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刚到美洲时是怎样和土著交流的? 第1页

　　先说明一点思路上的要点：欧洲人和美洲人的接触不是一个一次性完成的事件，欧洲人和美洲人的交流在地区和深度上都呈现渐进和长期的特点。我们都知道哥伦布首次接触到加勒比的印第安人是在1492年，而这一年距大陆殖民地开拓的标志年1519年（三件大事：科尔特斯登陆墨西哥、巴拿马城建立、麦哲伦开始环球航行）足有27年。在这27年间，并不是没有西班牙人踏上过大陆的土地；27年，足够许许多多有意或者无意接触对方的西班牙人或者印第安人学会对方的语言。

　　接下来开始正式回答。在哥伦布的船员初次接触到加勒比印第安人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无法使用语言交流。在西班牙人深入美洲的过程中，语言的相互学习成为了一个必要且确实发生了的事实，既包括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语言的学习，也包括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语言的学习。学习按特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际遇性学习，另一种是系统性学习。前者是由于各种意外的因素，导致某个西班牙人或印第安人进入了对方的语言环境而产生的学习；后者是基于特意的目的，使得某个西班牙人或印第安人学习对方的语言，这种学习往往是有组织、有计划、还可能是有工具的。在美洲开拓的几乎任何一个时期，际遇性学习和系统性学习都在同时发生。但一般来说，在彼此陌生且互不从属的边疆地区，际遇性学习居多；在有组织的或业已征服的殖民地地区，系统性学习居多。

一、1492年：探索时期 系统性学习和际遇性学习的开始

　　在哥伦布的《航海日记》（Diario de a Bordo，1492）当中，记录了很多这位探险家初次接触印第安人的场景。哥伦布引述了印第安人的话，并称这些印第安人在高声惊呼西班牙人是从天堂来到人间的使者。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哥伦布的这些记述是不可靠的。哥伦布即使能够猜出部分印第安语言词汇的意思，也绝无可能理解得如同他在《日记》当中描写的那样详尽。事实上，正是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哥伦布在1495年派遣赫罗尼莫会修士拉蒙.帕涅（Ramón Pane）专门学习加勒比群岛上泰诺印第安人的语言，并且“调查他们的偶像崇拜观念”，这是一项任务，同时也是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语言系统性学习的开端。这件事也预示了后来系统性语言学习的特征，即由天主教会的修士们主导开展。

　　在系统性学习开展的同时，形形色色的际遇性学习也在发生。西班牙人在加勒比地区不断探索，同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群体交流，不少人由于海难等意外的缘故流落到一些印第安人社群当中。与此同时，许多印第安人也因为被俘等原因进入到西班牙人当中，充当仆人、翻译、情妇等角色。这些际遇带来的语言学习是零星但是多发的，是无组织但是有价值的。在探索乃至殖民征服时期，系统性学习尚且缺乏方法和规模，际遇性学习在许多地方都起到关键作用。

二、1519年-1570年代：殖民征服时期 际遇性学习的作用 系统性学习的扩大

　　1519年，在今日墨西哥登陆的科尔特斯得到了塔巴斯科当地部落的一个“礼物”——一个名叫马林切（Malinche）的女孩。她被改名叫玛丽娜，并且成为了科尔特斯的翻译和情妇，并一直陪伴科尔特斯完成了对墨西哥的征服，还为他生下了一个名叫马丁的儿子。

　　在当时的征服者军队当中，有一位曾经流落玛雅部落而学会当地语言的方济各会修士赫罗尼莫.德.阿吉拉尔（Jerónimo de Aguilar）。但是此时在墨西哥，当地印第安人说的是纳瓦特尔语，阿吉拉尔对此一窍不通。幸好马林切同时掌握纳瓦特尔语和玛雅语，她可以把纳瓦特尔语翻译成玛雅语，再由阿吉拉尔把玛雅语翻译成西班牙语。不过聪明的马林切很快就在西班牙人当中学会了西班牙语，从此她成为了科尔特斯唯一的翻译，参与了科尔特斯同阿兹特克首领蒙特苏马二世的历次会晤。而且在1519年的乔卢拉大屠杀中，有证据表明正是马林切向科尔特斯提供了乔卢拉人正打算对付西班牙人的情报，进而促成了西班牙人血腥的胜利。

　　在墨西哥文学当中，马林切是个最复杂而且充满争议的意象。她代表叛徒，又代表受害者；代表被玷污的祖国，又代表民族的母亲；她被唾弃，又被尊崇；被憎恨，又被同情。

　　在征服秘鲁时期，一位名叫菲利皮洛（Felipillo）的印第安人充当了翻译，此人是出于投机目的学习了西班牙语，并投靠了西班牙人，后来又因为背叛阿尔马格罗而被杀。在秘鲁文化当中，此人是毫无争议的小人和叛徒。从史料来看，他的翻译技术可能相当一般，或许对皮萨罗-阿塔瓦尔帕会晤当中的紧张气氛起到了激化作用。这场会晤当中的另一位翻译叫做加西拉索（Garcilaso），他是一个梅斯蒂索人（印欧混血）。

　　上述材料反映出了语言的际遇性学习者在殖民征服时期起到的突出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在业已稳定的殖民地，系统性学习正在大规模扩张。在墨西哥，最初一批传教士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印第安人文化的毁灭者，但新来的大批传教士很快意识到，想要在印第安人当中推进福音事业，就必须了解印第安人的语言和信仰。天主教会成为了系统学习印第安人语言的执行者，在1535-1584年间，修士们已经完成了所有主要印第安语言的词典编纂工作，包括阿兹特克语、米斯特克语、低地玛雅语、奇布查语、基切语（高地玛雅语）、克丘亚语、艾玛拉语、瓜拉尼语、马普切语等。他们在修会当中进行对这些语言的系统性学习，并出版以印第安语言写成的基督教教义。有“第一位人类学家”之称的多明我会修士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ún），同他的印第安人助手一同完成了不朽的《新西班牙事物通史》（Historia General de las Cosas de la Nueva España）。天主教会既是殖民统治的工具和受益者，也是印第安人的保护者，印第安文化的保存者。

三、1570年代-独立：殖民地时期 系统性学习的制度化 梅斯蒂索人的崛起

　　在1570年后，随着殖民地系统的制度化和天主教会势力的扩张，殖民地的语言政策已经成型。神职人员学习印第安语言已经常态化，许多底层神职人员本身就出身印第安血统。民间能够互通语言的人也多了起来，一些西班牙人出于统治的需要学会了印第安语言，同时一些谋求阶层提升的印第安人也学会了西班牙语。在1590年后，一个梅斯蒂索人（印欧混血）群体开始凸显出来，这些人基本都是双语使用者，这一时期是梅斯蒂索作家的崛起期，许多同时精通西班牙语和印第安文化的作家出版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是在这一时期，除了梅斯蒂索人和教会人士之外，大多数人都还不具备互通语言的能力。

　　在帝国政策上，西班牙人鼓励纳瓦特尔语和克丘亚语的推广，以统一印第安人的语言，便于自身的统治。从语言的角度来说，西班牙帝国可以说是一个“后阿兹特克-印卡帝国”，殖民地时期纳瓦特尔语和克丘亚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尽管有教会和梅斯蒂索人可以充当两者之间的桥梁，西班牙人社区和印第安人社区整体来说依然是两个世界。直到1770年，罗马教宗发布通谕，要求“西班牙语应成为唯一使用的语言”，却在美洲的教会和民事机构当中引发了混乱。虽然历经了18世纪梅斯蒂索人阶层的空前扩大以及教会语言政策的改变，但是独立时期的西班牙语普及力度仍然相当有限。在那些印第安人人口众多的西语国家，语言统一以及各族群隔阂的消除仍是一场长期的战争，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