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史书上说是粟末靺鞨所建，它与高句丽有关系吗？ 第1页

当然有关系，靺鞨人便是高句丽的一大兵力来源。

古代部族，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在族群上的简单分工。比如北朝时期大伙都知道的，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以及上古中亚地区羯人当兵、粟特务农；中古中亚地区的突厥、蒙兀儿、吉尔吉斯当兵；萨尔塔务农。

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在高句丽非常常见。

高句丽建国之初，是东胡后裔、来自北方的操蒙古语的夫余人征服了东北地区的农耕原住民秽貊人，然后夫余人便被秽貊人同化了，就连秽貊人的语言也被现代学者冠以“夫余语”。这点就很像操钦察语的乌兹别克人，征服了中亚的察合台突厥人，然后就被察合台突厥人同化了，然而最终察合台突厥人的语言却被冠名为“乌兹别克语”一样。

关于最初的夫余人，史记中便将夫余和乌桓同列入《货殖列传》，《魏书》中列出的另一个夫余人国家豆莫娄，据记载和室韦人、库莫奚人、契丹人语言相同（古代蒙古语的一种）。最初征服秽貊人建立高句丽的，是有五个部落的部落联盟，这五个部落分别为：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即夫娄部、高句丽王族所属部落）。

刚开始的高句丽，就是依靠这五个夫余部落打仗，所有的文武大臣均出于这五个夫余部落，基本上可以说，最初的高句丽就是个蒙古语游牧民族对秽貊人的压迫政权。

《三国志》就记载，此时的高句丽只有三万户人口，为什么人这么少呢？不正常啊……

的确不正常，因为这三万户都只是夫余五部的户籍，秽貊人被列入不计数的下户，挂靠在夫余五部的“公民”户头下，地位等同奴隶。

然而……

大伙知道。

高句丽立国后就不安分，一直挑衅汉朝，然后屡遭汉朝暴揍。

曹魏毌丘俭把高句丽灭了一次，而且是像犁地一样屠灭的，虽然高句丽又复国了。

前燕又重创了高句丽一次，高句丽非常受伤。

就这么折腾下去，最终高句丽不得不开始依靠秽貊人，夫余人要么是被消耗光了要么是早就被秽貊人同化成农民了。

也就是在这种夫余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高句丽不得不开始倚重秽貊人，高句丽的夫余人也开始逐渐被秽貊人同化干净了。原先的夫余五部，都从部落转变成了行政建制，随着夫余人最终被同化，秽貊人对高句丽政权也逐渐认可，最终高句丽民族基本形成。

而一个新兴民族的初步形成，爆发力是惊人的。

就在这一时期，依然屈服在慕容氏燕国淫威下的高句丽，在秽貊人逐渐成为高句丽民族的时候，高句丽历史上最牛逼的大王——好太王，出现了。

好太王的全称是“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正式的简称是“广开土王”，不过我们一般称他为“好太王”，因为好太王听起来萌。

好太王就这么领导者卧薪尝胆多年的高句丽人，假意屈服后燕，把周边各路小国各暴打一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打残了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依然是夫余人征服建立，当然被朝鲜族的祖宗们给同化了），吞并了北方夫余各国，击败了原先的爸爸国后燕……走出吉林夺下辽宁杀入朝鲜，开始了高句丽的大国崛起之路。

然而嘛。

以秽貊人为主体的高句丽族，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最重要的行为便是农业生产。长期的扩张战争与军事训练势必与农业生产相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农业定居帝国总是给人一种“不善战”的错觉的原因。

所以，就像很多农业帝国一样，高句丽也开始发展雇佣兵了。

高句丽人用通古斯语游牧民族、渔猎民族为雇佣兵，由来已久，早在西晋时期，高句丽西川王就在击败肃慎（古代女真）后，迁六百家肃慎人为兵。而在肃慎人衰亡、靺鞨（新崛起的女真祖宗）人兴起的时代，统一而集权的高句丽，对各部落各自为战的靺鞨的优势是压倒性的。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在隋唐时期，被高句丽击败并奴役的靺鞨人，就有这么几个部落：

粟末部、白山部、拂涅部、铁利部、越喜部、伯咄部、安居骨部、号室部等等……

这些靺鞨人，根据隋书的记载，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农业，日常生产是以蓄养猪和狩猎为主，住的都是洞穴。生产能力远远不如擅长农耕的高句丽人（秽貊后裔），但用作打仗的炮灰，岂不妙哉？

所以新唐书就记载了，高句丽的作战时“每战，靺鞨常居前”，而这些依附高句丽的靺鞨人首领，自然也会被高句丽封一些官职。

比如大祚荣的爸爸乞乞仲象，就是粟末靺鞨的首领，带着靺鞨人给高句丽当炮灰的炮灰长。

而渤海国的建立，大祚荣的确也有打着光复高句丽的旗号，毕竟高句丽是东北那嘎达第一个大帝国，不打这旗号打啥呀？后来朝鲜族王建建国，不也打高句丽的旗号，定国号为“高丽”嘛。

人家靺鞨人至少是高句丽的炮灰，怎么也是皇协军部队嘛。

谢邀，我认为无论是唐朝，新罗，还是日本，都有将渤海国与高句丽记忆挂钩的举动。渤海国自身也有刻意利用高句丽遗留的资源，构建国家外交。

正文前说一点，高句丽在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王朝书写中被逐渐改作“高丽”是没什么值得怀疑的，韩国上世纪末出土的高句丽中原郡碑开头就是“高丽太王祖王”，另外也有一些刻有高丽字样的高句丽佛像。

首先，对唐朝来说，渤海国疆域与高句丽当年大有重叠，渤海靺鞨当年又是高句丽的臣属，因此将渤海国对上高句丽是再正常不过的思维。这点从唐朝最初给渤海国王储的封号就可以看出：桂娄郡王（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艺与大武艺早逝的长子大都利行皆在担任王储时受此爵号）。

熟悉高句丽的朋友都知道其最初是由五部联盟组成，而五部位居最中代表高句丽王权的就是桂娄部。

然而学界有人居然认为所谓“桂娄郡王”的名号是高句丽未灭亡时便授予大祚荣家族的，唐朝不过按其旧爵进行册封，并不代表什么。这就完全是胡搅蛮缠了，根据【三国史记】和唐代高句丽移民墓志，高句丽的确有在国内封王的行为。但以“桂娄部”封王，实在太过牵强了，这就好比宋朝封了个汴梁王，唐朝封个长安王一样的扯淡。

所以，即便唐朝未把渤海视作高句丽继承国，但时不时把同样位于东北的渤海国不由自主与高句丽联系起来，则是确凿的事实。

第二，对新罗来说，这个我们就要举出新罗历史上一篇骂人奇文，崔致远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唐昭宗时，渤海国使节和新罗使节在向唐皇朝贺时，渤海突然要求唐朝把自己的使者位次排在新罗之上，最后被唐朝拒绝。新罗感恩唐朝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同时深恨渤海，就向唐昭宗上表痛斥北国的罪行，其中就有一段表文是追溯渤海国的源流：

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骊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之属，实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骊内徙。其首领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时有句骊遗烬，勿吉杂流，枭音则啸聚白山，鸱义则喧张黑水。

可见，新罗方面也认为渤海国那个粟末靺鞨旧时臣服于高丽，且在武则天时期独立建国后也吸纳了不少“句骊遗烬，勿吉杂流”。

和唐朝同理，因为渤海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其拓边行动，很容易唤起新罗历史记忆中当年和高句丽鏖战的部分。新罗长期对渤海的仇视，不可能不与当年高句丽留下的阴影有关。

第三，对日本来说，日本与渤海前期通交时，渤海使团内常有高姓使节，被认为是高句丽遗民。这可能是渤海想借重高句丽的遗留政治资本，与日本进行国交。出于现实利益考虑，渤海希望日本把与它和高句丽后期的友好一以贯之。

渤海国王大武艺给日本的国书提到“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证明自己取得高丽故地。日本回书也祝贺其“恢复旧壤”。证明此时日本已经将其看做高丽继承者。

渤海康王大嵩璘在给日本的国书当中也有“慕化之勤,可寻踪于高氏”。可见，渤海为了现实利益，并不介意日本将其视作高丽，甚至自己还主动这么提及。

但日本方面不仅将渤海视作第二高丽，还一直希望其承认与日本的君臣关系，乃至搬出高丽后期与日本“亲如兄弟，义若君臣”的旧例，认为既然渤海继承高丽，那么继承与日本的君臣关系也是应该的。

也正是因为这种观念，导致日本与渤海外交常带有国书内言语规格的争议。比如渤海文王大钦茂在国书中自称天孙，并称与日本是舅甥之国，就令光仁天皇十分不满：

书尾虚陈天孙僣号......又高氏之世，兵乱无休，为假朝威，彼称兄弟。方今大氏曾无事，故妄称舅甥，于礼失矣。后歳之使，不可更然。若能改往自新。寔乃继好无穷耳。

面对此类要求，渤海的常态就是打马虎眼，不答允的同时继续“谦逊”的进行国交，以现实利益为基本。

第四，渤海自身的高丽因素。除了王族曾臣属高丽，建国后也吸纳了一批高丽遗民外，渤海许多地方也体现高丽的文化特点。比如大钦茂自称天孙，不得不令人联想起高句丽开国始祖朱蒙的天孙身份。据【新唐书】，渤海国也与高句丽一样，有将君主称作圣王的习惯。而高句丽后期首都平壤城跟安鹤宫的建筑形制，也被渤海上京龙泉府所借鉴：

1973年，《大城山城的高句丽遗址》中就已经提到“渤海上京龙泉府的皇城遗址继承了安鹤宫基地的建筑技术，开城高丽王宫的基地也是传承了安鹤宫的建筑技术。”
　　 例如，两座宫殿的殿舍都是以翼廓状建物为主，回廊为连接各个区域的建筑方式都可以说明安鹤宫和龙泉府是同一的祖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安鹤宫最重要的建筑物——南宫，其东西两侧所有的土间（长24米）。这一土间上没有建造建筑物的痕迹，这与渤海龙泉府的宫城中心地建筑物两侧的“土阶”类似。

渤海上京中轴线上的宫门与城门形制也不见于中原古代，却与高句丽平壤城门如出一辙：

渤海龙头山王族墓地出土的金冠与集安高句丽墓鎏金冠外形上也可见传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