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有可能迎来「宗教改革」吗？ 第1页

将一篇半成品文章贴出来，也许能解答题主的疑惑。

在现在西方强力宣传之下，很多人自觉不自觉的被洗脑——没错，别不服气，就是洗脑——仿佛伊斯兰世界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这个教”。凡是信了这个“教”的，都会像僵尸变异一样成为暴民。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道理每个人都懂，可到了具体问题就变成了单纯强调上层建筑（宗教文化），而刻意忽视经济社会问题。

我们把问题缩小一点，主要说中东。

现在中东最是非常典型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带来的经济问题从而引发社会动荡。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破产的倾向不可遏制，人民生活越来越痛苦，不得不形成“自发的反抗”。

为什么经济破产的倾向不可遏制？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超级马尔萨斯”现象。为什么加上“超级”两个字？就是说这个同农业社会的马尔萨斯现象不太一样。在农业社会，当人口繁衍，人地矛盾突出，粮食不足的时候，就会很快发生战争瘟疫饥荒、改朝换代等，进入新一轮循环。但在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之后，这个现象发生了一些改变。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权普遍出现“延寿”现象。得益于粮食进口、卫生条件改善、金融手段增多，以及政府军更加优良足以形成代差的武备，这些政权在西方支持下往往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例如埃及，其粮食产量大体只能供应四千万人生存，而现在八千万的人口规模，依然没有爆发大规模内战。虽然在阿拉伯之春中不小心失去了政权，但不过一年又被军方夺了回去。

这也是西方国家反复宣传的一点，换句话说，在西方媒体的宣传中，什么会有中东问题呢？就是因为“他们太能生了”。

而他们讳莫如深的，是第二点：半殖民地社会必然的经济破产倾向。

资本主义早已实现全球化。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不管愿不愿意，都不可能摆脱这个体系。只不过，有的比较幸运，生存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一端，而有的人生存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资本主义有个基本公式：商品价值＝利润＋工资。利润越高，工资越低。同时，利润被大量用于增加产能，也就是商品价值将会继续增长。换言之，工资永远买不光商品，越是产能发达越是如此。

那么多出来的商品卖给谁呢？殖民地啊。那如果他们不肯买呢？那就想办法逼他们买。怎么“逼他们买呢”？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肮脏血腥所在了。比如，卖鸦片，上瘾了就由不得你不买了。当然，中国人也不傻，作为一个族群，自然不会眼看着自己经济失血，会想出“禁烟”的办法来。那么资本主义的武力就随之而来了。打，把当地的封建统治者打服为止。怎么让他服？就是要捏住封建统治者的命脉。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打了两三年，直到封锁了大运河才让清廷屈服。后来看清廷落实条约太过磨叽，干脆又来了一次，把首都打了下来，才让清朝彻底服了。

打服了接下来干什么？通商啊。通商就是要卖掉商品。如果这种商品有竞争力，西方就会宣传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直到完全控制这个产业。如果没有竞争力呢？那就直接出手，打烂对方的产业。总而言之，要保持垄断地位。

很显然，一边是不断的要求殖民地“买买买”，另一方面是不断打压殖民地的产业能力，这殖民地的经济永远有一种破产的倾向。时间久了，都会沦为债务经济。

综合上述两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永远有一种破产倾向。如果全球资本主义保持景气，还可以有一口汤喝。但如果资本主义自身难保，吃像难看的时候，社会的中下阶层就会饿肚子，不得不反抗了。

最近的一次，就是2008的金融危机，直接引发了2011年持续至今的“阿拉伯之春”运动。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自1840年沦为半殖民地，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就重新站了起来。而中东地区接触资本主义更早，至今依然未能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呢？

这里就是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的“短视性”。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行动都要考虑到利润和成本的。如果成本过高，而利润不大，那么即使知道某件事不做就会有巨大的未来隐患，也不会去做现在要亏本的事。

中国在地理上有个特点：地盘大，人口多，北方平原多而可通航的水系少，南方水系多多而地形破碎。

西方国家渗透中国最方便的就是沿海沿江一线。其他地区依然可以通过铁路渗透，但从成本和安全性来讲，比起沿海沿江还是差远了。

而西方扶持的代理人，总是要满足一定条件的。一方面这个代理人不能太强，否则有失控危险，但是又不能太弱，否则就起不到作用。所以，西方的代理人永远是当地腐朽落后的那一部分阶层。这些阶层，本来就是当地的土地占有者，其意识形态必定是原有文化的糟粕版。其军队，也必然是封建内核加洋枪洋炮。其战斗力绝不可能强大到挑战西方的程度，而能否有效的镇压本国的反抗，同样存疑。

如果当地军队和国家机器相对强大，让封建统治者能够和西方讨价还价，自然会受到西方的打压。当然，利用民族矛盾让殖民地互咬当然更加节约成本：中日甲午战争。如果殖民地政府太弱，快要被本国民众推翻了，那就只好西方亲自出手，扶上一把：中外联合绞杀太平天国。如果扶植的傀儡不按套路出牌，采用民粹方法和西方要价，那就揍一顿再问服不服：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如果该傀儡实在太弱，怎么都扶不起来，那就干脆换马：辛亥革命。

当然，对西方来说，革命是有风险的。从1911辛亥革命到1927年的4.12政变期间，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分头寻找代理人的过程（军阀混战）。直到蒋介石集团与江浙财阀，也就是军头与买办，结合之后，西方才有了新的可靠的代理人。

那么中国如何能够将西方势力驱逐出去呢？刚才说了，由于上述的两点原因，殖民地人民特别是中下阶层，必然时常处于水深火热当中。越是资本主义渗透厉害的地方，就越受到严厉的剥削，其反抗精神就越强烈。沿海沿江的各大城市的工人阶级自然成为最先反抗的先锋。但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力量最强大的地方，注定其反抗是不能成功的。经过若干教训，不得不转入农村地区，走占山为王的道路。

而南方地区地形支离破碎，决定了各个革命根据地注定是分散的，难以形成合力。发达的水系又让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可以方便的投入其军事力量。于是南方的土地革命依然在财阀与军头的联合代理人蒋的扼杀下失败了。

而拥有在南方斗争经验的人员，来到北方，首先在地形最封闭的山陕两省站住脚跟。随即逐步渗透华北平原。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充分挖潜。在南方同样缺乏工业能力的前提下，双方实际上依然服从古代“统一的北方碾压地形破碎的南方”的规律。此后的故事就没什么悬念了。

从中国的例子可以看出：殖民地经济必然破产，人民必然走上觉醒和反抗的道路。而一开始必然是“群众的自发的抵抗”，也就是充满了盲目排外、族群仇杀、复古与反智倾向的表露，以及由此带来的传统社会的瓦解。而这种“自发的抵抗”，注定会带来失败的结局。其经济的殖民化程度反而加深，原有的封建统治者会被彻底的资本主义代理人所取代。但此时的矛盾将会更加单纯，直到资本主义代理人的失败。

那么我们转向中东，看看在那片土地上发生了什么。

近代，中东地区除伊朗外，大部分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治下。帝国后期，同我大清一样，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正是充当了西方资本主义代理人的角色，其国祚才延续了六百多年。直到一战时期，奥斯曼帝国错误的选择了同盟国阵营，导致西方国家决定更换代理人。鉴于奥斯曼帝国土地广阔民族众多，更换代理人的过程事实上意味着帝国的解体。

具体到阿拉伯人这一块儿，整个阿拉伯世界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红海以东的阿拉伯半岛和新月沃地，称为“马什里克”；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和苏丹；以及非洲西北角的“马格里布”。三块土地的联系程度要远远小于中国南方与北方的联系程度，实际上，其社会呈现各自发展的特点。

重点说说“马什里克”和尼罗河流域部分。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地区的统治多数时候是处于“羁縻”状态，即使后期进行了郡县化的改革，地方上依然领主林立。这些大大小小的地主，既是土地所有者，也是家族领袖（部落首领）。换句话说，是非常典型土地加血缘的封建模式。

事实上，控制了海洋的英国人在一战之前，就已经控制了最远离奥斯曼帝国核心区的半岛东南侧。这个三角形的地带，以马斯喀特苏丹国为核心，向北沿着波斯湾，抵达科威特，向西沿着印度洋抵达亚丁。这个三角地带，成为日后阿曼、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南也门的雏形。

而在这个三角形之外，英国人同时扶持了两个代理人反对奥斯曼帝国。这两个代理人，分别代表了当时阿拉伯人的两种政治路线。

第一个，“衍圣公”哈希姆家族。这个穆圣后裔的家族天然拥有一种政治号召力（这里都说的比较简化，暂时这么理解）。当时很多阿拉伯人觉得，土耳其人压迫我们，“把满人皇上换成汉人皇上”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英国人许诺，将来打倒了土耳其人，将会帮助哈希姆家族在“马什里克”地区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的劳伦斯）。

于是1916年，哈希姆家族为首的阿拉伯人发动阿拉伯大起义配合英军。英阿联军一改此前裹足不前的困境，迅速改变了阿拉伯战场的局势。此次大起义中，阿拉伯人首次升起了象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四色旗（白色象征倭玛亚王朝，黑色象征阿拔斯王朝，绿色象征法蒂玛王朝，红色象征将要建立的哈希姆王朝），后来成为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的国旗蓝本。

但英国人当然不会遵守自己的诺言。随着《塞克斯—皮科协定》、《贝尔福宣言》等一系列文件的推出，英法共同瓜分新月沃地的图谋浮出水面。哈希姆家族在抵抗法国侵略者的大马士革之战失败后，不得不事实上承认了这种划分。除了英法的咄咄逼人之外，阿拉伯内部的另一支势力的挑战甚至更为致命。

那就是英国的另一个代理人：沙特家族。

沙特家族本是利雅德附近小城德尔伊叶的小部落。18世纪，该家族族长与瓦哈比派创始人结盟，获得强大思想武器。不久该家族成功占领整个内志和汉志。出于该派宗教观点，破坏了麦地那的先知陵墓，纳杰夫的阿里清真寺等历史遗迹。此后，两次被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埃及和哈伊勒灭国。直到1902年，伊本沙特从英国控制下的科威特出发，突袭利雅德，第三沙特复国。

此后，第三沙特在英国的支持下，击败消灭世仇拉希德家族，攻占哈萨和汉志封地。对哈希姆家族提出了强烈挑战。

这里简要说一下，为什么沙特家族比哈希姆家族更为强大的原因。事实上，哈希姆家族可以视为整个阿拉伯地区各个不同封建家族的共同推出的共同代表。如果不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激进的改革和削藩政策，这些封建主不一定会反叛奥斯曼帝国。把哈希姆家族推出来，就是要代表阿拉伯地主阶层的利益。这也决定了哈希姆王朝必定是一个松散的、低效的政权。而其宗教政治观点也必定是保守而中庸的。

而沙特家族和瓦哈比教派，其宗旨就是要打着复古的旗号，革那些部落酋长、圣裔、苏菲导师的命。其宗教观点激进而犀利。迎合了当时渴望改变社会的底层人民的追求，因此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来这种“张力”，尽管大体上沙特王国的版图局限于内志、汉志、哈萨三块，但在每一个方向，其处于进攻状态：北部的内夫德沙漠，以南从也门夺取的三省，东南鲁卜哈里沙漠方向等。

当然，英国人出于众建分其势的考虑，依然将约旦和伊拉克交给哈希姆家族统治。英法共同主导的阿拉伯国家基本格局从此固定下来，成为至今未能突破的藩篱。

至于埃及，那个时候早已是英国事实上的殖民地，王室家族是历史上著名的穆罕默德．阿里的后裔。几大家族就在英国主导下度过了二三十年的王国时代。直到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第一次中东战争，参战的阿拉伯各国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战败。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的人民都意识到了本国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于是压抑已久的民族主义开始爆发，阿拉伯国各国迎来激情澎湃的民族主义时代。

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组织”领袖纳赛尔发动政变，推倒了法鲁克王朝。此后，伊拉克（1958）、叙利亚（1954）、利比亚（1969）等国的自由军官组织先后推翻本国封建统治者。纳赛尔主义成为阿拉伯国家最流行的思想。

几乎同一时代，一个叫做“复兴社会党”组织，分别于1963和1966年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取得政权。无论是纳赛尔主义还是复兴党运动，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结合。其进步思想让当时的阿拉伯社会一片变革之声，整个五六十年代成为近代历史上的少有的进步时代。

“泛阿拉伯主义”体现了阿拉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无论是纳赛尔主义还是复兴党运动，都认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由于各地封建主事实上的割据，以及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的压迫，被分裂为许多个国家。因此，对内要打倒封建专制，对外要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由此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富强。

纳赛尔主义的实践者，主要是各国的青年军官。无论封建统治者怎样的保守落后，他们总要维持一支可用的武装力量。也不得不允许一些军官学习现代知识。而这些开阔了眼界的军人，对本国的落后状态感到不满。推翻封建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共同的理想。与清朝实际上是被南北新军共同推翻的类似，阿拉伯国家同样经历了这一阶段。

但是，单纯依靠军队的政权，有期致命的弱点。一是对内对外斗争的需要，将会建立起个人崇拜和事实上的独裁；而独裁一旦建立，实质掌权的军队系统就会迅速腐败；军队系统成为新的统治者之后，也同样会成为社会改革的反面力量。同时，军队的威望维系于其对外作战的胜利，一旦军事上受挫，就会爆发信任危机。领袖威望高度依赖各种秘密警察。因此，尽管纳赛尔主义者一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自从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就仿佛丧失了自身勇气。直到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事实上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而复兴社会党运动代表了“泛阿拉伯主义”的另一思路。与纳赛尔主义的军头领导不同，其强调党指挥枪。其指导思想事实上是苏联模式的阿拉伯版。与纳赛尔主义者以军官阶层为核心不同，其支持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其党员普遍有更高的政治觉悟。但是，毕竟是一个建立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的政党组织。其一开始就有先天不足：

一是理论基础的缺失，其思想上既有“复兴”这一民族主义的诉求，也有“社会”这一阶级斗争的提法。然而在实践中，却始终无力或是不肯发动群众。虽然都标榜土地改革的旗号。但没有哪个改革彻底成功过。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表露无遗。

二是组织建设上的随意性。复兴社会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合并又分裂的历史。动不动搞政党合并，使得党内成分复杂，派系众多。而派系之间的矛盾又往往造成迅速的分裂。当发现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竟占了多数的时候，又搞突然清党。其几个领袖之间的关系也时好时坏。有的领袖政治观点幼稚，书生气严重。

其结果，使得复兴党的历史成为了曲折复杂、摇摆不定、不断分裂的历史。党的软弱最终造成军头的崛起。阿萨德和萨达姆分别篡夺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政权。复兴社会党运动走上了纳赛尔主义的老路。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果，造成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与以色列的媾和。此时的各国强人们，已经成为新的地主和买办的代理人。此后的三十多年，是一个漫长的停滞期，一方面是吃此前社会改革的老本，一方面是西方国家见识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威力，不敢逼得太紧，因此，阿拉伯国家度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光。

直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数十年混吃等死的时光，在养肥了新的一批军头之后，积累的社会矛盾终于爆发出来。军头总统纷纷下台。反倒是王爷们稳坐泰山。

阿拉伯社会与中国社会最显著的一个差别就是各地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与中国拥有华北平原这一核心区域不同，阿拉伯国家的地理情况更加支离破碎。这给西方国家分而治之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现代的阿拉伯国家，既有经过民族革命的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也有根植于古代社会的一战产物：海合会国家。

阿拉伯国家虽然是相互接壤的国家集团。但是地区内海洋、沙漠占据了巨大的空间。各个阿拉伯国家在地理上实际上处于一种“群岛状态”。各片绿洲之间交通不便。但是几个深入内陆的海洋，给帝国主义干涉提供了方便之门。

当然，如果只是单纯的地形不利，仍然不足以解释阿拉伯社会发展的落后与不平衡性。之所以各帝国主义能够在这一地区占有支配地位，是因为它们有自己的两个帮手，也就是基本盘。

一个是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前面说过，资本主义有其短视性。也就是说，当其要做出干涉的决定时，一定会核算成本。成本明显低于收益的时候，就不会全力出动。比如在中国，美国几乎是眼睁睁的看着国民党集团被击败，赶出大陆。只到了台湾海峡有低成本的介入手段时才亲自出手。

而海合会国家的天量石油财富，给了西方国家果断介入的底气。以海湾战争为例，仅沙特一家就给了美国八百多亿军费。换句话说，镇压阿拉伯国家内战，不但不花钱，反而能赚钱。这就让西方的军事介入的决心大大增强，决策成本大大降低。

海合会国家为了自身的封建统治，力求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各种社会运动不要“传染”到自己。为此，利用金钱攻势直接干预邻国内政。最典型的是埃及在阿拉伯之春后，穆兄会政权得不到任何财政支援，社会经济运转出现问题，最终被政变下台。而军头塞西上台后，沙特立刻送上大礼包，连军舰飞机都帮着买。大概还有人还以为穆兄会是“宗教极端政权”，塞西是“世俗主义政权”，如果是这样，只能说西方媒体的洗脑能力实在强大。

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是无论如何发展不出自己的产业能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统治阶层，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地主加买办。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财富的增长来源于人民的劳动和资源的充分利用。而人民努力劳动的前提是社会分配的大体公平和劳动价值的正常体现。只有这一“正向反馈”得到建立，才能让社会平稳发展。

而在阿拉伯国家，最彻底的殖民地经济让整个社会变得扭曲。王爷们在得到海量石油美元之后，除了自身挥霍和安抚民众之外，剩余财富几乎全部投入欧美资本市场。一切消耗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而本地产业几乎得不到任何订单。事实上，王爷们绝不会真心的发展自己的产业，因为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大量受过教育的人才。而这种开启民智的做法是王爷们的大忌。

石油财富越多，进口商品就越多。进口商品越多，本地产业就越发展不起来。除了海湾国家，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状况同样糟糕。例如埃及，由于民族产业的缺失，大量商品需要进口。进口就需要外汇。那么外汇从哪里来呢？埃及有外汇四大支柱的说法：运河、旅游、侨汇和石油。其中石油出口随着自身的需求增长早已经消失。旅游业高度依赖西方的经济景气，加之政治动荡，也没什么收益。运河倒是坐地收租的好办法，这也是塞西急急忙忙拓展苏伊士运河的动机，可毕竟收益与需求相比是不够的。那么侨汇呢？依赖于在海湾国家打工的埃及人。一旦得罪和海湾国家，劳工就会被驱逐。同时，埃及还指望着王爷们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支援。因此埃及是万万不敢得罪西方和王爷们的。否则，外汇不足就买不来足够的粮食，埃及人民的廉价大饼就不够吃，统治者也就坐不住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现代的非海湾阿拉伯国家大多是“关税经济”。这与我大清和蒋政权高度相似。传统农业税收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国家需要，又没有自己的产业能力，就只好想办法守住物流通道，收取关税。

而这关税，最终还是转嫁到普通国民头上。普通国民孱弱的经济能力，决定了关税越高，政府越肥，民众越穷。而政府为了海关有更多的流量，一定会鼓励、起码不限制进口。那么本国的产业就会被西方产业彻底挤垮。如此恶性循环。

本来呢，这种游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民众总有被榨干的一天，实在穷的受不了只有造反一条路。这也是中国最终推翻蒋集团的原因。然而在阿拉伯国家事情发生了变化。天量的石油财富让统治者有了始终维持社会基本基本秩序的底气。每当民众受不了的时候，统治集团就给一点补贴，让民众吃的起大饼。因此这个游戏竟玩到现在还没有玩脱。

不过，历史总是动态发展的。随着人口膨胀，以及国际市场的波动，维持这一游戏变得越来越难。2008金融危机之后，突尼斯等国失去了旅游市场，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同时粮价大涨。阿拉伯国家的廉价大饼政策维持不下去了，人民只好走上街头。而这一动荡和内战进一步削弱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已经处于社会底层的逊尼派社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很快卷入战乱。最终形成了IS这样一个怪胎。

IS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对其可以进行各个不同角度的解读。

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所提到的阿拉伯国家的近代发展历程，对比中国，会发现明显少了一个阶段（除了共产主义革命）。是什么阶段呢？就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阶段。

对这种“群众的自发的抵抗”，历来对其评价对其褒贬不一。不可否认，这绝不是一个美好的历史阶段。随处可见的暴力、混乱、排外的现象，以及底层文化中愚昧和残忍的倾向纷纷上演。但现在看来，没有这个阶段，就不会后来的社会进步。

这个阶段的意义就是：开启了摧毁传统社会的序幕。

什么是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就是以农业生产为社会基础，“一团一团”“一块一块儿”的社会；现代社会就是以工业生产为社会基础，以个人和小家庭为基本单位，“原子化”的社会。

无论哪个国家，传统社会都有共同的特点：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和土地占有为基础的经济基础。在这个社会里，地主通常以家长的形式出现。同时，传统的宗教文化也依托于这个社会基础而存在。

在土地产出尚可以养活上面的人口的时候，社会显得井井有条，父慈子孝、三纲五常之类的伦理秩序也得到落实。这就是所谓的封建社会盛世期，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社会。

但是，随着人口的繁衍，以及自然经济的解体，终究会产生一批无法在传统社会内找到活路的人。这批人陷入赤贫之后，自然会形成一种颠覆传统的力量。当这种力量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大规模的暴力运动。

清朝的康乾盛世，是我国历史上持续最久的封建盛世。它是我国封建制度彻底成熟的产物。儒家伦理在是如此的深入人心，整个帝国也在这个基础上显得无比巩固。

但是，总算有一批活不下去的流民起来造反。流民所到之处，又进一步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以至于产生更多的流民。明朝就是这么灭亡的。但清朝有了西方殖民者的辅助，最终联合绞杀了太平天国运动。

但是，这场运动所造成的对传统社会的破坏，是无法弥补的。一个失去了原本家族庇护的阶层从此形成。这些人成为流氓闲汉，充斥了满清的军队和衙门。有的不得不进工厂做工。但这些“零散的”既回不到传统社会，又融入不了现代社会的人，时刻处于生活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朝不保夕之中。同时，依据社会底层文化的方式，这些人纷纷自组织起来。到了清末时候，军队里加入“袍哥”之类民间组织的，竟已达到七八成。因此，满清的覆灭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如果没有这些“既回不到传统社会，又融不进现代社会的人”，那么传统社会就得不到冲击，以后中国的社会变革就没那么容易了。

那么，为什么说传统社会秩序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呢？

第一，传统社会必定是一个破碎的社会。基于农业社会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人地矛盾是生产的主要矛盾。换句话说，我多一块地，你就少一块地；我多吃一口，你就少吃一口。各个家族之间，包括家族成员内部之间，永远充满了趋向于你死我活的矛盾。各家族只有以血缘关系扭在一起，和相邻家族无休止的械斗，“打冤家”，才能生存下来。为了实现弄死邻居的目的，每一个家族都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同时，“帮亲不帮理”，不管邻居干什么，打着什么样的旗号都要反对。

第二，传统社会注定是一个高生育率的社会。农业社会，人多力量大。在一个封闭的地方，人们会自觉采取各种方式控制人口（《遒山节考》）。但是，只要存在相邻家族，控制自己的人口就是为别人做嫁衣裳。因此，为了尽可能的抢和不被抢，每一个家族和家庭都有努力多生儿子。人口的快速膨胀不可避免。直到实在养不活为止。

第三，传统社会注定是一个没有个人自由的社会。比如，对女性的压迫。由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异，女性生育资源永远是稀缺的。把女性控制在家族内部，依然是任何一个家族的理性选择（起码可以换亲嘛）。那么女性的婚姻自主权自然会受到无视。越是社会危机的时候，越是如此。同时，为了保证女性自觉自愿的遵守规则，对女性的教育也会受到限制，即使有也会是所谓“妇德”教育。至于在活动空间上限制女性，甚至不惜摧残女性身体的，也不胜枚举。

第四，传统社会必定是一个反智的社会。在一个传统的村落里，一般只有少数统治阶级识字。这就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需要。大量人口受到教育，意味着传统伦理的颠覆。知识阶层会自觉不自觉的维持“知识的垄断”。比如，强力反对义务教育，比如保留文言文之类的知识壁垒。即使允许一部分人读书，也往往集中于政治法律之类的内容，目的是通过政治法律等手段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而生产性的知识通常被人轻视——地都保不住了，还想着其他？

第五，传统社会必定是一个排斥新生事物的社会。各种新的事物，无论是工厂、学堂还是铁路，必定引起人们本能的恐惧。从地主的角度来说，变革意味着风险。“六两银子一个丫头”的社会是地主们的终极梦想。当村里的人有了新的收入来源之后，原有的，基于土地所有权的经济秩序必然被破坏。这就让地主阶层本能的反对所有的新生事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生事物会撕裂原有的社会划分。掌握了新技术的人会轻易获得与原有地位不相称的经济能力。同时会破坏原有的互助的亲戚关系。原本捻熟的社会规则会突然变得陌生。因此，无论上下，都对新生事物有些强烈的排斥情绪。

第六，传统社会努力构建一个静态的社会。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都基于农业社会的缓慢积累。而政治领域高度依赖社会经验的增长和人际关系的编织。推崇长辈经验和老人政治不可避免。同时，对古代先贤的推崇和各种教条的崇拜也显得非常合理。

因此，任何社会进步，都必须建立在打破原有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任何不涉及传统社会变革的改革或革命，都将是泥足巨人，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

而对殖民者来说，让殖民地保持传统社会模式是一种天然的选择。一方面是传统社会有助于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也阻碍了该国生产能力的提高。甚至该国连征兵动员都难以完成。同时，每一个传统社会都有些大量的想出卖邻居的家族，选取和更换代理人再方便不过。（不过为了打通市场，资本也有摧毁原有社会的冲动，这里暂时不表）

具体到阿拉伯国家，有一句谚语“我们和自己的兄弟联合对付自己的堂兄弟，和自己的堂兄弟联合起来对付外人”。整个社会是一个从根子上就分裂的社会。其对民族、国家等现代概念的认同是十分薄弱的。

当然，每一个家族在面对这个分裂的社会的时候，都会觉得孤单。人类的本能会让每一个家族寻找自己的盟友。如果按照血缘关系寻找盟友，那么就会认同于部落、民族；如果按照文化关系寻找盟友的话，就会认同于教派、教团。事实上，漫长的历史已经让这两种认同渐渐融合。换句话说，往往会出现一个部落集体认同于一个教派的现象。很多时候，这一群人干脆就是一个教团。各个人群实际上处于随时可能开战的状态。在我国也有同样的现象。比如，南方土客矛盾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西北的回汉矛盾导致同治年间的战争等等。

而在中东地区，由于这种联合是如此的成功而持久，就出现了各种教派教团各据一方的现象。注意这个“各据一方”不可能太大。毕竟，最大的敌人是邻居，教派控制范围太大，一定会产生内部的分裂。事实上，一般一个教派往往占有某种特定的地理区域。因为这个区域内的农业经济基础相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接近，认同感高。但这个区域只要稍微一大，内部就会分裂为两个或多个集团。彼此之间矛盾不断。

比如，在阿富汗的主要民族普什图人内部，就存在两个古老的部落联盟。杜兰尼人和吉尔札伊人，任何时候，这两个部落联盟都是反着来的。比如，前总统卡尔扎伊出身于杜兰尼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就成了美军的天然盟友。而对应的，吉尔札伊人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倒向塔利班一边。而现实情况更为复杂，各部落联盟其实难以控制下面的部落，各部落又控制不了各个家族。到底是亲政府还是亲塔利班只有到了村一级才能知道。各种立场的村庄实际上是犬牙交错的分布着的。电影《红翼行动》中，美国海豹突击队被亲塔利班的村庄攻击，而被反塔利班的村庄的援救。在外人看来，这是极端派和温和派的区别，其实两者都是按照自己的立场和利益行事而已。

那么能不能专门对付亲塔利班的村庄呢？事实上，大多数的村落和家族都是两面下注。真正完全站在一边的家族不多。如果对某个村庄搞无差别攻击的话，势必得罪他们在另一阵营的亲戚。一旦开启血亲复仇的模式，很快整个阿富汗都会站在美军的对立面。当年苏联就是这么踩进坑里的：只要发现某个村庄收留抵抗分子，立刻将整个村子炸成火海。很快，整个阿富汗都在和苏联人打仗，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换句话说，在一个传统社会，任何一个家族都存在很多个同心圆。越小的圈子越亲密，越大的圈子，越容易出卖。优先保证家族利益，而不是高大上的国家、民族利益，是理智的选择。

同时，由于要对付的首要敌人是相邻的家族。也就决定了各种教派的分布是犬牙交错的，永远不可能彻底分开。

而教派的选择，除了考虑到结盟的需要，和这个教派和自己生产生活方式的适应程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要在整个国家的法律社会体系当中，取得一定的定位。换句话说，自己这一派的教义教法，要在“文斗”当中发挥作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各教派或者说家族，都要培养大量的宗教人才。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诉讼、谈判、协调等各方面的需要。

具体到一个个具体国家，会发现这一规律屡试不爽。比如伊拉克，这个国家大体以巴格达为界，北部为逊尼派，南部为什叶派。当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当政的时候，参与革命的大多是北部逊尼派人员。当时他们视南部的什叶派为保守的封建分子。甚至说“宗教是封建社会产物”。而为了对抗逊尼派的民族主义运动，什叶派不得不选择宗教路线，创办“伊斯兰达瓦党”，以传统价值观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到了今天，南部的什叶派玩起了民主政治和国家主义。北部的逊尼派却不得不一定程度上和宗教极端分子结盟，或主动或被动的卷入IS的统治下。

而伊拉克南方的什叶派内部，同样也存在着家族政治。近代以来，伊拉克什叶派群体就存在两个大的家族，一个是萨德尔家族，一个是哈基姆家族。近一百多年来，伊拉克的大阿亚图拉职位，大部分都在这两个家族的子弟门生手里。包括最近十几年被媒体宣传的神乎其神的西斯塔尼，其实也曾是萨德尔家族的门生。

需要说明的是，什叶派有一种“效仿源泉”制度，也就是一个大阿亚图拉职位都有一大票支持者，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教团。

在萨达姆当政的高压时期，这两个家族的领袖有的外逃，有的与萨达姆对抗而遇害。只有西斯塔尼选择低调的留在国内，加之其资格老、人脉广，因此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势力的政治代表是“伊斯兰达瓦党”。这是一个五十年代出现的政党，是什叶派势力为了对抗当年逊尼派主导的轰轰烈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而诞生的宗教政党。伊拉克的前执政联盟叫做“全国团结联盟”，由二十多个党组成，其中的核心就是这个“伊斯兰达瓦党”。伊拉克总理，无论是贾法里还是马利基都出自这一政党。

而哈基姆家族在萨达姆当政时期一直在伊朗避难，并组织了“巴德尔”旅参与作战。伊拉克战争后，一度与美国走的很近。其政治马甲叫做“伊斯兰最高委员会”。

而萨德尔家族，最出名的就是那个组织马赫迪军的萨德尔。此人的伯父与父亲都是大阿亚图拉，伯父死于萨达姆迫害，两个亲兄也死于萨达姆迫害。其父死后，大阿亚图拉职位传给一个弟子，此人长期居住伊朗，而认命萨德尔为其驻伊拉克的“联络人”。其军事组织叫做马赫迪军，曾与美军的对抗而文明世界。直到美军将其堵在纳杰夫的阿里清真寺，西斯塔尼进行斡旋，萨德尔解散马赫迪军，美军放弃抓捕。此后以“萨德尔运动”的马甲参政。

两大家族之间曾发生多次武装冲突。特别是哈基姆家族的其中一个大阿亚图拉遇害普遍被怀疑是马赫迪军所为。直到出于和美国谈判获取政治主导权的需要，在西斯塔尼斡旋下，才临时将什叶派势力统一。共同组成“全国团结联盟参选”。

直到2010年，总理、达瓦党党魁马利基谋求连任。此时的两大家族均对西斯塔尼一手遮天感到不满。于是两大家族联合成立“伊拉克全国联盟”，用以对抗西斯塔尼和马利基的的“法制国家联盟”。致使当时的马利基政府差点流产。至于军队系统，本来就吸纳了大量民兵组织，其内部可想而知。

这也是2014年IS能够八百破三万，迅速占领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原因。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举例说明，在一个传统社会，永远不可能正常运行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任何现代化的努力，即使其领导者再高瞻远瞩，也必定是浮于上层。其结果，要么建立所谓的强人政治。要么就会变成各家族博弈的舞台。

事实上，这个问题不但是现代人能看出来。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人看出来了。大体在18世纪左右，一大波类似于瓦哈比这样的“原教旨主义教派”出现。这些教派的宗教理论这里不过多介绍，只说其社会影响。

大家应该有一个印象，这些“极端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拆陵墓、砸雕像。这个爱好既有其宗教理论上的解释，同时也是对这些陵墓、建筑的所有人的挑战。最著名的就是十九世纪初，第一沙特王国移平穆圣陵墓的地面建筑的行为。这些行为其实是一种宣示，表达其对抗各大家族的决心。其政治观点就是要消灭以“君主、圣裔、苏菲导师”等为代表的封建家族势力，建立一种宗教上的“理想国”。

现实中，第一沙特王国的行为引发统治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出兵，直接导致第一沙特的灭亡。

这个穆罕默德．阿里（不是拳王那个），是世界著名的资本主义改革家，一度将埃及建设的富裕强大。其路线是所谓“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代表。“现代主义”与“复古主义”是一对突出的矛盾，其中的关系可以单独展开来讲，这里不过多涉及。

而当现代的第三沙特建立的时候，同样是靠其宗教主张，很快将地主们的势力代表“哈希姆家族”赶出汉志。而这些新占领的土地上，建立了若干土地共有的组织“伊赫万”，成为沙特家族的统治根基。

直到三十年代，沙特王国丰富的石油资源得到开采，王室觉得还是当资本主义的代理人要比打打杀杀舒服的多。这就直接引起了中下层社会的不满，加之财富的分配不均等问题，于五十年代爆发了著名的“伊赫万叛乱”。沙特王室依靠英国的武装力量才将其镇压下去。从此，沙特彻底走上了依赖西方的道路。

可是，只要有贫富分化，就会有原教旨主义的支持者。沙特家族想出一个非常机智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祸水外引。一方面让这些人出去送死，一方面借这些人的手除掉某些沙特不喜欢的势力。

例如本拉登等人，本是沙特吹螺打鼓送去阿富汗对抗苏联的“圣战者”。直到苏联撤军，这批人居然活着回来了。此时萨达姆正好吞了科威特，威胁沙特的安全。本拉登等人向王室建议，以那些“圣战者”为核心，组建一支军队抵抗萨达姆。可王室最怕的就是这些“圣战者”啊。其依然选择依赖西方来解决问题。

这些“原教旨主义者”逐渐发现，要摧毁各家族的势力，关键在于摧毁最大的那几个家族——海合会王爷们的家族势力。这之所以这些家族能够维持统治，是因为有西方国家的支持。所以，迫使西方国家放弃其对中东事务的插手成为原教旨主义者共同的目标。

前面说过，资本主义有其短视性。政府官员作为资本家的代言人，必须在自己的任期内给资本家带来明显的利润才能连任。这就决定了明显赔本的生意不太愿意做。

那么怎么提高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决策成本呢？这些极端分子就想出来个办法，就是“死磕”战术。就是不要命的对西方发动袭击。当然，这样的战术必然引起强势反击。典型的如911事件后，美国立刻将塔利班政权“灭国”。

但是美国的过度自信让其一头扎进泥潭。十年反恐战争很难说获得了明确的战果。直到2011阿拉伯之春，可以明显的看出来，美国累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怂”了。在一段时间内，只要不涉及其在中东的两个基本盘：海合会和以色列，美国可以说是放弃治疗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些极端分子成功了呢？也不能这么说，毕竟美国依然坚守着它的底线，两个基本盘还是守的很牢。

但是从长远来看，西方的中东政策依然面临着变数。上面说了，半殖民地国家，由于上面的两个原因，经济永远有一种破产倾向。只不过大量的石油美元不断的为这一体系续命。如果不是近期的一些信息，这一体系似乎牢不可破。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比如沙特王室的继承危机、财政大量赤字带来的资金链问题、新能源的开发带来的信心危机、产油区的什叶派问题等等，在平时都可以解决，但是到了某个节点，很可能会一同爆发。

现在回到问题，宗教改革能不能发生？能，不但能，而且事实上已经发生。只不过不符合题主的那种“小清新”式的期望而已。宗教改革不是几个人在书斋里考虑好之后，拿出来公布就能实行的。而是在社会变革，在血与火的碰撞中实现的。

计划改日再写两篇文章，一是关于“绿祸论”的；二是关于上文社会现象的宗教解释的。这里就不多啰嗦了。

最后再加一句：很多人喜欢穿越小说，就是拿现代的思想去解决前代的问题。而就在现在，一个和中国有着百年代差的的巨大世界正处于风起云涌的时代。各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难道看不出一点端倪？现在互联网时代，获取信息这么方便，就是把穆斯林黑成半兽人又能怎么样？与其无休止的黑来黑去，还不如静下心来分析一下自己能做点什么。在阶层逐渐固化的今天，说不定另有一番新天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