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清朝，明朝后下一个汉人王朝是否能打下今天的领土面积？ 第1页

先给结论：

1.肯定不会局限在汉地十八省；

2.增长规模有可能会小于本位面；

3.可能会拥有部分本位面并非清朝领土的地方。

说把满清换成汉人王朝，中国领土也不会局限在汉地十八省是根据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经验对比得出的结论：在16-19世纪，由于火器技术和远洋航行的成熟、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美洲作物的引入和普及，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定居文明民族很多都进行了一波扩张高潮，或多或少开拓了原本涉足甚少的异民族甚至异文明地区。

在东方：

日本对北海道开始进行殖民开拓，后来还向北试图控制库页岛，向南又控制了琉球。

泰国向北控制并同化了兰纳，向南吞并了马来影响很大的宋卡、北大年。

越南彻底消灭占婆，之后又开拓了肥沃的湄公河三角洲。

在西方：

法国消化了佛兰德斯、洛林、阿尔萨斯、弗朗什孔泰、科西嘉等地，后来还开辟了北非沿海。

英国彻底控制爱尔兰，此外还殖民了北美东海岸，建立了著名的十三殖民地。

俄国在西面从瑞典和奥斯曼手中夺下黑海和波罗的海出海口，向东则一路推进到太平洋。

从这么多样本来看，把满清换成汉人王朝，在17世纪中叶以后打出一波扩张高潮也是大概率事件，而事实上在晚明时期，由于人口膨胀，汉人也已经开始自发向台湾、漠南等地流动了：

嘉靖初年，大同地区的卫所士兵暴动，多有逃入蒙古者。

在嘉靖、隆庆年间，白莲教徒赵全等人投奔俺答，在板升地区开垦。

隆庆五年，右翼蒙古首领俺答汗被封为顺义王，此后同明朝稳定互市。

万历末期，袁进、李忠等人以台湾沿海为据点为寇常驻。

在万历、天启之际，颜思齐、郑芝龙等人渡海进入今日台湾彰化一带定居。

天启初年，周婴记载福建当局有在台湾沿海派兵屯田设立郡县的计划。

和永乐年间明朝在东北、西域、东南亚等处的“开疆”行为不同，这一时期汉人同边疆地区的联系是建立在民间日益繁荣的经济往来之上的。只是因为明朝此时已经明显衰弱，明朝自身终究未能有效控制这些地方，但如果是换成新兴王朝，在其政权仍然有活力的时候显然更有动机去进行对外扩张。这个时候蒙古人已经力量分散四分五裂，而被后金整合起来的女真人如果被新王朝击败，其实力也会遭到毁灭性打击。拥有军事和经济双重保证的新王朝完全有对边疆地区开拓的意愿，成功也是大概率事件，同时由于汉人王朝不会对这些地方封禁，甚至鼓励民众开垦，东北和蒙古也能够更早更彻底的完成“汉化”。

当然我们也知道，在17世纪时，欧洲人向远东的扩张和渗透也已经极为明显：西班牙殖民了吕宋并多次排华、荷兰在巴达维亚建立稳固殖民地并一度侵占台湾、俄国也沿着水路一直渗透到黑龙江流域。本位面雅克萨和热兰遮的实例表明此时的欧洲人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优势，但拥有体量优势的亚洲人击败百人千人规模的欧洲部队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嵩县认为把满清换成汉人王朝，有可能只控制松花江流域，而无法把俄国人赶出黑龙江流域；而林怀谷认为如果不是郑成功走头无路可能不会夺取台湾。但实际上这两条并不成立，清朝是在大伤元气的三藩之乱之后才跟俄国打雅克萨，尚且能打出尼布楚条约，大概率没有三藩问题的汉人王朝完全有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同俄国人决战，甚至以贝加尔为界也不是不可能；台湾方面，天启崇祯年间的明朝对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在台湾活动也是高度注意的，只是内忧外患集中爆发的明朝对此已经有心无力而已，而新王朝为了海防问题自然有实力和动力彻底解决台湾。

当然，把满清换成汉人王朝带来的变动也不完全是有利的，虽然汉人王朝利用喇嘛教笼络控制边疆民族也不是做不到——反正在明朝时也有先例了，但汉人王朝没有满蒙联盟的需要，也没有太强的和准噶尔争霸的动力。往悲观里讲，也许新王朝会以类似金蒙边界/内外蒙边界的分界线同准噶尔瓜分蒙古，同时对和硕特汗国和准部在西藏的活动也不甚在意，那样新王朝疆域可能会类似于南宋、金、西夏、大理四国的叠加。往乐观里讲，新王朝也许也能做出多伦会盟、派大臣驻藏的举动，但彻底消灭准噶尔的动机则弱的多，当18世纪中叶准噶尔陷入困境时，新王朝更可能的做法是让其成为朝鲜一样的藩国而非消灭之，那样中国疆域就会变成有外蒙和外东北而无新疆的样子，类似一般书籍上的元朝（实际上元朝领土极可能远没有那么大，此事另议）。

以悲观版本为例，这一版本虽然面积较小，但由于内部交通较为便利，新王朝有充足的能力在19世纪前完成对这一疆域的汉化，其领土面积可估计如下（单位为平方公里）：

1142年金朝361万，南宋200万，西夏80万，大理65万，台湾3.6万，合计710万平方公里。

1208年金朝315万，南宋200万，西夏79万，大理77万，台湾3.6万，合计675万平方公里。

即这个“中国”的领土面积大约是700万平方公里上下，比明末的350万平方公里增长了一倍。这个扩张率也可以跟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扩张程度进行类比：

一个“大德意志”国家的面积近似等于德意志邦联+东西普鲁士+波森+阿尔萨斯-洛林，总面积为630100+25534+36993+14496+28970=736093平方公里，但其中有相当部分并非德意志人居住，真正德意志人为主的地方即使算上瑞士也不过63万平方公里左右。不过这一数据已经是11至14世纪德意志人大举“东进”之后的结果，在“东进”之前，不仅奥得河-尼斯河以东被割让给波兰的土地以斯拉夫人为主，原东德境内的勃兰登堡、梅克伦堡-前波莫瑞、萨克森三个州以及奥地利境内的布尔根兰、下奥地利、施泰尔马克三个州也由斯拉夫人居住，德意志人的居住面积在33-35万平方公里左右。东进的扩张率为80-90%。

越南在17世纪后新增的领土包括从占城夺取的庆和、宁顺、平顺三省、从柬埔寨夺取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以及更为偏远的西原地区，总面积为13.3万平方公里，对比越南现在面积为33万平方公里，越南的扩张率为67%。

以德意志人和越南人这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来看，17-18世纪汉人分布范围扩大一倍左右，达到南宋、金、西夏、大理四国面积之和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

当然，虽然汉人王朝在新疆、外蒙、西藏等方向上可能会有减少，但这样的王朝也会在另外一些方向上收之桑榆：

面对日益壮大的“下南洋”浪潮，汉人王朝不会像清朝一样把南洋华人当成可能“反清复明”的危险势力，而更可能积极用兵于南洋，帮助这些华人开拓地盘。即使认为同西班牙争夺吕宋、同荷兰争夺马六甲/爪哇等操作有很大难度，那么把湄公河三角洲、婆罗洲、宋卡等华人力量较强而欧洲人/原住民较少涉足的地方变为中国之郡县或者跟缅甸争夺孟养、木邦等明朝故地就还是相对可操作性高一些的。此外菲律宾南部的苏禄虽然是穆斯林统治，但因为受到西班牙压迫也有内附之心，在中国的协助下苏禄在菲律宾南部扩大势力也是可选择的方向，越南也可以借助西山起义的动乱状态被新王朝吃下至少北部。这些都是本位面清朝所放弃，而新兴汉人王朝很有希望成功吃下的地方了。

其实清朝真正有效治理区域的大扩张是近代引进西方军事技术以后。类似情况还有祖鲁和毛利人的军事扩张。从这个角度无论哪个当朝，到这个阶段都会有如此表现。

虽然乾隆时期先后平定蒙古新疆，驻军西藏等，但实际上除了满清龙兴之地东北（部分地区），其他边疆都还是以羁縻统治为主，清廷在新疆和蒙古都只是控制了交通线上的大城市，对于地方则是依赖当地豪强羁縻统治。蒙古因为和清廷文化接近，又不断和亲，所以相对安定，但是新疆一直叛乱不断，一直到阿古柏入寇而彻底失去控制。西南地区虽然从雍正开始就改土归流，但是效果有限，西南地区各路土司也是大小变乱不断，大小金之后藏区又多次叛乱，再加上西南诸夷和回民不断起事，骚扰川省，清军在西南地区一直有较大压力。台湾郑克爽投降以后，清廷能有效控制的也只是沿海平原地带，对于喜欢出草的山胞也只有尽量不要去招惹（山胞喜欢出草这个病还是后来日本人给治好的）。

但是近代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以后，即使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廷军事扩张的成绩也是足以书写一下的，清军收复新疆，并且在新疆、台湾建省，第一次真正有效统治了西域和台湾地区。西南改土归流也有很大进展，西康虽然是民国才建省的，但是基础则是清末改土归流就已经打下了。

虽然因为西格拉姆会议被迫从西藏撤军，但是清廷很快再度进军西藏，如果不是保路运动爆发，赵尔丰被迫回军，清廷再度驻军西藏，甚至由此在西藏建省都是可能的（当时在藏区推动改土归流，不仅大大强化了对康区的控制，藏东也落入清廷直接控制之下）。

所以说虽然清廷在近代表现堪称不佳，但是凭借西方先进技术依然可以在开疆扩土方面有如此成绩，我个人觉得没有理由不相信别的政权就做不到这点。而且如果是汉人朝廷，立宪难度大大降低（清廷立宪困难的根源在于满清贵族不肯失去旗人特权），可能近代化的程度还会更快一些。

更进一步说，其实整个近代历史就是西方先进技术文明征服全球的历史，越早接受西方近代文明那套，越早得便宜（沙俄）；越晚接受，吃亏越大（满清）；拒不接受，就是被人鱼肉到死（火鸡国、阿拉伯）。

沙俄能够在近代迅速扩张那么大，就是因为近水楼台，西化最早，用先进打落后，从芬兰到远东，高加索到中亚，都被沙俄吊打。其实同期西方列强都在吊打全世界，连荷兰、比利时这种鼻屎国也可以打下偌大一块家业出来。
中国离西方远，近代化的晚，就吃亏，再加上满清这个部族政权阻碍，近代化就更难，所以吃亏就更大。

一、首先不要拿现代人对领土的执念去套古代人。打土地，守土地是要成本的，如果土地收益远低于成本，那么基于古代的生产力状况，这块土地就很难长期守住。

土地带来的收益，无非就是财富和安全。

对于关外来说，财富是肯定不划算的，种不了地，收不了多少税，在这里驻军，还得从内地源源不断运粮食，肯定是赔本买卖。

所以要往关外发展，必须是有足够安全需要。

但是对于一般王朝来说，包括历史上汉人王朝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入主王朝（比如北魏），在关外驻军显然远没有扼守长城划算，同样的安全保证，远少于前者的开销。所以，历史上中原王朝强盛时候，虽然会对东北、蒙古、西域武力征服，但征服之后一般都是以羁縻统治为主，而且一旦王朝逐步衰微时候，这些地方也毫无压力地放弃了。

这就是根据成本计算后的正常取舍。

这里还是强调，不能苛责古人，今天我们的生产力压根不在乎这点粮食和运输，觉得这些地方驻军没啥问题，但在农业社会，这种驻军对财政压力是极大的，如果处理不好，这种压力会给人民带来极大负担，从而加速王朝崩溃。

二、清朝要求打新疆西藏，也不是说清朝统治者的领土意识就跟之前古人不一样，能预见今日领土价值。纯粹因为清朝对安全性的需求和之前朝代不一样。

一般朝代的安全性需求是，保证农耕地区不被外敌侵犯，所以要维护这个目标，守住长城一线是比较完美解决方案。

但大清的国情就不一样了……大清的基石是满蒙联盟，这个一旦动摇，政权安全性就没了。所以清朝不会只保证农耕地区安全就完了，而是必须保证把一切威胁满蒙联盟的势力消灭掉才行。

因此，大清必须和准格尔干个你死我活。在干准格尔的过程中，基于对喇嘛教教廷争夺、交通要道控制等需要，就在收北疆的过程中，把南疆和青藏也控制了。而且不是之前朝代那种羁縻统治，而是有一定驻军，控制力更强的统治。

所以只能说因为清朝特殊性，对满蒙联盟的坚决维护，才导致在领土问题上显得与前朝风格不同。

三、当然，要知道清朝和准格尔前前后后斗了近百年。这么旷日持久的战争，对清朝来说最大问题是什么？当然是后勤啊。

在没有铁路的时代，向新疆进军是什么概念？部队的吃喝拉撒得多少银子？这种仗持续百年，对一个王朝最重要的要求不是军事上多厉害，而是财政上多充裕。没有足够的钱就没有持久战的能力，不能持久战就无法真正灭掉准格尔并控制新疆西藏。

这就回到财税问题了。清朝的财税政策比唐代先进，比明代执行效果好得多。比唐代先进好理解，站在前人肩膀上肯定先进；比明代执行力好这个，既有吸取明代教训一面，更有因为满汉分治需要，客观上保证了文武分治一直贯彻较好，从而清代的文官和士绅阶层没有明代那么大势力，税收工作自然到位很多了。

要知道光是乾隆年间的军费一亿五千多万两，而且这点钱对乾隆来说根本动不了筋骨，人家治水赈灾还敢花两亿五千万，减免税赋放任两亿五千万，自己还带吃喝玩乐各种工程都花四五千万，退位时候还能留六千万。有这么雄厚家底撑着，才能源源不断在西北鏖战。

要是像大明三大征一共花一千二百万两就把家底打空了那样，还怎么能在新疆长期用兵？

所以说，要是换成汉人王朝，除非是穿越的，否则要像满清那样打领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有不同于前朝的安全性需求，简单说就是与蒙古的联盟必须是立国之本，是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这样才能常年远征跟准格尔死磕，还能在朝廷上下得到基本共识。

二是财税制度先进且执行到位。先进这个满足问题不大，执行到位这个，就看制度设计能不能长期保证文武分治，文官和士绅不那么强势了。只要能做到，有了源源不断的聚宝盆，就有了长期用兵和驻军的本钱。

我觉得做到二有点难，做到一更难。偏偏这两点在明代都有过很到位的展示。

其实说清朝不太准确，关键是康熙。康熙一朝新增实控领土接近600万平方公里，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空前绝后的。

康熙登基时，情况是这样：

清朝的实际控制区域为今天东北的吉林、辽宁两省和黑龙江南部地区。对黑龙江两岸地区控制力非常弱，北岸已经被沙俄占据，南岸没有驻军，羁縻统治；内蒙古的中部和东部以及传统汉地。今天的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和内蒙古的西部地区、外东北、外蒙古均不在清朝的直接管辖范围之内。

需要说明的还有两点：

1、台湾岛、澎湖列岛、金门、厦门以及闽南沿海各岛皆为明郑政权控制，此外，台州、福州、漳州、温州、莆田甚至镇江、扬州等地，都曾被明郑占领并统治过。

2、三藩，是谁大家都知道。其中，吴三桂镇守云、贵，清廷准予便宜行事，云、贵督抚全受他节制，相当于独立政府。福建、广东没有吴三桂这么大的权力，但也差不了太多。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来广西是打算封给孔有德的，但是这位汉奸老兄在同农民军李定国作战时失败了。按说失败也没啥，可是他很有气节，竟然自杀了，自焚于桂林，其子也被李定国所杀。所以无人袭封，仅有一女孔四贞嫁给孙延龄。

清廷感其忠义，即以孙延龄为将军代领其众，驻守桂林，并给予其很大的自主权。这个孙延龄是孔有德的铁杆部下，所以实际上，广西也是三藩的实力范围。

也就是说，在康熙亲政那会儿，即使是传统汉地，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甚至镇江、扬州，清朝也只是半控制而已。

还有现在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康熙割出去的尼布楚，你要知道，早在1653年俄国的哥萨克人已向贝加尔及黑龙江流域入侵，沿喀尔喀边境建立了阿尔巴津（1657）、叶拉夫宁斯克（1660）等一系列城堡。阿尔巴津位于黑龙江与额木尔河交界口东岸，西岸为今天中国黑龙江省兴安镇；雅克萨在哪里想必大家都清楚。这些地方都被沙俄占了，还怎么割这些地方以西的尼布楚呢？

而俄国人修建阿尔巴津据点的1657年，康熙才4岁。

然后，康熙一朝。

撤三藩，收回清廷对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的实际控制权；

收降郑氏，康熙二十三年设台湾县，将台、澎、金、夏纳入清朝统治；

康熙二十二年，康熙设黑龙江将军，驻地为齐齐哈尔，管辖整个黑龙江流域的中上游。行政机构设好后，康熙调宁古塔兵1500人驻守黑龙江沿岸的瑷珲、呼玛尔，其中，萨布素在瑷珲筑城，驻军为永戍。至此，清廷第一次在黑龙江流域有了常驻军事机构，并在之后通过两次雅克萨之战彻底驱逐了沙俄在黑龙江中下游的势力。

之后的康熙五十三年，清廷在叁姓（今黑龙江依兰县）设协领一员，统辖范围为今天黑龙江、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的区域，包括库页岛。

至此，清廷将整个黑龙江流域的中下游纳入统治范围。

康熙三十年，因噶尔丹入侵喀尔喀蒙古，康熙第一次征伐准噶尔。期间，与喀尔喀蒙古三大部、内蒙古四十九旗王公贵族在多伦会盟，会盟规定：

废除喀尔喀蒙古（外蒙古）三部旧有济农、诺颜等名号，留汗号，依次授以汗、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依49旗例编族，分左中右三路，设盟，仿漠南蒙古例，实行盟旗制度。

以上内容，确定了清廷对整个外蒙古、包括科布多的实控。

之后，康熙又两次征伐噶尔丹，彻底确定了清廷对喀尔喀蒙古、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东侧的统治。

康熙五十七年，因策妄阿拉布坦遣大策凌敦多布奇袭拉萨，杀死拉藏汗，应以罗卜藏丹津为首的青海蒙古诸部要求，康熙帝任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出兵西藏。

康熙五十九年，允禵率军进入拉萨，大策凌敦多布带着剩下的残兵败将四、五百人跑回了准噶尔。

这是清军第一次在青藏高原有了实际军事存在，驱逐准噶尔势力后，清军没有撤出，而是仿漠南蒙古例，分封青海蒙古诸部为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并划定各部的牧地，也就是实控。

正是在这次划分中，罗卜藏丹津认为封赏不公，在康熙死后复叛。

但你不得不承认的是，确实是在康熙朝将整个青藏高原纳入了清朝统治。

其实在攻占拉萨后，允禵立刻向康熙上报了他三路出兵、直捣准噶尔老巢的计划。三路分别是西藏方向、甘肃方向和阿尔泰方向，康熙批准了他的计划。

此后，清朝按此计划向准噶尔本土发动了攻势，在康熙死的节点，清军已经占领了乌鲁木齐。然而康熙死了，雍正火急火燎地叫停了老十四的进军计划，这才让准噶尔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并让刚刚平定的青海复叛。

好啦，总结下。

有康熙一朝，康熙实控的地区为：

今天的蒙古国（多伦会盟后实控），156.65万平方公里；达里冈爱牧场（喀尔喀蒙古王公献给康熙的皇家牧场，已计入蒙古国领土面积，不再重复计算）；

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原科布多所在，三征噶尔丹后实控），17.04万平方公里；

中国台湾地区（设台湾县后实控），3.62万平方公里；

西藏省，120.22万平方公里；青海省（驱准保藏后实控），72万平方公里；

内蒙古西部（老十四兵分三路攻打准噶尔时实控），约30万平方公里；

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南部、阿穆尔州、犹太州、萨哈林州、滨海边疆区（尼布楚条约后实控），根据俄罗斯行政区划面积，以上合计143.83万平方公里；黑龙江中北部及今天的大兴安岭北段，面积约为50万平方公里。

以上领土均设有清朝的行政机构，均为在康熙朝完成实控，面积合计593.36万平方公里。

此外，因为噶尔丹的威胁，康熙确实向沙俄让出了尼布楚，但并没有割让布里亚特，并没有放弃对贝加尔湖区的主权要求，贝加尔湖区是雍正朝通过恰克图条约让给沙俄的。

而雍正之所以急急忙忙地跟沙俄缔结这份绝对不平等的条约，就是为了对准噶尔发动那场两万人全军覆没的战争。

还需要说明，《雍正王朝》中演的并不是历史。整个康熙朝的对外战争，只有第一次驱准保藏失败了，损失了大概两千人，除此之外，康熙的对外战争没有一场败绩。

个人观点是几乎不可能。但也不会简单地局限于汉地省份。

我们不妨推演一下，以李自成为例。

一、王朝鼎革

假如李自成没有过早地东进冀地，而是等到积攒了更多的实力再去终结明王朝，那么胜算是更大的。不过，世界线依旧会暂时收束——清军入关不可避免，而且满清会更加强大。北京几乎不可能保住，但顺军的强大实力会随着补给线的缩短而体现出来。东亚大陆上的龙头老大和老二，会在冀地展开残酷的决战。

但是，无论顺军还是清军，这个胜利需要用无数的鲜血去取得。毕竟对阵的双方分别是物质资源与军事科技最为雄厚、先进的势力。而且失败方也不会输得太彻底——李顺完全可以退守河洛山西，满清也可以退出华北甚至反向把守山海关。个人认为，明顺清鼎革中汉人能把北京抢回来已经很不错了。汉人政权最好的结果，不过是收复故都，夺回山海关，海路联系朝鲜争取其不要完全支持清廷。汉地中原依旧会在1660年代基本完成统一。但此前已经陷于胡尘之中的敦煌等地，很可能不会包含在内。

不过顺朝首都位置就有疑问了:陕西太过干旱贫瘠，西安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维持成本太高，因此大顺必须迁都，同时淘汰了太原。北京几乎不可能是顺王朝的首都，因为距离东北清廷核心区太近了，而且之前的王朝鼎革中，山海关有可能无法收复，反而连接辽西走廊，成为清军入关骚扰、抢劫的门户。如果考虑登州/天津——金州海路，一旦清军再次入关更是首当其冲。更何况在北京聚集的前明遗老，不乏怀有二心者。这也淘汰了南方长江流域城市，甚至更偏远的岭南城市。个人认为，最佳选项是洛阳。有险可守，而且靠近大顺龙兴之地，漕运便捷，物产丰富，民众忠诚。只是暂时不能在此调用人力。不必考虑花园口，打到跟前再撤甚至大顺自己挖开也不是不可以。

清廷首都仍然是盛京。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且靠近前线，又有辽河之险可守，便于安全地指挥战争、补给军队。《孙子兵法 始计篇》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顺朝和清廷会在冀州决战之后，有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不过要注意，击败清并不意味着彻底摧垮它。清军在失去争夺天下的可能后，就会为撤离做准备了。京师的战利品足以使旗军心满意足，以及掠夺人口粮秣，这一趟下来不算亏。退出关外的清军将极有可能折损了很多绿营，但旗军依然保有强大实力。

退回辽东塞外的清廷，借此有一个极佳的休养期。对于清廷而言，以往的劫掠模式已经不再可行。因为需要汉人来治理国家，因此其政策基本可以参照三次元大清，甚至在存亡危机面前对自己治下的汉人更加礼遇。清廷带给辽东的衰落基本可以随着清顺冀州之战的失败而结束。而顺朝一定会竭力试图光复辽东，甚至意图扩张到明朝边墙以外的地方。装怂无用，努尔哈赤早年称李成梁为父亲。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为了自身的生存，会在撤出冀州前夕进行最后的掠夺，将全套的中原技术带回辽东。此外还会在地缘上做两件事:

1、整合内部，恢复辽东生产。

2、开发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嫩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作为备用生存基地。

注:很多评论说清军不入关必然分列啥的，其实我觉得不然。顺朝肯定是想恢复辽东拱卫京师、拓宽领地的。而顺朝一旦平定辽东，一定会将女直人赶尽杀绝，以防再出努尔哈赤。在存亡危机面前，清廷反倒会团结起来。对他们来说很简单，不分还是权利分配的事，分了是要命的事。

那么，此时在黑龙江流域烧杀掳掠的哥萨克，无疑会触及清廷敏感的神经。哥萨克在乌扎拉村战役中面对的将不再是千余出于应付派遣的兵力，而是清廷缜密筹划后，由优秀将领率领的主力军。由此推断，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清廷赢下战役之后还会进行追击，夺取沙俄修筑的堡寨以为己用，解决冬季生存问题。清军为了解决俄国侵犯问题，事前筹备补给也不会按照一场数千人战役的规模来准备。清军会一直追击俄军到布里亚特蒙古人的领地，有悬念的战役将会发生在巴尔古津，清军如果结盟布里亚特，甚至可能在1653年或1654年夺取刚刚建立的伊尔库茨克。将俄罗斯势力逐出东北平原后，清俄会达成议和——清廷再追击，远离补给进入俄国已经经营一段时间的领地，胜算已经不大，且获得的领土更加难以掌控。俄军也没有必要在“错误”的方向（尽管距离“正确”已经不远，但毕竟还是没到）劳师征远，出动几千上万人和八旗军团抢这些荒凉的地盘。双方的领土分界线可能是在贝加尔湖以西，清廷可以建立关隘来把守的地方。

此时，俄罗斯和清廷应该会达成一定的内陆贸易协定。既然扩张被击退，那么也没必要保持敌对了。这不仅比互相抢劫划得来，更是双方麾下游牧民族的长期饭票。对稳定边疆有重大意义。此时奥斯曼帝国和中亚的地方势力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清军依旧会越过漏洞百出的长城（清军撤退时会对明长城进行有计划的破坏）抢劫。保证华北安宁的核心是拉拢蒙古贵族，但在他们大多和清廷联姻的前提下，顺朝将不大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北京能给蒙古人的，辽东能给。北京给不了蒙古人的，关北能给。指望蒙古人背叛清廷并不现实，更合适的地位是清廷和顺朝之间的调停者。

顺朝在统一后收复有根据地、荷军不过千余人的台湾简直易如反掌。

二、顺清争霸

顺朝对清廷的沉默是暂时的。它需要恢复1630年代以来不间断的灾难造成的损失，而一旦得以恢复，其力量将是无穷的。依托北京这一战略补给结点，收复被清军反向把守的山海关也只是时间问题。清军也深知山海关靠近关内补给结点，长远来看清廷保住这里也是不可能的，守卫的意义是为后方生存基地的成长争取时间。一旦失守，清廷再也不可能夺回。不过清军会以这里作为练兵场，尽全力保卫。一旦无望把守则立刻有序撤退，并在回到辽东的路上焚烧建筑、迁移人口、转运物资。

至迟1690年代，顺军将会出关谋求辽东领土。可是想要谋求辽东领土，首先必须在凌河流域建立稳固的据点，同时要能完全自给。这样才可以承接迎接顺军主力部队，并为之提供补给的战略任务。这两点在近在咫尺的八旗军团面前几乎是矛盾的。依靠海路与内地连接更加不靠谱——冬季的渤海和辽东湾会满是浮冰，根本无法航行。这时则是清军拔除据点的良机。想要得到朝鲜的支援，需要在陆地上与其接壤。而如果在陆地上与其接壤，即便是登陆丹东也要面对差不多的问题。否则顺军失败后（没有与朝鲜路陆上接壤就是失败），朝鲜无法独自应对清的愤怒。这就是一个悖论了，更何况朝鲜的援助本身意义也不大。

顺军可以依靠南洋的洋人输入技术获得优势，但清军也可以在战场上学到并加以反制。连年征战之下，八旗可能根本就不会腐化。清廷当时的行政效率来看，顺军的任何技术优势都只能在战场上发挥一次作用，之后就会被清军学到。清廷也可以依靠日本兰学，或者通过朝鲜、琉球，与荷兰人贸易来获得技术。但当时日本兰学并不发达，而清廷内部矛盾也会减缓技术的吸收。清廷唯一阻断这一过程的方法是干涉琉球乃至日本内政、或者击垮荷兰的东亚力量、或者二者兼备。进入18世纪，顺朝将逐步取代清廷成为东亚科技水平最先进的势力（其实清廷之前也偏科，军事被超了就是被全面赶超。）但并不会在与清廷的技术竞赛上获得太大优势。清廷的技术水平会被赶超，但依旧是紧随着顺军的步伐而提高。如果技术代差无法形成，那么在东亚军事科技水平最先进的势力之一的领地上建立城市，并抵挡住八旗精锐步兵、装备精良的汉军火器营、蒙古健儿骑兵、朝鲜仆从军、日本或者（这个词可以被替换为和）荷兰雇佣兵的反扑，无异于天方夜谭。即便强行堆人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清军袭扰无法屯田，需要跨越数百里转运粮草，其间损耗极为巨大。并且人数也是关键，人少了不经打，人多了养不起，每年最多八个月的行动期难以有所作为（即便有也要在冬季到来前抛弃，不然等着断补给线，并承受巨大的客场作战惩罚，时长半年）收益遥遥无期，成本极其高昂。这种作战估计很难持久。而且前朝之鉴，万一这支部队不是只吃大顺发的饷，麻烦就大了。

准噶尔汗国的出现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顺朝当然会以其为盟军对抗清廷（可以理解为驱虎吞狼之计）至少拆掉其蒙古贵族。但是蒙古贵族和满洲贵族基本合二为一的前提下，这个目的很难达到。最多完全抢夺其地盘。随后以葛尔丹的野心，很难保证它不会攻击顺朝在长城之外的领地。顺朝不得不将其驱离靠近本土核心区的地方。此时则可能会依靠清廷和其控制下的蒙古人了，还有其背后的俄罗斯。不过这个目标一旦达成，准噶尔汗国不再威胁核心区，也将意味着顺清短暂同盟的终结。准噶尔汗国的威胁将仅限于边疆地区，而清廷和顺朝互相威胁核心地区，双方会迅速反目，将威胁减弱的准噶尔汗国撂在一边。准噶尔汗国面临的长期威胁将只有俄罗斯，活到19世纪不成问题。顺朝可以考虑和准噶尔达成一定的协议，比如借其手约束一下不大安分的西南某高原。此外，还可以在二者之间构建一条贸易路线，给贫瘠的晋、陕、甘三省发长期饭票，同时活跃首都洛阳的经贸，所需只是准噶尔首领野心别太大，这太划算了。

辽西走廊将因为战乱和人为荒废而变成一个顺清之间的屏障，地区发展会十分落后。

总结一下，整个18世纪的东亚局势是:

一方是准噶尔统一疆藏并在甘肃西部青海南部占据土地，顺朝拥有汉地十八省和趁准噶尔之乱时夺取的河套，可单独设河套省，与台湾省在以下合并称汉地二十省。南洋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了对抗荷兰，可能会和顺朝结盟。

另一方是以辽东为核心、岭北为副核心，占据东蒙、岭北和贝加尔湖，和鄂霍茨克海周边部族有联系的清廷满蒙汉共同体。其中蒙古贵族的生存区域一定程度上被压缩，但还会忠于清廷，并且依靠贸易线过得不会太差。其盟友有依靠贸易联系的俄罗斯，和被裹挟的朝鲜，还会得到被顺朝损害利益的荷兰人和日本人的帮助。

技术竞赛会让双方的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不断提高。顺朝会居于领先地位，但清廷也会紧随其后。双方不会拉开太大差距。满地图乱窜的洋人会给不同势力，提供丰富的技术进步机会，也是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有五条很重要的贸易路线:

顺准西北贸易路线:洛阳——晋南——陕南河套——甘肃——吐鲁番。

清俄塞外贸易路线:辽东辽西——岭北——东蒙——贝加尔湖——俄国叶尼塞河流域

清廷和日本共同主导的环日本海贸易圈会很活跃。且会和清俄贸易线相接。

顺藏传统的华西茶马古道，和顺准线可以构成十字或者三角形贸易线。但对蒙古人吸引力不大。

顺欧南洋贸易路线:中国各地——琉球海南——菲律宾东帝汶——印度洋和太平洋伊比利亚人贸易据点

姿ben主义萌芽会得到比三次元发达N倍的发展，并且会传播到更广大的区域，包括但不限于顺朝清廷日本朝鲜的核心区域。但能不能开花结果出姿ben主义，有待探讨。

三、步入近代

本人生性懒惰，加之不堪重写近代史之大任，无法面面俱到。只能大体推演。

进入19世纪，顺和清分别因为各自的问题走向衰败。清的认同危机和沙俄威胁，顺的边患以及列强的新一轮挑战。

因为清朝入关了，所以直接改历史把女真人改没了。

那没了女真还有蒙古呢？终明一朝只是把蒙古赶到塞外而已，明朝再往外打就是土木堡了。你有实力半天，拿不下草原，说什么更大疆土呢？

更别说女真没了，关外的真空让蒙古补了，中原又赶上明末战乱，为啥人家要等你大一统了再对线？燕云十六州的事再来一遍不香吗？

还有你凭啥认定明朝之后一定有个汉族大一统王朝？真就北面大顺，南边南明不可能吗？明朝士大夫，特别是东林党那些玩意什么德行不知道吗？到时你拿什么往外攻？

反正你就硬是假设明亡之后中原迅速大一统，然后北元坚持不雄起呗，那你直接打无敌秘籍平A呗。

先立论：能。

再给出论证：根据演化动力模型，通过地缘因素推导出历史发展的逻辑。

中国历代的疆域变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无非内外两大作用力。起主导的外部作用力为来自北方的威胁，更确切地说，来自蒙古高原的威胁；而与之对应的是内部作用力，即应对来自北方这种生存威胁的地缘布局。

面对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势力威胁，位于农耕区的中央之国通常处于战略被动状态。为了改变这种战略被动的局面，中央之国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蒙古高原的侧翼寻找盟友或战略支点，包抄草原游牧势力。

这样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蒙古高原位于大陆核心地带，远离海洋水汽的浸润，尤其是其腹地，悲催地呈现出低温干旱的半荒漠化地貌，即俗称的大漠。因此蒙古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只能以游牧的生活方式来轮换草场获取生存必须的能量基础，至于农业就更是奢谈了，导致辽阔的蒙古高原只能承载与之面积不成比例稀少人口。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相对于令人绝望的大漠戈壁，蒙古高原内部还是有着风水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的，即其东西两大条状板块：东部大兴安岭西麓，东北西南走向的锡林郭勒地区和西部阿尔泰山脉东麓，西北东南走向的大湖盆地地区。这两大区域在蒙古高原一左一右，在地图上高度对称。

东亚大陆地形图，东西两端的大兴安岭和阿尔泰山分别形成了蒙古高原的东界和西界

东亚大陆植被图，与上图的位置对比，蒙古高原的东西两端植被条件在整个蒙古高原相对较好，成为了穿越蒙古中央大漠通向中原的草原走廊

当然这一切并非巧合，因为这两个区域，东部大兴安岭成为了东亚季风进入亚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拦截了绝大部分来自于太平洋的水汽，而位于大兴安岭背风坡的锡林郭勒则是蒙古高原唯一能够享受太平洋恩泽的地区；同样，阿尔泰山也是西风带的在亚洲腹地的最后一道屏障，几乎所有跟随西风而来的大西洋（包括地中海、黑海和里海）的水汽，在此终结，位于阿尔泰山脉背风坡的大湖盆地，是蒙古高原西部水草最为丰茂的地区。

因此蒙古高原东西两大由北向南，都指向中央之国核心区的条状地带，成为了蒙古高原最重要的经济区域，在历史上对应的正是秦汉史匈奴左右贤王的领地，以及隋唐时期的东西突厥、明朝时期鞑靼和瓦剌等各自重点的经营地区。同时，它们又是蒙古高原腹地南进中央之国的跳板。打个最形象的比方，这两个地区正是蒙古游牧势力的两条手臂，张骞凿通西域，断匈奴右臂（古人讲究坐北朝南，即南上北下，因此对应的是左东右西。）的说法正由此而来。

在汉唐时期，由于都城位于中央之国偏西的长安，无论从帝国心脏的安全，还是地缘的平衡性，亦或是开发的成本和难度考虑，向西寻求盟友或拓展战略空间都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张骞出使西域的首要目的也是为了联合匈奴的世仇大月氏对匈奴一起进行夹击，只不过当时已经西迁的大月氏婉拒了这一战略合作，代之以商业合作，并阴差阳错地逐步发展出了日后的丝绸之路。

但是凿通西域在当时已经是汉朝的既定战略，出了大月氏外，汉朝的选择还有很多，最主要的便是乌孙。随着汉朝夺取了河西走廊，并开始经略西域，将西域诸国剥离匈奴的统治，并且联合乌孙对匈奴形成了一个从辽东到阿尔泰的弧形包夹态势，汉朝逐渐开始掌握了对匈奴的战略主动权，并一步一步开启了对匈奴的瓦解工程。

虽然之后的五胡乱华切断了河西走廊，让中央之国不仅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而且核心区还出现了南北分裂，使中央之国重新受到北方草原游牧势力的巨大威胁（尽管此时草原之主已经不再是匈奴人了），但是这一成功的地缘战略被日后重归大一统的隋唐所秉承，并且对其时盘踞草原突厥人长期保持着压制态势。

但是唐朝中后期，由于藩镇割据的影响，唐朝陷入内乱，再度失去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而西域也随之成为断线的风筝，来自蒙古高原的威胁重新降临到了中央之国的头上。

从汉唐的起伏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开通西域侧翼包抄蒙古高原的地缘战略是有效的，但是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其一，连接中央之国核心区和西域之间的通道-河西走廊过于窄长（东南-西北长1000公里左右，东北-西南宽平均不到100公里），使得它一方面由于距离原因让中央之国对西域的控制力减弱，并且经营成本极高，兵、粮调动都不方便，且侧翼的战略纵深太小，在蒙古高原南下势力（也包括南边来自青藏高原的势力）的打击下很容易被切断。

其二，西域本身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也是世界上最为干旱的地区之一，西域的绝大部分地区都为沙漠戈壁所覆盖，事宜人类生存居住的地区仅限于阿尔泰山、天山及昆仑山周边，因高山雪水所融化而浸润的珍珠链一般的绿洲带，而这些绿洲的人口承载能力极弱，以至于当时很多西域的绿洲国家仅有1-2万的人口，即便在今天，上海市的常住人口数量比面积超过其260倍的新疆自治区还要多。由此可见西域的地缘潜力是相当弱的，一旦河西走廊被切断，凭自身有限的力量很难打通和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联系，也难以独立应对来自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中亚的势力。考虑到西域有限的地缘潜力，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央之国要维持这样一个战略突出部绝对是一个得不偿失的选择。

因此中央之国在第一个千年中对西域的经略总体上而言是成功的，但是却又是极不稳定的。

当中央之国进入到了第二个千年，经历了分裂的五代十国，面对北方崛起的辽国，重新统一了核心区的宋朝看似正在经历着和之前汉唐一样历史轮回，但是此时的中央之国已经发生了两点重要的变化，而正是这两点变化，将彻底改变中央之国在这一个千年中的命运，直至今日。

第一个变化是巨大而明显的，即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开发，使中国的经济重心显著东移及南移，北宋以及南宋都城位置的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大运河更是加速并强化了这一趋势。原本的京畿之地关中平原开始逐渐边缘化，随之而来的是对河西走廊的战略重视程度的弱化，而此时在这一区域横空出世的西夏可谓既是其结果，也是其原因。

第二个变化相较第一个变化而言则显得细微而隐蔽的，但是其影响相比于第一个变化而言，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辽西走廊的成陆。由于辽河、海河等注入渤海的河流所夹带的泥沙的持续堆积，燕山和渤海之间逐渐形成了一条足够容纳小型城市的战略通道（如明朝所建立的锦州城、宁远城，形成所谓的宁锦防线，能够承载足够的人口和给养，既可作为防御敌人进攻的屏障，就能成为进击敌方腹地的前哨。），即辽西走廊，也就是今天秦皇岛-葫芦岛-锦州这一线，极大地加强了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地缘联系（在此之前东北与华北的联系往往需要借助于燕山山脉中的峡谷通道）。

东北地区地形区及辽西走廊

相比第一个变化在内部潜移默化地呈现，第二个变化给中央之国带来的是疾风暴雨般的外部力量，先有辽国能够从容跨过燕山，进入华北平原，占据燕云十六州，从此华北平原无险可守；后有金国从直接东北崛起，在灭亡辽国后直接进入华北平原，判了北宋的死刑，有占有了整个华北平原和关中地区，和南宋隔淮河对峙，这是来自东北的势力第一次，但绝非最后一次入主中原地区。

当了中原皇帝的女真人和之前进入中原的其他蛮族一样，逐步完成了汉化过程，也一点一点减弱了对其祖地的控制力，当蒙古高原崛起新一轮的，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强劲的一轮草原狂飙时，金国自然也陷入了一如既往的战略被动，被草原游牧势力一点一点吃掉了，紧接着南宋也未能逃过此劫。

蒙古人是第一个统一整个中央之国的游牧民族，不过其历史的内在逻辑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在中央之国失去了对蒙古高原侧翼的战略施压后，加之草原雄主的出现统一了分崩离析的各个游牧部落，蒙古帝国的崛起和南进几乎成为必然。而中央之国内部的分裂则给了蒙古帝国驱虎吞狼分而治之的战略机遇。最终完成了草原帝国的逆袭。

当明朝“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后，摆在重生的汉人王朝面前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蒙古的威胁，毕竟尝过入住中原滋味的蒙古人绝不会轻易接受退潮于苦寒之地的现实。

明朝的应对手段是相当强硬的，即对蒙古高原采取战略反攻，以明成祖朱棣的五征蒙古为高峰，足堪媲美当年汉武帝对匈奴主动出击的架势。

不过这样的劳师远征对于中央之国的国力消耗是惊人的，汉武帝时期由于对匈战争所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便是明证，况且在草原上与游牧民族进行游骑战对于中央之国而言绝对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很难真正摧毁来去如风的游牧帝国的核心势力。真正能够让中央之国占据战略主动并且赢得长期拉锯战的还是步步为营的地缘布局战略，通过自身更强大的国力来获取“势”上的胜利，而非一战一役的得失，一如汉朝对匈奴的最终胜利一样。

不过在明朝初期，要想复制当年汉朝的西域战略绝非易事，都城南京所代表的东南地区才是全国的中心区域，北方由于多年的战争和蒙古人的粗放经营已经不复往日的繁荣，位于西北的关中地区情况就更糟了，因为相比而言它更加远离东南沿海的富庶地区。而要想通过已经显得非常偏僻的关中地区在去向西北拓展近1500公里凿通西域，可谓是有心而无力。

明朝的这一窘境来自于第二个千年的第一个变化，但是第二个千年的第二个变化却能为它改变这一窘境。说起来也是挺讽刺的，当年宋朝的灾难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辽西走廊的成陆，不过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同样，有一弊亦必有一利，既然来自东北的力量能够通过辽西走廊进入华北平原，那么中央之国也同样能够通过辽西走廊进入东北平原，继而和汉唐时期采取相同的战略和相反的方向，从东北地区对蒙古高原进行侧翼的包抄，伺机断蒙古左臂。

相比通过河西走廊经营西域，从辽西走廊控制东北在战略上显然更具操作性。首先辽西走廊比河西走廊更加靠近此时中央之国的核心区，地缘连接更加紧密；其次辽西走廊不仅在长度上不足河西走廊的五分之一，而且在宽度上背山面水，渤海和燕山对其形成了完美的侧翼保护（山海关即位于辽西走廊的最南端），运维难度极大降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东北平地区地缘潜力远非西域可同日而语，平原面积广阔（35万平方公里，大于华北平原的30万平方公里，为我国第一大平原）、水土条件优越（雨量丰沛，且为肥沃的黑土带）、地缘形势可观（相对封闭，易于防守，又能对四周的蒙古、朝鲜、西伯利亚板块进行渗透和影响，同时还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尽管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片寒冷潮湿，遍布沼泽的地区开发起来有着较高的难度，但是凭借中央帝国数千年来的成熟农业技术和丰沛的人力资源，通过数百年持续不断的移民和开发，逐渐消化掉东北地区仍是非常现实的，更何况明朝已经开始超这个方向发力了。

河西走廊和辽西走廊，长度和地势的比较

明朝的这一战略部署其实从开国皇帝朱元璋时代就开始了，在今天呼伦贝尔地区击败蒙古军队后，明朝便趁势在这里建立了朵颜三卫，在侧翼牵制蒙古人，并且阻挡其从东路南下的通道。

但是明朝正式经略东北应该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开始算起。作为华北平原的北方终点，北京是最适合当时定都的地点之一，一方面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连接江南地区，从帝国膏腴之地吸取精华，将整个华北平原通过这种点线连接来盘活；另一方面，作为中央之国进军东北的前哨阵地，北京可以通过辽西走廊向东北地区源源不断辐射人力物力，一点一点，由近及远地开发和消化东北。

从地理位置来看，北京之于辽西走廊和东北平原，同长安之于河西走廊和西域如出一辙。如果明朝想安安分分做一个汉人王朝，那么南京可能更加合适，不过如果志在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帝国，那么北京是当时雄心勃勃的明朝的最佳选择。

当然与此同时，明朝还是打通了河西走廊，不仅为自己保留了一个后手，伺机进军西域，同时也能够对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两大游牧势力进行区隔，避免二者合力。但是由于当时军事上已经有东北，商业上也有一定的海上贸易，所以暂时无必要也无余力去打通西域，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央之国最重要的产马区，河西走廊是帝国机动装甲力量的保障。

所以终有明一朝，出了几次有惊无险的意外外，蒙古威胁基本上还是被很好地控制了的，因此才有了“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的说法。

如果照着汉朝的经验，以及东北地区的地缘潜力（参照清初及上个世纪）和明朝的战略规划，如果明朝能够对东北地区从辽东开始逐步向其腹地开发，并将之彻底消化，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明朝可以通过从大兴安岭到河西走廊所形成的又一个加强型的弧形包夹最终完胜蒙古，并且至少将之与东北和华北的连接部，即今天的内蒙古逐步纳入统治中，而对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实现羁縻统治。而事实上随着明朝开始火器的逐步普及，草原游牧势力和农耕定居民族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已经不可逆转地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在地缘形势和技术条件双重的利好下，中央之国势必将取得对蒙古高原的全面优势。

而一旦来自蒙古高原的威胁逐步消失，那么明朝自然有余力也有意愿去重新经营西域。从顶层的角度来说，重回西域乃是光复汉唐故地，对应蒙古高原南侵的左右两条手臂，中央之国也有对应的河西走廊和辽西走廊两条反击的手臂，而能够让中央之国取得决定性的战略优势的是，凭借农耕屯垦稳扎稳打的先天禀赋，中央之国的两条手臂末端还有东北和西域这两个拳头，进而对蒙古高原形成彻底的战略钳制；从底层的角度来说，开发西域乃是为了开疆拓土，容纳更多的人口。事实上在明朝中后期，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来自美洲的高产作物也远远不断进入到了中央之国，并且使得中国人口在17、18世纪出现了爆炸式增长。无论是东北还是西北地区，只要是适合开垦耕耘的土地，都将是当时中央之国核心区的移民乐土。

而在清朝，满族统治者出于保留后路的考虑，其实是在阻碍着这一进程的，以至于在沙俄东进之时，中央之国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去保住外东北和七河流域即伊犁河下游地区。

如果明朝能够逐步完成对三北地区的整合，那么相比今日中国的版图，相差的只剩下青藏高原了。对于这片世界屋脊，历史上的汉人王朝是从未对其进行过直接统治的，我们不妨从意愿和能力两方面来分析下将青藏高原纳入版图的可行性。

先说意愿方面，青藏高原作为世界屋脊，其低氧高寒的气候条件绝对不对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的中央之国的胃口，更何况西藏大部分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无人区。但是过高的海拔让西藏成为极地的同时，也让它能够凭借巨大的体量和高度拦截到绝大多数的印度洋季风所裹挟的水汽，从而成为名符其实的亚洲水塔（当然，为此付出代价的便是新疆）。作为农业国的中央之国，长江和黄河这两条母亲河毫无疑问是全国灌溉体系最为重要的生命之源，而青藏高原作为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其战略重要性恐怕是不言而喻的吧。

而从战略安全性来说，青藏高原一直以来也是中央之国对西域控制的主要威胁来源，在消除了北方的蒙古之患后，如能再稳定青藏高原，那么中央之国才能真正取得对西域的稳定控制，而一旦取得了对西域的稳定控制，那么就为中央之国赢得了近2000公里的战略缓冲空间，极大地提升了中央之国的安全等级，尤其是在17世纪，来自欧洲的沙皇俄国已经开始对亚洲不断渗透开拓之时。当然，更直接地来看，青藏高原本身就是一道关键性屏障，为中央之国阻隔来自南亚的势力。

再看能力方面，和面对蒙古一样，火器的普及已经开始让农耕民族取得了对游牧民族的技术优势，这一点不言而喻，但是战略优势方面呢？相比汉唐两宋，明朝在版图上一点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已经将云贵高原纳入统治，并且对其逐步消化。这一青藏高原东侧的高原板块从地缘角度看像极了位于蒙古高原侧翼的西域和东北，从云贵到河西走廊再到西域，青藏高原也将处于一个巨大的弧形包夹下，加上技术上的优势，这样的明朝要想取得对青藏高原的控制并非难事。

不过历史是经不起假设的，现实是明朝不仅没有做到以上所意淫的这一切，事实上连上述假设的第一步，即开发东北都未完成，这一切都被长城内外两股突如其来的力量所打断了。

正所谓善游者溺，善骑者堕，迁都北京和经略东北为明朝奠定了强盛的基础，也同时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导致明朝最终灭亡的这两股力量恰恰都源于此。明朝对辽东的开发让位于此地的建州女真获得了发展和壮大的机会，并顺势摘取了明朝开发的果实，借力统一了东北女真逐步，建立了后金政权，通过辽西走廊从外部打击明朝；明朝迁都北京，通过京杭大运河能够分享南方富庶的北方东部地区重新了往日的繁荣，但是西北地区却成为了被人遗忘的角落。但是由于南方新贵们对税收的逃避和后金战争的开支，西北地区在税收摊派方面却从未被人遗忘，一来二去最终激起了民变，并开始从内部腐蚀明朝。

这两股力量的合流，最终葬送了明朝，也宣告了明朝经略东北战略的功亏一篑，但是却并没有破产，作为这一战略的始作俑者，明朝倒下了，但是作为这一战略的受益者清朝，在入主中原后却依照着这一战略最可行的逻辑逐步开疆拓土，并花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最终达到版图的顶峰，疆域涵盖了东北平原、蒙古高原、西域盆地、青藏高原以及所谓的汉地十八省，为今日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绕了这么一大圈我们回到问题本身来，如果没有清朝，明朝后下一个汉人王朝是否能打下今天的领土面积？依照上述的地缘分析和逻辑推理，能！只要延续明朝的战略部署就可以，因为这一切的推论都是建立在对中央之国版图变更的原动力分析和地缘格局的变化与应对的策略的基础上的。至少东北平原、蒙古高原、西域盆地、青藏高原这四大边缘板块的核心区域都能够纳入今日中国的版图，差别无非是体现在局部的亚板块的得失上，诸如外东北、唐努乌梁海、伊犁河下游、拉达克等。

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明朝由一个汉人王朝代替，那么不仅清朝时期的开疆拓土的能够做到，且有可能做得更好（因为能够更好地鼓励移民，同时汉人王朝将不会像源于狩猎民族的满族贵族那样，为了确保自身的骑射优势而对火器的发展有所顾虑，从而落伍于当时主流的发展路径），而且在面对来自西方的技术冲击面前，也有理由表现地比清朝更有韧性，一来因为边缘地区人口的充实以及基于农耕习俗对于土地的强烈依赖，使得汉人王朝在边缘地区的防御会更加顽强有力；再者在武器技术发展方面能够拥有比清朝的满族统治者更积极的态度，如果不可能超越或持平的话，也会尽可能缩小与西方列强，尤其是沙俄和英法之间的技术代差，从而在对抗中获取比清朝更强的谈判筹码。

但是这样一个汉人王朝在对东北平原、蒙古高原、西域盆地、青藏高原这些边缘板块，尤其是后面三个农耕条件比较差的边缘板块的经略方面，会有一点相比清朝明显的先天不足，那就是民族政策。作为同为少数民族出身的满族，自然会有意打压人数占压倒性优势的汉族，并且抬高其他少数民族，换取他们的团结与合作。而当汉人作为统治者时候，即便能够为了团结委曲求全，采取一些对少数民族倾斜性的政策，是否能够真正打消各个处于绝对劣势的少数民族的顾虑，仍然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不过好在这一问题根本无法成为历史的主导力量。事实上凭借中央之国的体量，要想凭借一时的战略和政策去改变国家整体的历史走势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本文敢于大胆假设和立论的基础。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西方列强带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我们东边的邻居日本能够凭借船小好调头的优势，通过一系列改革在更短时间内完成转变，从而暂时取得对我们的先发优势。但是这世界确实是有一利必有一弊的，虽然中国的体量惯性使自身转型极其艰难而缓慢，但是这体量却能确保它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具有较强的抗击打能力，更重要的是，一旦通过痛苦而漫长的转型期后，抹平了先发优势的中央之国，将凭借体量优势重新对小个子的邻居取得地缘上的优势，而这一次的优势，将是持续性的。有幸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亲眼目睹它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