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为什么能成为伟人? 第1页

第一，有极强的洞察力。

《毛选》中第一篇文章写的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这一篇文章，把中国社会矛盾的根子解剖的淋漓尽致。

中国的问题在于阶级矛盾，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在于无产阶级同买办和豪绅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至此不但清晰的找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盟友，也看清了阻碍中国革命的敌人。

对比下当时的其他人，认识就没这么清晰了。陈独秀玩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压根就没有想着革命，只是想着夺权和发展，蒋介石根本就是借助中国革命玩政治投机。

教员不仅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敌友，还暗示了国共合作的前景，可惜但是中国革命的主流人物看不到。

第二，怀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

教员这种天才，能力强但是是真心站老百姓的立场，为老百姓的利益而奋斗。

如果教员像蒋介石那样喜欢搞政治投机，那么在最初湖南发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着军阀玩了，不会跑去北大图书馆当一名图书馆管理员。

中国因有教员，以及像教员一样的人而庆幸。

第三，时势造英雄，像教员他们出生在了最差的年代，也在了最好的年代。

最差的年代是社会环境差，国际环境差，强敌林立，而最好的年代指的是机遇到来，中国革命到了最需要的时候，看那个英雄会登场。

历史也选择了教员。

近年来，我们总能看到各种否定、歪曲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这些都是敌对势力、反华势力进行的恶意抹黑，都是丑化、恶化中国共产党的卑劣手段，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管在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黄克诚说：中国丢掉毛泽东思想，会碰得头破血流。

一、丢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不会成功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思想。近代以来，为挽救中国，使其免于灭亡，无数仁人志士先后尝试了君主立宪、共和制、民主制等多种方式，也诞生了三民主义等先进思想体系，但都没有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都没有使中国人民摆脱压迫，都没有推翻“三座大山”。只有毛泽东思想让中国取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的胜利。

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不会将农民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继发动“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大肆残害工人、农民。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如何选择革命根基至关重要。当时，中国共产党大多数领导人和社会各界都对农民运动持反对态度，认为农民不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不是需要团结和联系的对象。因此，当时毛泽东同志专门到湖南，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调研，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理，用大量的事例来进行说明，必须发动农民、依靠农民，只有经过农民检验的革命才是成功的革命。这篇调研报告让很多共产党人从思想上开始重视农民，为之后的土地革命打下了坚持的群众基础。

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很难建立稳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平江暴动、广州暴动等武装起义和军事斗争。在这一系列武装斗争里面，只有毛泽东同志率先成功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红旗牢牢的插在了大地之上，站稳了发展的阵脚，为其他革命队伍提供了希望和指引。彭德怀同志带领的队伍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会师，将毛泽东同志关于革命、建立根据地、建党建军的思想理论学到之后，方才成功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而叶剑英、澎湃等实力强、队伍基础好的同志，正因为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引，导致根据地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

1929年至1932年，红军能够有效打破国民党的三次“围剿”，也取决于毛泽东同志的科学决策。在古田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大多数都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里面写的内容，对红军的建设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毛泽东同志通过看报纸，分析得出军阀混战将要结束，蒋介石将要大举进攻苏区。如果当时坚持立三路线，则红军将很有可能遭受严重损失。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多方面说服，才让红军没有攻打大城市，撤回了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又提出“诱敌深入”、“就地歼灭”等政策，成功粉碎了前三次“围剿”。可以说，正因为有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才让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艰难地生存了下来。

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不能够取得长征及抗战的胜利。1932年，中国共产党受到王明右倾路线影响，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而导致丢掉了瑞金，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承受了重大损失。在长征途中，毛泽东思想又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用了起来，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又被重新确立了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也方才取得四渡赤水、横渡金沙江、跨过娄山关等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胜利，最终达到陕北，为中国革命保留了最为珍贵的火种。

抗战时期，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中国共产党方才成功开辟了一个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次次粉碎日本侵略军的围剿，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无与伦比的贡献。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如何发动人民群众，毛泽东同志都作出了一系列正确决策。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调动7个师兵力围攻渡河北上的新四军。因时任指挥项英等同志拒不执行毛泽东同志指示，擅自改变决策，导致大部分士兵都做了无谓的牺牲。这充分表明，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擅作主张的军事行动就很大概率会失败。

二、丢掉毛泽东思想，中国建设遭遇挫折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得益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逐步在一个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大国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解决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处理三产业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等。

1958年以后，中国相继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遭受到了重大损失和挫折，使得很多中国共产党“创业者”都受到了严重的诬陷和迫害。这让当时的中国不仅没有快速发展，反而又拉大了与英美苏日等国家的差距。有的人认为这是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的错误结果。而事实证明，就是因为当时中国丢掉了毛泽东思想，才造成了一系列不可挽回的错误。可以说，晚年的毛泽东同志也丢掉了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都进行了科学评价和准确总结，得到了绝大部分同志拥护和赞成。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始终是第一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的思想，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是领导集体所犯的错误。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就会在中国造成新一轮的混乱，中国也可能会变质。

三、丢掉毛泽东思想，中国必将头破血流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新的理论和思想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比喻为长江、黄河，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三江源”，毛泽东思想就是长江、黄河的主河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长江、黄河的支流。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是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

当前，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有传承断代的危险。很多中国共产党员都没有认真学习过毛泽东思想，都没有全面通读过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是继孔子之后中国人民新的信仰。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便没有武器能更好的建设、发展中国。

毛泽东思想是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的现实需要。当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不断侵蚀着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在十八大后仍然不收手、不收敛，充分表明其放弃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廉洁奉公的思想品质，深层次原因就是淡化、弱化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毛泽东思想强调坚持爱国爱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追求名利、不贪图物欲，永远拒腐防变。学习传承毛泽东思想，就能提高党员干部的道德水平和思想境界，把权力关进深渊，杜绝腐败问题发生。

毛泽东思想是防止被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坚强堡垒。历史已经证明，消灭社会主义，就要攻击共产党，黑化其精神领袖。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就是敌对势力恶意黑化斯大林和列宁。当前，西方反华势力，也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在演变中国，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从未停止。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和灵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丢掉毛泽东思想，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必将陷入帝国主义的圈套，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依旧是指引中国大踏步前进的最亮明灯。蕴含在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奋勇向前的重要法宝。认真传承学习发扬毛泽东思想，中国才能相继取得建设、改革、发展等方面的重大成就，才能重新屹立于世界大国之列，才能重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他用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代表当时全体中国人民，做了最根本、最迫切、最综合表述。

年纪越大，越相信宿命论，伟人不是后天培养的，是天生的，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世界精神之体现，其实就是神。

32岁时的能力，能够在革命运动高涨时清晰明确的指出最广大的革命力量在那里。

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有很多东西我只能依靠想象力，但下面这些，则绝无想象的可能，全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访出来的。

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

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

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

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

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

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

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

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

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

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

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他的童年也蛮有意思：

迷路。

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

他斗争的策略向来是不肯退步，必须要彻底加以肃清，这在童年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

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

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

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

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而他在长沙挑选学校也是一波三折，初看时老是在心底发笑。

一则警察学堂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

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

它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

这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成了法政学生，他劝我进他的学校。我也读到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下种种好听的诺言，答应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

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向我称赞这个学校，最后我写信给家里，把广告上所答应的一切诺言重述一遍，要求给我寄学 费来。

我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图景向他们描述丁一番，我向法政学堂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等侯父母的回信。

命运再一次插手进来，这一次采取的形式是一则商业学堂的广告。

另外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现在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

我又向这个商业中学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我真的参加考试而且被录取了。

可是我还继续注意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它是政府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我听说它的教且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

我决定最好能在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付了一块钱报名，然后把我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他听了很高兴。我父亲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住了一个月。

我发现，在这所新学校上学的困难是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得什么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么了。另外一个困难是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很讨厌，所以到月底就退学了，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多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

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而对他后来有重大影响的无疑是在第一师范的生活。

幽默风趣：

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我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必修课。我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我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一个半圆，表示‘半壁见海日’。

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四十分，不及格。

徒步旅行：

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

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

徒步旅行这段在《恰同学少年》里很有意味。

还有二十八画生招友，“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

古人云：“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

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

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

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

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期间，有那位风云人物会认识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

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

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

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

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可是谁又有他的求知若渴和乐观豁达呢？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采、生动有趣的补偿。

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于里。

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

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梅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

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1936年到1945年，他立足于陕北，在物质生活与沿海大城市有着天壤之别的地方扎根。

穿着补丁打补丁的衣服，丝毫不觉“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插几张图片。

“我最喜欢听得，就是人家叫我毛先生。”

1938年的他。

笑的好开心。

在教小朋友写字的他。

在抗大和林总的他。

在延安机场与女儿李讷的他。

遵义会议之后的他。

向杨家岭百姓询问情况的他。

召开“文艺座谈会”的他在合影。

在高级技术干部会上讲话的他。

在延安的他。

休闲时打会儿乒乓球。

1944年的他。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家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