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必要给历史分期吗？ 第1页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巧合的是雅克·勒高夫生前的最后一部著述的标题（Faut-il vraiment découper l'historie en tranches）恰好和本问题的题目一致。

在西方的古典传统和希伯来传统里我们都能发现发掘出历史分期的传统。但是迟至文艺复兴时期发明中世纪的概念时我们都很难说历史分期的概念深入到普罗大众的心态中。不要说对历史进行分期了，就连明确地地意识到过去与现在的不同的“历史意识”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也是很晚近的事情。勒高夫认为，在法国历史分期的意识深入人心与近代义务教育普及历史教育密切相关。出于教授便利的目的历史分期的做法流行开来。

我们知道在高中担任历史教师是法国历史学家的传统艺能。马克·布洛赫曾言及他在中学批卷子的时候曾批过一份卷子，这位考生在卷子里声称1789年是18世纪的终结年。布洛赫氏借此批判法国历史教育里过度倾向于给历史分期贴标签，以至于标签的意义在学生的意识中反而压倒了原本的历史分期。但是历史学家的抗议并没有什么用，现代法国历史教育中的分期和马克·布洛赫时代相差无几。

马克·布洛赫对历史分期的批判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戳中了历史分期法的软肋：历史分期法很容易推导出某个历史阶段的一般性结论，然后把这个一般结论作为刻板印象推而广之到整个时代。但问题在于如果抛开了历史分期法，我们又该用什么方式进行叙事，特别是在历史教育中叙事呢?

人类对于过去的记忆总是模糊又暧昧，充斥着各种不确定性和奇怪的记忆线索。平时根本回忆不起来的童年隐藏在脑海深处，却可能因为一块蘸了茶水的玛德莱娜小蛋糕而唤醒它的每个细节。人的记忆如是，历史叙事亦如是。历史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合集，历史的线索千头万绪。但是我们每个人知识总有限界，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将其全部调动出来。如果不从历史中扯出一条贯穿不同时代的线索，那么面对一团乱麻般的过去，我们将在处理有关过去的问题时无处下手。所以我们需要给历史分期，分成阶段，为它们贴上标签。

为历史分期不一定是个好法子但是也许确实是个有用的法子。它的毛病很多但是我觉得现在还不能取代。我们中的大多数对历史的认知就搭建在它的基础上，如果连这种最基础的认知工具都没了，那么我们还指望什么来建立新的认知方式呢？各种历史分期法也许确实有毛病，但是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样扬长避短，在深入学习中规避掉这些问题。毕竟不能因为第五个喂饱了自己，就说前四个饼没有用，对吧。

历史分期学是令人舒适的。对于历史学而言，其地位堪比博物学之于生物学。它将历史之中的明显失范之处加以规范、包装和校准，从而创造出某种人造的秩序。这种叙事方法具有明显的民主化的特征：任何学习过某种历史分期学的普通人，都能将某个事件快速置入一个他所熟悉的背景之下。

历史分期学同样是浪漫的。通过线性分割与排除，它想象出了一种对于我们而言完全是“他者”的文化。这就让古老的文化更为神秘（希腊罗马）、被批判（封建社会）或是被美化（前三十年/昭和时代），同时也让我们身处的沉闷无聊的常态化的生活被赋予了某种独一无二的特性：或者用于自我谄媚和自我祝贺，或者像二战以后的人文学科一样，用于自我责备和自我惩罚。

所以说，历史分期是存在客观需要的。

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历史分期学是学者关注的某种特定断裂性的副产物：“XXXX年代发生了一场XX领域的革命……”这种断裂性产生了一种历史的分期：如同常见的王朝式分期意味着“政权变革至关重要”的经典历史学范式；“五段论”意味着历史上生产力-生产方式关系的几场标志性断裂；福柯会认为，对性与性别的控制是一项18世纪的历史发明；阅读史的学者会将历史分期的时间点定位于《荷马史诗》的诞生时刻，或是1800年前后的一场“阅读革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一种新的历史分期方式，就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叙事话语转向舞台的中心。它克服了之前阶段论的陈词滥调中明显的局限性。如果想要打破固定思维，需要的不是彻底拒绝分期，而是更多样化的分期标准——这也正是今日“多元化”“碎片化”的历史学所试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