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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印度医疗,「教会+特蕾莎嬷嬷」和「赤脚医生」制度,哪个成效会更好?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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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嬷嬷自己生病去欧美国家看贵族医院,她给病人提供的与其说是“收治”不如说是“收容”,比如说劝解病人“忍受的病痛是上帝的爱”,跟诈骗岛台湾的某几个秃驴差不多的货色……

有个例子我讲过N遍,山水沟卫生学校附设南新街卫生院作为教会慈善机构的时候,三等病房7成的费用靠泰西上国的善人财主们捐资补贴,当时一张病床一天要赔2.25元……也就是说,住三等病房的病人一天还要自费7毛钱,一个月就是二十多块,相当于跳河自杀的银行职员黄省三先生两个月的工资,相当于北京某“臭脚巡”民警两个半月的工资,相当于北京某环卫工人时传祥师傅半年多的工资,相当于北平某人力车夫客串卖出的两匹骆驼……一般平民根本享受不起。

虽然卫生院针对贫穷家庭实施免费,有一大批基督教青年会的热心教徒终日为穷人奔走,但是卫生院全年仅有2%~3%左右的病人是免费的。因为当时接受现代医学、有“生了病要看病”等相关健康意识、能找到且有能力前往卫生院的穷人就这么多……周边县的农民有了“急腹症、外伤等在当地老中医那里治不好就必须进城做手术”的意识都是50年代的事情了。

1936年,为了感谢善人大财主美国油王府的洛克菲勒大老爷捐款35万美元盖新楼,南新街卫生院写给洛大老爷一份备忘录。写备忘录的原因是洛大老爷捐钱的同时还通过中华医学基金会赐了一张图纸,要求大楼盖的跟大城市芜湖的弋矶山医院大厦一样。卫生院说老爷只捐了盖楼钱,不捐日常运转费用,一张三等病床一天赔2.25元,这大楼盖好了我们用不起,所以现在只盖三分之一,但是善款我们会妥善放好,等到有了日常运营的善款一定把大老爷赐图纸的另三分之二盖了。然后这楼再次动工,工程师已经是苏联来的了,自然没按照旧图纸。洛大老爷的善款到底没有用,用的是计委拨款。那么,1936年的中国人真的不需要看病么?1936年,南新街卫生院一个月的门诊量相当于2016年的一天。

靠慈善撒胡椒面粉饰太平,不改变社会,能够得到现代医学救治的病人就是现在的百分之三。

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慈善这种至多算三次分配的分配途径毕竟不靠谱,还是要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尽量别把三次分配的慈善事业当铁杆庄稼。

赤脚医生制度最大的贡献是把公共卫生知识和基本的医学保健知识普及到乡村,你们找到《赤脚医生手册》看,会发现前三分之一的章节是介绍卫生饮水、灾后防疫等公共卫生知识。疾病防治,“防”在“治”前。赤脚医生制度另一大贡献就是在社会整体很穷的情况下,摸索出了一条基层自治组织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道路。赤脚医生的多数用药可以靠自己公社种植或是集资购买,受益者承担得起。赤脚医生制度根植在一个完善的基层自治组织的环境中,让组织内部的人们在不依赖外界施舍的情况下得到自己能够负担的最基本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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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公就是乡村医生,在原湖北省枣阳市清潭镇唐城乡,已经过世。

我就拿我所记忆的外公跟大家描述下。

外公是个胖子,解放前是中医学徒,我家迄今为止还留了半箱的医学手抄本,都是解放前留下来的,破四旧那会差点被毁了,解放后中医改西医,西医是解放后又学的。

外公经常出诊,一个挎一个红十字药箱就出去了,药箱里面的东西我基本上都记得,酒精,纱布,注射器,银针,听诊器和一些紧急用药,乡村卫生所里面用的最多的药就是青霉素。

打吊针用的不是一次性注射器,而是用橡胶管子的那种,每次使用后需要用个蒸锅蒸,算是消毒吧。

来乡村医院就诊的最多的是皮外伤,例如被狗咬需要狂犬疫苗,其次传染病,八十年代乡村医院处理比较多的是打摆子,红眼病,疥疮,头虱等等。比较复杂的病只能送大医院就医。

在乡村小学,只要遇到一个学生有头虱,红眼病或者疥疮,基本上一个班都会染上,然后扩大到全校,我小时候感染过多次疥疮和红眼病,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乡村医生处理。

头虱和红眼病大家估计都知道,疥疮这个东西在八十年代异常泛滥,手上长一些小痘子,痒的钻心,忍不住去挠,挠破了就会有水流出来,流到哪哪里就会二次感染,小孩子被感染后根本忍不住,到处挠,然后和同学嬉戏打闹,很快染一大片。

平心来说,乡村医生的医疗技术不算高,我外公打吊针经常扎回血,胳膊鼓起大包,然后拔了重新扎,我自己受过若干苦头,他们没有受过长期正规的医学训练,自己又是医生又是护士,而且是全科的,和今天大医院的医生是比不起的,而且器械极其缺乏,连基本的x光机都没有,他们最最主要的作用是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作为通向大医院的中转站,以及一些紧急处理或者预处理。

但是哪怕仅仅为了遏制传染病,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乡镇卫生所既是和乡政府一体,也和镇上卫生院一体,上面出政策,无论是消灭传染源还是普及预防知识落实到农村总得有人执行,真出了事,等大医院派医疗队来,黄花菜都凉了。

印度能建成什么样的医疗体系,倒不一定要学中国,主要是印度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即便强行推行乡村医院赤脚医生,真遇到什么流行性传染病之类的,不能行成一种统一对抗的力量,甚至于一些简单的流行病都没法处理。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拿头虱来说,这玩意简单又麻烦,简单的是它真不是什么高科技,麻烦的是一个学校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学生还有,其他全染上,尤其是那种寄宿的小学。

八十年代乡村小学的方法简单粗暴有效,由乡村卫生院派人到小学指挥杀虱,如果面积过大会有县城防疫站的人来,全校学生全部剃成秃瓢,无论男女,毛巾被子,梳子全部拿去高温消毒,医生拿着喷雾器挨个在寝室消毒,通知父母把家里消毒,如果父母执行不到位导致学生二次感染是要批评的。这法子说简单也简单,毫无高科技可言,说麻烦也麻烦,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强力执行。

红眼病也是,我记得有一次大规模红眼病感染,用了眼药水总不得好,学校也觉得奇怪,后来发现有一个农村小学用眼膏效果特别好,原来小孩子老是不停的揉眼睛,揉着揉着二次感染,但是用眼膏后眼睛被糊住了,想二次感染都难,于是通知所有的学校强制性用眼膏。

这东西能说的上什么高科技?关键还是强力执行,要是学校不听话或者家长不配合白搭,别的不说就说痢疾,我看印度基层就是搞不定。印度有个老鼠庙,庙里面全是老鼠,还给老鼠喝牛奶,部分人甚至出于宗教信仰还专门去喝老鼠喝过的奶,这玩意放在中国早被政府连锅端了。

现在中国农村有新农合,每年只需要150元,即便是农民也可以轻易承受的起,赤脚医生作为临时的应对方案已经是往日黄花。

另外,特蕾莎所建立的一系列体系并非是医疗体系,而是宗教体系和慈善体系,不应该拿过来和医疗体系比,印度有自己免费医疗制度,但是这个问题讲实话,在基层的疾病的防要远大于治,基层医疗必须和行政体系挂钩才有效果,尤其是防疫,否则起不到太大作用。

赤脚医生在中国也不是单独作为一个体系存在的,而是体系的一部分,新中国建立后进行过若干次的卫生运动,基本上都有赤脚医生存在,比如说为了消灭血吸虫病到处灭田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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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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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pj.ninjal.ac.jp/gairaig)。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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