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罗马皇帝巴西尔二世？ 第1页

称呼为瓦西里二世应该会更好一些

他有一个“东方英主”应该有的毛病：集中适合自己能力甚至超出自己能力的权力，将国家变成最适合他发挥能力的样子，做出了很多功绩。

但是完全没有考虑过没有他以后这样的权力集中会把继任者和国家都摧毁掉。

打压旧小亚细亚高门的方法是扶植新的高门，可以说和远东那位三郎有一样的毛病

只享受个人奋斗的成果，不在意历史的进程，最终没有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巴西尔二世至少在统治后期远远算不上穷兵黩武，甚至可以说是实现了孙子兵法所推崇的战而后定，拜占庭曾经的两个最大的主战场——保加利亚和阿拉伯，都在他的有生之年基本实现了平定或者和平，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旷日持久地接着打（此外，在约翰与巴西尔共治期间，还于972年击败并击杀了罗斯大公、著名征服者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遏制住了基辅罗斯的扩张，随后在巴西尔统治期间，顺利与基辅罗斯结盟）。

1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巴西尔又一次对叙利亚的攻势之后，拜占庭与法蒂玛王朝签订了长期的停战协议，当然，这份停战协议后来被维持得特别长，也有当时的法蒂玛哈里发 阿尔-哈基姆并不好战的功劳。于是，巴西尔二世统治后期的注意力就已经转移到对格鲁吉亚的战争，对阿拉伯人已经基本实现了和平：

由于拜占庭人支持在提尔的反法蒂玛起义，两大国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 998年，达米安·达拉斯森诺斯（Damian Dalassenos）指挥下的拜占庭人对阿帕梅（Apamea）发动了进攻，但法蒂玛（Fatimid）将军贾伊什·伊本·萨姆萨马（Jaysh ibn al-Samsama）在998年7月19日的战斗中击败了他们。这次失败使巴西尔重新陷入了冲突。他于999年10月到达叙利亚，并在那里呆了三个月。巴西尔的部队突袭至巴勒贝克（Baalbek），在沙伊扎尔（Shaizar）驻军，并在阿布库拜斯，马萨斯和阿卡（ Abu Qubais, Masyath, and 'Arqah）附近烧毁了三个小堡垒。在12月对的黎波里（Tripoli）的围困失败了，而未对希姆斯（Hims）构成威胁。格鲁吉亚国王大卫三世（David III Kuropalates）被谋杀后，巴西尔的注意力转移到格鲁吉亚的事态发展；他在一月份前往奇里乞亚，并向开罗派出了另一个使节。

1000年，两国之间缔结了十年停战协定。在Al-Hakim bi-Amr Allah（996-1021年）统治的剩余时间里，由于Al-Hakim对内政更感兴趣，关系一直保持和平。甚至是在1004年阿勒颇的阿布·穆罕默德·卢鲁·阿勒·卡比尔承认法蒂玛的宗主权、以及埃及人赞助的阿齐兹·道拉成为1017年阿勒颇的埃米尔，都没有导致敌对行动的恢复（特别是因为卡比尔继续向拜占庭人进贡，阿齐兹·道拉也迅速成为独立统治者）。哈基姆（Al-Hakim）在其领土上对基督徒的迫害，尤其是在他的命令下于1009年摧毁圣墓教堂，使两国关系重新开始紧张起来，并伴随着埃及人对阿勒颇的干涉，成为了法蒂玛与拜占庭外交关系的主要焦点，直到1030年代后期。

所以，以一个新的角度来看，真正让拜占庭帝国的问题开始突出的，可能并非穷兵黩武，而是和平来得太突然，巴西尔二世之后的几任拜占庭皇帝也缺乏紧张感（裁剪军费、挥霍无度等），结果很快出现了承平日久的情况，就像澶渊之盟之后的宋军战力下降惊人一样。

拜占庭海军几乎唯一的威胁就是阿拉伯人，在阿拉伯人的压力下才出现了尼基弗鲁斯二世和巴西尔时代的盛况，而陆军也向来很依靠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练级，这两个战线都消失后，拜占庭军队一时间无仗可打（在巴尔干和叙利亚都没有大的战事，是几百年来都罕见的，巴西尔晚年最后只能打打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之类的小国，结果却显得好像一生跟谁都在开战一样），造成了一系列新问题：

在整个1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拜占庭海军都面临着很少的挑战。随着阿拉伯海军的衰落，尤其是帝国与法蒂玛之间的关系基本转向和平，穆斯林的威胁已经消退。最后一次阿拉伯人对帝国领土的突袭记录是在1035年的基克拉泽斯，并在第二年被击败。罗斯（Rus）在1043年的另一次进攻被轻易击退，除了在乔治·马尼亚克斯（George Maniakes）的带领下短暂恢复西西里岛的尝试之外，也没有进行任何重大的海上远征。长期的和平与繁荣不可避免地导致军队的自满和疏忽。在巴西尔二世（976-1025）统治期间，亚得里亚海的防御权已委托给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九世（1042–1055年）时期，陆军和海军都减少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兵役是由现金支付，从而增加了对外国雇佣军的依赖。大型舰队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当地军事指挥官管辖的小型中队，其目的更多是为了打击海盗，而不是与主要海上敌人对峙。

到了曼兹克尔特战役时期，拜占庭海军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

到11世纪后半叶，拜占庭海军已经成为其昔日自我的阴影，由于疏忽、军官无能和缺乏资金而衰落。Kekaumenos于1078年哀叹道：“以合理的巡逻为借口，（拜占庭的船只）除了运送小麦，大麦，豆类，奶酪，葡萄酒，肉，橄榄油，大量金钱以及其他任何东西外，别的都干不了“，在爱琴海的各个岛屿和海岸，它们经常“甚至在看到敌人之前就逃离，因此成为罗马人的尴尬”。

那么既然连曾经无敌了N+N个世纪的罗马海军，武备都是这种状态，陆军的战力迅速衰退最终败给以前看来不算很强势的塞尔柱人也就更不奇怪了。

妈个鸡，同一个话题再也不写第三篇文章了：转自

一年多前，我翻译了安高德教授的《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a Political History》中的第二章并发表在专栏中，在哪之前我对其印象的了解仅限于贴吧文章的介绍和国内仅有的几本拜占庭中文著作的只言片语。安高德教授对他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严厉到让人觉得他就是头渴望疆土和功名而毫不在意后来者的独夫。

翻译完后，@郇宇找到我跟我讨论文章细节，文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巴西尔二世死之前，留下了巨额的财富——大概有20万塔兰特之多的黄金（译者注：约90吨；疑有误，应为20万磅），不包括宝石和其他的贵重物品。

他计算之后跟我说，如果这笔数字（单位为塔兰特）是真的，那么当时帝国的国库应该比肩当代美国的黄金储备——这很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果单位按磅来算，那又太过夸张。

再之后，当我翻译凯瑟琳.霍姆斯的《BASIL II AND THE GOVERNANCE OF EMPIRE (976–1025)》的第六章时，我发现这本著作有关于学界关于巴西尔的看法和她本人对于巴西尔二世遗产的评价。令我意外的是在这本书中她是很严肃的反驳了安高德教授的观点：

It is striking that Angold’s description of Basil’s hegemony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identifying the origins of these later eleventh-century malaises rather than with the detailed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realities of the reign itself.

当然，详细内容我在安高德与凯瑟琳的论战——关于巴西尔二世（下）一文中已经简略介绍过了。

那么学界到底如何看他呢？是否只有凯瑟琳一人持相关看法呢？

后来我在看Paul Magdalino主编的《 Byzantium in the Year 1000》中由法国历史学家Jean-Claude Cheynet编写的《Basil II and Asia Minor》时，作者对巴西尔的遗产也是持积极态度——除了继承人问题这点：

Basil II can with much greater certainty be reproached for not
having assured the continuity of the dynasty, for reasons which escape
us.145 In the end it was the struggle to establish a new dynasty, in
the absence of any dominant group of the aristocracy after Basil’s
subjugation of the Phokades,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foreign invasions,
rendered the situation uncontrollable.（P108）

除此之外，他也与凯瑟琳一样驳斥安高德的观点（两人都在驳斥安高德观点，而没有提及其他人是否已经足够说明学界中对他持有批评看法的只有他一位？）。

以我的搜索能力和精力所能了解到的关于巴西尔二世的学界信息大概就是如此了，我有理由相信现在现在学界对于他普遍持积极态度。

那么我希望我写的这篇文章可以为早在十多年前就在学界有定论的问题作一个陈述，我也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助大家简单的了解他。

——————————————————————————————————————

从哪讲起呢？不如我们从那20万塔兰特开始讲起吧。

20万这个数字最早是普塞留斯提出的，后来的史学家也将这个数据流传下来了。虽然普塞留斯在十一世纪中叶担任过高官，可能接触了相关的文档，但是这个数字还是过于夸张。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就意味着帝国经济会遭遇通货紧缩，但现有的考古证据和史料全然没有反应这一现象（《 Byzantium in the Year 1000》，P85），实际上当时的帝国经济是在高速发展的（关于相关的经济情况可以阅读Alan Harvey《economic Expansion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900-1200》）。

这不得不让我们考虑到另一种可能：这一数字可能出于修辞的需要，从而夸大了数目。这一情况在整个古典时代和中古是屡见不鲜的——无论是人数、军队数量还是财富数量都有可能出于修辞学的原因从而夸大。

换一个角度，普塞留斯的这个数据是不是可以用来说明巴西尔通过没收财产和重税积累大量财富呢？

恐怕也不能，尼基福鲁斯二世就曾为了筹集军费这样干过，但他的下场是在首都修筑堡垒防止民众攻击他。巴西尔时期的君士坦丁堡群众则从未这样对待过巴西尔。

那么巴西尔的财富从哪而来呢？遗产、战利品和强有力的税收体系。内战给帝国对帝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大，但其结果改变了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地产的分配，新的episkepseis（税区）出现在被没收的地产上。而无嗣的约翰一世的去世也让巴西尔继承了一大笔地产（位于亚美尼亚坎军区），从而有余力分配给心腹以及支持支持自己的事业。巴西尔.雷卡平的倒台也让他的地产流入巴西尔的手中（既是雷卡平家的人，早年也作为将军征战沙场）。帝国近来攻入的富饶的两河流域也给皇帝带来了不少战利品。更不用提跟东方与埃及的商业往来可以带给帝国多少利益（见兰斯洛特卿：巴西尔时期东部军事体系发展）。

巴西尔的相当一部分财富与战争密切相关，而安高德也说他的独裁统治离不开军队的支持。那么巴西尔到底对军队做了什么呢？他削弱了军队中跟福卡斯家族走得特别近的人的影响力，削弱了军区部队的重要性对其进行战团化（tagmatisation)以及提高外籍部队的地位。这几条措施都非常的合乎情理及传统。除此之外东部军队已经不具备独立发动战役的能力了。军区部队中精锐的部分随时可以动员，而像不朽军这种与小亚细亚贵族关系密切的部队则直接被解散了。事实上皇帝有意限制军队的数量，而他的财库则能够让他动员远远多于此的部队——只要他愿意。

由罗斯人组成的部队和亚美尼亚人部队深受皇帝亲睐。前者仅忠诚于他一个人，这一传统在伊苏利亚王朝时期就存在了；而亚美尼亚人为尼基福鲁斯.福卡斯所怀疑，且在986年大败的时候救了皇帝的性命。

亚美尼亚人早在百年前就已经开始跟帝国关系密切起来，虽然君士坦丁七世时期还主张通过东部家族的关系网建立间接控制，但在数十年后的966/7年尼基福鲁斯二世就开始吞并亚美尼亚。前者支持帝国在外高加索扩大影响力是出于防御目的，而尼基福鲁斯的眼光早已转向安提托山脉以外的世界（关于10世纪的东扩其实很值得一说）。在近来的叛乱中，格鲁吉亚大公是福卡斯家族的支持者，而亚美尼亚大公则是斯科莱鲁的支持者。如果巴西尔不对两者有所动作的话，估计东疆是不得安宁，将他们纳入直接控制则是将地方精英吸纳入君士坦丁堡中央政权最有效的方法（Jean-Claude Cheynet）。小亚细亚贵族和高加索势力关系的紧密是不能被低估的，10世纪帝国东扩中，东部家族之所以垄断东部地区的高级职位就是因为他们与外高加索王公贵族们的关系网是不可替代的（福卡斯、斯科莱鲁等家族可能就来自亚美尼亚），而1022年尼基福鲁斯.福卡斯叛乱，格鲁吉亚也有支持。

吞并高加索部分王国还出于调控领土方便防御等目的，在巴西尔之前的诸位皇帝就在此地建立了一系列小军区，这是出于很多目的：作为防御支点抵挡阿拉伯人的侵袭、建立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小军区而非并入东部现有军区以及支持帝国发动远距离侵袭。

当然有人（安高德）质疑这些举措使得缓冲国丧失，削弱了帝国的战略位置。但谁又能保证他们的存在就能有效阻挡入侵呢？亚穆克河之败后，由于失去了对亚美尼亚精英们的控制，后者与阿拉伯人谈判让他们能够自由的通过亚美尼亚进攻帝国。况且巴西尔做的远不止这些（建立督军区等），他竭力保护和法蒂玛哈里发国的和平，并扶持阿勒颇的Mirdassi和Diyarbakir的Marwanid埃米尔国作为其盟友，这些小埃米尔国其居民大部分为基督徒（G. Hennequin, Catalogue des monnaies musulmanes. Asie prémongole. Les Salguqs et leurs successeurs (Paris, 1985), esp. 619–35.）。事实上塞尔柱人东进时就受到了他们的阻击。

有人可能会疑问，为什么巴西尔对叙利亚和新月沃地秉持着其祖父君士坦丁七世的消极态度，我个人猜测这可能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换：950s来帝国扩张最为迅猛的时候，其在东部的敌人只有连北叙利亚都控制不稳，亲兄弟也不帮忙的赛弗.道莱。等万事皆休时，法蒂玛已自埃及而来。当然处理新征服地区的一性论问题已经够诸位皇帝小心翼翼的处理了，更不用说尝试纳入更多的一性论人群。

从尼基福鲁斯给帝国纳入大量一性论人口时，帝国就面临如何处理他们的这个问题。巴西尔将这个问题与小亚细亚的社会结构重建结合起来，他将大量保加尔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引入小亚细亚，授予他们土地，而原来的小亚细亚贵族也不再拥有像之前福卡斯家族那样的影响力。虽然此举让其他地方的查尔西顿派沦为少数派，但这意味着这一政策的失败么？

如果我们看到突厥人进攻帝国东南边疆的场景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政策很接近成功了：Kachatur与Philaretos Brachamios作为安条克都督坐镇边疆；塔尔苏斯和乞里奇亚由Apellarip撑起防御、Hethum在埃德萨奋战；Gabriel在梅丽泰内；Thathul在马拉什。

以上这些人都是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

当然，巴西尔之后的皇帝们并没有尼基福鲁斯、约翰一世和巴西尔这样的执政合法性和声望，他们必须依靠讨好君士坦丁堡教会和首都群众来延续他们的统治，因此对待异端们并没有这三位皇帝这样自如。

我们必须承认，巴西尔没有留下一个继承人和帝国也不再存在像福卡斯家族那样具有统治力的大家族是导致帝国后续政治环境失控的重要原因（继承制度实在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但除此之外还能再多责怪他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