看上去既不像知识分子也不像当过领导的干部，更像是一名工厂的退休工人。那天，当他走进京东方总部时，几乎没有人认识他，当他告别后走入酒仙桥街头的人流时，也不会有人注意这位矮小的老人……在北京电子管厂走向衰落的阶段，他与命运抗争了7年，最后以失败告终。回顾历史，张红飚当时的一些做法不一定都正确，但他的抗争为京东方后来的崛起打下了第一根桩。

————————————————————————《光变》路风著

第十个片段 唐吉诃德

《一段关于国产CPU和操作系统的往事》中，倪光南当年的助手梁宁写道：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唐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

不作为，无过错的人们嘲笑他：“不识时务”、“老被人骗”、“被人骗了还在继续做”……

然后所有人，继续直接间接地为“无芯”买单。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妄境，谁的羞耻。

补充一 支持

不过在向国家计委汇报后离开时，姜伟新副主任走向王东升说：“东升，这个事做成了国家要记你一功，如果做不成失败了，国家也要支持你”。一句话让王东升热泪盈眶。最后中国政府批准了这宗当时最大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补充二 破局

由于不太懂这个行业，那位局长就向刘晓东询问情况，并提议让刘冒充合肥市政府的干部陪他去见夏普的代表。刘晓东的回答是可以陪他去（因为双方已经签过协议），但冒充不行，因为夏普的那4个人都认识自己。其实，那4个人就是夏普为“搅黄”中国的液晶项目而长年累月在中国各地谈判的代表，2006年的深圳聚龙计划也是被他们“搅黄”的。为了保密，刘晓东那天从北京直飞上海参加与夏普代表的会谈，当天返回。会谈中，由于翻译不熟悉专业词汇而磕磕巴巴，刘晓东索性甩开翻译用日语直接与对方四个人谈。生性豪爽的刘晓东把双方情况都公开了，问对方的厂房怎么建，设备怎么安排，产能多少，产线是怎么设计的，同时也告诉对方京东方是怎么做的。在会谈现场被惊到的财政局长回去后立刻给合肥市政府写了一份报告，结论很明确：第一，京东方在技术上一点不差。他本来以为京东方的总经理只是个行政管理者，没想到不仅精通技术，而且还会日语。第二，根据双方建设方案的对比，京东方的建设成本不会更高。因此，合肥市还是应该相信京东方，坚持与京东方合作(40)。

补充三 大将风度

合肥6代线于2009年4月开工后，海外的业内同行通过各种媒体在各种场合发出负面消息，说京东方没干过6代线，没有自己干的能力和水平。负面消息的一大来源显然是夏普。那时，夏普已经与中电集团和南京市签约（2009年8月末），在南京建设6代线（把夏普在日本的旧线搬过来）。当南京6代线开始建设后，该项目的中方人员多次来合肥参观京东方6代线的建设情况。作为竞争对手，京东方本来是可以不接待南京来访者的。但他们中很多是原来在南京华飞做彩管的，与刘晓东相识多年，很难拒绝。刘晓东一次在与南京来访者吃饭时，对方告诉他：“夏普的人说，京东方不可能按照他们对外宣传的计划那样建成6代线。”南京夏普的来访者很多，不同层次的人都来过，而且从建厂过程到工艺运营到技术方案什么都问。对于接待他们的原则，刘晓东对下属的要求是：“认真接待、热情周到，不许说假话骗人……”不过他又加了一句：“不许把真话都说了，问你什么说什么”(41)。

PS:多年后再次看到，真是感慨万千。

其实王大姐是好人，因为根据这本书的记录，松下并不希望给钱，市里面也不认同。换句话说这是王大姐争取的。

这本书是北大的路风教授集五年之力为京东方为代表的新中国工业史写就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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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光刻机的制造和使用工艺。

金融上：打破美元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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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问题（房产绑架经济、老龄化、东西部平衡等）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都是可能通过发展来解决的。

上面列的3个问题是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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