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到文革前，中国富人的生活体验如何？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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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玮琳

2015年7月1日，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艾伦人文学部教授卢汉超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了题为“适者生存：‘wg’前上海的民族资本家”的报告。卢教授长期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和城市史，著有《赫德传》《霓虹灯外》《叫街者》等多部享誉国际学界的专著。此次报告，他介绍了自己正在从事的有关

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他在研究中发现，与我们固有的印象相反，解放后民族资本家的生活待遇并非急转直下，也不一定像某些海外回忆录描写的那样一团漆黑。

潘玮琳：您在此次演讲中介绍了有关建国以后资本家的生活。

卢汉超：建国后把“资产阶级”分为三类：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前两类是革命的对象，最后一类是团结、统战的对象。但具体划分时有相当的灵活性，往往因人而异。比如，康乃尔大学的高家龙教授在关于建国初期上海刘氏家族的研究中就发现这一定义的模糊性。上海滩响当当的“企业大王”刘鸿生在1949年以后被划分为民族资本家，他本人对这个官定的身份十分困惑，因为他曾任英商开滦煤矿的买办，也在国民党政府的招商局任经理，所以按照共产党的定义，他应该既是买办资本家，又是官僚资本家，为什么自己被算作民族资本家？他曾经向周恩来总理当面提出这个问题。周总理很坦率地告诉他，政府需要这样的范畴来划分敌友，你是朋友，所以你就是民族资本家。这反映了共产党政策可以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后的政策日益左倾，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了“wg”凡是资产阶级，均在打倒之例，民族资本家也被当作敌对势力了。

潘玮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卢汉超：我们知道，伟人对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向来十分关注，晚年可谓到了“痴迷”的程度。早在1958年，他就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很重视。张春桥之所以在“文革”中成为风云人物，追根溯源，在于他1958年刊登于《解放月刊》上的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此文引起伟人的注意，其中有关供给制和平均主义的观点使伟人有“心有戚戚焉”的感受。伟人后来决定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刊登此文，并亲撰编者按，提醒大家注意这一问题。1966年，张春桥得到重用，与这篇文章有直接关系。后来有知情者，如以建国初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背景创作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提到张春桥当时已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处得知伟人在关心这一问题，因而投其所好写下此文，非其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自发思考。

到了“wg”前夕的1965年，伟人在接见时任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时说，现在中国重新产生阶级的力量十分强大。当时伟人在意识形态上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他发动“wg”的原动力之一。到了1974年，已是“wg“后期，伟人在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时说，中国除了gcd掌权外，在工资制度等方面与旧社会没有什么差别。这说明在伟人看来，当时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距离他理想中的均贫富社会仍然十分遥远。次年，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延续了他在1958年文章中的思路，只是阐述得更加具体，此文也是在伟人的指示下写的。伟人在去世前不久还讲过“林彪一类如果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搞不好就腥风血雨”之类的话。所以，总的来说，伟人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一直忧心忡忡。

潘玮琳：从1949到1975年，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伟人为何还对“资产阶级法权”如此担忧？

卢汉超：据我看到的材料，物质层面上的巨大差异确实存在。资产阶级所享有的特权，乃至“wg”开始以后，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存在，我们可以通过建国后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看出端倪。

要考察中国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上海当然是最理想的样本采集地。我可以用一组简单数据说明：1949年，上海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比为36%。根据1952年全国私营业者登记数据，全国私营业者人数是550万左右，上海为16万7千余人，不到全国总人数的5%，但是资金总额却占到一半以上，是别处无法比拟的。1964年的一项工资调查显示，全国月薪300元以上的1004人中，937人出自上海。而这一统计实际是很保守的，有别的材料显示，当时上海的高薪阶层人数远超这个数字，且月薪1000元以上者也大有人在。对比当时上海职工平均工资水平，1962年的平均年薪是684元，满师的技术工人月薪40元，1968年以后全市统一为36元。

以王洪文为例，当时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干部，月薪为64元，他在“wg”期间一路升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央委员，但也没大幅加薪一说。他的妻子在同一家工厂工作，月薪是24元。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第一年的月薪是46元，第二年调整为56元，上海比这一全国平均水平略高一些。不少回忆录也提到，毛主席当时的工资是404.8元，周总理是400.8元，与很多资本家相比，连一半也不到。
对在事业上有雄心创业的资本家而言，1949年以后，从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到后来的大跃进等等，确实是没有机会了。但是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并没有重大变化。而且，与解放前，特别是1940年代末战乱频仍、黑社会横行敲诈、物价飞涨的情形相比，建国后除了抗美援朝初期较为紧张外，生活还是比较平静和富足的。此外，到“wg”以前，人民政府延续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许多资本家的日常生活并未受到重大影响。

潘玮琳：您能否为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卢汉超：比如，“水泥大王”徐美峰的女儿徐令娴女士曾回忆，gcd刚来的时候，有钱人自然是害怕的，但不久就很有些喜出望外。他们在高安路的洋房仍归他们所有，而且因为她父亲是水泥大王，房子在建造时用的是最好的水泥，外观时尚，工艺考究，建国后就成了“样板房”，经常有外宾来参观，每每由徐令娴接待。花园的池塘里仍养着金鱼，荷花盛放如旧，运动房里的乒乓桌等器材也整洁如新，诸如此类，他们感到在生活上与过去并无差别。
又如，永安公司四小姐郭婉莹（上海作家陈丹燕曾为她作传），她在解放时已经四十岁左右，完全是一个见解成熟的成年人了。她的说法十分生动：解放了，五星红旗替换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但对此我们几乎不加注意，因为政权的更替对日常生活没有影响。著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在公私合营后曾对记者说，在物质生活方面，自己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刘鸿生甚至写信给在海外的子女，劝他们回来，他在信中说：前途非常光明，刘家后代应该留在这里发展。
当时的一些海外报刊，如《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时报》等，在相关的报道中，差不多一致提到外国记者对上海资本家仍然过着奢华的生活大感意外。1966年5月，美联社记者Barry Richman到上海时，他以前结识的一位资本家朋友开了一辆捷豹牌跑车到机场来接他，并带他参观自己的工厂。Richman后来写道，他所见那位朋友的生活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主没有什么差别。建国后政府确实有组织地邀请外国人来华参观，类似见闻当然是经过事先安排的。但是报道中所描绘的工厂与原厂主居所的情形，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解放前后资本家生活状况的延续性，不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那样，资本家基本上被剥夺生存权利。
还有一个例子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已故作家程乃珊。她的家庭并不是刘鸿生家族那样的大资本家，但是她的祖父程慕灏是南京西路花园公寓（此建筑现仍在）的股东，公私合营以后每年的定息是三万两千元，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程乃珊描写她二十岁前在花园公寓的生活如同伊甸园。程乃珊的丈夫更是出身豪门，其外祖父吴同文是哈同路（今铜仁路）上那座有名的绿房子主人。因他喜好跳舞，家中客厅配有弹簧地板，招摇的家庭舞会在解放后也未停止，一直进行到“wg”前夕。当时的资产阶级子女，以戴雷朋太阳眼镜（Ray-Ban）、骑英国的蓝翎自行车（Raleigh）和拥有德国的罗莱佛来反光照相机（Rolleiflex）为荣，因为这三样东西的首字母都是“R”，所以“3R先生”（Mr. 3R）就成为了时髦青年人的代名词。
现居海外的上海人张大朋，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位他称作“华伯伯”的朋友在1963年说的一番话，大意是虽然经过了三反五反和公私合营等运动，他现在已不工作了，但是仍有一栋房子，拿的定息这辈子是吃不完的。这位退休的资本家有一次甚至拿了五万元送给张，说是根据星象学，他六十四岁要遭殃，倘或此卦成真，请他这位年轻的忘年交届时照顾一二。1966年“wg”事起，是年六十四岁的华伯伯果然“遭殃”， 不过最后仍挺过“wg”。1969年张结婚时，他的姑丈送给新婚夫妇一万元作贺礼，姑丈原为资本家，送礼给张时称自己“就是现在也还是个有钱人”。
大隆机器厂老板也有同样的感慨，就是有钱没有地方用。1962年外汇紧张时期，他一次汇了一万美元给他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当工程师的小儿子作零花钱。那年国庆时，他在国际饭店顶楼开了十七桌，每桌人民币一百元，用现在的物价水平来衡量，我看差不多是一桌价值一万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不过一个朋友开玩笑让他国庆节请客，他就订了十七桌。当时上海全市职工平均年薪还不足以付这顿饭的一半价钱。他家的花园在江苏路、愚园路一带，占地五千平方米，现在还在，一直是私产。他喜欢在家里聚会，常在开舞会前打电话到街道派出所，居高临下地打个招呼：“我家里今天要举行舞会，叉叉麻将，关照你们一声。”虽然早在1952年8月，政府就明令禁止打麻将。

潘玮琳：那么到“wg”前夕，这些资本家的富有程度究竟如何？

卢汉超：这是我研究中关注的一个问题。我刚刚举到的一些例子都是比较著名的人物了。普遍的情况如何需要用一些统计数字来说明。为此我通过查阅档案资料与访谈，调查了“文革”初期抄家的情况。为什么要了解抄家的情况？因为公私合营时期交出的企业是台面上的公开资产，难以隐瞒，而中国人除了我们一般看到的炫富陋习外，更有“藏富”的习惯，所以当时核定的资产并不能反映资本家财富的全貌。抄家从当时的意识形态上讲是为了破除四旧，而从实际效果上来说，是政府挖了资本家的“家底”，拿走了他们的私房钱。

从上海抄家的情况看，可谓“战果累累”。在1966年8、9月抄家最密集的时期，全上海抄出的纯金条是32500公斤，金银首饰90万件，珠宝玉器30万件，美钞334万，其他外币330万，银元240万枚，人民币现款、公债等3亿7千万元。“文革”中上海被抄家的资本家家庭是4万8千家，抄家物资中贵金属与现款的总价值约为

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当时上海每户资本家家庭的不动资产相当于一般工人二十年的收入，可见当时社会虽然经过解放后的种种运动，旨在消灭有产阶级，但实际上的财富差距仍然非常之大。

潘玮琳：您花这么大力气收集这方面的案例与数据，想说明什么问题？对我们进一步理解解放前后、建国后的前后三十年中国城市生活的变化有什么新的启示？

卢汉超：我想提出一个看法，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一旦政策放开，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并且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许多所谓摩登的东西就非常迅速地回来，我想原因就在于1949年以前的一些比较西化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从未被完全铲除，即使在“wg”期间也是如此。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上海著名的老大昌，一楼卖蛋糕点心，二楼是咖啡座，“wg”期间也照常营业，里面坐的大多仍是那些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的人物。伟人时代的二十七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强调阶级斗争和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但是实际上，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一旦有机会就会马上全面恢复。所以上海相比中国其他城市，在融入全球现代性方面的步伐更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静水深流式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