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到底仅仅只是古罗马的法理继承者，还是真正的罗马帝国本身？ 第1页

短回答：对该问题的回答，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若刨除历史叙事因素，只对题干做逻辑分析，则该问题没有确切答案；但若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则结论是比较显而易见的：拜占庭是罗马的延续。

长回答：

既然都把quote贴上来了， 为什么不干脆给个url呢？这里是维基的原文出处：Byzantine Empire

可以看到这里引用的是Peter Heather的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书；以下为Heather原文（p. 431）：

用Heather的原话对题主的问题paraphrase下：拜占庭到底是罗马的「继承者」（successor）还是「延续体」（continuation）？

我们看看Heather本段最后一句话：

But even by my reckoning, a fully Roman state survived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and a half after the deposition of Romulus Augustulus.

划重点：fully

Heather的观点很清楚：七世纪前/穆斯林征服前的东罗马帝国仍拥有完整的罗马性，而其罗马性自七世纪起逐渐丢失。这一进程促使作者对此后的东罗马国家做出重新定义，以至于在叙述时形成了继承者与延续体的二元对立。

如果抛去历史叙事，那么该问题本质上就是个「忒修斯之船」式的同一性悖论，即：当某一存在的组成部分逐渐被替换后，该存在是否还保留有与最初存在状态的同一性？而在Heather这个例子里，被逐渐替换的显然就是「罗马性」（此处且不讨论对罗马性的定义；可参见我此前写的一个相关回答），且Heather似乎认为只要「罗马性」的组成部分发生哪怕极其细微的变化，其所构成的国家主体都将被视为「继承者」而非「延续体」。

在「忒修斯之船」中，根据解决方案不同，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如「只存在位于多个不同时空内的同一条船」「存在不同时空内具有同一性的两条船」「存在一条四维时空内的船」「不存在任何『船』」等等；类似地，在拜占庭罗马性这个问题上，（在忽视历史叙事的前提下）可选的解读也有许多，理论上试图去证明「不存在实体性的『罗马帝国』」也是完全可行的（cf. 经院哲学以降的各类conceptualism）。结论？我们找不到检验跨时空物体同一性的客观标准。

但是，一旦将历史叙事列入考虑事项内，这个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与使用「忒修斯之船」类比人的同一性时会与日常语言产生悖论（cf. Joseph Butler对「人格」的解释）类似地，用「忒修斯之船」类比历史叙事框架内「罗马帝国」的同一性时同样会碰到多余的麻烦。讨论人的同一性时多出了意识（consciousness）这个必须被考虑到的特征，因此unity of consciousness across time就被一些哲学家（比如洛克）当成了检验人格同一性的标准。类似地，在讨论「罗马帝国」的同一性时，我们也可以思考：连贯的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是否也是判断国家同一性时一个必须被考虑到的特征？许多支持「中华文明几千年从未中断过」的人一定会立刻给出肯定的回答。而从当前古典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答案同样是肯定的：应该被考虑到。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兴起的对晚期古典（Spätantike）的独立研究，本质上就是在强调罗马世界体系与罗马性（Romanitas/Ρωμιοσύνη）的历史连贯性，而支持这一连贯性的依据之一正是通过文献、绘画、肖像与建筑艺术等媒介传达出的连贯的集体意识与身份认同。这种研究思路的价值，在于它将对历史事件的定义权交还予了生活在该历史背景下的个体，而非几百上千年后在故纸堆里翻阅古籍的后代学者。举例来说，当代史学界之所以倾向于淡化或否定以公元476年作为「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间划界，不仅因为新考古证据的出土与构建新叙事框架的需要，它其实还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视角切换——生活在5-6世纪的罗马人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儿的？如果在当时人的感知内476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历史意义，那么后代学者以476年这样的抽象分界点为基础建构起的叙事就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里我们还可以反问：能够存留至今的文献、绘画、肖像与建筑艺术创作必然带有幸存者偏差，它们真的能传达某种抽象的、跨阶层的意识与认同吗？对此我推荐一本古典艺术史方面的书：Art and Inscriptions in the Ancient World，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篇一千多页的论文：The active spectator: Art and the viewer in ancient Greece（ProQuest上有PDF）；我读这两份材料，最直观的感受就一个：人为地割裂出「精英」与「平民」（或者说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叙事的对立，从对艺术作品与其所传达出的社会信息这个角度而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巴克特里亚的一位本土精英立起一块以希腊语写作的藏头诗（acrostic）碑，诗文主体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精英看，通俗易懂的藏头给一般市民看，而匹配在铭文两侧的塑像与浮雕则给那些完全不认字但具有很高视商（visual intelligence）的下层平民看；表面上层级分明，但其实最终传达给所有人的信息是高度一致的，背后所折射出的对社会事实（fait social）的认同也是清晰的。我们解读一件古典时代的艺术品，表层的叙事对立之下往往写满了连贯性。

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以古典历史研究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结论会比单纯对题设做逻辑解剖要简单许多，因为目前西方古代史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就是对「连贯性」（continuity）的探索与接受，而将拜占庭视为罗马的延续而非继承者，显然是符合「连贯性」指导精神的。

最后我觉得还有必要说一下Peter Heather这位学者。我个人喜欢将学界对古典时代晚期的理论解读分成四大类，Heather靠着前几年几本畅销书名气不小，但也只能代表其中一派观点：
1）以Edward Gibbon、Theodor Mommsen、Otto Seeck等为代表的，充斥着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乃至社会达尔文主义气息的「堕落论」，将罗马的崩溃解读为道德的堕落、理性的倒退或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
2）以J. B. Bury、Bryan Ward-Perkins、Peter Heather等为代表的「灾变论」，强调外因，但不一定局限于单一归因，比如Heather之前的作品，其实就是在反复强调蛮族人入侵/迁徙这一外因的决定性影响。
3）以Walter Pohl、Walter Goffart、Peter Brown等为代表的「转型论」，强调连贯性，对前两种解读持批判态度；但最近十年随着更多新考古证据的面世，许多持这一理论的学者也在从前两者处寻找修缮自己理论的材料。
4）以Christian Witschel、Guy Halsall、Henning Börm等为代表的「内耗论」，可以算是2)与3)的折中方案，在「转型」与连贯性的理论框架内强调内部而非外部因素的重要性。

Heather的观点，赞成的人不少，批判的人也挺多，但是我觉得无论其解释力如何，这篇维基词条内对他观点的引述都存在问题，因为编辑很显然没有给其他观点保留表达空间。

如果罗慕路斯的罗马和西塞罗的罗马是同一个，那西塞罗的罗马没有理由和Basilius I的罗马不是一个，什么法理不法理的完全是P社游戏打多了。

罗马国家的主体并不是罗马城这块地方，并不是宗教，并不是拉丁语，而是罗马人本身。罗马国家的本质是Res Publica Romana，“罗马的公众事务/共同体/集体”。罗马人自己可以说很多种语言、信很多种宗教，否则早期罗马城内那些不说拉丁语的Etruscans, Sabines, Greeks都不是罗马人，而Latium的非罗马拉丁人则成了罗马人。如果要把唯语言论贯彻到底，那么法兰克人在10世纪时就已经不是法兰克人了，而是“罗马人”；低地的苏格兰人在中世纪结束的时候就已经不是苏格兰人，而是“英格兰人”；今天的美国人、加拿大人、爱尔兰人都是“英国人”；奥地利人是“德国人”；比利时南部人是“法国人”；科西嘉岛人是“意大利人”；这显然是本质主义并且自相矛盾的逻辑。

罗马人对自己的族群建构与认知从Tacitus到十三世纪的东罗马作者为止都出奇的一致：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的雅典城主教Michael Choniates在描述十一世纪哲学家Michael Psellus还把他与加图与西塞罗并列在一起讨论。十一世纪的法律学者Attaleiates都还在说“共和国时代的法律对我们现在的法律有参考价值”。之后虽然因为Frankokratia导致上层学者对于Romiosyne的认同减弱，但是一直到君士坦丁堡沦陷为止，罗马人的国家不管在官方还是在绝大部分人口的层面都保持了罗马人的自我认知，例如Palaiologos家被认为是君士坦丁皇帝带领东迁的罗马贵族后代。从族群自我认知、历史叙事上，东罗马与古典罗马的连续性都是直接的，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东罗马不是罗马自己？

这问题真的不用天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