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为什么否定斯大林？ 第1页

《资料整理：关于“隐蔽的非斯大林化”》

社会主义不是一天建成的，走资派在苏联的反攻倒算同样不是赫鲁晓夫一拍脑瓜就决定的。以往一般认为，【修正主义在苏联于1956年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即“二十大”）】。但是，鉴于1976•10•6以后Z国曾经经过了一个打着“抓纲治国”、“两个凡是”旗号的“短暂春秋”，对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也是有必要重新审视的，特别是应该重视1953—1955年间所发生的情况。历史总是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的。

有的历史问题，或许离得越久看得越清。深入研究斯大林逝世后1953—1955年间的苏联历史，充分发掘新近暴露的有关史料，可以确定：在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已经被修正主义者篡夺，“苏共”已经变质。

在1956年２月苏修召开“二十大”并抛出“秘密报告”之前的1953—1955年，苏联是经历过一个“隐蔽的非斯大林化”阶段的。“二十大”的召开标志着“隐蔽”转为“公开”，此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直到1961年10月苏修党“二十二大”时，苏修才【在理论上形成了完整体系】。“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首先是经济领域。

农业

摘录《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1953—1973）》（1975年出版）：

1953年【9月3—7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全会“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谈到“农业许多重要部门落后”的原因是。(一)过去“忙于国家工业化”，把“主要力量和资金”用于重工业，“当时没有可能保证”重工业、农业、轻工业“同时迅速发展”，没有为此“创造必要的前提”。(二)“违反了作为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原则之一的物质利益原则”。(三)“违反了”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关于允许“每个集体农户都有权拥有小规模的经济作为个人财产”这个“最主要的原则”。(四)技术设备“利用得不能令人满意”。(五)农庄、农场和拖拉机站缺乏“有经验”或“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六)政治工作和经济任务“脱了节”，政治工作“必须同经济任务结合起来”。

赫鲁晓夫说，现在“最迫切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继续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求得农业所有部门的迅速高涨，并在今后两、三年内大大增加”食品供应，同时“把全体集体农民的物质福利提到更高的水平”。他还说，为了发展农业，必须“提高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利益”，“必须完全终止在私有牲畜方面侵犯集体农民利益的不正确作法”。不许职员和工人发展私有牲畜是“一种偏见”。因此，必须提高农畜产品的国家征购和收购价格，降低集体农民、工人、职员畜产品义务交售定额和农庄马铃薯、蔬菜交售定额。这样，“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将有更多的剩余产品以较高的收购价格和集体农庄市场价格出售”。为此，必须修改现行收购制度，改行“合同制度”。

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其中规定：(一)应严格遵守“按公顷计算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的原则”，认为按头数交售就会使先进农庄吃亏。(二)提高畜产品、蔬菜、马铃薯的国家征购和收购价格，降低私有牲畜向国家义务交售的标准。(三)“彻底纠正那种损害集体农民在私有牲畜方面的利益的有害办法”。为了使农庄庄员易于获得牲畜，根据卷案记录，凡在1953年6月15日还没有牲畜的集体农民，在1953年下半年和1954年一年内都不必交售肉类。取消集体农民、工人、职员在1953年1月1日以前的历年中所积欠的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私有畜产品。(四)降低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蔬菜和马铃薯的标准。(五)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程度，等等。

…………………………

9月21日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畜牧业和降低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所饲养的牲畜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的定额》的决议。决议说畜牧业“发展的情况不好”，并规定了最近一、两年的发展指标和措施。主要措施有：

(一)关于鼓励私人发展畜牧业：1.责成各级领导人协助农庄庄员购买牲畜、家禽，并通过按劳动日分配饲料和提供牧场的办法，保证衣庄庄员私有牲畜得到饲料；责成地方有关部门在国家的空地上、国家林区土地上、征用铁路和公路的地带以及工人住宅区的土地上，为工人和职员的私有牲畜拨出牧场和刈草场。2.降低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的私人副业现行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畜产品定额。3.凡在1953年6月15日前没有奶牛的农庄庄员，1953年下半年和1954年全年免除向国家义务交售肉类，自1953年下半年起免除农庄庄员、工人、职员、个体农民和其他公民经营副业应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羊皮，免除城市居民和工人村居民应义务交售的牛奶，自1953年起免除农庄庄员和其他公民经营副业应向国家义务交售的乳酪，取消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经营副业在1953年1月1日以前历年应向国家义务交售酌畜产品的积欠部分。4.全部免除一些人向国家交售肉、蜜、毛类和猪皮的义务，其中包括：农村中小学教师所经营的副业，“具有专业知识”并在农村中的企业、机关和团体里工作的各种农业专门人材和医务人员所经营的副业，农业机器拖拉机站、专业技术服务站、国营农场及其他国营农业企业的站长、场长、副站长、副场长、工程技术人员所经营的副业(按：上述人员必须为该户户主或该户唯一的劳动力，私有牲畜数目又未超过一定限额者，始能享受此优待)，各机关、企业和团体派往集体农庄工作的专家和实际工作者中被选为农庄主席者所经营的副业，等等。

(二)关于畜产品收购：1.必须从1954年起严格实行集体农庄按公顷计算的义务交售畜产品的固定定额。2.提高国家的畜产品收购价格。3.取消集体农庄在1953年1月1日以前历年应向国家义务交售的全部畜产品的积欠部分。

(三)还规定了一些措施，以提高农庄庄员“在发展公共畜牧业方面的物质利益”。】

　1954年【1月28日赫鲁晓夫在全苏农业拖拉机站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关键在于干部，而且仅仅在于干部。这是提高农业、改进拖拉机站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工作中的这个重要方面是落后的。”“我们还有很多缺乏知识修养的人担任拖拉机站的领导职务。在拖拉机站的领导干部中，有不少人只受过初等教育。”“今后的方针是：拖拉机站站长一般都必须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不少拖拉机站站长不称职。我们认为，这样的人应当坚决撤换。”“我知道，某些所谓老人，即拖拉机站的老工作人员要说：‘怎么回事，以前我们也被人重视，现在变了，非要工程师不可。那我们去做什么呢？要知道，这个事业是我们创办的。’不错，同志们，拖拉机站是我们同许多人一起创办的。但是，你们回忆一下，当我们共同创办这个事业的时候，拖拉机站的情况也和今天不同。”“有些同志对于拖拉机站的意义及其在中央9月全会决议后所负的使命缺乏正确的认识。”

2月15日赫鲁晓夫在俄罗斯联邦农业先进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干部问题具有特殊意义。事业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于谁在主持农庄和农场”。“我们需要熟悉科学成就和先进经验的干练的、内行的干部。”“我们应该努力把有才能的生产组织者，首先是把受过专门教育的人，提拔到农庄、拖拉机站和农场的领导岗位上去。但也不能不注意积有丰富经验的实际工作者。应该让他们到训练班去学习。”他说，在9月全会以来的短时间内，“已派出二万一千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到农业中去长期工作”。“还给农庄和农场送去了十万多名农艺师。”】

1955年【2月18日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党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谈到集体农庄干部和他们的工资问题。他说，“我们至今有百分之三十的集体农庄是由能力不强的主席领导的”，应撤换他们。他说，“一些集体农庄主席”不听话，“你说东，他们偏说西”。因此，“可不可以任用二万名”“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的人”到农庄去工作。这些人的工资“每人每月二千卢布”(按：合新币二百卢布)，先由国家开支，然后逐步由农庄全部承担起来。说“应当调整集体农庄主席的工资”，以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物质待遇取决于集体农庄的生产”。赫鲁晓夫说，经济领导干部“应当具有工农业方面的高深而专门的知识”，要“善于解决增进人民福利的实际任务”。他说，“对社会的一切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是改善人们的生活，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共产主义就是物质资料与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因此，“只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不会解决经济任务是不成的。“我们不需要没有学识的‘草包’”。】

（所谓“提高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就是推行“物质刺激”，在农业领域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所谓“鼓励私人发展畜牧业”，实际上就是鼓励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为富农分子的生长提供便利。当然，苏修中央的主要目的并非扶持小生产，而是要在农业中确立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集体资本主义经济。1953年9月中央全会上的所谓【农庄、农场和拖拉机站缺乏“有经验”或“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政治工作和经济任务“脱了节”，政治工作“必须同经济任务结合起来” 】云云，实际上就是在宣扬“业务挂帅”、“技术第一”，变相鼓吹经济主义，从而为以技术官僚取代工农干部制造借口。）

据《各国概况》（1972年3月出版）记载：

【赫鲁晓夫集团还大批清洗工矿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所谓“不听话”、“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的领导人，代之以“受过专门教育的”专家，让他们把持企业、农庄、农场大权。仅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初就有百分之六十三以上的农庄主席被撤换。】

这种整肃行动当然不会只局限于农业方面。据1975年9月出版的《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所刊载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怎样变质的？》一文记载，【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上台后，就以“克服管理机构组织机构方面的缺点”、“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等为借口，在工业、建筑业方面多次进行大清洗，从一九五四年起的三年内就撤换了九十多万管理人员。】

赫鲁晓夫所谓“事业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于谁在主持农庄和农场”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修正主义上台”之初，原先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政策、制度当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统统被废除。但关键不在于死的政策、制度，而在于掌握权力、支配制度的人。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苏修“新领导”必然要派人去“主持各个原先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企业单位，从组织上【把一批又一批的老布尔什维克、工农干部打下去，把他们的代理人安插到各级领导岗位上】。）

　1955年【3月9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变农业计划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现行的“由中央把各种作物的播种计划通知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制定牲畜的种类和头数的计划”的农业计划制度“过分集中”，“不切合国家需要”，是“不必要的”、“官僚主义的、过分夸大的、脱离生活实践的”，“束缚了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的主动性”，“不能刺激集体农庄的农业用地扩大产量”。因此必须实行新的、“以商品产品的产量为出发点”的计划制度。新计划制度规定：

(一)新计划制度的出发点是商品产品的产值，把这种产值作为编制农业生产计划的依据。

(二)编制计划时自下而上，先直接由农庄(会同拖拉机站)和农场开始制定。在制定计划时.不应以某种作物所播种的公顷数和牲畜头数为依据，而应以收获的农产品的公担数和畜产品的产量为依据。然后把计划交区执委会。

(三)由部长会议批准的国家农业生产计划，只规定对农业和畜牧业产品的义务交售总额、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总额、国家合同订购和国家收购的总额。“各农庄在拖拉机站的参加下根据向国家交售的任务和农庄、庄员对这种产品的需要自行决定各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范围和各种牲畜的头数及产品率。”】

（“……是不是说价值规律在我国也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有发生作用的广阔的场所，价值规律在我国是生产的调节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活动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必须这样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苏修中央在其于1955年3月作出的“决议”中宣称的所谓“新计划制度的出发点是商品产品的产值”，实际上就意味着以商品订货合同取代国家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统一计划领导，从而【在农业领域让价值规律重新调节生产】。）

银行

1954年“8月21日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苏联国家银行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决议规定：

(一)责成国家银行对企业和组织的生产、贸易和积累计划的完成情况，降低成本任务的完成情况，对它们自己的和借贷的流动资金的专用情况，以及对支付纪律的情况加强监督；在经常监督的基础上揭露企业和组织的经营和财务活动中的缺点，要求工作薄弱的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人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健全经营和财务工作，向部长提出那些玩忽职守的领导人的问题，要求他们制订出具体措施使这些工作薄弱的企业和组织真正健全起来。

(二)必须修改对企业和组织的贷款制度，取消现行的对好的和不好的企业以同样条件给予贷款这种不正确的贷款办法。

(三)让国家银行有权对那些没有完成降低成本任务、没有完成积累计划、造成超计划亏损和没有保持自己的流动资金的企业全部或部分地实行一种特殊的结算贷款制度。

(四)为了对那些完成规定的积累任务或没有超计划亏损和保持自己的流动资金的工作良好的企业和组织给予临时的财务帮助，国家银行机关可以在贷款方面给它们以优惠。

(五)授权国家银行可以提供基建投资计划未规定的机械化和采用新技术所需要的贷款，及时划拨预算交款，规定由企业的结算户和往来户划拨款项的手续。”

(关于社会主义竞赛和资本主义竞争，斯大林曾经指出：“有时人们把社会主义竞赛和竞争混为一谈。这是很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竞赛和竞争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竞争的原则是：一些人的失败和死亡，另一些人的胜利和统治。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竞争是：打败落后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社会主义竞赛是：一些人工作得不好，另一些人工作得好，再有一些人工作得更好，——赶上更好的以达到普遍的提高。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社会主义竞赛能使千百万劳动群众表现出空前未有的生产热情。不用说，竞争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产生任何类似这种群众热情的东西。”（《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

1954年8月苏修中央《关于苏联国家银行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所鼓吹的【“修改”银行贷款制度，对赢利企业给予优惠，对亏损企业“实行特殊的结算贷款制度” 】，难道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吗？当然不是，这实际上意味着把原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协作、竞赛”经济关系变为资本主义的“金钱（利润）、竞争”经济关系。与此同时，银行贷款方面的差别待遇也会刺激企业选择利润挂帅的经营方向。）

工业

1955年【5月1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取消1951年2月1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的《关于禁止出售、交换和弃置不使用的设备和材料以及对这些非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法令。规定对因犯有上述行为被判刑而没有服满刑期的人免于继续服刑，对因犯有上述行为而正在受审的人免于审判。

责成部长会议制定重新分配和出售多余的、不使用的设备和材料的办法，大大扩大各部部长、各部总局局长、厂长在利用上述设备和材料方面的权力。

5月14日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变重新分配和出售多余的、不使用的材料、设备和其他物资的办法》的决定，规定企业单位可以将上述物资提请销售机构出售，销售机构如不能接收，原单位可以自行出售给其他企业单位。”】

　【1955年“8月9日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扩大厂长权限》的决议。决议说，“为了提高”厂长完成国家计划的“责任心”，“同时为了消除在解决经济问题方面的多余的集中，保证在管理企业中有更多的独立性和机动性”，部长会议决定扩大厂长在计划管理、基建投资管理、物资处理、人员编制和工资基金、财务管理等方面的权限：(一)在计划管理方面，“可在国家年度计划指标的基础上，批准本企业扩大了的技术生产财务计划”。(二)“在订货人同意下，可改变季度内的供货日期”，“在不影响完成原批准的产品计划的条件下”，“可自由接受其他企业和组织的订货”。(三)有权规定一部分产品的价格和劳务费标准等。(四)在物资处理方面，可以自行出售“多余的、企业不用的材料、设备、运输工具和其他物资”等，为了完成计划，有权将一部分基金、材料、小型设备转让给其他企业。(五)在确定人员编制、工资和财务管理方面，可在既定的编制范围内“改革车间和科室的人员编制”，“可在本企业职务工资表和工资基金总额范围内调整科室和车间工作人员的工资”等。(六)有权使用百分之十的行政管理费。(七)有权根据已确定的年度基建计划自行确定月度基建计划和限额以下的工程项目。】

【9月20日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提高工业企业中工长和工段长的作用及调整他们的劳动报酬》的决议，规定工长、工段长：有权挑选和配备本工段的工人；并在征得车间主任的批准后，有权解雇“多余的工人”和“经常破坏生产纪律和劳动纪律的工人”；有权向本工段工人下达“必须执行”的工作“指示”，为本工段工人规定工作任务，有权为本工段工人确定工资等级，并使用所掌握的奖励基金奖励工人；有权降低“完不成定额”的工人的工资；有权给“工作质量不高的工人和破坏生产纪律和劳动纪律的工人”以纪律处分，有权把“经常完不成生产任务”的工人调到工资低的工作岗位上去。

决议强调工长、工段长要受过高等和中等专门技术教育；并责成各部和企业领导人任命工程师和技术员担任工长和工段长(高度熟练的工人也可担任这些职务，但须通过专门的委员会考核，并取得担任这些职务的资格)。为了给予物质鼓励，决议规定提高工长、工段长的职务工资，以使企业和车间的生产工段最低一级工长的最低工资，超过他所领导的同一专业的工人的工资，最高可超过百分之十五。决议还规定了给这些人奖金的办法。】

（扩权让利（强化厂长经理们的权限、使之逐步取得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三长负责制（笼络培养工人贵族，对工人阶级搞分而治之，加强劳动强度以便榨取剩余价值），此外生产资料的倒卖也初步合法化（破坏了生产资料的无偿调拨制度）。这些举措只会促进工业生产中的利润挂帅，从而为价值规律在工业领域重新发挥调节作用打开方便之门——当然这时的利润挂帅还是较为“低调”的，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实践中搞了多年之后，才在1961年10月“二十二大”上正式成为苏修党管理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

对外经济关系中，苏修开始提出要搞“生产专业化”，“国际分工”初露端倪（这时还只是初露端倪，1961年底在华沙举行的经互会第十五次例会批准了所谓“国际社会主义分工基本原则草案”）。

【1954年，经济互助委员会召开第4届会议，提出经互会的宗旨是“建立经济合作和协调国民经济计划”，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议上提出，经互会成员国实行生产专业化和协作以后，成员国对此采取了相应措施。】

——百度百科词条“经济互助委员会”

政治、外交

【1954年春‘列宁格勒’案件得以重新审查，5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为这一案件受害者沃兹涅辛斯基等人恢复名誉。就在这一年苏共中央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专门从事恢复名誉的工作。】

　（参见载于《苏联史论》（2007年6月出版）的《冲击“斯大林模式”的首次尝试》）

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沃兹涅辛斯基到底是何许人也。

早在1974年，美国马列毛主义组织“美国革命联盟”（美国革命共产党的前身）就在其所著的《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一书中提及此人，并尖锐指出——

【无产阶级对于官僚主义的回答是恢复党的活力，发动工人，尽量吸收群众参加制订计划的工作。但是，那些越来越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党的高级官员的社会基础（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回答却完全不同。这些势力要求实行更加能够“自动调节”、更加“合理”的经济，一种受资本主义价值规律支配而不是受劳动人民的集体意志支配的经济。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就是这种观点的一个最直率、最大胆的鼓吹者。……………………】

【沃兹涅先斯基主张实行一种“价值平衡”政策，以便使商品的分配和生产能以一种更加“自然的”方式来决定。他认为，价格应该反映生产的成本，这样价值规律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调节生产。……能够消灭官僚主义的基础，各个企业也就能够由纯粹的经济杠杆来支配。……………这也说明，新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老叛徒有着共同的观点，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能够不要自觉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能够自发地长入共产主义。】

【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间，沃兹涅先斯基曾设法将自己的一些主张付诸实践。他的第一个步骤是实行财政改革，其中包括急剧提高许多消费必须品的零售价格，继之又改组了一些中央计划机构，将大部分（根据实际需要的）数量计划交由地方一级制订，中央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仅仅保留规定产值指标的权力。然后在一九四九年，沃兹涅先斯基又建议，重型机器等生产资料的生产应根据以其生产价格（即其“价值”）出售的情况来调节。

……………………

沃兹涅先斯基的主张不仅会削弱经济的发展，而且会向资本主义复辟迈进一大步。由于生产资料的价格根据“价值”来制订，有意识的调节和计划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那时，生产资料对于工人来说，就会变成一种根据资本市场的需要进行买卖的东西，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将重新带有资本的特征。

同年晚一些时候，沃兹涅先斯基所建议的五年计划，为恢复各个企业的自主权和削弱中央计划机构提供了进一步的措施。据说，斯大林此时曾对沃兹涅先斯基说：“你是在俄国谋求资本主义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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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兹涅先斯基不久就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逮捕处决。我们虽然并不象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头目那样惋惜他的死亡，但我们认为，公开揭露他的路线的阶级实质，同时对它开展群众性的批判和斗争，会是一种更加有效的处理他的办法。】

【斯大林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对新修正主义分子的错误作出了直接的回击。一九五二年，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发表，对修正主义，特别是对类似沃兹涅先斯基的思想作了详尽的驳斥。这本书透彻地总结了苏联在经济战线上的经验，立刻成了当时进行斗争的一个强大武器，并对后代作出了宝贵的理论上的贡献。】

（注：这里提到“沃兹涅先斯基”即为“沃兹涅辛斯基”）

此外也有材料称列宁格勒集团曾经与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暗通款曲：

【“列宁格勒事件”是指反对苏联政权的一个阴谋，发生在一九四八年苏联同南斯拉夫破裂之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领导人同列宁格勒党和政府的几个高级官僚之间进行秘密通讯，其中透露中他们的阴谋。…………从修正主义者德热拉斯所著《同斯大林谈话》一书第一五一页的字里行间，也可看出阴谋的蛛丝马迹。德热拉斯谈到他作为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成员，一九四八年冬春之交在列宁格勒见到一些人，并对这些人作了如下的评论：

“我有个印象，我很快就能用人性语言同这些人谈共同的政治语言。两年之后当我听说他们只是因为敢于做一个人而被苏维埃机器的磨盘碾得粉碎时，我并不感到惊讶。”

不能要求当时作为铁托的左右手而访问列宁格勒的德热拉斯会更明显地承认，阴谋是个确凿的事实。】

——《和平的反革命（上册）》（1975年5月出版））

此外列宁格勒集团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也不是秘密（米高扬曾提及，“斯大林甚至对我们说，沃兹涅先斯基是少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者。对于他来说，斯大林说，不仅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甚至乌克兰人都不是人”。），实践中这类动作也有，譬如1948年波普科夫（列宁格勒案涉案者）涉案者就向中央提议“成立俄罗斯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和列宁格勒中心，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中心从莫斯科迁往列宁格勒”；又如1949年1月中旬，列宁格勒方面未经中央批准，擅自举行全俄商品批发交易会（后来演变为全苏性的商品批发交易会），沃兹涅先斯基斯基鼓励此事，事先又对斯大林隐瞒。

另外还有沃兹涅先斯基伪造统计数据、库兹涅佐夫在选举中舞弊之类。诸如此类的违法乱纪行为当然只会增加斯大林对他们的厌恶。不过根本上应该还是由于沃兹涅先斯基的路线与斯大林的路线格格不入。

“二十大”之前苏修翻的案已经有不少了，不过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还是要数“列宁格勒反党集团”案。苏修“新领导”们实际上是把沃兹涅先斯基主张由价值规律调节生产的经济路线付诸实践了。顺便一提，后来主持所谓“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柯西金恰恰是列宁格勒案的漏网分子）。

然后是铁托问题，翻案翻到国际上去了。

斯大林生前，与国际共运叛徒的铁托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并遏制了铁托主义在东欧的蔓延。斯大林逝世后，篡权上台的苏修叛徒集团公然与铁托集团握手言欢，承认了铁托集团的“特殊道路”。

【自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访问南斯拉夫，向铁托表示道歉，并发表了承认南共联盟“特殊道路”的“贝尔格莱德宣言”之后，南苏关系开始和缓。】

——《各国概况》

【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后，南斯拉夫便开始在东西方之间搞“平衡外交”。1950年，南斯拉夫开始同西方国家发展经贸合作，甚至一度同希腊和土耳其结成政治经济同盟，但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这个同盟很快失去意义。1955年5月赫鲁晓夫访南和1956年6月铁托访苏后，苏南两党两国开始恢复关系。事实上，在这之前，赫鲁晓夫就派遣了以谢皮洛夫为首的委员会调查南斯拉夫是否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结论是，没有理由把南斯拉夫看成资本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地位一经确认，斯大林据以在两国间制造争论的基础就不再有效，反对同南斯拉夫和解的论点也就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倒塌了。我们决定在两党之间建立联系和恢复友好关系”。……】

——《比较五、六十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d4bde20100lxz4.html）

（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同志”这个称号是神圣的、珍贵的，而对修正主义分子来说则是廉价的。

如果出于国际反帝反霸斗争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与修正主义国家保持国家关系层面上的来往。1968年以后，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曾调整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但是，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恰恰是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分开的（这也是对待苏修及其各个傀儡党的态度）。在中苏论战中，毛主席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坚定地支持了斯大林同志的立场。自1958年以后，直到毛主席逝世，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铁托集团是“同志”，没有因为外交的需要而拿原则问题作交易！这才是马列主义态度的体现。只是在1976•10•6以后才为铁托送上“同志”高帽。号称“两个凡是”的华英明，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表现与20多年前发表“贝尔格莱德宣言”的赫鲁晓夫如出一辙。

参阅：《揭秘中南两国恢复关系始末：铁托与华国锋互访》：

（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 ... 511/15475619_1.html　）

当然这时的赫鲁晓夫仍振振有词地声称【苏共是“遵循马克思一恩格斯一列宁一斯大林的学说的党”】。

1955年【9月19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和东德政府代表团会谈的发言中说苏共是“遵循马克思一恩格斯一列宁一斯大林的学说的党”(按：这是赫鲁晓夫在1953年3月以后至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以前，最后一次给斯大林以“高度评价”。在这以前，他虽多次不指名地指责过斯大林，但在不少讲话中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忠实继承者”，说苏共是“列宁、斯大林的党”，并提到“马一恩一列一斯的事业”和“马一恩一列一斯的不朽学说”等等)。】

——《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

这里要指出一点，不仅仅是赫鲁晓夫，当时苏修中央多数人都是支持恢复与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党际关系的（包括卡冈诺维奇在内。另外那个“论证”出“没有理由把南斯拉夫看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谢皮洛夫之后还曾参与起草秘密报告，不过此人也是1957年6月“反党集团”的参与者），莫洛托夫、苏斯洛夫等人倒是反对，但以失败告终（然而苏斯洛夫自不必说，莫洛托夫也有在1953年6月插手东德和匈牙利的不光彩纪录，这个后面再详述）。

参阅以下两则材料：

《（世界史专业论文）1953年民主德国“617”事件研究》：（http://www.docin.com/p-358597308.html）

《苏共党内权力斗争与匈牙利的“新方针”改革(1953—1955)》：（http://www.cssn.cn/gj/gj_gjwtyj/ ... 131101_821299.shtml）

【首先，抓紧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在30年代至50年代被清洗和镇压的人恢复名誉。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表明，从1953年下半年至1956年2月，即苏共二十大前夕，党的监察委员会为5798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名誉（其中，因无根据的指控被开除出党的共产党员为5456人，因被俘和留在敌占区而被开除的342人）。

其次，在恢复和改善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问题上采取了断然的措施。赫鲁晓夫组织了一个以谢皮洛夫为首的委员会来调查“南斯拉夫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久，谢皮洛夫向党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份报告，对所调查的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于是，赫鲁晓夫亲自率领了一个代表团于1955年5月访问了贝尔格莱德。

以上两方面的工作，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大张旗鼓地批判斯大林并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苏联史纲CCCP（1953—1964）》

甚至就连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投敌叛国犯也得到了苏修当局的“赦免”。据《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1953—1973）》的记载，【（１９５５年）9月17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大赦令，决定赦免在卫国战争时期“由于胆小或觉悟不高而被诱惑同占领者勾结的那些苏联公民”。其中规定，对“由于在德国军队、警察和德国特种部队中服务而被判刑的人，不问刑期长短，一律予以释放”。】

可参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 大赦在卫国战争期间同占领者勾结的苏联公民》：

（http://www.ziliaoku.org/rmrb/1955-09-20-4#130218）

1953—1955年间苏修叛徒集团在国内外进行的翻案活动，为1956年以后公开的“非斯大林化”铺平了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斯大林之子瓦西里就被捕入狱，与翻案浪潮形成鲜明对照：

【……1953年3月5日，苏共领袖约·维·斯大林去世。3月26日，也就是斯大林死后的第21天，苏联国防部长尼·亚·布尔加宁命令瓦西里退出现役，理由是此人道德败坏，酗酒闹事。4月28日瓦西里被捕，当时谁也不知道真实内情，……】

【1955年9月，审理瓦西里案件的军人委员会成立了，其成员均为中将、少将和上校，有人称之为“皇家卫队”，律师不得介入。

“瓦西里被从苏军解职后，极端仇视党和政府，多次表示对政府不满。主要表现是公然煽动改组国家机构，对抗1953年3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的《大赦令》，他已走到了以苏联人民为敌的边缘。瓦西里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挥霍和侵吞国家财产。作为军区空军司令，试图大搞个人崇拜……”这是1955 年9月2日的判决书中的一段摘录。

那么，瓦西里是怎样“挥霍和侵吞”国家财产的呢？指控书中说，有人向他的别墅送去了大量饲料，他的助手们就用这些饲料给他喂养了2匹马、2只幼鹿、7只火鸡和20只鸽子。一个空军中将、领袖的儿子，他造成的“巨大损失”的总金额究竟是多少，却没有任何统计。

克格勃档案中存放着一份瓦西里“受贿”物品清单，名目多达76项。最珍贵的是一支猎枪（斯大林赠送的），还有跳棋和马鞍（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赠送的生日礼物）。其它的则是座钟、猎装、皮带、照相机、两只皮艇、两辆摩托车、两辆自行车等。

1946—1947年期间，瓦西里曾担任苏军驻德国的一个空军军长。他管辖的一个师驻扎在格罗辛海涅，驱车30分钟即可到达著名的德累斯顿陈列馆。他的一个团驻在波茨坦，这里有普鲁士国王的官邸。如果瓦西里愿意的话，他可以掠走无数价值连城的珍宝……

然而，瓦西里最终还是被判监禁8年，剥夺政治权力2年。】

——《斯大林次子的凄惨结局：遭多年监禁后被流放》：

（http://www.nxing.cn/article/1366295.html）

文艺

斯大林逝世后，随着苏修“新领导”们【把复辟愿望变成复辟行动】，嗅觉灵敏的资产阶级反动文人也与之遥相呼应。他们祭出“解冻”黑旗，【疯狂地为资本主义的“春天”引幡招魂】。

【早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现代修正主义文艺鼻祖肖洛霍夫及其一伙便披挂上阵，煽动作家、艺术家去解决社会主义时期“使人惴惴不安的问题”，也就是煽动文艺工作者去暴露社会主义社会的所谓“阴暗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五四年，老右派爱伦堡抛出的小说《解冻》，就是射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支毒箭。他把社会主义社会描绘成没有“自由”、“温暖”与“公理”的“冻僵了的整个世界”，把无产阶级专政年代污蔑为“冰冻时期”，把赫鲁晓夫上台说成是“春暖解冻”，疯狂地为资本主义的“春天”引幡招魂。苏修评论界把《解冻》的出笼看成是“苏联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为复辟资本主义推波助澜的苏修文艺》，刊载于1975年12月出版的《看，今天的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另一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赵国砖家也并不讳言所谓“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

【当然，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政治上的动静会在文学上敏捷地反映出来，这是出现“解冻文学”、“解冻思潮”的根本原因。斯大林去世后，文学家最早感受到政治气候的某些变化，当年的五一节，《文学报》一反长期以来官方庆典的固定格式，在第一版整整一个栏目刊登爱情诗歌，传递出不一般的政治信息。此后，一些报刊开始批判文学作品粉饰现实、公式化等现象。1954年5月，著名犹太人作家爱伦堡发表小说《解冻》，这篇作品打破“常规”，没有刻意塑造所谓“理想人物”，而把注意力放在普通人物在实际生活中的矛盾、爱情和人生态度上。“这部小说不算杰作，但它却打动了成千上万的人竞相阅读。9月23日在莫斯科发行单行本，当晚就销售一空。”不久，《解冻》这一书名便成为文学艺术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类似的作品不断出现，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西方评论家把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潮称为“解冻文学”。】

——《赫鲁晓夫改革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

（http://doc.qkzz.net/article/0f92 ... -84101ce301cd_3.htm）

在苏修中央卵翼下的修正主义文人并不满足于“解冻”的聒噪，而且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进行了篡改。

【1954年12月的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是在斯大林逝世后召开的,因此,思想解放的“解冻”思潮发展得更为迅猛。西蒙诺夫在大会上的报告《苏联散文发展的几个问题》,首次对原作协章程中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述提出异议,提出应该删去原定义中“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的内容,认为这句话是苏联文艺“粉饰现实”的根源。苏共中央《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贺电》(译文载《戏剧报》1955年1月号)同意这种修改,强调文学既不能“粉饰现实”也不能“歪曲、诽谤地描写苏联社会”,强调“苏联作家的责任是创立真实的艺术——一种具有伟大的思想和感情、深刻地揭示苏联人的丰富的精神世界的艺术,以人物的典型来多方面地体现苏联人的劳动以及处于不可分裂的统一体中的社会和个人生活。”】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外戏剧交流概论》：

（http://doc.qkzz.net/article/9905 ... -baf96b4e06cf_3.htm）

对此，1976年5月出版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代表性论点批判》（显然反映了WG期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艺方面的立场）强调指出：

【三十年代，在苏联由斯大林、高尔基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质上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作方法。和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相比，它的产生是创作方法上一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初期的创作经验的总结。它“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一要求比较明显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体现了列宁主义文艺的党性原则。但后来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大搞反动的修正主义、颓废主义文艺，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文艺黑线的鼓吹者们同苏修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一起，恶毒反对革命文艺“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就是反对文艺的党性原则，反对马列主义对文艺的指导作用，使文艺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

苏修文艺界在掀起“解冻”黑潮时，冠冕堂皇地宣称要“批判‘无冲突论’”。诚然，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从来就是反对“无冲突论”的，因为“无冲突论”在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领域的一种反映】［事实上，在斯大林逝世前夕的1952年苏共十九大前后就开展了对“无冲突论”的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苏联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包括党内资产阶级）发起新一轮进攻的信号］。至于“解冻文学”的聒噪者们，【虽然也宣称要“‘反对’无冲突论”，但他们攻击的恰恰是无产阶级文艺最根本的东西】。

井峰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就曾写道：“作家，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他们是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是阶级的感觉器官，他们不能不反映出各自的阶级的感觉，不能不发出各自的阶级的声音。”（《灵魂工程师的灵魂》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夜，转摘自《今朝集》）

所谓“解冻文学”，实际上是宣扬人性论、打着“写真实”的幌子诽谤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文学。“解冻文学”的出笼，正是为了替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也是对斯大林时代文艺领域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反攻倒算。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的“解冻”聒噪，自然是【反映出本阶级的感觉，发出本阶级的声音】。尽管对斯大林的公开攻击是1956年以后的事，但“解冻文学”的出现本身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在所谓【遵循马克思一恩格斯一列宁一斯大林的学说】的幌子下，全局性的资本主义复辟正在苏联隐蔽却猛烈地进行着。

最后再谈谈【苏联阶级专政性质突变的分界点】问题。

现在来看，“二十大”更类似于“三中全会”。对1976.10.6相对应的应该是1953年3月5日取消中央主席团事件（这个事件迄今仍很少引起重视），这实际上就是一次和平的政变（被赶出政治局的人鱼龙混杂，左中右都有，但其中包括了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这样的左派）。

【1953年3月5日那一天，斯大林还没有去世，前政治局委员中的“老近卫军”提议取消半年前十月全会（1952年）上关于增加苏共中央主席团数量的决议和全会提出的一系列其他带有根本性变革的措施。所有决定都是在未经主席团全体成员（更不要说全体中央委员投票了）任何讨论和赞同的情况下通过的。以这样的方式将权力转移到“集体领导”手中，实际上意味着发生了一次国家政变。】

——[美]格雷弗·弗《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安排在3月3日上午搞一次大规模的会诊，按照马林科夫的要求，这次会诊要对斯大林的病情做出正式诊断。很显然，马林科夫急于对党的机构进行改组，对他来说，一份正式诊断书也能证明采取某种紧急决策的正确。会诊的结论是一致的：斯大林的生命已无法挽救，很可能是在最近几天逝世。做出会诊的结论之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收到了紧急通知——速到莫斯科来商议与国家领袖斯大林即将逝世密切相关的必要措施。

从允许到斯大林病榻前探望的只有苏共十九大之前的原政治局委员们这一点就已经表明：关于政治权力的改组已经开始进行。

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新委员都没被允许去斯大林别墅。到斯大林病榻前探望甚至也是依照官位等级的，来得最勤的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他们俩总是一起来，排在他们身后的是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第三组是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他们之后是米高扬和莫洛托夫。

决定于1953年3月5日20点召开苏共中央领导会议。3月5日这一天，斯大林的病情加重，不过20时当会议召开的时候，斯大林还没有去世。

为了避免解释取消斯大林创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原因，没有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而是召开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来商讨国家领导机构的改组问题。

出席这次会议的约有300名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会议是在克里姆林宫的斯维尔德洛夫厅举行的，几乎所有来参加这次历史性会议的与会者都是在会议召开前的30—40分钟才赶到开会地点，不过大家都沉默地坐在那里，相互之间也不聊天，谁都不清楚会议的议程。来开会的这些代表们几乎无人知道斯大林是在孔策沃别墅，并不是在3月3日晚发布斯大林病情的公报里所说的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住处。 3月5日20点整，从斯维尔德洛夫厅后门进来并就坐在主席台前的，并不是斯大林提议选举的由25人组成的中央主席团，而是只有斯大林提议的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

对这次会议，历史学家H·巴尔苏科夫认为：“他(斯大林)看到接替自己权力的抉择只能是集体领导，想以此来消除某位‘战友’可能产生的篡位企图。这也就是为什么苏共中央主席团共有36名委员和候补委员，而其中‘老近卫军’明显的只是少数，不超过三分之一。”

不过，自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到斯大林逝世，这段时间对于使新组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团结在一起并得到巩固来说，实在是太短了。没有预谋是不可能一下子把22人从中央主席团清除出去的。他们借口紧急状态，借口必须采取高效的巩固政权威望的手段，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3月5日20点40分，赫鲁晓夫宣布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闭幕。闭会后，新选举出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们急忙赶往孔策沃别墅，他们还算是及时赶到。他们抵达斯大林别墅大约半小时后，即21点50分，医生们确认斯大林已去世。在医生们验证斯大林去世之后，他们这些委员们才走进斯大林故去的房间，并在已故的领袖身边默默地伫立了大约有20分钟。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安葬完斯大林后，1953年3月9日夜至10日凌晨，八位斯大林时期政治局老委员，又最后一次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马林科夫第一个走进办公室，随后是贝利亚，赫鲁晓夫走在最后。】

——《斯大林弥留之际史实细节：赫鲁晓夫并非接班人》：（http://gb.cri.cn/8606/2005/11/11/1425@776854.htm）

斯大林尚在弥留之际，苏修“新领导”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取消苏共十九大建立的中央主席团】了。取消中央主席团只是表象，实质应是一场夺取苏联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从而改变苏共十九大既定路线的政变（当然是以和平方式方式进行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逝世前夕其实准备着在苏联国内着手开展一场新的反修斗争（这场斗争主将具有一定的群众性），苏共十九大的召开正是这次斗争的前奏。将对沃兹涅先斯基的批判公开化则是斗争的突破口（列宁格勒集团在1949年垮台，1950年宣判，但当时并未公开）。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发表于一九五二年第十九次党代会之前不久，并被应用于一次非常广泛的群众教育运动。这一著作成为当时正在计划中的政治斗争的思想基础。斯大林已经深信，虽然在思想整风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但资产阶级分子仍在各级组织中处于掌权地位。一些象沃兹涅先斯基那样的人比较公开，因此还容易对付，还有些人则更为狡猾，在许多问题上看上去摇摆不定。这些人是手段极为圆滑的投机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当时的印度大使梅农所说的一段故事里，便可看出斯大林在清洗这些人物时所遇到的困难。梅农曾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七日——斯大林逝世前不久——访问了斯大林。梅农回忆说，他们谈话时，斯大林象他平时习惯的那样漫不经心地在一张纸上画画。梅农注意到斯大林画来画去都是画的狼。然后斯大林就谈起了狼。他说，俄国的农民知道怎样对付狼。这些狼必须给消灭掉，但是斯大林又说，狼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它们就想各种办法避免给消灭掉。

要揭露真正的狼。就必须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和斗争运动，然而当时并没有这么做。斯大林在逝世前不久，曾计划过一次矛头针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清洗”运动。广泛发行和运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似乎表明这一运动将会具有一定的群众性。但是并没有出现运动。在整个战后时期，斗争基本上停留在党的上层领导之内，当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逝世时，那些狼仍然逍遥自在。】

——《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苏联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在1952年10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人会上，苏共中央的《总结报告》中就用了大量的篇幅从各个方面揭露了存在着的严重问题，并且号召与这些错误作坚决的斗争。

仅就这个报告中提到的问题，可以看到，在五十年代初期，苏联变修的危险在增加。

首先，由于党组织放松政治思想工作，党政机关中不仅出现了堕落腐化现象，而且出现了“个别环节瓦解等畸形现象”。《总结报告》指出，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没有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充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和吸取党的历史经验”；由于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党的队伍政治觉悟水平和党员的质量标准”；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环境下，许多党组织削弱了政治思想工作，“这种工作变得无人照顾了”，“某些党组织只顾经济事务而忘记了思想问题”，“这就造成某种程度的危险”，使党的领导机关脱离群众，把战斗的党组织“变成了特殊的行政命令机关，没有能力反对各种地方性的、本位主义的及其他有害于国家利益的倾向，并且看不出公然歪曲党的经济建设政策与破坏国家利益的现象”，“给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放松政治思想工作，还“给敌对的观点和观念的复活造成肥沃土壤”。阶级异己分子、形形色色的反党分子在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部门和地方“暗中宣传他们的路线，复活并散布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概念’”。因为放松政治思想工作，有些领导者挑选干部时不以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为根据，“而以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乡关系为根据”，结果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甚至把“品质可疑、或者完全不称职，但被一些领导者认为随和可喜的人”拉入党内，“他们互相庇护，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很自然，这种情况常常会引起墮落和腐化”。有些地方的党政干部和经济工作人员上下勾结，狼狈为奸，大量挪用公款，盗窃国家财产，挖社会主义墙脚。

其次，窃取一部分权力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正在破坏、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总结报告》指出，有些企业的领导人，“在行动上危害国家利益，企图对政府耍手腕，欺骗党和国家”。他们中有些人在党组织的纵容下，虚报冒领原材料，“对政府隐瞒他们所掌握的物资”；他们还不顾国家利益和消费者的需要，无视规定的产品品种计划和产品质量标准，造成许多积压和浪费。更有甚者，有些工业企业领导人，“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在那里，他们订立自己的“法律和规章”，可以“随心所欲”地、“胡作非为地做任何事情”。《总结报告》还指出，党政机关中有些领导人在农村推行“包产到组”的路线，他们要“在集体农庄内培植独立的小组，取消生产队”。这种做法的结果，削弱了集体农庄的巩固和发展。还有，“党、苏维埃和农业机关中的某些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粗暴地违反苏维埃法律，走上了胡作非为地对待集体农庄的道路”。他们利用职权，侵占公有土地，迫使集体农庄免费或低价向他们供应谷物、肉类、乳类及其他物品，他们用自己的坏牲畜交换集体农庄的好牲畜等等。《总结报告》指出，这些人都是“集体农庄制度的敌人”，要“给以严厉的惩处”。

另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在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总结报告》指出，苏联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私有的心理和道德的残余”在增长，并且进一步指出，这些东西不仅来自国外，来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来自国内，来自还没有被党根除的敌视苏维埃政权的集团的残余”。事实正是这样。盘踞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部门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在以他们的毒草作品为武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腐蚀人们的灵魂，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例如，在文艺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平庸乏味的灰色作品”，这些作品歪曲当时苏联的现实，把生气勃勃的和多方面的生活描绘得毫无生气、枯燥无味。

马克思说：“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质的区别。”①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从苏共十九大提出的严重问题来看，苏联变修的危险确实在增加。苏共十九大的《总结报告》就号召全党，“目前特别重要的，是保证展开自我批评与自下而上的批评，……把那些阻碍对我们的缺点展开批评、压制批评及对批评者实行迫害与报复的人，当作党的死敌，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苏联阶级斗争发展的进程表明，需要开展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斗争，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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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本论》。《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2页】

——《苏联是怎样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4出版）

【十九大闭幕后，苏联共产党积极领导苏联人民为争取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而英勇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十九大后苏联政治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些令人触目的现象。

十九大后，苏联发动了一场颇有声势的反对官僚主义和打击贪污盗窃的群众运动。《真理报》、《消息报》、《共产党人》杂志以及中央、地方各种报刊每天都用大量篇幅揭露社会阴暗面，主要着重揭露政府经济部门和工厂、集体农庄的领导干部的种种问题，如任人唯亲、重用包庇坏人和不称职的人，压制批评，对批评者报复打击，唯利是图破坏国家计划，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等等。1952年12月，乌克兰贸易部门的某些领导人因参与黑市交易，受军事法庭审判，其中三人以反革命罪被枪决，其余判处无期徒刑。

十九大前后，苏联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领导干部大变动的现象，大批干部被撤换。

十九大后，在理论战线上再次掀起了批判运动。

1952年12月24日《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的长篇文章《关于费多谢耶夫的两篇文章》，尖锐批评了前《布尔什维克》杂志（注：十九大后改名《共产党人》）总编辑费多谢耶夫发表在1952年12月12日和21日《消息报》上的两篇文章：《论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两文是费多谢耶夫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体会。苏斯洛夫批评费多谢耶夫过去追随沃兹涅辛斯基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现在不作自我批评，反而用公认的理论批评人家，掩饰自己的错误，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苏斯洛夫用令人触目的口吻指出“一个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最重要的问题上曾经混乱不堪和实质上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现在能在这些报刊上就这些问题发表正确的文章，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苏斯洛夫的文章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文章在报刊上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沃兹涅辛斯基，指责沃兹涅辛斯基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战时经济》一书是“对计划和国家在苏维埃社会中的作用的许多唯意志观点的混合物，它把价值规律偶像化，似乎价值规律是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劳动分配的调节者。”第二，文章首次公布了1949年作出的《联共（布）中央关于（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问题的决议》。中央的决议指责《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犯了严重错误，“把杂志的篇幅用来阿谀赞扬沃兹涅辛斯基《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战时经济》这本书，毫无根据地把它当作教科书和‘深刻的科学研究作品’而大吹大擂。”决议宣布撤去费多谢耶夫同志的总编辑职务，并改组编辑部。决议还指责联共（布）中央鼓动部长谢皮洛夫“在监督《布尔什维克》杂志这件事情上没有称职，犯了粗暴的错误，竟使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推荐沃兹涅辛斯基的这本书作为区委书记和宣传工作部工作方面的教科书。”决议下令撤销这些错误的指示。

苏斯洛夫批判费多谢耶夫的文章，实际上吹响了批判沃兹涅辛斯基的冲锋号。1953年《经济问题》杂志第一期发表了编辑部社论《争取全面克服苏联经济学家工作中的错误和根本改进他们的工作》一文，社论指出沃兹涅辛斯基《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战时经济》一书是一本“有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书”，“最为彻底地表明了唯心主义和意志中心主义的观点”，“是以意志中心主义的观点看待苏维埃社会中计划和国家作用的混合物，并把价值规律偶像化，认为价值规律似乎是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劳动分配的调节者。”社论还揭露了《经济问题》杂志在传播沃兹涅辛斯基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方面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并指名批评了杂志主编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以及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加托夫斯基和科兹洛夫等人在吹捧沃兹涅辛斯基观点方面的错误。同时将杂志编辑部进行了改组。以后，苏联许多全国性重要杂志都发表了类似社论和文章，据《纽约时报》1953年1月9日报导，从十九大到1953年1月初，约有一千多名苏联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公开检查吹捧沃兹涅辛斯基的错误。】

——叶书宗《苏联的革命与建设——历史的回顾与总结》（1986年出版）

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无法架空“假如斯大林不去世”这场斗争的走向将会如何（从现象迹象来看，这场斗争更接近于整风运动而非WG）。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随着斯大林的突然去世，刚刚起步的群众性反修斗争嘎然而止，苏共十九大（苏联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最后一次党代会）的路线也随之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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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于苏修对东德和匈牙利和干预（以及“老近卫军”的不光彩记录）：

民德

（1953年）【5月14日，联共（布）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民主德国的情况。会上同意由外交部向民德发出电报，命令管制委员会“战术性地”建议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民主德国的“集体化”必须在当年剩下的时间里停止。…………】

【从根本上否定民德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5月27日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上。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分析民德人口大量流向西部德国的原因并讨论措施改正民德令人不快的政治、经济情况。”主席团成员在会上都同意必须停止民德的“强迫性社会主义改造。”而根据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后来的证词，贝利亚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激进。他不仅主张停止民德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还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中立的、非社会主义的德国。……】

【……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命令“关于改进民德政治健康状态的措施。”这份命令一开始就严厉批评了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认为民德危机的出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现的错误政治路线导致的结果。”而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与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定有关。“在国内和国际都没有确实准备的情况下，采取了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错误路线。”迥异于斯大林在1952年7月8日同意乌布利希的计划，新的领导层断然认定“在目前的情况下，强迫性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错误”。为了改善情况，决议还提出了一些有根本性变化的措施…………】

【同一天，民德领导人乌布利希、格罗提渥和厄尔斯纳被召到莫斯科。他们一到莫斯科就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了短暂的会谈。格罗提渥对这三天的会谈做了简要的记录，是现在唯一可以看到的材料。乌布利希他们当天接到苏联的命令之后，并不愿意全盘接受，只是勉强作了部分的修改，当晚就制订了他们自己的方案。次日的会议上，民德的方案遭到了苏联新领袖的严厉批评。卡冈诺维奇表示：“我们的文件是颠覆性的，而你们的却只是改动。”贝利亚表现得最为激动，他隔着桌子将民德的方案甩到了乌布利希的面前，指责说：“这是对我们外交文件的拙劣重写。”不过贝利亚在会上承认“我们都犯了错误”，但重要的“不是相互指责”，而是“以所有德国人都能看到的方式进行改正。”马林科夫警告乌布利希说：“不要担心声誉受损，如果现在我们不改正，灾难就会发生。”贝利亚命令“迅速而有力地进行改正，你们可以把文件一起带走。”迫于苏联的压力，乌布利希不得不接受“新路线”。4日会议上，民德领导人承认“我们认识到昨天给予我们的文件对民主德国政治、经济状况的批评是正确的。”】

９日，经过四天的讨论，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最后作出了关于新路线的决定——“实施一系列措施以显著提高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加强民主德国国内每个人的合法权利。”政治局承认统一社会党与民德政府犯了一系列错误，独立农民、私人业主、工匠和知识分子的利益被忽视。为了“改正过去的错误和提高生活水平”，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

第一，包括小农、中农和大农场主，因经营困难抛弃家园逃至西柏林和西部德国的，允许其归还并归还农田；

第二，对回到土地的农民给予信贷和农业补助；

第三，重新审查因没有完成工作额和税收而被判刑的案件；

第四，所有过去逃离国家而现在渴望回来的人可以收回根据1952年7月法令而被没收的财产，并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

第五，放松向西部德国和西柏林居民颁发参观民德许可证的规定，放松对民德内人口流动的管理，扩大两个德国之间的交通；

第六，司法机构释放那些根据保护公众财产法而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的人；

第七，从1953年7月起，向所有的东部德国居民和东柏林人发放配给卡，降低国营商店的商品价格，提高社会福利。

【鉴于新路线与原来政策之间的巨大反差，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希望“在谨慎、认真准备之后再向党和群众宣布实行新路线。”10日赫恩施塔特向谢苗诺夫请求再给予他二周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但谢苗诺夫回复说：“你们的国家都不会再存在那么久了。”迫于谢苗诺夫的命令，11日《新德意志报》公开宣布在民主德国实行“新路线”，并放弃1952年7月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造。

民主德国是东欧国家中第一个宣布实行新路线的国家。它的新路线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民德的新路线是由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通过而不是部长会议，因此从法律上来说并没有合法性；第二，在所提出的内容中，劳动定额问题仍然没有被废除。对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工人而言，农民、知识分子、工匠，乃至商人都获得了利益，唯有工人的利益却被遗忘了，这更激起了工人对政府和统一社会党的直接不满；第三，由于新旧路线之间的巨大反差和新路线的匆忙出台，统一社会党党内、民德政府和群众中都出现了混乱，许多党员和干部也不知道何去何从。很多干部不肯接受新路线，认为这是西方搞的宣传活动，因而禁止人们讨论新路线。还有一些强硬派成员表现更为激烈，甚至以退党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统一社会党已经放弃社会主义，正在滑向资本主义。戈尔斯多夫地区莱尔科姆凯纳特德国邮政学院的一位教师认为“中央委员会已经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他“不会在跟从政府的政策。”。统一社会党内部也是混乱不堪。8月底时罗奇威茨地区一位领导人还表示他不会再与党的政策保持一致。他现在是，以后也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他还强调如果斯大林还活着的话，党内决不会有什么新路线。民主德国甚至还有流言说乌布利希、格罗提渥和皮克已经死亡或者已经逃离国家。】（注：谢苗诺夫，时任苏联驻民德高级委员会主席）。

——《（世界史专业论文）1953年民主德国“617”事件研究》：

（http://www.docin.com/p-358597308.html）

【事实上，早在1953年4月，苏联就敦促东德政府改变斯大林时期集中统一的经济政策，面对当时大量东德人逃往西德、社会日益动荡的情况，苏共中央主席团于1953年5月27日召开会议分析东德局势，主要讨论人们大量逃往西德的原因以及采取何种措施改善东德日益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会议持续讨论几天，分歧仍然很大。到6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最终统一意见，达成了一个《关于恢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措施》的决议。该决议可以看成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一个转折。6月2日的决议指出，由于人们对东德政府实施的政治、经济措施的不满导致大量人口逃往西德，东德现存政治、经济形势是由于政府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造成的。造成这种现状的因素包括：在缺乏原料的情况下强迫发展重工业，强行发展生产合作社，对城乡小业主的严格限制，取消自由职业者和私人企业主的粮食配给卡，低估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工作中的作用，并把社会的不稳定以及其他一些罪责归咎于知识分子等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对东德政局稳定的严重威胁。决议认为，要改变东德目前这种现状，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必须首先要承认东德1952年7月8日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错误的。同时，为改善东德的政治形势，巩固苏联在德国的地位，加强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关于德国问题的立场，并保证和扩大建设民主、和平、独立的德国的群众基础，苏共中央主席团建议东德统一社会党实行以下措施：(1)停止人为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2)加强现存的机器租借站作为影响农村工作的主要手段和辅助农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3)通过各种渠道吸收私人资本以促进经济的发展。(4)重新审定五年计划，减少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增加消费产品的生产，充分保证人民的粮食要求。(5)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国家的财政制度，缩减行政开支，加强并提高东德马克的兑换率。(6)采取措施加强法制建设，保证民主国家的公民权利，严禁滥用惩罚措施，重新审查被镇压人的档案。(7)要求社会各界人民对政府采取的广泛的政治措施给予以充分理解和广泛的支持。(8)停止粗暴干涉教堂事务的有害行动，取消伤害教堂和牧师的有关措施，包括没收教堂慈善机关的土地以及取消国家给教堂的补贴等。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此决议的同时，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也被召至莫斯科就决议精神及东德局势进行会谈。苏共领导认为苏联已为东德制定了改善政治、经济状况的方针，具体的实践要靠东德领导来进行。此后，东德领导人于6月5日至9日在柏林又与苏共领导人进行了第二次会谈。6月11日，统一社会党政治局通过了旨在提高各阶层人民生活水平的“新方针”决议，同时发表了公报。“新方针”决议基本上是苏共6月2日决议的再版，“新方针”包括在政治生活中给人民以更大的自由，在经济上减少重工业品的生产而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减少对外旅游的限制，停止农业集体化等措施。苏联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减少东德社会的不满情绪，为未来就德国统一问题同西方国家谈判创造一个更好的内部环境。

从现有的档案材料看，苏联党内执意要在东德推行“新方针”改革的正是当时在苏联国内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的苏共党内第二号人物、后来成为党内斗争失败者的贝利亚。不仅如此，贝利亚还主张不必在东德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苏联需要一个和平中立的德国。贝利亚的这一主张在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解决德国问题的措施时，引起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对，这也成为他后来在与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匈牙利

【同样，新的档案表明，匈牙利是在苏联授意和强力推动下第二个推行“新方针”的东欧国家，而且推动这一进程的关键人物也是贝利亚。贝利亚的垮台和马林科夫的失败所造成的匈牙利国内改革派在匈党内斗争中的失利直接影响到了匈牙利国家早期的改革进程。

　　就在苏联领导人关注东德局势并要求东德领导人强行改变斯大林集中统一经济政策的前后，即早在1953年3月，匈领导人拉科西就被召到了莫斯科并授意跟从苏联领导，在匈牙利宣布“新方针”和实行集体领导原则。1953年6月3日匈党书记处会议实际上已根据莫斯科的指示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类似于东德的“新方针”。它宣布以前只注重工业投资而忽视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生产，并提出了一个经济计划修订案。尽管如此，莫斯科对匈 牙利的状况仍不放心。…………于是，就在柏林事件爆发的前四天，即6月13日，匈党领导人包括拉科西、格罗、纳吉、道比·伊斯特万、赫格居斯等人被召至莫斯科就匈牙利的政局进行会谈。

　　新的俄罗斯档案显示，苏联当时对于匈牙利的局势更为关注，不仅如此，苏联领导层都表示了对匈牙利事态的不满，并极力要求匈牙利领导人认清形势，锐意改革。当时苏方参加会谈的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等。会议由当时苏头号人物马林科夫主持。马林科夫首先发难，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等紧跟其后。他们指责匈牙利领导把国家领导到了接近爆发事态的边缘。……最近人们从匈牙利中央档案馆发现的有关这次会谈的详细记录更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与会者历数匈牙利领导在诸如农业、工业、干部以及法制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马林科夫指出匈牙利领导低估了匈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他特别谈到了匈牙利的经济问题和合作社问题以及干部问题，指出匈牙利的农业状况很糟，中央在农业方面投入太少，……商业贸易也是一团糟，群众的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满。贝利亚则指出，匈牙利领导对农村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也不想努力去弄清农村的情况。他说，拉科西把纳吉开除出政治局原因在于纳吉主张合作社运动速度要慢，事实证明纳吉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他建议纳吉担任总理而拉科西继续担任第一书记一职，因为“纳吉仍然忠诚于党，而且他不是犹太人，又是农业专家，对农业内行”。贝利亚还特别指出拉科西等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他指责拉科西违犯法制，判刑太多，……贝利亚认为应该派可靠同志专门负责内务部的工作以纠正现存的错误。贝利亚还说，因为“英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对匈牙利比较关注，他们的目的即在于推翻现在的匈政权，在匈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匈牙利现在有很多因素会被敌人加以利用，有很多人对人民民主制度不满，所以改善现有状况迫在眉捷。莫洛托夫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之后发言。他指出，匈经济方面所犯的错误亟待纠正。不顾自身能力加速工业化……布尔加宁则强调指出，拉科西在军队中大规模进行清洗给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指责拉科西集团没有坚持真正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党内生活中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这给党群关系带来严重损害。拉科西对与会者的发言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反驳。格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特别就拉科西的个人专权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新的俄罗斯档案还记载，正是在贝利亚的强压之下，匈牙利新的领导集体才得以产生。在后来的两天讨论中，会议气氛比以前更加紧张。苏共坚持拉科西不再身兼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和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的两个职务，拉科西留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由纳吉担任。在所有与会者当中，贝利亚的批评言辞最激烈，语气最强硬。莫洛托夫还断言拉科西在匈牙利执行某种独立政策，其目的是想和美国单独实行妥协。格罗、赫格居斯都作了低调的自我批评。纳吉则支持苏方的批评，甚至还举例支持苏方的观点。只有拉科西还企图 为自己辩解，始终强调匈牙利的具体困难，说匈牙利工人运动的传统很薄弱等等。他说：“我向诸位请教，什么问题应当在部长会议内解决，而什么问题应当在中央委员会解决?”拉科西的反驳惹恼了贝利亚，贝利亚说：“什么中央委员会?就让部长会议解决一切算了，中央委员会就搞人事和宣传吧。”由于贝利亚历数拉科西等人的高压手段在匈牙利造成的无数错误和罪行，最后拉科西不得不接受了由马林科夫提出的人事变动的一揽子计划。即拉科西放弃总理职务，但可以保留第一书记的职务。纳吉出任总理，时任内务部长的格罗和农业部长的赫格居斯担任副总理。萨劳伊 ·贝拉被任命为计划局局长，法尔考什·米哈伊和雷瓦伊·尤若夫辞去部长职务，并免去其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务。从此，一个由纳吉、拉科西、格罗和赫格居斯组成的新领导集团代替了过去以拉科西、格罗、法尔考什、雷瓦伊为首的“四人集团”，在当时的苏联领导和匈牙利领导看来，在这个领导集团中总理职位显然要比第一书记的职务重要。因为当时在苏联马林科夫身居总理要职，被看成是苏联领导的第一号人物。就这样，匈牙利新的领导集体被“创造”出来了。……

　　虽如此，来自莫斯科的批评基本上都是针对匈“四人集团”和拉科西个人进行的，苏联领导人根本就没有触及匈牙利社会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贝利亚、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也根本不是要给匈牙利以自由，他们只是要以纳吉遏制住拉科西一伙，因为一方面纳吉提出的建设人民民主匈牙利的纲领给了人们很多许诺，社会舆论倾向于纳吉，纳吉当总理可适当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而且纳吉在斯大林逝世时已是副总理。另一方面，现已披露的一些材料表明，纳吉之所以在战后能当上匈牙利内务部长等要职，与莫斯科的支持分不开，部分原因是由于纳吉在30年代曾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有秘密的合作关系，这也有助于纳吉在匈牙利政府中占据重要岗位。所以莫斯科在批评拉科西时就自然而然地考虑到了纳吉，把纳吉作为平衡拉科西的一个砝码。】

——《苏共党内权力斗争与匈牙利的“新方针”改革(1953—1955)》：（http://www.cssn.cn/gj/gj_gjwtyj/ ... 131101_821299.shtml）

这两份材料本身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但其本身还是具有参考价值。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干涉东德和匈牙利，迫使这两国中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在匈牙利扶持布哈林门生、复辟狂纳吉上台，顺便为其1949年因反对匈党推进农业集体化而受到的批判翻案）是苏修“新领导”们的共同立场，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们自不必说，号称“斯大林老近卫军”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也并不例外。贝利亚声称纳吉“仍然忠诚于党”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个笑话。同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莫洛托夫为了压服拉科西，竟给后者安上了【在匈牙利执行某种独立政策，其目的是想和美国单独实行妥协】的荒唐罪名。

拉科西后来回忆道，1956年苏修“二十大”召开后，“我想起了1953年6月，贝利亚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指责我的时候说，我在匈牙利所做的一切就是斯大林在苏联做过的事情。我很清楚，这种指责将会重新出现，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是‘斯大林最优秀的匈牙利学生’。纳吉•伊姆雷及其追随者现在又在依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巨大影响，提出他们早在1954年就打算提出的关于破坏法制的问题。当然，他们决不会半途而废，……”（摘自《拉科西谈拉伊克案件及匈牙利党内斗争问题》）

可以认为，苏修“新领导”们是在匈牙利和东德进行复辟的试验，既然【在匈牙利所做的一切就是斯大林在苏联做过的事情】，那么在苏联本国对斯大林路线的反攻倒算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其次，苏修统治集团在东欧政策方面也不是完全没有分歧，譬如贝利亚倾向于东德芬兰化，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则反对丢掉共字招牌。另外莫洛托夫等人到1955年已经对纳吉失望（但这不意味着支持匈党左派，事实上，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莫洛托夫们中意的也是中派代表人物明尼赫，只不过后来苏修为了向南斯拉夫方面妥协而选择了另一中派代表人物卡达尔）。

莫洛托夫在朝鲜停战问题上同样有不光彩表现：

【1952年12月25日斯大林曾向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苏联愿意同美国合作，举行首脑级会谈，“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如果以此断定斯大林有意主动促成实现朝鲜停战，未免有些片面。应该说，这只是反映了莫斯科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斯大林仍然积极支持毛泽东坚持强硬立场。

　　斯大林并不担心美国会采取新的行动，……就在与美国记者谈话发表以后不久，斯大林于1953年2月17日接见印度大使克里希南•梅农时明确表示，他对印度试探在朝鲜进行调停的努力不感兴趣，……2月28日，斯大林又将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召到他的别墅。在布尔加宁说明了朝鲜的军事形势后，斯大林再次确信，朝鲜问题已处于逼和的局面，决定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建议：尽管最终还是要同意停止军事行动，但在谈判中要“争到底”。随后，维辛斯基在联大政治委员会3月2日会议上发表演说，没有回应克拉克的建议，而是表示苏联仍坚持在1952年12月2日提案中所提出的建议，即朝鲜的交战双方应立即完全停火，联大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并责成委员会立即采取解决朝鲜问题的措施，其中包括尽量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措施。可见，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并无意改变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和立场。

　　苏联政策的改变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而这一改变来得如此突然是有背景的。…………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再次中风，当克里姆林宫的掌权者确认他已经不会再康复的时候，于3月5日晚紧急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调整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并任命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决议重新任命的名单中，斯大林仍然保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职务，而且排在第一位，但其他所有职务都已经被解除了。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做出的这个决议，与其说是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斗争，还不如说是莫斯科转而实行“新方针”的前奏。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苏联新领导人都在积极地，甚至是争先恐后地推动一场对内对外政策的全面转变。…………】

【斯大林逝世不久，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内率先提出了一份关于立即在朝鲜停战问题的备忘录。这一文件认为，朝鲜战争拖延至今，给苏联以及中、朝两国都造成极大的负担。以往曾经有过几次实现停战的机会，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莫洛托夫的提议迅速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同意。根据这一文件起草的苏联政府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提出：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从中国、朝鲜和苏联三国的利益出发，应当在停止战争方面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3月21日，苏共领导人与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就朝鲜停战问题举行了会谈，并正式递交了这一信件。】

——《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实际上，早在1952年10月，斯大林就在中央全会上公开批判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并将他们排除于中央主席团执委会（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之外，他们重回政治局常委行列是在1953年3月5日解散中央主席团之后。

【开除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一事发生在1952年10月15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因为这次全会没有作速记记录，所以只有对会议的各种传闻。据全会参加者告知，会议开始时斯大林发言，请求解除他党的领导职务。出席会议的人回忆起主持会议的马林科夫的茫然失措，终于他呼吁与会者请求斯大林留任党中央总书记。虽然在报纸报道中斯大林的姓放在书记处成员的首位，但没有称他为党中央总书记（顺便说一句，在这之前，长期以来斯大林签署的都是党中央“书记”。）而且随后也没有任何正式决定取消他党的总书记这一职位。也没有宣布成立主席团的局以及它的人员组成。

据米高扬说，斯大林读完中央主席团执委会的名单后，“在原地，没有走到讲台上，大致说了下面的话：‘我想说明一下，根据什么理由米高扬和莫洛托夫没有进入执委会班子。’”据米高扬说，斯大林指责莫洛托夫在与西方国家谈判中违背了政治局的路线，对他们作了不能容许的让步。“总之，”斯大林说，“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两人都去过美国，带着对美国经济实力的深刻印象从那里回来。我知道，莫洛托夫也好，米高扬也好，都是勇敢的人，但是他们显然是被在美国看到的压倒的优势吓倒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背着政治局给我们驻华盛顿的大使发去指示，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对美国人作出重大让步。参与这件事的还有洛佐夫斯基，大家知道，他被揭露出是叛徒和人民的敌人。”

斯大林指责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执行国内经济政策规定中的右倾，他认为，他们的立场与李可夫和弗鲁姆金的立场相似。在答辩发言中莫洛托夫要在座的人相信他是忠于列宁—斯大林事业的，而米高扬则企图辩白，否认对他提出的指责。……

…………

但是斯大林的发言尽管严厉，在全会结束时他却出乎意料地提议不宣布关于建立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没有进入的中央主席团执行委员会的消息，他的借口是，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会利用这个信息。】

——《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52年政治局委员们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态度：

【在自己的著作中斯大林的出发点是，党的年轻的领导者对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但抽象的问题没有足够的准备。但是斯大林在政治局的已经不那么年轻的同事对此是否有准备呢？

…………

……显然，在1952年秋天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没有准备来评论“就必要性而言是抽象的”问题。同时，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回忆来看，斯大林让自己政治局的同事了解他的著作，显然打算作深入的讨论。莫洛托夫回忆说：“我们在斯大林的别墅里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志们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吗？’他召集我们政治局委员，至少是六至七个主要成员。‘你们都读完了，你们怎么评价，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说了些……我指出了一点意见，但都是次要的东西。”

米高扬也差不多这样描述了这次讨论：“有一次在斯大林别墅里坐着政治局委员，他们要说出对这本书的意见。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开始吹捧这本书，他们知道斯大林等着听这种话。我想，他们并不认为这本书是正确的。斯大林去世后的党的政策表明，他们完全不同意斯大林的见解……莫洛托夫哼哼哈哈地说了话，似乎是表示支持，但是就是这样的表达也很含糊，显然，他并不确信斯大林的思想。我没有做声。”

米高扬承认，他刚了解斯大林小册子的内容，就对其论点持有批判和反对的态度。“读完之后，我很惊讶：里面断言，经济中的商品流通阶段已经结束了，应该转到城乡间的产品交换。这是极度的左倾。我解释其原因是，斯大林显然计划在自己生产实现在我国建成共产主义，。当然这这是不现实的。”据米高扬说，在别墅的辩论之后不久，“我和斯大林走在克里姆林宫的走廊里时，他带着一种恼恨的冷笑说：“你沉默得好呀，没有表现出对书的兴趣。你当然是抓住自己的商品流通、贸易不放的。”我回答斯大林：‘你自己教导我们，不能着急，不能从一个阶段跳到另一个阶段，商品流通和贸易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将长久地作为一种交换方式。我确实怀疑现在是到了转向产品交换的时候了。’他说：‘啊，原来是这样！你落后了！现在正是时候！’他的声音带有一种恼恨的调子。他知道，我比其他人更清楚这些问题。我没有支持他，他感到不快。跟斯大林的这次谈话后，有一次我问莫洛托夫：‘你认为现在是从贸易转向产品交换的时候了吗？’他回答说，这是个复杂和有争议的问题，也就是说他说出了自己的不赞同。”

众所周知，斯大林总是准备进行辩论的，包括进行激烈的辩论，如果向他提出有分量的论据，他也准备让步。但是，很明显，对他的著作没有举行任何辩论。像所有的作者一样，斯大林比较见怪的倒不是否定的意见，而是对他的著作抱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在莫洛托夫的模棱两可的意见中，在米高扬的沉默不语中（后来他试图挑起他进行辩论，但没有成功），在其他政治局委员空洞的恭维话中，他看到了这种冷漠。但是除了自尊心被伤害了外，斯大林在对他的著作的反应中多半是看到了实践家的立场，这些人忙于解决经济、国防、安全、国内外政策的尖锐而具体的问题，但早已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看做是必修的但与事务无关的宗教教义。可是还在《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就警告：“狭隘的实践主义和无原则的事务主义”最终将使“某些布尔什维克蜕化并离开革命事业。”否定理论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总是被斯大林看做对党的命运是毁灭性的，犹如党脱离了群众一样。还在在《简论党的分歧》中他说理论就像是指南针，没有它无产阶级的前进运动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作为国务活动家斯大林主要是抓实践问题，极力搞理论问题。而生活使他不止一次重新审视与生活不完全同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同时，斯大林看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借助于它可以更正确地解释社会进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制度的理想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旗帜，并引导无产阶级政党走向胜利。虽然在自己的著作中斯大林依据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上的理想，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上的理想的对立，他认为，只有这样的理想模式才能解释社会的发展。

此外，斯大林的全部政治经历使他深信，变成群众口号的理论公式能动员他们做前进运动，不顾现实的实际困难。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和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依据的是列宁的理论观点——俄国成功的可能性，虽然现实状况似乎证明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守住政权。在十三年的加速发展中苏联变为强大的工业大国，并在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依据的是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虽然现实似乎证明，苏联在经济建设中不可能取得宏观的成就，大概孤军作战也不可能取得对德国及其盟国的军事胜利。显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明显优于我们国家的条件下，应该依靠理论公式，因为它提出了苏维埃制度自始就有优越性的根据。把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与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对立起来，能鼓舞苏联人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进一步向前进。

斯大林认为，轻视寻找隐藏在社会现象实际后面的客观规律，不注意理论，不注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对党的命运是很大的危险。善于完成目前的实践任务的领导人，依他之见，可能看不到国家发展的远景，不能充满信心地把国家带向前进。他们会被现实的困难所吓倒，犹如过去他的党内的政敌把他们吓倒一样。他们会夸大从资本主义那里保留下来的那些经济机制的作用，轻视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新关系的发展。这样的领导人轻视社会主义理想，这会导致与忘我劳动并为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所鼓舞的人民群众失去联系。

斯大林对许多政治局委员的沉默感到不满，这表现在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不把“消极的政治局委员放进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主席团”。由于安德烈耶夫这个时候健康善恶化，经常生病，对这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据米高扬说，把“消极的” 米高扬排除在外的提议“引起了政治局委员们的笑声，因为他们把斯大林的意见理解为是寻常的玩笑话：斯大林有时候会善意地开玩笑。我也以为这是开玩笑。但是笑声和政治局委员们对‘玩笑’的态度使斯大林恼怒。‘我不是开玩笑，’斯大林不客气地说，‘而是认真地提议。’笑声一下子就停止了。我也没有训一句话，虽然明摆着，‘消极’这个词对我是完全不合适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一般的积极，而是政治局委员中最积极的……我惊呆了，一直想着斯大林的提议，这是由什么引起的。我得出了结论：我不同意他在书中提出的转向产品交换的论断，这直接导致发生此事”。同时斯大林提议米高扬在代表大会上对总结报告讨论时发言。

但是米高扬认为这一提议是个陷阱，“斯大林想考验他”，因此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他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夸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米高扬承认：“我的发言是一步外交棋：不与赞成这本书的党的领导、政治局不一致。”

显然，在与政治局委员就《经济问题》一书谈过话后，斯大林决决定把他在小册子中提出的理论问题放到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注意中心。米高扬指出，中央在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最初的方案中只字未提斯大林的小册子。政治局通过的就是这个方案的报告。（米高扬回忆说：“斯大林不顾我们的坚持，拒绝在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总结报告，他委托马林科夫做，我坚决表示反对。”）但是在斯大林别墅里辩论以后，提供给政治局委员的是报告的新方案，里面多次赞扬斯大林小册子里的各种论点。】

（出处同上）

对贝利亚，斯大林同样并不信任

（滑稽的是当代中外左圈仍有人把这位铁托、纳吉的“好同志”视为斯大林路线的代表者）。

【1952年10月16日，在苏共十九大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明确指出贝利亚把格鲁吉亚搞成了独立王国，而苏联没有容纳这种地主的余地。此外，他还指责贝利亚向‘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铁托告密。】

——《斯大林逝世前后贝利亚命运的三部曲》

贝利亚、马林科夫对纳吉的扶持前面已经讲过，现在顺便摘录一下他力主与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恢复党际关系的材料。

【贝利亚所主张的对外交政策的调整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逐步恢复苏南作为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在6月6日贝利亚就坚持向南斯拉夫政府提出互换大使的建议。被捕前夕,他又向马林科夫建议,通过内务部渠道同南斯拉夫方面秘密接触,来实现苏南关系的正常化。后来在搜查他的办公室时,人们还发现了这样一份文件:

我就此机会向您、兰科维奇(南斯拉夫联邦执行会议副主席、国家保安和情报部门首脑——本文作者注)同志转达时刻想念您的贝利亚同志的深切问候。

贝利亚同志委托我秘密告知您本人,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有必要彻底重新研究和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此,贝利亚同志请您本人将这一想法通知铁托同志,如果您和铁托同志认同这一观点,那么就可以为此目的特别举行一次秘密高级会晤。会晤可以在莫斯科举行,如果您认为不便接受,就在贝尔格莱德。

贝利亚同志表示相信,这次谈话除了您和铁托同志,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从信中所用的称呼上不难看出,贝利亚试图恢复的是苏南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当时其他中央主席团委员,特别是莫洛托夫,只同意“同南斯拉夫建立和其他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有勾结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关系”。直到1953年7月31日,由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的给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的指示中还这样写道:“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目前正在往正常化方面进行,然而,我们把南斯拉夫看作资产阶级国家。”

二是主张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力争使德国成为一个中立的、对苏友好的统一国家。斯大林逝世后,民主德国的形势变得日趋紧张起来,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随即加强了对民主德国的关注,紧接着内务部的驻外机构向中央报告说:自1951年1月至1953年4月,从民主德国逃到联邦德国的人数计有45万人,其中执政党及其外围青年组织的成员数以千计。5月27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专题研究了民主德国居民逃亡的原因,并讨论了为扭转民主德国国内不利的政治与经济情况需要采取的措施。贝利亚向会议提交的有关这个问题的部长会议主席团决议草案说:“在当前条件下在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是错误的。”因此应取消现阶段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建立集体农庄的方针,取消在工商业和农业中“排挤与限制资本主义成分”的种种措施。贝利亚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时声称,“不需要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只要将西德和东德合并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即可”。

当其他的与会者质问贝利亚为何需要这样做时,他答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他还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对于苏联也就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莫洛托夫对贝利亚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处于欧洲中心位置的民主德国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德国,但它却能决定许多问题。因此,应当坚定地执行社会主义的路线,不过不能心急。莫洛托夫坚信,放弃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想法,就意味着不仅使民主德国,而且使整个东欧的党的力量迷失方向。而这反过来又将导致东欧国家向美国人屈膝投降的前景。

莫洛托夫的观点得到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萨布罗夫等人的支持,贝利亚的观点虽为马林科夫所赞同,但最终还是遭到了否决。随后会议于6月2日通过了《关于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健康化》的决议,其主要精神是建议民主德国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具体表现为停止实行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和消灭私有资本的政策、确保公民个人权利和改善法制、通过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等。】

——《贝利亚的“百日新政”》：（http://doc.qkzz.net/article/5c41 ... -e562f59db68a_5.htm）

赫鲁晓夫在1955年签署《贝尔格莱德宣言》，可以认为是充当了贝利亚的遗嘱执行者。

贝利亚的修正主义立场不仅体现在政治上或外交上，还有经济上。

【贝利亚认为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有自己的农业传统，不能搞集体农庄。因此被批判为阴谋破坏苏联集体农庄制度。】

——《《我父亲贝利亚》札记》

贝利亚是否倾向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其没有更多的表现机会已经难以查考。然而，在农业问题上，贝利亚主张在西部“新领土”上搞单干的立场确实比大多数苏修“新领导”更右，苏修统治集团的主流倾向并非单干，而是使集体农庄蜕化变质。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逝世前夕的斯大林对赫鲁晓夫也并不信任：

【……莫洛托夫回忆说，斯大林确信，Л.Д.亚罗申科的信反映了赫鲁晓夫个人的立场，也许，就是根据他的倡议写的。斯大林对亚罗申科的批评是严厉的，把他的立场宣布为“布哈林的立场”，这一批评比对米高扬的批评要尖锐得多。不排除斯大林认为赫鲁晓夫本人同意“布哈林的”看法，因而他未必会信任这样的领导人。同时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尖锐批评会吓坏党的领导中其他的老成员。例如，莫洛托夫就这样说明贝利亚的立场：“当他看到，连莫洛托夫也被罢免，现在你得当心，贝利亚！既然斯大林现在连莫洛托夫也不信任，那么顷刻间就会把我们捏个粉碎。”……】（注：亚罗申科就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批判过的那位宣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斗争，就是在社会生产中正确组织生产力和合理使用生产力的斗争”的修正主义经济学家）。

——《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

【卫国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集体农庄管理松懈混乱，各种组织、机关和私人非法侵占集体农庄土地、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出卖宅旁地、雇工剥削等现象十分严重。……

针对上述情况，苏联党和政府在1946年9月通过了《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的办法》的决定。1947年2月联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战后时期发展农业的措施》，指出了集体农庄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克服违法现象的办法。决定在全国农村重新丈量土地，收回被侵占的土地财产，并归还给集体农庄。从1946年9月到1947年1月，一共收回470多万公顷被侵占的土地，清查出非法侵吞的牲畜14万头和现金1500万卢布，到1950年收回违章占用的土地730万公顷。为了加强党对农业的领导，决定在机器拖拉器站设立担任政治工作的副站长。此外，为了加强劳动管理还规定了庄员最低劳动日。…………】

【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革农业生产关系和管理制度方面，苏联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曾作了一些探索和努力。其中一项措施是缩小集体劳动基本组织的规模，取消作业队，成立劳动组，实行包产到组。1947年起，这种措施在乌克兰地区广泛推行，特别是库尔斯克州贯彻最力。该州党委决定，集体农庄把耕地、农具和牲畜在一年内或一个轮作期内固定包给生产小组，每个小组负责承包土地上的成套农活，单独向国家采购站交售粮食，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苏联有的农庄规模甚小，有的劳动组仅由几家人组成）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部推广库尔斯克州的经验，下令各集体农庄成立独立的劳动生产小组，划定地段，包产到组。当时负责抓农业领导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安德列也夫（卫国战争期间任农业人民委员，战后任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主席）积极支持这种做法。《真理报》对库尔斯克州的经验作了公开详尽的报导。安德列也夫在《真理报》撰文肯定库尔斯克州包产到组的优越性，指出“规模大的作业队为单位的劳动形式造成无人负责的现象，是集体农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基本障碍”，“集体农庄劳动基本形式越个体化，以小组或个别庄员为形式就越能在物质上起鼓励作用，对发展粮食和畜牧业越有成效。”…………

…………包产到组的措施不久就受到了严厉的批判。1950年2月19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反对集体农庄劳动组织中的偏向》，点名批判了安德列也夫。指出“以小组代替作业队意味着把统一的大型集体经济分散成小生产单位，分散了劳动组织的力量和资金，从先进的技术和集体劳动的组织形式倒退到手工的分散的劳动，这意味着损害大型的集体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的根本基础”。包产到组“是违反从经济上、组织上巩固集体农庄利益的”、“会使农业工作误入歧途”，“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任何模棱两可的意见。”随后，党中央撤去安德烈也夫领导农业的职务，任命赫鲁晓夫领导全国农业。①后来，联共（布）十九大的中央工作报告中对“包产到组”也进行了批判，指出“党、苏维埃和农业机关对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这样重要的问题的处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某些领导采取不正确的路线，在集体农庄内培植独立的小组，取消了生产队，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反对谷物耕作的机械化，结果引起了集体农庄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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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年担任乌克兰共和国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是“包产到组”的积极倡导者，但1949年赫已离开乌克兰第一书记的岗位，调到莫斯科任第一书记，同时兼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当安德列也夫受批时，他反戈一击积极批判“包产到组”，获得了斯大林的信任。】

——《苏联的革命与建设——历史的回顾与总结》

先修正后“极左”：

【紧接批判“包产到组”之后，苏联进一步采取了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措施。1950年，在全国开展了集体农庄合并运动。苏联认为当时的集体农庄规模太小（全国有许多由10—20户组成的土地面积很小的集体农庄）有碍于大农业的发展，必须将小集体农庄合并为大集体农庄。经过合并，集体农庄由1950年1月的25万4千个变为1952年9月的9万7千个。梁赞州原有集体农庄3925个，合并后为1639个农庄。

在集体农庄合并运动中出现了一种脱离生产实际，超越经济条件、片面追求福利的倾向，搞所谓“集体农庄镇”和“农业城”。即把原有集体农庄的建筑物和庄员住宅加以拆毁，集中到一个地方建造农业镇或城。当时主管农业工作的赫鲁晓夫积极推行“农业城”计划，说这是从经济上和组织上巩固大农庄的重大措施，是消灭城乡差别的一大步骤，并在他直接领导的莫斯科省大加贯彻。建造农业城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严重破坏和不便，大量资金、物资用于消费性事业上，新房子的建造又赶不上生活的需要。这个美妙动听的计划在贯彻中受到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党中央发觉了这个问题及时加以纠正，赫鲁晓夫因此被解除领导农业的职务，调任党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九大的中央工作报告对党在农业领导上的错误和缺点，特别是对赫鲁晓夫的农业城计划进行了不指名的批评。指出“我们的一些领导工作者，特别是在合并小集体农庄的问题上，采取了不正确、注重消费的办法，来解决集体农庄的建设问题。他们建议迅速大规模地把村庄并成大的“集体农庄镇”，“农业城”。……这些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他们忘记了集体农庄面前的主要的生产任务，而把从生产任务中派生出来的消费的任务、安排集体农庄生活的任务放在第一位，……把我们在农村中的全部实际工作引上不正确的道路，就会阻碍集体农庄的进一步发展，并且会使生活的安排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损害”。】

（出处同上）

当然再后来又右了，成了亚罗申科的后台。反正都是从唯生产力论出发。

——以上，感谢水火的资料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