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联突破不了威权政治模式？ 第1页

因为本来就不应该突破得了。

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很多人是没有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却被糖衣炮弹打倒了，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政治观念。很多人对拿枪的政治斗争（打仗）的难度是有充分认识的，却对拿着纸笔话筒统计报表，站上讲台，坐在会议桌边的政治斗争（改革）的认知极为幼稚天真。

人类历史上这类关乎大国国本的特大改革，突破不了才是正常的。足球运动员不能连过五人需要什么理由？一个人带球干五个人本来就是违反足球规律的事情，过不去是必然，过去了才是极端偶然，一旦做到了都值得大吹特吹。哪个球迷会觉得过不了5个人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需要刨根究底去问为什么的事情？

动摇国本的改革能够成功突破旧体制是政治奇迹，做成的人都上了教科书。苏联只不过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没有创造奇迹，仅此而已，奇迹如果总能发生也不叫奇迹了。国本改革的失败根本不需要理由，本来就应该失败，万一成功了才是一件稀奇事，才有问为什么的价值。

斯大林模式是春药，是冰毒，是竭泽而渔，一旦停止使用，立刻就会暴露苏联虚弱的事实。

可惜，在战后核武器的威慑下，人类进入了较长时间的大范围和平，没有了世界大战，带有军事色彩的斯大林模式就是铁拳打在棉花上，和平竞争又竞争不过对立面，当初的许诺迟迟无法兑现，理想破灭，垮台散伙是迟早的事情。

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跨入到红色专家高居顶端的专家治国秩序。

在这里首先要下一个定义，那就是什么是“修正主义”，根据霍普金斯大学对苏联史以及一大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研究，修正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历史，往往就是指红色工程师治国这么一个阶段。所谓红色工程师，就是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红色官僚们和旧的知识分子合流之后形成的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这些红色工程师统治下的社会，既缺乏右翼的选票民主也缺乏左翼的工人民主，自然是威权主义的。

这很容易理解，在铲平因为身份地位或者财富等级划分的阶级之后，社会仍旧需要按劳分配，脑体差别贯穿着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倘若不克服教育上的不平等，那么阶级被再生产出来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一点在卡尔•马克思的时代就早已被遇见，他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就提出过按劳分配的局限性，并且认为“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政权的手段，而不属于无产阶级。后世布迪厄完整了这一套理论，提出了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不过那又是后话了。

苏联和后面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刚开始建国的时候都试图克服这种教育上的不平等以避免走向修正主义，试图“文化革命”，然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失败了。而走向了另外一个红色专家高居顶端的专家治国秩序，就连现如今看起来很“原教旨”的朝鲜，实际上也已经把所谓“劳动的知识分子”纳入到国家的统治阶级之一-并且几乎是最重要的位置（参考朝鲜劳动党党徽，这也是为什么朝鲜社会主义政权如此稳固的原因之一）。

下面就从苏联铲除阶级差别的努力到其走向技官治国的时代变迁，论述一下苏联是何以走向修正主义的。

一、苏联的新生，及其消除阶级差别的努力

早在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与俄国的技术知识界就有着重要的潜在可能性达成统一。肯代尔·贝里斯（Kendall Bailes）就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的技术知识界，两者都决定用科学来现代化俄国。两者目的统一就为两者最终弥合奠定了基础。而且，布尔什维克党对于俄国的技术知识界的统制，对于一直被沙俄雇佣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计划者来说，也不是什么完全陌生的东西。另外，列宁也赞赏技术知识界的知识和务实的倾向。

在沙俄倒台，工人占据工厂，农民占据土地的情况下，这些知识分子的秩序倾向还是会倒向布尔什维克党，而舍弃了和布尔什维克党竞争的民粹主义党和无政府主义党。倘若布尔什维克本身受过圣西门的启发，那么两者可能会联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由专家治理的社会。

然而，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党信仰着马克思主义消除阶级差别的目标，那么他们就必然和知识阶级界的专家们发生尖锐的冲突，这些知识阶级自然包括技术知识分子界，从而导致了一段持久而尖锐的冲突。

在苏维埃的早期，苏联共产党与知识精英之间的联系，要比中国五十年代初中共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要变化无常和敌对得多。由于一大批知识分子拒绝与新生的革命政权合作，对头六个月广泛的罢工，布尔什维克当局的回应是让所有的技术专家去强迫服役。列宁称苏维埃当局为一方，资产阶级的代表及其部分知识分子为另外一方，这是两方的一场内战。 在这个阶段，布尔什维克创立了红压倒专的管理机制。

就像后来在中国实施的那样，党委派出政委监督在职的经理厂长和技术人员，虽然他们与和其合作的技术人员给予丰厚的报酬，却在政治上避开他们。取而代之的是，党招收工人入党，并提拔工人到权位上，来加强自己的队伍。

1928年，布尔什维克夺权十年之后，党内仅有128名工程师，而工人却有74.2万。苏维埃的工厂一般是由一名红色厂长来管理，他一般出身于工人，且极少受到正规教育；这位红色厂长依靠一位总工程师的帮助，这位总工程师通常不是党员。

在俄国，与后来的中国一样，早期的共产党教育政策波动，总是朝着一个激进的方向移动。列宁把马克思关于需要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评论，当作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目标；1919年制订的《布尔什维克规划的教育政策要点》，承诺改造学校，把它“从资产阶级控制的武器改造成彻底摧毁社会内部阶级分裂的武器”。规划许诺为十七岁以前的所有少年儿童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大学的大门对所有人敞开，并在学习与生产劳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当然，这些只是对未来的承诺；

在当时，大部分民众是文盲，学校很少，而且大部分老师敌视新生政权。在苏维埃时代的头十年里主要仍是自治的学校，成了不同的教育议程竞斗的场所。苏联教育当局努力实施进步的教学方法，它基于实用知识和全面的智力发展，但许多老师则努力维持常规的标准及方法；而无产阶级的学生战斗着，要从“资产阶级的师生”那里夺回对学校的控制权。在高等学校，一道宽阔的社会及政治的鸿沟把两派学生分开：一派是从传统中学毕业的、出身昔日精英家庭的学生；另一派是工人阶级学生，其中大部分是由工会、党、共青团推荐来上专门为工人开设的大学预科的。（参考下面这段《钢铁是怎么炼成到的》的学校情景节选）

扎利瓦诺夫（富裕的子弟）一边轻蔑地看着丽达，一边小声地跟莉莎嘀咕着什么。坐在前排的高年级女生，鼻子上扑着粉，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狡猾的小眼睛滴溜溜地四处转...那个青年机枪手也在那里。他正焦躁不安地坐在舞台边上，用仇恨的眼光看着打扮得非常时髦的莉莎·苏哈里科和安娜·阿德莫夫斯卡娅。她们正旁若无人地同向她们献殷勤的男生交谈着。
一个中产青年走上舞台，整了整制服，说：“抱歉得很，同志们。我弄不明白，究竟想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搞政治吗？那我们什么时候学习呢？我们总得把中学念完吧。要是组织个体育协会，办个俱乐部，让我们在那里聚会聚会，读点书，那倒是另一回事。可现在是要我们搞政治，搞来搞去，最后就会给绞死。对不起，我想这种事情是没有人乐意干的。”会场里响起了笑声。奥库舍夫跳下舞台，坐了下来。
这时候那个年轻的机枪手出来讲话了，他狠狠地把军帽拉到前额上，愤怒的目光朝台下扫了一下，大声喊道：“笑什么？你们这帮混蛋！”
他的眼睛像两块烧红了的火炭。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气得浑身发抖，接着说：“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没见过爹，没见过娘，从小就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白天要饭，晚上就在墙根底下一躺，挨饿受冻，没个安身的地方。日子过得连狗都不如，跟你们这帮娇小姐、阔少爷比，完全是另一个样！

二、苏联的工人民主政策的取消，和走向威权主义的阶段

1931年，斯大林发表了两个讲话，标志着文化激进主义的这一阶段的终结，也标志着被尼古拉斯·蒂玛舍夫（Nicholas Timasheff）有名地称为“大退却”的开始。在第一个讲话中，斯大林谴责了“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而在第二个讲话中，他宣布，旧的知识界正在移到苏维埃政府这一边来。激进的教育政策逐渐被翻了过来。成年工人被推荐上大学一事偃旗息鼓了，入学考试恢复了，学校收费也引进了。分数、课程考试和常规的教学方法恢复了，实用知识的学习以及学生参与生产劳动之事也减少了。学生被劝诫，不要干涉管理，且被鼓励要尊重教师的权威。阶级倾向被取消了，而且，对昔日知识精英（无论是教授还是工程师）的攻击被劝阻。专业级别被恢复，而且，对那些有较高资格、 做岀更大贡献人士的工资及待遇也增加了。这导致工人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之间有了一个稳步加大的鸿沟。

在1930年代初，成千上万新被打造出来的无产阶级红色专家毕业，进入了劳动大军。最初他们被招收进来上大学，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取代那些不可靠的资产阶级专家，但到最后，大部分的老专家仍被留了下来。结果证明，在激进政策被抛弃后，在不断发展的工业化热潮中, 仍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新、老专家。尽管如此，许多年青的红色专家得到提拔，取代了文化水平低下的红色厂长与经理（1920年代从工人队伍中提拔上来的），1936-38年间大规模的官员遭清洗一事，促进了这一过程。"结果，红压倒专的结构被一个新的模式所取代；在这个新的模式中，政治、管理和技术的领导合在一起，权威集中在单一的又红又专的厂长手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第一批红色专家的成员迅速升迁到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中，并且在1960年代及1970年代逐渐掌控了苏联的领导权。由于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强烈的阶级偏向政策，这些领导人一般是工人阶级出身，但在阶级歧视被取消后，教育机构也逐渐更多地从知识阶级的子女中招取学生。

虽然政治运动在随后的岁月里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但在1930年代初放弃了文化激进主义以后，主要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专门针对旧知识精英的成员，也没有使与教育相关的社会不平等作为政治动员的一个原因。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社会由两个友好的阶级，工人和农民，还有一个他称为「劳动的知识分子」的阶层组成。后面这个术语，正如费茨帕特里克指出的那样，不仅换掉了贬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词，现在还包括着旧的知识界成员及党的干部两者。到1950 年代，苏联顾问专家到达中国之时，苏联正由红色工程师们管理着，他们是被一个有着明确等级制度的学校体系和一个信奉专家治国论的党组织所选拔的。

实现一个无阶级社会并清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目标，直到苏联的覆亡，都是苏联共产党教条的一个正式部分——并神圣不可侵犯地写入国家的宪法。然而，在文化激进主义于1930年代初被放弃之后，这一目标不是要靠阶级斗争的手段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工人农民文化的逐渐改善、使他们可以达到知识界的水平来实现的，而知识分子现在成了效法的榜样。这个新的阐释激起的社会骚动要小得多，但是，它对减小阶级差别的影响甚微。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给知识界成员所提供的工资及物质条件，比起工人的来说，在稳步增长，而且巩固知识精英的社会优势、促进其代代再造的制度也被精心打造，并得以加强。

三、评价

苏联铲除阶级差别的努力以及几乎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铲除阶级差别的努力，都走向了同一个专家治国的结局，关于此，根本上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工程主义化必然会大量依靠知识分子，尤其是理工科的知识分子，这就使得部分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框架合法占据了一个高地，并且为其谋求高的阶级地位建构了法理性。这几乎是必然而然的事情，这个问题本身的答案其实更简单：

只能说苏联的“革新开放 ”，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逐步开始了，因此走向威权主义也是不可避免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