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周作人的汉奸行为？ 第1页

0.周作人的蜕变，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在脱离革命理想之后逐渐滑落的典型代表。

1.周作人最早在哥哥鲁迅的感召下参加了新文化运动，1918年1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指出“人的文学”要关注物质和道德的，理想和生活的人生的诸问题。同月又发表了《平民的文学》，提倡“平民的文学”，重视记录“普遍的思想与实事”，强调文学的普遍性和大众性。五四运动结束后，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文艺工作者对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进行了反思，周作人认为文学的革命性把文学变成了工具，在扼杀“人的文学”，所以在1920年提出“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开始了自己的思想转变。

2.1932年，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划分出了“载道”文学和“言志”文学，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以及后来的左翼文学属于“载道”文学，受制于各种不属于“以人为中心”的命令；周作人自己选择了向“言志”文学，及以文学抒发个人感悟和情绪的范式上，从革命蜕变为传统士大夫的文学心态。

3.周作人自己的性格偏于浪漫主义，容易向社会和显示妥协。既然在文学道路上选择了传统士大夫的文学心态，生活上不免也要如此，讲究舒适和安定的生活和情趣，并视之为生命的一部分。但是舒适和安定的生活和情趣，放在民国时期的大背景下，一定是当权者才能给予的。像鲁迅那样列在政府限制出版的黑名单上，甚至要时刻准备避难的生活，周作人是过不下去的。

4.1937年7月29日，日寇占领北平，当时文艺工作者纷纷南下，周作人留了下来，可能是讨厌搬家的繁琐吧。一开始周作人还能坚持闭门谢客，靠稿费生存，但是日伪政权占据的北京经济日渐凋敝，周作人开始入不敷出，赊欠煤、米等日常消费；而且周作人娶的是日本夫人，生活品质不低，生活开支是很高的。

5.所以自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出席北平日伪政权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开始倾向于投敌。1938年8月30日出任伪东亚文化协议会委员，“半只脚落水”，这一事态遭到了社会的强烈反对。由于周作人是当时在北平作家中，声望最高的，1939年元旦，国民党军统势力暗中支持的“抗团”，在北京八道湾11号周作人家中试图用手枪干掉周作人，不料因子弹打在钮扣上而未能达到目的。

6.枪击时间让周作人陷入恐慌，如果说生活开支是一种压力的话，安全成为另一种压力，周作人开始恐惧出门，连去燕京大学教书上课都不敢了。导致他的生活来源进一步收窄。在当时，也只有日伪政权能够给周作人过富足生活的钱和过安宁生活的安全，所以在日伪警区署派便衣到家里保护的情况下，周作人出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41年元旦，周作人出任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成为汪伪政权的官员，“完全下水”了。

Σ.周作人的附逆，其根源在于革命理想的蜕变，影响到三观；其助力在于软弱的性格、贪图安逸的做派。周作人反映了一类文艺工作者的缺点，犯了对于民族和国家不可饶恕的错误，足以为后人借鉴。

其实周作人并非没有谴责日帝的文字——1927年《排日平议》中，周作人鞭辟入里地揭穿了所谓“共存共荣”的真面目：

非民治的日本，军人与富豪执政的日本，对于中国总是一个威吓与危险……日本天天大叫“日支共存共荣”，其实即是侵略的代名词：猪肉被吃了在别人的身体里存着，这就是共荣共存……我们要明白，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我们要留心，不要信任他，要努力随时设法破坏他们的工作。这是中国知识阶级，特别是关于日本有多少了解的人，在现今中国所应作的工作，应尽的责任。

1934年的《夜读抄·颜氏学记》中，周作人措辞严厉地表示：

现时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斯政权。

无独有偶的是，《夜读抄·百廿虫吟》中同样有抨击日帝侵略东北的句段：

人因为有了理智，根本固然不能违反生物的原则，却想多少加以节制，这便成了所谓文明，但是一方面也可以更加放纵，利用理智来无理的掩饰，此乃是禽兽所不为的勾当，例如烧死异端说是救他的灵魂，占去满洲说是行王道之类是也。

然而以1934年底的《弃文就武》为起点，周作人的思想就开始一路滑坡了。《弃文就武》中，周作人提出：

假如两国相争，到得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

七七事变前郑振铎与周作人最后一次见面时，周作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

如果说这种军事上的失败主义尚情有可原（毕竟彼时对抗战前景悲观失望的人不在少数）的话，周作人在1934年后到七七事变前所进行的另外一些工作就不能仅仅以“动摇军心”等闲视之。具体而言，他开始从文化的角度展开对中日两国关系的考察，最终的代表性成果就是他所发表的四篇《日本管窥》。这种考察在和平时期自有其价值，我们亦不可武断地认为周作人从那个时期起就已经从内心深处对日帝屈膝投降，但实事求是地说，他所作的文字在日帝野心昭然若揭、抗日情绪已经空前高涨的三十年代不仅不合时宜，甚至时人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其动机——在《瓜豆集·谈日本文化书（其二）》中，周作人将日本“民族的代表”分为两类：

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

对于这两种代表，周作人所提倡的态度是：

我们要研究，理解，或谈日本的文化，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代表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却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无论这是怎样地可怨恨或轻蔑。

尽管道理无可指摘，但问题在于，对彼时的中国人而言，日本的“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并不曾见，“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却已经把屠刀架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了。更进一步说，当日帝与中国已经形成相当明确的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时，周作人试图从纯文化的角度考察中日关系，无疑是一厢情愿乃至颇为糊涂的。如果说《谈日本文化书（其二）》的论述尚可以用“提倡理性爱国”来加以辩护，那么在《日本管窥之二》中的这段文字，则更加刺激时人的神经，而且也在无形中和用“中日同文同种”的幌子为侵华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日帝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

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其终将沦为劣种乎，念之惘然……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

然而，日本侵华的事实毕竟是回避不了的。在《日本管窥之四》（此文写于1937年6月16日，距离卢沟桥炮声响起仅剩下二十余天）中，周作人对于日本侵华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但一向主张“学问艺术的研究是应该超越政治”的他仍然只是从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角度探讨日本为何侵略，以致于将日本侵华归咎于两点：一是日本对中国以及西洋都负了很重的“文化债”，也即长期以来相对于中国和西洋都处于文化劣势地位、乃至认为受到中国和西洋的文化压迫，因此在“债主已是落魄的时候”“无意识地感着屈辱，想乱暴地反抗一下”；二是日本神道教信仰特有的狂热迷乱的精神状态——尽管这种探讨民族文化心理的努力未尝没有价值，但周作人的分析不但对抵御入侵的斗争缺乏实际功用，而且唯文化至上、从纯粹学理角度思考问题的态度让他在面对现实中残酷复杂的政治形势时根本无法做出真正既顺应历史潮流又维护自身人格的清醒判断。更加致命的是，他基于自己的研究所培养出来的近乎顽固的对中日文化共通性的信念，与他根深蒂固的军事失败主义以及早就发出的“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的宣言相结合，使得周作人能够顺利地说服自己同日帝合作，从而走向附逆的歧途、沦为民族的罪人。

相较于对于现实政治无比幼稚的周作人，从留日时就开始参加革命工作的鲁迅显得尤为可贵。姑且不论后期深入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左翼文学扛鼎人物的鲁迅已经能够敏锐地洞察日本的帝国主义本质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即使是在日常同友人的往来中，对于在特定时期什么事能做而什么事不能做，鲁迅一向是拎得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他坚决地拒绝了日本友人发出的重游日本的邀请。1932 年 4 月，鲁迅在给内山完造的信中指出:

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

在1934 年 1 月的信中，鲁迅再一次表示：

然而现在到日本去，怕有麻烦罢。让便衣盯着去看樱花，固然也别有趣味，但到底是不舒服的事，因而目前还没有到日本去旅行的决心。

尤其意味深长的是，在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经隐隐地对周作人未来的命运有所预知。对于1936年1月27日以林徽因、顾颉刚、钱玄同等为首的北平文化界一百零四名教授联名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救亡的八项要求、然而周作人却并不参与联署一事，鲁迅委托周建人向周作人转达了在重大问题上必须有所表态的意见：

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班人都具名，而找不到你的名字。他（即鲁迅——引注）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

这句话真是让人感慨不已——作为最了解周作人的兄长，鲁迅在自己时日不多的情况下给周作人留下了关系到二弟日后风评的至关重要的嘱托。然而鲁迅的担心竟不幸言中！作为长兄的鲁迅生前为周作人挡下了多少痛苦与烦恼（相应的，自大革命失败后因为对政治愈加失望、故而开始“闭户读书”的周作人尽管并未完全磨平自己批判现实的锋芒，但由于长期远离斗争第一线，再加上对超然于政治之上的“爱智者”形象的追求，他对政治的认识也就远不及大哥之清醒、敏感）。而当鲁迅撒手人寰之后，曾经在大哥的庇护下享受相对的宁静和自由的周作人刚刚开始独自面对现实的政治风云，就立即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考虑到周作人在五四一代中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他为中国现代文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他在抗战时期沦为汉奸的可耻经历真是让人不禁跌足大呼：“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奈何做贼啊！”

有意思的是，鲁迅留给周作人的“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的嘱托，在《觉醒年代》中得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艺术化再现——剧中在张勋复辟期间拿着写有“不干了”的木板到教育部大门前的行为，在鲁迅的语境里正是为了“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