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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是1949年的民国知识分子,会选择去台湾还是留在大陆?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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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太低的没条件跑的就不说了,但是高级知识分子,很多都是还有机会的。应当说老蒋还是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当时专门组织了教授级别的知识分子迁台(包括一些副教授)。但是谁也没前后眼,当时没算到后来的人应当说是大多数,说几个我认识的人的例子,大致有几种情况。

1.觉得港台条件不好

我有个同事的外公解放前就是高级工程师(桥梁方面),他是只关心专业,不懂政治的,家里条件也很好。当时他们家是跑到香港又跑回来的,为嘛跑回来,因为他们家老大有白血病,当时中国范围(包括香港台湾)治白血病最好的医生和医院都在上海,他们在香港盘桓了几个月,最后为了小孩还是回到大陆,当然最后小孩还是没保住,人也没机会再走了(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很多父母为子女哪怕一线希望都不会放弃)。我还听过八卦有人跑到台湾觉得台湾条件太差,地方破,不如上海(魔都当年远东第一大城市名头不是白来的),又回来的。

2.对新政权有期望

我还认识一个老副教授,解放前中研院副研究员(结果因为各种运动解放后一直到退休还是副高,呵呵),我记得有次他曾经给大家说为嘛不跑台湾(当时中研院副研究员也不多,他这个级别是有机会的),主要是他认为蒋介石已经是坏透了,共产党是来解放大家的。我看新闻上葛剑雄也说他老板谭其骧也是类似观点。

3.本来就是共产党的

我还知道一个老头(我爷爷的同事)当时是同济大学的大学生,他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大学老师(具体职称不知)在共产党快来的时候突然找他们几个谈话,劝他们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他们这才知道自己亲爱的老师居然是共产党。。。。。他们因为和老师关系很亲近,又敬仰老师,就纷纷表态要加入,其实加入以后也没做啥。然后不到一个月解放军就来了,他们这些人后来因此都捞到了离休身份(解放前参加革命)。

4.还有就是觉得在港台没发展前途的

我有次问一个搞建筑史的哥们,我说别的行业(比如说数学物理这些),留下来的和跑掉的都各有人等,但是建筑界的牛人几乎都留下了(民国四大师,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童寯全部留下),怎么这么心齐。对方回答说台湾市场太小,搞设计没前途,搞研究没对象,香港华人建筑师又没市场,比如说刘泰福,民国时期名气很大,跑到香港就不行了。。。。我觉得这老兄说的还是很有道理,尤其是搞工程的,想要做事业,还得依托于大陆这种强大的政权和幅员辽阔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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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这里搞笑,以为每个“知识分子”是有选择的权力的。看到了某个段子,说四五十年代,去美国只要一张船票就好了,什么签证嘛的都不需要。去台湾也是如此,好像很容易似的。

看了一个回答。

不是有句经典名言,懂老毛的去了台湾,懂老蒋的留在大陆,两个都懂的去了美国

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傻子都知道美国好,想去,你去得了美国吗?知道就算1946年上海到旧金山的船票要多少钱吗?卖一个知识分子估计都是不够的;到了1949年,怎么也得卖掉一打知识分子才买得起去美国的船票,一家子才能成行。知识分子去美国,呵呵。

1949年,你就知道最后会去台湾?中央社那会自己的广播,先广州,再重庆、成都的,你要真听了中央社广播,最后呵呵的就是你了;去台湾呢,迟至1949年2月,私人赴台就被限制了。如果不是公务入台,随便去台湾是有被遣返的风险的好不好?连国民党干部都不一定可以赴台成功,想要直接赴台并一定成功的放在今天,如果有个评级的话,医院主治医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不行,得是超·高级知识分子,有民国政府内部高官的背书的才有可能。去台湾最多的是什么?公务员、军人、商人。台湾那是你想去就能去的?

所以当年,有人很多人没有去成台湾,于是去香港的,但是香港在1949年的时候大量人口涌入,结果就是港英当局,很快采取措施在1949年4月执行移民管制,限制人员进入。你至少要证明自己的身份,有能力养活自己,意思是有大把的现钞(不是金圆券!)硬通货或者有一技之长,才可能进入香港。看到时间差了吧,就两个月!当年没有高铁,台湾去不了,改香港只要两个月就够?呵呵。

要回答题主这个问题,题主首先得明确什么是知识分子。一两个名人能左右逢源的,谈谈自己若是留大陆,抑或是去台湾也就罢了。多数人连选择的权力都没有,谈何去留?

>>>>>>>>>>>>>>>>>>>>几个更新<<<<<<<<<<<<<<<<<<<<

1. 有评论说我跑题的。当出现第一个评论时我还争了一下,后面的我就没有管了,这里统一回复一下:我真的不觉得有什么不对题的地方。我对于得到这样的评论感到非常奇怪。实在觉得我答得不好的。知乎提供了一个功能,你可以去给我的回答点 Down,你的意见我知道了,不过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麻烦就不要浪费口水评论说我跑题了,谢谢。

2. 有人批评我态度恶劣的。这个我得承认,我态度是不怎么样,有”自我膨胀“的嫌疑。更加令人发指的是:做为一个成年人,我竟然不去安心赚钱,而是在知乎上讨论 1946 年去美国的船票这种没有用的玩意!这是什么罪过?

3. 如果有人看了我的回答,还要让我回答是怎么选择的。我引用某人的话:

你们呀,就想弄个大新闻!

如果一定要答,你得给个明确的人物。于是评论里提到专机待遇的。说实话,我唯一想起可以有这个待遇的只有胡适,而胡适显然不可能的投共。我在评论里已经回复过了,这批精英看重的已经不是简单的保命求富贵了。其中的有些人按目前一些人的说法是被谁”洗脑“的很彻底,某某虐他千百遍,他待某某如初恋。这类我就不说了。人要尊重别人的选择。我个人还是觉得有信仰是件好事。

当然,当年乘机离开北平的名人中有很多,后来留在大陆的也有一些。近年来媒体讨论比较多的是陈寅恪。他49年的足迹是从北平乘机到南京,再到上海,后至广州,最后极可能是想去香港,但是留了下来。但是要注意的是他到广州已经是49年1月份了。他当时是在岭南大学找到了教职。你要知道广州是在1949年10月14日解放的。白崇禧从10月到12月不到100天几十万人就玩完了。李宗仁、白崇禧两位渡江战役这段时间的想法是什么现在有人有一些理论。

我们回过头看一下胡适49年是怎么跑的,人家先是去了美国,到了1958年才去台湾的!事实上不光是胡适,比如说李书华就先跑到法国,后来又去了美国;陈省身、吴大猷也是赴美的。陈先生跟胡适走的是很近的,都坐飞机离开北平了,但是最终没有去美国或者香港,原因是什么呢?你可以说是统一战线的工作做的好,当事人肯定都是这么说的。但是真的就是如此吗?反正我们现在也证明不了了对吧?就是统一战线工作做的好吧。


>>>>>>>>>>>>>>>>>>回到正经话题<<<<<<<<<<<<<<<<<<

回到正经话题,有人在评论区提到当时去美国的费用问题,是否有文献支持。这个我只能这样说,真要查实据的话,只能去调阅航运公司正式的纸质存档才行:

oac.cdlib.org/instituti

我不是做历史研究的,而且对这个领域的兴趣有限,所以我不会真的去找。但我对1946年的船票价格的估计(比较有自信)是 $180 (普通舱)。真有兴趣的可以去找一下。另外说一下,当时坐豪华游轮环游世界一圈的价格应该在 $2k 以下,而就算是在美国,1946 年一幢新房子的价钱也不是 5k 美元,当时的美元很值钱的。

关于香港的移民管制有人也有质疑。其实香港在紧急情况下实行管制在1949年之前就有过好几次。到了1949年8月份时,已经开始执行人口登记条例。这也是质疑的评论中所称身份证的来源。封锁边境应该是在1950年开始实施,这个是与广东解放同步发生的事件。如果真的说这个不算的话,那么就不算好了。因为直到回归,偷渡成功的概率其实是很大的。对于有志于跑出去的人来说,这些确实不算什么。但是我说的事实还是存在的。

legco.gov.hk/1949/h4901

<<<<<<<<<<<<<<<<<<<<<<<完>>>>>>>>>>>>>>>>>>>>>>>


user avatar   xiao-tu-59-9 网友的相关建议: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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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pj.ninjal.ac.jp/gairaig)。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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