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军靠屠杀汉人能够得天下，不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第1页

明末乱世，群雄逐鹿，满清政权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父子两代枭雄，经过在关外近三十年经营，已打造出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组建了军民合一、动员力极强的八旗军集团。

作为崛起的新兴势力，满清能做到拉拢人才，举贤用能，在占领区收取税收，稳定秩序，给军队按时提供军需。八旗军出战时令行禁止，战胜重赏、战败重罚，即使烧杀劫掠也能相对“制度化”，在政权建设和军队组织性上，为当时中国各大军政集团之最强，其兵锋当然能势如破竹，迅速席卷天下。

满清的前身后金政权在立国之初，曾经被明朝的辽东、东江两镇和其盟友（朝鲜李氏王朝，蒙古林丹汗）三面包围，战略局面极其恶劣。

但是到了皇太极继位后，仅用十余年时间，便迫使朝鲜和蒙古各部臣服，甚至继承了“成吉思汗”名号的蒙古察哈尔部也不例外。最后一任蒙古大汗林丹汗，一路向西溃逃到青海，困窘而死，连他的的正妻娜木钟，都成了皇太极暖床的小妾。

北方的黑龙江流域，各个丛林部落都已经完全臣服，给满清源源不断地提供人员物力。西域的准噶尔汗国才刚刚崛起，远方的沙俄帝国尚且鞭长莫及。放眼长城之北，大漠四周，满清帝国俨然已经是无敌霸主，再无后顾之忧。

满清军更多次越过长城，出入华北如入无人之境，掳掠大批人力物力，多次给明朝的野战军团以毁灭性打击。毛文龙建立的东江镇、关宁军戍守的辽东镇，其将领和部属大部分变成了满清的“八旗汉军”。松锦大战中，明朝13万大军被打得损失过半，连主帅洪承畴也屈膝降清，吴三桂所部的山海关兵马，只是此战败逃的明军残部而已。

到了皇太极统治后期，满清已经通过“三丁抽一”的强大动员力，有能力一次性在华北地区投入超过10万人的机动兵力，而且还是携带多门红夷大炮的步兵、骑兵、炮兵协同作战的大兵团，无论军力和战力，在当时的中国大地，甚至于整个东亚大陆，都毫无疑问是最强者。

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就是情报严重滞后，甚至不明白腐朽不堪、衰落已极的明朝，已经不再是其争夺天下的最大对手。因此，当大顺军攻破北京后，在对清军完全没有充足准备的情况下，在最不利的时间和地点，将8万左右的精锐主力投入到山海关战场，其敌人却远不止是区区3万战兵的吴三桂部。

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动员了十余万八旗主力军团，和吴三桂军团内外夹击，一片石之战一战就把最强的竞争对手打残。李自成军队主力损失惨重，在京畿和河北地区再难立足，被迫仓促西撤。

满清入关后，作为一个已经立国近30年，体制完备的稳固政权，能适应当时局势的切实需求，又在明朝政权土崩瓦解之际，以恰到好处的政治政策大肆招降纳叛，自然是势如破竹，近乎无往而不利，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

李自成政权相比于满清，崛起速度太快以至于根基严重不足，来不及巩固其根本，当主力被打残后，更被满清以优势兵力和骑兵集团多路合击，轻易夺取了山河表里的山西地区，其根据地关中地区，也再无地利可言，而后墙倒众人推，坐拥数十万部众却一路丢城弃地，向南溃逃，正是“运去英雄不自由”了。

南明弘光政权继承了持续了两百多年明朝体制的一切弊端，又把阶级利益凌驾于民族矛盾之上，搞愚蠢之极的“借师助剿”，其倚仗的“江北四镇”，本身就是纯粹军阀化、听调不听宣的乌合之众，在清军铁蹄面前，纵然苟延残喘一时，终究如冢中枯骨般不堪一击。

只有一隅之地的大西军和大顺军残余势力，以及各路汉人军阀，本身实力原本远不如满清，又彼此勾心斗角，难以形成合力。

只是多尔衮在两年就扫平了李闯和弘光政权两个主要对手后，利令智昏志得意满，发布以“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为代表的各类民族压迫政策，过于残酷惨烈，激起了广大汉人民众的普遍反抗，才让这些反清势力得以死灰复燃，此起彼伏支撑了近四十年时间，一直到台湾郑氏政权覆亡。

当中原大一统帝国崩溃后，体制内部崛起的新兴势力集团，作为体制外势力的流民军，以及边疆异族集团，谁能迅速完成组织化和制度化，那么谁便赢得了争夺天下的最强砝码。从秦朝末年、西汉末年、东汉末年、西晋末年、隋朝末年，唐朝末年一直到明朝末年……无不如此。

所以，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之所以不能如满清一般成事，归根结底，是因为刘邦、曹操、李渊、李世民、赵匡胤这些汉人英雄比他们更强！

天柱将倾，明失其鹿，满清代之，也只是此类历史大戏的又一场轮回。

（本文部分观点，源自笔者好友【长乐夜未央】旧文：满清在明末群雄逐鹿中胜出原因分析
得其授权引述，此致感谢。）

简单交流两句。清初统一战争同时有民族战争和阶级战争双重意义。根据顾诚老师的研究可以看到，闯王是一支比较坚决的革命力量；而在明末饥荒战乱，民生凋敝的背景下，闯王军队的经济开源也主要是分地和追赃。

因此闯王的革命力量深深伤害了明末的统治阶级，也就是旧贵族，旧官僚和大小地主的利益。

闯王攻克北京，只代表明末统治阶级的总代表垮台，而旧权贵的反革命力量在江北已经难以重新恢复。但这些分散的权贵，仍然掌握了庞大的政治经济硬实力，在归顺和复辟之间选择观望。

所以闯王攻克天下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建设新社会还需要更普遍，更本质，更漫长的继续革命之路。

而满清的干涉恰逢其会，他们并非以异族掠夺者的旗号来入侵中原，而是打着为明室复仇的旗号。这个旗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是旧官僚，权贵，大小地主的新代理人，新的暴力统治工具。

因此满清很快得到了明末旧统治阶级的支持。洪承畴投降后反被重用，说明了给明朝做权贵，和给满清做权贵一样合乎自身利益。吴三桂投降，也是身为旧贵族的家人被闯王革了命，立刻看清了去就。做民族罪人，仍可享受统治阶级的荣华富贵；而做民族英雄，也逃不过革命力量的清算。

这部分人，和其他投降的知识分子，地主一样，根本出发点都是阶级利益。直到满清剃发留头后，才激起一小部分权贵也加入人民的反清斗争，因为他们发现在满人手下做权贵，还是不如在明朝时爽。

所以满清统一中国，本质上是明末旧统治阶级被打得一盘散沙之后，在异族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疯狂镇压革命人民的一场复辟战争。

这也说明了，为何满族统一战争的主力是汉人，而反清最坚决的却不是庸碌的南明贵族，而是旧农民革命军的残部。

上述道理是古今中外阶级战争的公理。投靠民族敌人来镇压人民革命是必然选项，不仅洪承畴吴三桂会这招，巴黎公社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也会求助普鲁士，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也会求助英法，清末的慈禧也懂得宁与友邦不予家奴，民国的蒋介石也懂日寇之害不及tg，攘外必先安内。

而真正的统治阶级，并不是那几个死节的权贵，而是无数霸王别姬中的袁世卿。他们在大清牛逼，民国牛逼，日本人来了也牛逼，日本人投降了还是牛逼，只有解放军来了才会死无葬身之地。

至于为何得民心者没有得天下，还是那句老话，没有先进的理论，先进的纲领和先进的组织，只能用血泪把遗憾留给未来的同志。

无论哪朝哪代，“民心”最主要是社会中层以上群体之心，安抚好他们最重要。底层人民没有话语权，不是穷极到全无活路，他们意愿是不重要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饿死很多人，城市却少有人饿死；八十年代，农村一年也难得吃几回肉，城市居民却基本可以每星期吃一回肉，还能每天喝牛奶；“温州动车事件”引起非常大的舆论震动，最后高铁被迫降速，因为那时候高铁还只是中产阶层的出行工具，中产阶层群情激昂，铁路部门不得不最终降速。如果换成是农民工群体——煤矿或者一个血汗工厂死四十人，却总能以政府英明救灾处理事故的故事收尾。

能够受良好教育，有一定经济基础，有了话语权，才有资格被安抚。社会底层人民在公共事务上没有话语权，往往被选择性忽略，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历朝历代，统治者建政以后，首要安抚的主要是乡绅、地主、官僚、文人、贵族世家之心。普通底层人民只要能从动乱中安定下来，统治阶层之前做过什么并不重要。他们申诉无门，除去衣食温饱之外，也无精力和见识去关心更广阔的身外公共事务。

这些被忽视的群体，是从古到今最艰辛最可怜又最沉默的一群人！

在古代，我国农民阶级只有朴素的民族主义而无现代民族主义。所以当时的侵略者急需找孔家和汉族地主获得合法性，只要他们认可了，事情就成了一大半。绝大多数的农民一辈子都在农田里干活，县官都很少见到，对他们而言地主老爷就是皇帝的代言人。汉族地主管着他们，他们哪清楚管着汉族地主的皇帝老儿是哪个民族的。

单纯靠民族主义口号不解决根本问题、要从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法入手。清入关时，中原早已饱受战乱，但战乱减少了人口客观上减轻了人地矛盾。这就在阶级上降低了农民反抗的意愿。

其次，满清对汉族地主阶级基本是招降纳叛。地主阶级这帮有奶便是娘的玩意在天朝科举制度和特色的文官制度下发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他们可以某种程度上“独走”，倒不是说皇权真被限制了，而是他们对封建秩序没有人敬畏感——“皇帝谁做都行，反正老子考科举上来的，下一个皇帝不废科举且给我升官就行”。

也就是说李自成和明朝死磕消耗了过剩人口，缓和了阶级矛盾；满清入关政策狡猾，瞬间和汉族地主阶级达成共识，几乎像和平演变一样接收前明官僚。满清在群众忍耐力极限试探，且成功找到了平衡点。

民心往往对本国政权改朝换代作用最大，对外国侵略并不能起直接作用而是在团结我方时起作用。就好比纳粹占领波兰，在巨大的力量差距面前，你不能批评波兰人“觉悟低”、“不爱国”。

再说了，不把爱国者有效组织起来，单靠一城一地的爱国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反抗，怎么可能赢？若说“城城如江阴大明不亡”，可为何国家一乱，官僚捞钱跑路无人主持大局？为何亲王相互抢着登基相互撕逼？组织起来的民心比钢铁还要坚硬，无组织的民心是慷慨就义的悲剧。我们赞颂慷慨就义，但更希望“一扫腥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