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明一朝文官势力都非常强大，最后更是害得明朝亡国亡天下。为什么历史教科书还是把明朝写为皇权的巅峰？ 第1页

堵车别的言论竟然还能忽悠这么多人，堵车别从来的断章取义，只说前半段，后半段避开不提连最起码的明代中央政府运行模式都不懂，还奢言什么政治平衡，文官集团？

明代特别是中期以后，除了日讲、召对、视朝这类比较少数的当面议政的情况，中央政府的正常运行大部分靠文书之间的流转。那这个文书流转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本章名色，为公事则曰题本，为他事则曰奏本。收本之处，在内则曰会极门，在外则为通政司。凡投通政者不尽得上闻，其或事体窒碍，或情节矫诬者，一切驳回，但存案备照。——《万历野获编》

文书房掌房十人，掌收通政司毎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谕防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凡升司礼者必由文书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钦定续文献通考》

简单来说，就是内外大臣将奏疏投递于通政司或会极门，再由文书房宦官将各奏章送达御前，理论上皇帝都要亲自一一过目，当然实际操作上并非如此。

接下来的流程就是将奏疏发往内阁尽行处置，而这时候，皇帝一般通过这几种模式对内阁说明自己的主张，让内阁照自己的意思尽行处置。

第一，派司礼监、文书房宦官口传圣谕

第二，亲自写手敕或御札表明自己的意思，让内阁照此票拟。

若是司礼监或文书房太监口传圣谕或奉上传，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太监会不会带有私货，

凡文书繇御前发票，司礼监令小奄抱黄袱箧送阁门，典籍官奉而入。有中旨，则小奄口传曰：“上传某事如何处分。”天启初，中旨频数，阁臣侧耳籍记，惟恐错误。亦有借内传以行其私者。公（孙承宗）初入阁，即上奏曰：“臣累日在阁办事，文书房时有口传，如讲学，如任将，如准臣入阁入部，皆关系重大。仰见圣意渊深，非臣等所能仰赞。皇上威福自操，一时奉法惟谨。而事久时移，不无可虑。且传天语者，一字抑扬，便关轻重。臣愚不胜过计。望皇上慎重口传，酌为札记，容臣等计日具口传事目，并所处分，还报御前，详加参阅。更赐面对，一一仰质。则王言画一，蒙蔽无自而生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

正是因为如此，外廷大臣才会建议皇帝少用口传，多用御札、手敕。

而内阁也可以有几种处置方法，

第一，完全照皇帝意思票拟

第二，部分照皇帝意思票拟，部分尽行修改

第三，完全不同意皇帝的意思，封还圣谕。

如果皇帝没有表达自己的意思，那内阁就按照正常流程尽行操作，一般会票该部知道，某不知道，让相应的部门进行回复。

臣等（叶向高）拟旨故事，不过曰某部知道，其急者则曰该部看了来说，又最急者则曰该部上紧覆行，如是而不行，则臣等之说穷，而每当票拟亦自知其虚文而厌苦之矣。余删去三条此亦诸臣之所当共图者也。——《皇明经世文编》

当然，这种票旨也广受诟病，比如户科给事中商周祚就说：

至于政本几务之枢，原不专为养尊处优之地。若谓一该部知道之旨便足尽票拟职掌，则不独中书官饶有余地，即胥吏辈能了之，皇上亦何须郑重枚卜，费几推敲，而阁臣身荷殊恩，礼冠百僚，亦何以副心膂称喉舌哉。————《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三年八月初七

当这一步票拟完成后，就会由相应的某科抄送出到司，再由司案呈到部，部里得出的结果，就是所谓的部覆、或部议，部覆本再经过之前的流程回到御前，由皇帝发下内阁或自行处理，发下内阁的再由内阁票拟，而六科有相应的抄参和封驳之权，若六科也无意见，则由科抄到部执行。

实际上，宦官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也不是什么所谓的平衡，而是简单的负责把皇帝的意思从御前传达到外廷而已。当然，皇帝的亲信太监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影响皇帝的态度，

奢酋之乱，请发帑二十万，内阁私请于司礼王体乾，不敢先答，目视忠贤。忠贤曰：“上不肯，奈何？”公曰：“四川岁赋，一岁不平，一岁不征，况兼小民苦楚，藩府动摇，皇上忍惜二十万而不惜全蜀赋税、人民？”忠贤曰：“小财不去，大财不来。”公曰：“然。烦即以此语奏皇上。”又曰：“更望皇上早发，迟则万里外耽延日月。”忠贤曰：“宁可用在刀刃，不可用在刀背。”公曰：“然。更烦以此语奏皇上。”忠贤唯而入，出曰：“上允发二十万。”工部造战车，请帑三万。忠贤曰：“可以发户部百万分与。”公曰：“造车有益战守，便系军机。若户、工二部彼此执奏，岂不耽阁？”忠贤又唯而入，出曰：“上并允发三万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

这里，魏忠贤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这也是为什么明代内阁想要有所作为，必须要与司礼监合作，取得司礼监支持的原因，因为宦官必外廷的文官与皇帝接触的时间更多，影响力更强，更何况他还有批红之权。

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因为不知道这些东西，就不知道堵车别为什么是胡扯。

堵车别说内阁、六科可以封驳，其实内阁的确有封还，六科有封驳权，但堵车别只说封还、封驳皇帝的意志就无法施行，完全不谈如果皇帝不听这种封还、封驳怎么办？

随便举例，

天启元年七月乙巳，田诏等名下李文盛等具本鸣冤，上念田诏侍奉皇祖，刘朝等侍奉皇考，俱有勤劳，都饶死，送司礼监奏请定夺，令阁臣拟谕。大学士刘一燝等奏曰：此事屡经法司问拟，具有成案，今皇上念其微劳，欲从宽议，如天好生之心，臣等敢不将顺。但皇上之欲宽者恩，法司所定议者法，且李文盛原本未经发下法司无凭质辩，难以平反。上即发田诏、刘朝等二本，一燝等又执奏曰：此事法司屡经问拟，奉有明旨，圣谕亦谓赃证明白，拟辟极当，今据本犯奏辩，事款多端。热审在即，果如所奏，法司自当从公分豁，若先下此本，转滋多事，仍将原本封进，伏惟圣裁。不听。————《三朝要典》

看见没，内阁事可以封还圣谕，但皇帝完全可以不听，甚至打自己脸，放了田诏、刘朝。

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等奏请预教皇子，言甚切。上以小臣烦激，违旨侮君，降献可职，调外任，余俱夺俸。
大学士王家屏封还御批，言：详阅疏词，第请谕教，非请册立，皇上念谕教当早，宜纳其言，即不然，宜贷其过，而遽加降罚，窃恐转滋争论，烦聒无宁时，不报。————《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年正月二十一

又明年，科臣李献可等以蚤教谕请，严旨谪罚，屏辄封还御批，力请宽宥，疏入不报。屏因称疾求罢，疏至三上，辞益痛切，上终不允，因坚卧不出，乃听去。————《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

王家屏封还御批有用吗？疏入不报！根本不理你！

谕兵部取银十万两，司礼监太监张诚传奉：朕阅视寿宫，赏赉不足，尔部可于太仆寺马价内进十万两。
户科右给事中杨芳言：马价系京边买马之用，与别项可以那借者不同，自万历九年钦赏辽东获功官军取用以来，至今陆续支费通计八十万，此旧例之所本无，涓涓之流安足以盈漏巵之洩，不听。————《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三年九月十四

内旨以李如松镇守辽东。
吏科给事中杨廷兰言：边镇总兵择选以明慎廷推以示公，今从中出，恐蹊窦一开，将来斜封墨敕之滥从兹起矣，不报。————《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

看到没，六科给事中的确能封驳，但听与不听完全在皇帝，只要皇帝不听，那给事中的封驳就没用武之地。

而且，皇帝对于内阁票拟不当，不合心意的可以一直发下重票

大学士申时行等再疏申救邹元标、范儁。
初以慈宁宫灾，诏求直言。
吏科给事中邹元标疏陈六事：曰保圣躬，曰亲臣工，曰开言路，曰谕百官，曰节财用，曰拔幽滞，词意剀切。
得旨：言官建白须审识大体，和婉敬慎，岂可任意妄言？邹元标故以灾变条陈，内多疑君怨上，本当拏问重处，姑以言官降一级调外任用。
元标疏初入，留中三日，发阁拟严旨责数。时行持不可，三易票不当上意，遂复留中。
会湖广道御史范儁因灾异上十事：一曰奉天道，二曰防人欲，三曰信诏令，四曰定章奏，五曰广俭德，六曰专事权，七曰惜人才，八曰养士气，九曰斥巧宦，十曰清武职。疏入，上益怒，有旨：朕方静摄，儁却掇拾陈言，轻肆凟奏，全无爱君之心。前邹元标本还未处分，故来窥探，姑革职为民。
于是，元标之旨亦下。
时行论救者再，圣怒叵测，时行又言：臣等奉旨改拟元标罚俸，范儁降调，具票进览，连日未蒙允行，臣等不胜惶惧。盖臣子委身报国，即官职躯命，不敢自爱，臣等岂敢为二臣惜。但臣等待罪辅弼，惟欲宣扬圣德，使天下万世称而慰人心也。至于范儁之轻率狂妄，臣等所拟似为少轻，如蒙罢其官，削其籍，亦足以示警矣。若处分过重，将来謇谔之气日微，谀佞之风渐长，即有大利害大奸恶，谁肯输诚尽言，干不测之威乎?臣等仰知圣怒既平,天威渐霁,故敢不避烦凟.
上怒稍解,旨下元标降调,儁为民,竟免廷杖。————《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二年正月二十六

看到没，邹元标上疏激怒神宗之后，内阁三次拟票不符其心，范儁上奏之后神宗更加恼怒，对内阁票拟的邹元标罚俸，范儁降调大为不满，最后改票成邹元标降一级调外任用，范儁革职为民才怒稍解。

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黄凤翔以疾乞休，许之。初，凤翔疏上，辅臣拟旨调理，上命中使持改票，遂有是命 。——《明神宗实录》万历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比如黄凤翔以疾乞休，内阁票拟的事调理，而神宗却命宦官持改票，允许了黄凤翔的乞休。

先是，以内供不足数，下户部取太仓银，又令买金云南。
尚书刘体乾多执奏，不即奉诏。至是云南年例金过期不至，有中旨诘责之，体乾具疏引罪。上以体乾数抗旨，手诏勒闲住。
给事中光懋查铎戢汝止御史凌舘等交章留之，不听。————《明穆宗实录》隆庆四年七月十三

看到没，明穆宗这又是中旨诘责，又是手诏勒闲住的，给事中劝都劝不了。

各种手诏、手敕、御批、内批、中旨、内旨、御笔改票，中使强行口传圣旨、奉上传，以及留中不报大法，外廷官员更是无可奈何。

堵车别弄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话只讲一半，只说皇帝听的时候，至于皇帝不听的就直接略过，断章取义，引得徒子徒孙们大叫杜大湿神威显灵……

历史教科书大概没有把明朝写成皇权的巅峰，不过或许是把明朝写成皇权空前强大，专制程度前所未有，明清合论，这个应该是有的。

但这种观点本身也是错误的。

明朝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皇权最为萎缩的时代。

秦朝皇帝可以做的事情，汉朝皇帝可以做的事情，唐朝，乃至宋朝皇帝可以做的事情，在明代的皇帝，那是很难做的。

如果从皇帝对国家大事，对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的影响能力来说，明朝的皇帝是历代权力最小的。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专制程度最低，君主权力受限制最大的时期。许多以前朝代包括以后朝代的皇帝可以任意干的事情，大肆建造离宫别馆，抢劫市民，任用外戚，大规模控制舆论，在明代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不但皇帝在经济、军事上的权力大幅度缩水，甚至涉及皇帝的私事，自主权也是不大的。类似崇祯晚期募集军费要皇帝像乞丐一样募捐，这在其他真正专制的朝代，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历史，秦汉是一个阶段，隋唐是一个阶段，宋朝是一个阶段，明朝又是一个阶段。明代的政治体系，权力结构不是从天下掉下来，恰恰是战国以来近两千年的政治进步累积而成的。

这些进步就是从早期的家国不分，王室与政府的界限模糊，主导政府的宗室、外戚、功臣都是基于和皇帝的私人关系，逐渐发展到皇室与政府分离，内朝与外朝分离。在这过程中，又滋生出来宦官、军阀、门第、地方割据等问题。而在隋唐出现，宋代获得较大发展的科举制，又为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制度基础，最终在明代，这种累积的进步达到了一个高峰。其结果就是各阶层的平民参政、议政的机会和权利空前扩大，民间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能力空前扩大，除掉开国时期军事专制阶段，政府对民间的经济的干预管制能力也变得相当低，而与此同时这和高度中央集权化并行不悖，在流官治理的地区，任何形式的地方割据都难以形成，军阀割据也很难出现。

有些人的眼睛只盯着上层，很难对这种变化有深刻的认识。他们眼里只有皇帝和官员的关系，如果皇帝对官员的权力大一点，在他们看来就是专制了。皇帝对官员的权力小一点，甚至还有权臣能和皇帝平起平坐了，那就是所谓皇权受制约了。

以这种思维看历史，当然只能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比如，唐代的门下给事中有封驳权，可以涂窜奏还诏敕。有些人就说了明朝内阁的封驳，给事中的封驳有什么稀奇，不过是唐代就有的东西。因此明代的制度和唐代相比，纵然不是皇权更膨胀，也谈不上什么进步。

这个问题就在于他们根本看不到明代皇帝包括政府对基层的权力实际上受了远比唐宋时期更大程度的制约。这种制约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难以推行触动基层平民，触动中小工商业者利益的税收政策的改变，而且也体现在心理层面。

唐代宰相为了解决军费直接抢劫市民，抢了也就抢了，在明代似乎连想一想都变得不太可能。南宋征收所谓酒税，也发展到拦路抢劫的程度。崇祯的官员里面，竟然没有一个人是敢于提出这种建议。社会成员包括官员的心理基础都完全不同了

1、明代皇帝面临的弹性约束和刚性约束

我们先给出一对简单概念“弹性约束”和“刚性约束”。

所谓弹性约束就是指从技术上并没有限制某个对象采取某种行动的可能性，而只是说当该对象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会受到对应的惩罚，惩罚的强度取决于行动的强度。

所谓刚性约束则是指直接从技术上就限制了某个对象采取某类行动的可能性。

比如限制某人的行动自由，规定他一旦走出房间，就要挨一顿打，这是弹性约束，只要这个人宁愿挨打，那他从技术上说依然可以毫无阻碍走出这个房间。

直接把房间锁上，或者直接把这个人捆起来，那无论这个人怕不怕挨打，他都没有办法走出房间，除非他想办法冲破限制（比如把锁砸开，在被捆的情况下，可以把身体移动到有锋利边缘的物体旁边，把绳子蹭断）。这是刚性约束。

根据以上的定义，我们一般所谓的法律对普通公民来说都是弹性约束（当然，对那些已经伏法被关进牢房的罪犯来说，就成了刚性约束了）。

明代大部分时期权力制衡体系是弹性约束和刚性约束的结合。皇帝在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政令上，受到的是刚性约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的旨意可以被内阁封驳，也可以被给事中的科参驳回。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国古代就是皇帝最大，要办什么事情，只要皇帝下个旨意，那就是所谓圣旨，那下面的官员还不是赶紧屁滚尿流，尊奉执行，唯恐怠慢，如果敢拒绝，那不就成了抗旨谋逆了吗？这种想象，用来描绘清代的政治或还恰当，但如果用来描述清以前的朝代尤其是明代，那就错的离谱了。

事实上在明代，皇帝纯粹按照自己的意志下的旨意，官员不仅可以拒绝，而且拒绝的渠道不止一个。内阁可以封驳，把皇帝的旨意打回去，给事中也可以封驳。

关于内阁的封驳，记载还是很多，比如大礼议的时候“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

再如万历想立郑贵妃儿子当太子，想了各种办法，下了各种旨意，但也是屡屡被内阁封驳。

明代给事中的封驳权，一般称为“科参”，根据《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五的记载，给事中的封驳职权，最初是朱元璋设立和规定的：

凡章奏出入咸必经由，有所遗失、抵牾、更易、紊乱，皆得封驳。事有关系抄发过部略用参语，谓之抄参，部覆录入疏中。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贤佞，皆许联署以闻，实兼前代谏议、补阙、拾遗之职也。六科即唐之补阙、拾遗，宋改补阙为司谏，拾遗为正言。唐制谏官，随宰相入阁，此最得为政之要，至明革中书省，乃并谏官裁之，惟设六科以掌封驳。宣德中，廷臣请设谏官，不允。于是谏无专职，此为缺典。 洪武十七年九月，给事中张文辅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上谕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总万几，岂能一一周徧？苟政事有失宜，岂惟一民之害，将为天下之害。岂惟一身之忧，将为四海之忧。卿等能各悉心封驳，则庶事自无不当。”此六科稽查号件，封驳章奏之例也。

明代朝廷的一切文件命令包括皇帝旨意都需要经过六科给事中抄发才能生效。如果给事中在抄发过程中认为有不合理，就可以封还。顾炎武《日知录》“封驳”条中说：

“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万历之时，九重渊默，泰昌以后，国论纷纭，而维持禁止，往往赖科参之力。今人所不知矣。”

对明代给事中的这个权力，钱穆也有论述。

比如在《国史新论》中说

“清代皇帝重要命令直接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而且可以直接发给中央乃及地方各机关各行政首长。这在明代是不可能的，是违法的。明代皇帝命令必先分别发与六部尚书，这相当于今之行政院的各部部长，不过明代皇帝像是自兼了行政院长而已。明代又在每一部尚书之下都设有专门的咨议顾问之类，谓之六部给事中，他们有权反驳皇帝命令，只要他们不同意，可以把皇帝上谕原封退回。”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

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就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

那内阁和给事中的封驳权和舆论控制权有什么关系呢？还是大有关系！

既然制度上允许这种封驳权的存在，那就意味在体制内，就是认为皇帝或皇帝和内阁的联盟是有可能犯错误的。所以皇帝下的旨意，内阁可以封驳，而经过内阁之后的旨意，还有给事中可以驳回。既然制度自己的安排都认为皇帝和朝廷可能犯错误。那舆论保持独立性，随时指摘批评皇帝和朝廷的错误，也就成了必然。

这种制度安排再结合从平民中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来看，明代的政治不但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专制，甚至也不是类似于英美所谓议会民主国家的那种寡头专制。

一旦被封驳，那技术上说，皇帝就无法把自己的意志作为国家政令颁发下去，别人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服从他的意志。

另一方面，皇帝还受到信息和执行力的约束。他接受到信息绝大部分都是由文官集团提供的，而这些信息会直接影响他的的判断，这个约束就是刚性的。另外大部分国家事务政令是需要文官集团去执行的，这个约束也是刚性的。

以上说的是国家政务领域，但在明代还有直属于皇帝的暴力手段：廷杖、诏狱。皇帝在动用这些手段的时候，受到的是弹性约束，也就是皇帝可以动用这些手段对那些违抗他意志的官员进行肉体惩罚，但其代价就是，皇帝要受到舆论的丑化羞辱，要受精神上的惩罚。

要突破弹性约束，需要脸皮更厚一些，心理更残酷一些，承受舆论丑化而造成的精神痛苦的能力更强一些。

而要突破刚性约束，不外乎三种办法，一种是大规模动用廷杖诏狱等暴力手段威慑压服住文官；第二种是分化拉拢一批文官和自己结为同盟；第三种是对一些事务上，绕开文官系统，直接委派自己身边的宦官、

对皇帝来说，突破刚性约束是目的本身，而突破弹性约束则只能是为实行突破刚性约束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否则是没有意义的、

皇帝为突破刚性约束，如果采用第一种办法，用暴力手段来压服文官，那势必首先要突破弹性约束，要做好承受舆论恶评的准备。

问题在于文官并不是那么好压服的，廷杖和诏狱对文官来说也是弹性约束，只要在他们的承受范围内，他们依旧可以一浪接一浪前仆后继的反对皇帝的意志。

只有当用廷杖和诏狱的规模和残酷烈度超过某个阈值的时候，才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真正压服住文官，也才有让大批寡廉鲜耻，卖身求荣，道德卑下的小人公然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依附投靠的机会。但代价就是要做好在文人和民间舆论中被丑化到不堪程度的准备。大部分皇帝也不是特种人，所以能够承受这个代价的还是少数。

第二种办法，和一部分文官结成联盟，这条路也不是这么好走。当文官对抗皇帝的时候，他受到来自皇帝肉体惩罚的弹性约束，但当文官试图迎合顺从皇帝的时候，他却要受到来自反方向的双重弹性约束，一方面是来自舆论的鄙视嘲笑丑化，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精神痛苦；另一方面，为了迎合皇帝，他势必得罪文官群体中的许多人，这些人或明或暗的会来倾陷他，明的是公开弹劾，罗织出罪状；而暗的就手段无所不用了，设计种种陷阱圈套等他去钻。一般说再强的强人也顶不住这种长期的明枪暗箭。最后的结局不但是名裂更是身败，自己倒台是轻的，累及子孙家人，家破人亡也难免。而且不但不能招来多少同情，反而会被大多数人拍手称快。

嘉靖大礼议的成功实际上是得到一批文官支持后的结果，本来他已经妥协了，但正是张，桂等人的支持，才让他有可能翻盘。而通过大礼议本身又分裂了文官阵营，拉拢一批打压一批，而被拉拢的那批人则因为已经得罪了文官阵营其他人，没有退路了，只能依附皇帝了，这才让嘉靖的专制成为可能。

而万历呢，立太子的问题上终归失败，并不是他个性不够强硬，实际他坚持的时间比嘉靖的大礼议要长多了。和文官斗了十几年，到万历二十九年想下旨搞点迂回拖延战术，结果还是被当时内阁首辅封驳，来了个“臣万死不敢奉诏“。正因为找不到文官来支持，他最后当然只能失败了，只能屈服在文官集团的意志之下。

万历为什么找不到文官来支持他呢，自然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恐怕就是因为当时文官对前车之鉴严嵩和张居正的下场印象太大了。

严嵩、张居正两人，一个谋私，一个为国，都以不惜得罪大部分文官阶层为代价，最后的下场都极惨，都落得一个声败名裂，家产被抄，子孙受罪的结局。

有这样惨痛的例子作为前车之鉴，那么以后的稍微有点世故聪明的内阁首辅再愚蠢，也决不会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决不会再去做这种身为内阁成员，却去讨好迎合皇帝的蠢事，皇帝可以得罪，但象群狼一样虎视耽耽的文官团体是绝对不能得罪的。没有哪个文官敢于再来顶缸，突破双重弹性约束，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和万历结盟。而没有文官的合作，万历就没有办法突破制度上的刚性约束，最后只能彻底屈服。

至于第三种办法，依靠宦官绕开文官系统。如果在不同时采用第一种，第二种办法的时候，单纯第三种办法，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作用。宦官本身的能力，知识水准都无法和文官相提并论，而且名声太臭，在政府系统外另起炉灶，效能也不可能高。实际上万历征收矿税，部分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但被文官攻击的狗血喷头，在各地都被疯狂抵制，最后因此而增加的收入是相当有限的，无法根本上扭转当时的财政困局、

如果用宦官的同时，再配合第一种和第二种办法，由宦官出面进行残酷的暴力威慑，由宦官出面拉拢一批官员结成同盟，这确实可以在短期内实现更大程度的专制。宦官本身因为就是受鄙视的对象，荣誉感羞辱感比皇帝要淡漠得多，有破罐破摔的味道，所以在动用廷杖诏狱等手段的时候，更容易突破弹性约束，更少对舆论的顾忌。

但话说回来，这也仅仅是相对而言，从根本上说宦官也要受类似的双重弹性约束。他镇压的越厉害，潜伏的仇恨也就越厉害，最后被反扑的下场也就越惨。

一般的宦官衡量利害得失，能不顾一切的毕竟还是少数，这也是为什么整个明代二百七十多年，真正能作威作福，称得上专权嚣张的太监也就只有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人加起来的十八年时间而已。

2、废除宰相更进一步限制了皇权

一般看法都认为明朝废除宰相是加强皇权专制，包括钱穆都抱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否真的废除了宰相就加强了君主专制呢？

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皇帝把所有的权力都揽到自己的手里，这难道还不是加强了独裁专制么？但如深入考察历史，就可发现这样的看法不过是想当然。废除宰相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恰恰是削弱了皇权。独裁专制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容易，你不但要有独裁专制的愿望，还必须有独裁专制的能力。在皇帝世袭的情况下，这两点恰恰是没有保证的。

有宰相的时候，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宰相自己专制，二是宰相帮助皇帝专制。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宰相加强了专制独裁，而并非相反！

如不考虑篡权，皇帝可以任免宰相，那么宰相必以迎合皇帝作选择。因为宰相的存在，无论皇帝有什么过错，都可往宰相身上推，宰相成为挡箭牌替罪羊，这客观上维护了皇权。更重要的是皇帝是世袭的，所以实行专制的能力没有保证，而宰相不是世袭的，在上万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能力上有保证，这也客观上为强化专制提供了可能。

认为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根本就是大笑话，须知宰相本身就是皇帝任命，也可以由皇帝直接废除的，这还谈什么分权？如果真到了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的地步，那只能说明这皇帝已经成了傀儡，宰相才是皇帝，只不过没有戴皇帝的名号而已！

在有宰相的时候，皇帝能够和宰相以及附属宰相的文官集团结成一个联盟，实行对国家的统治管理，这是多对多的局面，而一旦废除宰相，皇帝就不得不独自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除非他的个人能力超级强悍，否则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一对多的局面，结果就可想而知。在表面上，皇帝还能保持自己的权威，但实际只能成为文官集团的傀儡。

之所以说用内阁代替宰相，是削弱了皇权，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内阁在明代从形成到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在中期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惯例。内阁成员不是皇帝直接可以任命的，而是必须经过推选，不经过推选的内阁没有合法性。明末陈继儒曾经总结明代善政：

“更有十事：边镇督府以文臣为将，天子自为居守；内阁六卿外廷会推，内廷不得专擅；母后不称制；勋戚不干政；皇子讲官郎宫坊僚寀，不立博望苑，不开天策府；无殉葬；生员不讦利病；不用黥鼼腐刖之刑；京师有热审，直省有恤刑，非大典不轻赦；三品以上始荫子入监，纨裤不得滥朝籍。善乎平涵朱相国之推言也。”

这里面“内阁六卿外廷会推，内廷不得专擅”就是说这个了。

嘉靖期的一个例子还是相当能够说明问题,当时嘉靖皇帝为了寻求对大礼议的支持，希望把张璁、桂萼二人调入内阁。在许多人看来，这可能是相当简单的一件事情，皇帝直接下个圣旨不就行了吗？但事实上远非如此容易，相反困难重重。温功义在《明代的宦官和宫廷》一书中对这种情形做了比较精彩的描述。

“嘉靖和那些围在他们周围的人，都很想张璁和桂萼能够由会推入阁，张、桂二人也很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们又都明白，这不过是空想而已，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以传奉为学士则易，以内旨任阁臣却难。以传奉为学士，不过是予人口实，认为那不止是受任者的终身之耻，而且也有累于君德，但可以得官，却是靠的住的。任阁臣而不经会推，则会被认为是非法，必须首辅予以认可，不予封驳才能成事，一经封驳便算完了，弄不好还要受到言官们的疏论。用中旨径任这个方法，就连嘉靖也不敢轻试，因为以那时的首辅而言，任用张、桂是必然会被封驳的，而一经封驳，给人的印象更坏，以后就更难办了。嘉靖别无他法，只有尽力宣扬己意。每逢将要会推阁臣，他一定要向会推的诸人多予示意，表明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人，或是直接加以探问，问问他们，张、桂二人可会被推出么？嘉靖还多次用过他那最后批定的特权，常将会推出来的名单全部退还，说是一个也不合意，谕令廷臣再推。但是尽管如此，张璁和桂萼还是难于推出，因为他们的名声太差，没有人肯提他们，如何能推出呢？”

那么嘉靖最后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意图呢？他是来一个迂回，既然直接调用张璁、桂萼进入内阁没指望，就干脆先召回早在正德十年就曾入阁，声望不错的元老杨一清，让他再次入阁。杨一清思想开通，并不反对议礼，张璁、桂萼进入内阁的阻力就大大减小。

然后乘当时内阁首辅费宏的儿子在乡间犯罪入狱，让言官弹劾，最后费宏受不住弹劾的压力，自己引咎辞职。费宏去职后，按威望资历就就是杨一清担任内阁首辅，去掉了首辅驳回皇帝旨意的担心，嘉靖才敢直接用中旨任命张璁、桂萼进入内阁。

绕这么大一个圈子，皇帝才实现自己意图。可见按当时制度，不经过推选，不经首辅同意，即便皇帝也没办法直接让自己亲信进入内阁。必须通过迂回绕弯来钻制度空子，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

其次，内阁有封驳权，皇帝下的旨意，内阁认为不合理，就可驳回，让皇帝重新考虑。这点实际上在第一点皇帝不能在没有内阁首辅许可的情况下直接任命内阁成员上已经得到体现。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例子说明。

比如景泰时期，景帝希望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按一些人的想法，也只要下道圣旨就行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因内阁有封驳权，想重新立太子，首先便需取得内阁的同意。于是景帝就和他的亲信内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送钱给阁臣们，用钱来贿赂他们。

“那时的阁臣共有首辅陈循、次辅高毂，以及商辂、江渊、王一宁、萧兹等，共计六人。景帝陆续把这六人都一一找到，把他们每人都夸奖了一番，然后都赐给一些银两，首辅、次辅，两人都各赐一百两，以下的四人各为五十两。皇帝向他的臣下做出这种类似行贿的行为，真也可算千古奇谈”

可是在明朝，这种皇帝向大臣行贿的千古奇谈，似乎发生概率特别的高，以后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还是嘉靖初年大礼议的事件，大礼议说明白点就是嘉靖皇帝想认自己的生父做父亲，而把明孝宗认作伯父，大臣们却一心要他认孝宗做父亲，而把他自己父亲认作叔父。

毛澄是弘治六年进士第一，到了嘉靖初，与杨廷和等人都是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当时为了大礼议的事，嘉靖和文官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按照明史记载：

“　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

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内阁驳回，这皇帝做的实在是窝囊，也就难怪嘉靖皇帝“常忽忽有所恨”。强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来软的，于是就发生了下面一幕：

“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

就是皇帝派了太监，一来就向毛澄长跪磕头，苦苦哀求，说“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真是可怜无比，稍有恻隐之心的人见了这样的情形恐怕也是要不忍心的。更何况嘉靖还拿出了金子来行贿呢！结果毛澄这些人也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还是铁石心肠，不同意皇帝的要求。但皇帝已经这么可怜巴巴了，就干脆辞职了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嘉靖皇帝对毛澄的感情似乎不错，按明史的记载

“帝雅敬惮澄，虽数忤旨，而恩礼不衰。既得疾，遣医诊视，药物之赐时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赠少傅，谥文简”。

正因为内阁有封驳权，可以驳回皇帝的旨意，所以明朝才闹出一次又一次皇帝向大臣行贿的闹剧。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万历时期，同样是为了立太子的事情，万历想另立太子，可大臣们就是死活不同意，万历也没任何办法，僵持了许多年，最后只能以皇帝屈服而告终。

第二，内阁更多的是要对下面文官集团负责，而不是对皇帝负责，他们在客观上已成为士大夫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如果为迎合皇帝而违背大部分士人的意志，就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

摆在内阁面前的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一心一意的迎合皇帝，为皇帝的利益服务，成为皇帝的代言人，而不惜得罪触犯大部分文官的利益。但这样做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是权是钱还是名？

论权，做到内阁首辅已是顶峰了，再想要更大的权不可能，再怎么做，也不会变成宰相那样集众多大权于一身；论钱，俸禄就是那么一点，再加也加不到哪里去？如果想靠贪污受贿获得额外收入，不知道哪天被个言官一弹劾，那就等于是自己引火烧身；论名，如果一心一意迎合皇帝，而与文官集团作对，那只能落得一个臭名昭著，千夫所指的下场。

好处没多少，坏处倒无穷无尽，首先成天陷入文官集团群狼一样的围攻漫骂之中，心理压力是相当巨大的，万一哪天被谁抓到什么把柄，恐怕想要善终都不行。另外迎合皇帝和文官集团作对，结果只能依靠皇帝，而皇帝是最善变，最靠不住，万一哪天不讨皇帝的欢心，就真里外不是人，再加上官员们落井下石群起围攻，那同样没好下场。再退一步就算自己能把官做到老，做到死，那恐怕还得为自己子孙后代长远考虑一下。

而另一个选择，成为文官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即便得罪了皇帝，也不过辞职回家，以后有的是东山再起的机会。就算最糟糕下场，因为触怒皇帝，自身难保，但因文官集团做后盾，也不会累及子孙，而且有一个好名声，以后的好处无穷，甚至是非常良好的政治资本。

所以，说来说去，内阁成员犯不着为了皇帝去得罪其他文官，事实上他们也没这个权力。没宰相的权力和地位，却要承担宰相的罪责，去充当皇帝的挡箭牌，替罪羊，这是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去做的事情。

还是拿嘉靖时期例子来说明问题。张璁靠迎合嘉靖皇帝而上台的，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才进入内阁，又经一翻周折，才当上内阁首辅。而一旦他当上首辅，也不得不改变过去策略，从迎合皇帝转变为顺应广大文官集团的意志。

比如他冒着直接与嘉靖皇帝冲突的危险，竭力维护明孝宗张皇后（也就是嘉靖的皇伯母）的两个兄弟张鹤龄、张延龄；比如他没迎合嘉靖皇帝分祀天地的想法，相反顾虑到自己在大礼议上因为支持嘉靖就被搞的声名狼藉，现在再放纵皇帝弄这么一个别出心裁的新东西，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就向嘉靖回奏说于古无据，不必深求。 最后却让夏言钻了空子。

应该说，并非张璁当了首辅，就转了性子，而是到了那个位置上权衡利弊，就不得不如此。最后虽因在和夏言的争斗中失败而辞职，至少还是得了善终，大官也当了，政治抱负也实现了，最后回家乡养老，没什么可遗憾的。

明朝的皇帝，在太祖成祖之后，要想在大小事务上贯彻自己的意志，除非就是赋予内阁首辅以宰相的地位权力好处，否则的话，那只能听任大部分朝臣文官的摆布而寸步难行了。嘉靖中后期是明代皇帝为数不多的在私事上能按自己意志左右群臣的时期之一。而这一点实现，很大程度上是提高了内阁地位，特别是让严嵩成为拥有宰相一般的权势地位声望的角色，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管理朝政。

也正因此，才使严嵩成了嘉靖的挡箭牌。嘉靖统治时期所有的罪责过错都被推到了严嵩的头上。这也是为什么嘉靖能够一心修道的同时，还能摆脱文官集团的骚扰，实行相对跋扈的统治。类似的还有张居正时期。

明朝就是皇帝要在一件小事上贯彻自己的意志都有承担暴君骂名的威胁，正德皇帝就是前车之鉴，一个皇帝，也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不能不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哪个皇帝是愿意自己被骂成暴君的?如果他能象清朝的皇帝一样操纵控制舆论倒也好，可他偏偏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有软弱屈服。

钱穆对中国古代是否专制问题上，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

“中国传统政治，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而近代的中国学者，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是独裁。而这些坚决主张的人，同时却对中国传统政治，对中国历史上明白记载的制度与事迹，从不肯细心研究一番。他们也许又会说，不许任何一人专制，是最高明的专制。不许任何一人独裁，是最深刻的独裁。总之，他们必要替中国传统政治装上‘专制’二字，正如必要为中国社会安上‘封建’二字一般，这只是近代中国人的偏见和固执，决不能说这是中国以往历史之真相。”

“你若只说中国传统政治只是君权专制，只是高压黑暗，你虽可欺骗现代不读书的中国人，但若使古人复起，他到底要喊冤枉。”

钱穆的观点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只不过，以前朝代有宰相的时候，皇帝想要实行独裁专制的可能性还高一点，皇帝自己懒惰自己能力低一点不要紧，只要找个能干的宰相来帮他就行了。而到了明朝，废除宰相之后，即便是这样的可能性也被剥夺了！

3、明代言官

明代言官是很有名了，骂大臣，骂皇帝，几乎没有他们不敢骂的人。

对各种政策提出异见，乃至对皇帝的隐私进行揭发批判，都成了工作的内容，而且以此为荣。

关于明代的言官的威力，《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也有比较生动的描绘

“他们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因为他们在认为有需要时经常和皇上报告全国各地的违法事件。没有人逃得过他们的监视，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他们如此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使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了皇上到了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事实上当冤情特别严重时，他们控诉得就一定很尖锐刺骨，即使涉及皇上和朝廷也刚直不阿。根据法律，这种书面提出批评的特权也同样给予所有大臣，甚至还给予公民个人，但大多数场合还是只由负有这种特殊职责的人来行事”

既然从制度上就有以批评皇帝批评朝廷为己任制造独立舆论的言官，那民间舆论的自由度和独立性就更甚了。言官制造的舆论和民间的舆论互相传染，互相反馈，互相煽动。这也让明代的舆论很难控制在皇帝或少数官员手里

4、奏疏等文件的公开化

明代大臣给皇帝的奏疏，皇帝的批示，种种争吵议论，几乎都是公开的，通过邸报，能传遍全国各地，乃至成为民间街谈巷议品评的谈资。其公开化透明化程度，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明人于慎行有一则记载

“ 南宋时元兵南下，诏中外不许传播边事。此虽末世之政，然于军国机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乃至公卿往来，权贵交际，各边都府日有报帖，此所当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体，明如悬象，原无可掩。设有造膝附耳之谋，不可使暴于众，居然传播是何政体。又如外夷情形，边方警急，传闻过当，动摇人心，误事大矣。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当事大臣，利害所关，何不力禁？”

也就是奏疏，皇帝没有批示就已经广为传抄；边塞军事消息没有奏闻就已经散播；“公卿往来，权贵交际”的情况，每天都有邸报上的报道。而报房的商人为了谋取利益，不顾事情缓急，就贩卖传播邸报上的各种消息。

《利玛窦札记》里也有记载

“所有这些呈送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它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所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文件也编辑成书，如果其内容被认为值得流传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这样的公开化透明化，等于是把皇帝的一举一动，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接受舆论监督。皇帝和少数高级官员很难通过隐藏某些事实，来达到操纵控制舆论的目的。这同样让明代的舆论具有非常大的独立性。

而在明代，政府对任何政策的讨论很难有机密可言，决策过程，争吵过程暴露在大众面前。以至连军国大事各种信息，都可以因为“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公开传播。也就难怪于慎行在《谷山笔塵》中要埋怨当事大臣为什么不力禁？。

　　这和满清的政府事务大多是密折往来，皇帝的旨意可以不通过六部，直接下达地方官员自然也是天壤之别。

5、明代文官、皇帝、宦官三种权力制衡关系综述

总之，明代的政治体系是各方面的力量之间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中最核心，权力最大，起作用最大的还是文官。而文官集团代表的利益，所推行的政策又和民间的舆论，民间的利益之间有千丝万缕的瓜葛。

皇帝要贯彻自己的意志，必须突破制度上的刚性约束，但无论采取三种办法中的哪一种办法，实际上都并不容易，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近三百年的时间内，一大半以上的时间，官员都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皇帝的行为都受到相当大程度的约束限制。

即便在被许多人目为皇帝专制或者宦官专权的的时期，真正起最大作用的仍旧是文官，表面上看是皇帝和文官斗，或者宦官和文官斗，背后的真相其实往往是文官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在互相斗，而皇帝和宦官恰恰是充当了一个被利用的工具而已。也就无怪明人编的《清流摘镜》序中评天启魏忠贤之祸的时候说“是缙绅杀缙绅也”。（见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

正因为如此，所以明代才有这样的现象，当文官收回自己的支持，那原看似稳固的皇帝专制或者宦官专权也就土崩瓦解了。

如果要评论明代文官、皇帝、宦官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打个比方。

就比如一架天平，左侧放10斤的物体，右侧放9斤的物体。天平完全倒向左侧，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右侧加上两斤的砝码，天平完全倒向右侧，在明代的政治天平上，一些嚣张太监和皇帝的联盟，实际上就充当了这个砝码的作用。表面上看他们当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从本身的分量来说，其实仍旧是很小的，真正的重量还是在文官那边。皇帝和太监通过把自己的砝码投向一部分文官，让他们在权力天平上获得优势，而这些文官则以让皇帝和太监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作为回报

这其中皇帝本身具备意识形态所授予的砝码的资格，如果太监抛开了和皇帝的关系，那就是连当砝码的资格都不具备了。魏忠贤等天启死后，尽管掌握东厂，掌握锦衣卫，尽管他的亲信占据了朝廷内大部分文官要职，但他那看似炙手可热的权力，没多久马上就土崩瓦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没有皇帝这个关系，他连当砝码的资格都不具备。他掌握的权力确实已经等于皇帝的权力，但问题是在明代，皇权已经相当萎缩，这些权力脱离了文官意识形态上的许可，在文官集团的力量面前仍旧是一文不值。所以魏忠贤只能自杀了局。

至于皇帝一定要利用某些太监才能让自己的意志，有更大的实现可能，本身是因为作为皇帝，他个人荣辱心理，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他突破舆论带来的弹性约束的程度有限，使用廷杖诏狱等手段的程度突破阈值的可能性较小。所以他如果单独一个人，他要决定把自己砝码投向哪一边的时候，是要受到重重观念的约束，他就算不为自己的名誉考虑，他也要为自己的长远切身利益考虑。

而个别太监不一样，他们可以把一切顾虑到抛弃，甚至自身的长远利益都要放在一边，图痛快一时，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心理，可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和皇帝阶层的联盟所代表的权力砝码在决定投向的时候，更嚣张，更无所顾忌，更不受意识形态约束，更没有道理上的依据。（但话说回来，这样的太监也是少数）

这样做的结果，其实他们自己的利益最终也受到损害，他们自己也没有好下场。就比如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他们的下场都是很糟糕的，除了汪直被流放外，另外三个都死于非命。所以即便是太监，从这个意义上受到制约也很厉害，整个明代真正不顾自己的厉害关系，不怕自己遭遇悲惨下场而效仿王振，魏忠贤的也是少之又少。否则，最后倒霉的还是他们自己。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四中，记录了织造太监孙隆，本来要打击偷税漏税行为，结果反而被苏州丝织业工人打死手下人员，驱赶出苏州，再不敢过问收税之事。其原文曰：

“织造太监孙隆，带管税事。本安静识事机，四月中至苏会计，五关之税日缩，借库银以解。颇严漏税之禁。”

所谓 “安静识事机”，也即士大夫都觉得这个太监是比较识相，不怎么搞事情。但因为当地偷税漏税实在太过猖獗，本就很低的商业税收还不断缩减，以至于挪借其他银子填补。孙隆这才要打击偷漏税行为。当地黄建节、汤莘等人投附孙隆，提议对丝织业征税，每机一张，税银三钱。这应是指一年收税银三钱，是相当合理的提议。

明代丝织也是个利润颇丰的行业。明人笔记和小说里多有以丝织业发家致富者。如曾经担任过万历初期吏部尚书的张翰写的《松窗梦语》卷六记载成化末年其曾祖父以一张织机起家，“家业大饶”。到其祖父辈兄弟四人继承家业，各富至数万金。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潘氏起机房织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当然不同种类的织机，不同品质的丝绸，利润率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即便以最保守的估计来看，一张织机收税银三钱都不算高。

冯梦龙写的《施润泽滩阙遇友》，说盛泽镇上的施复捡到六两银子，盘算用这笔银子可以添上一张织机，把这个织机所得利润积攒上一年，可以再添上一张织机。若一张织机是六两银子左右，则一张织机一年所得利润至少也在六两银子以上。一年收税银三钱，也不过是利润的二十分之一，比起现代工商业的税率恐怕都要低很多。更何况说一张织机一年利润只有六两银子，是很保守的估计。

黄建节、汤莘等是苏州本地人，熟悉当地行情，应该是深知丝织业的暴利，才有此提议。且不说还仅停留在提议阶段，即便真实施，也不过是国家应有的收税措施。结果就“讹言四起”，当地的丝织业工人在各种流言煽动之下，发动暴乱。“填街塞巷，飞石击死建节，尽燬莘等十二家”，还抄掠了借钱给黄建节的乡绅丁元复家。孙隆吓得躲到了申时行家两天，然后乘小船逃到了杭州，辞掉税务之职，从此再不去苏州。而收机户之税自然免谈了。

这次工人暴动应该是由当地某些官绅背后纵容甚至操纵的，不仅纪律性相当强，所谓“然皆赤身，不持一械，不抢一物”，地方官喊停就停。而且连出来背锅的人似乎都和官员沟通非常好。打死人命，破毁人家，事后之惩治却轻微到不可理喻。装模作样要惩办首恶，于是工人葛成就挺身而出独自承担所有责任。尤其匪夷所思的是，官员还特地给葛成改了个名字，改成了葛贤，然后上报奏闻。其被关在监狱里，也俨然是受优待之明星“众义之，馈者甚众”。到后来被放出来，也被乡绅官员礼敬“缙绅皆待以宾礼，称曰义士。”

官员煽动市民和工人暴动，打死收税人员这还是明的。一些官员还会弄阴招。比如巡抚凤阳等地的李三才，让死囚攀陷诬告太监手下税官，然后以此为借口加以杀害，万历派出去收税的太监对此也没什么办法。

6、明代舆论控制权的独立

明代政治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舆论控制权和政治权力的分离独立，

孟森说“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

这段话说明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在明代，舆论的控制权不在皇帝的手里！

应该说廷杖的目的本身不仅仅是给官员肉体的惩罚，更重要的应该是给以精神上的羞辱，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个目的显然没有达到，甚至适得其反，许多官员反而以被廷杖为荣。

在明代的舆论看来，一个官员被廷杖就意味着他敢于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对抗皇帝的意愿，即便因此受到惩处也在所不惜。这种为民请命，不畏强权，人格独立的精神当然就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行为，当然就是“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了。而皇帝廷杖大臣呢，舆论的评价自然就很不好听了，正德和嘉靖都被舆论丑化和此不无关系。

有人会说了，就算舆论控制权不在皇帝手里，那又怎么样，皇帝只要愿意，不照样可以用锦衣卫用东厂来惩处他想惩处的人？那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力，才是真正实质性的制度构架，至于舆论那不过是虚无飘渺的耳边风罢了。

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两点：其一，对舆论控制权的重要意义，甚至决定性的意义认识不足；其二，把舆论的控制权和政治权利结构的安排割裂开来看，没有看到锦衣卫东厂本身恰恰是皇权萎缩后不得已的办法。

就舆论的控制权重要意义来说，这是无论多强调都不过分的。对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一个关键性的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往往可以决定政治力量消长的根本趋势，这个权力比任何权力都大！

趋荣避辱是正常人都具备的心理，这种心理对人行为的驱动作用非常强烈，有时候甚至大于求生和避免肉体痛苦的本能。一般人往往宁愿肉体上一些痛苦，也不原因落入被大多数人羞辱鄙视看不起的境地。最简单说，如果一个普通人被舆论彻底丑化，说得一文不值，唾弃鄙视，那他精神崩溃，甚至自杀，这样的事例应该屡见不鲜吧。中国古代光是形容舆论威力之大的成语就就有“人言可畏”，“积毁销骨”等等。

可以说受到舆论评价是好是坏，是个人利益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皇帝，本质上与任何人一样，他的行为也要衡量利益得失，有利可图他去做的可能性就大，如果得不偿失他去做的概率就小。

当舆论控制权不在皇帝手中的时候，那皇帝自身的行为会受到舆论什么评价，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了。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把舆论抛在一边，被丑化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人确实有，那也只能是少数。大部分人是不可能这样毫无顾忌的。就如同不怕杀头，不怕坐牢，这样的人有，但在任何社会中，都只能是少数，是一样的道理。被舆论丑化的痛苦，有时候并不会比杀头坐牢小。正因为此，在整个明代，大部分的皇帝还是会选择尽量和文官合作，即便有时候文官表现的非常张扬，非常咄咄逼人，非常过分，皇帝最后还是会退让。

而从官员的角度上说，既然舆论控制权不是在皇帝和少数官员手里，那他们的行为就算纯粹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大部分人也不会选择完全顺从迎合皇帝或少数官员的意志。他们宁愿选择趋合民间和大部分知识分子舆论的要求，这是更为合算的做法。否则一旦被舆论丑化，就是灭顶之灾了，轻则永无出头之日，重则是虽然自己在相当长的时间保全富贵，但连累子孙，家破人亡。严嵩和张居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王锡爵是万历二十一年的首辅，只是因为对万历三王并封的要求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就被舆论骂得走投无路，以至他的两个学生对他说

“‘此事外廷皆欲甘心于老师，恐有灭族之祸，贻秽青史。’边说边痛哭流涕”。

他自己也向万历诉苦

“天下必纷起责难”“臣即粉身碎骨，全家族灭，犹有余辜”“一向颇有清名，独为今春册立一事未定，而遭外廷唾骂”

舆论甚至是一切社会一切制度下和平时期的最大权力，可以牵着成千上万人的鼻子。有了舆论的支持，一件事情就很容易被执行贯彻，没有舆论的支持，无论短期如何，一件事情终究会失败，甚至当时成功，不多久也会被清算。

或许又有人会说了了，就算舆论控制权很重要，但那也没有什么稀罕的，一般情况下总是能不受政府完全控制的。把这说成是一种制度上的分权，岂非可笑？

这种说法还是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想想美国对伊拉克的态度，两伊战争时候，炮制的舆论自然是伊朗是极权恶魔，而萨达姆则是和伊朗对抗的勇士，所以应该资助萨达姆。到海湾战争后，美国的舆论又变成萨达姆是如何专制的暴君，为了战争的需要，又炮制出萨达姆的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舆论，于是群情汹汹，美国的民众也纷纷支持政府再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了。等战争结束之后，才真相大白，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过是一场骗局，不过是美国政府为了发动战争找的借口，牵着舆论的鼻子走而已。

在明代，政府尤其是皇帝如果想要炮制支持某个政策的舆论简直难比登天，舆论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独立逻辑来发挥作用。甚至象张居正这样的强势铁腕人物，推行的政策又是这么小心翼翼，按部就班，但仍旧是被舆论丑化得不堪，以至焦头烂额，张居正也没有办法，因为即便他和皇帝结成联盟也无法控制舆论的走向。

而嘉靖和严嵩这一对搭档也同样是如此，从政治权力上说，可以很大，生杀予夺操之于手。但是在舆论上，基本上没有办法控制，严嵩被丑化成大奸臣，嘉靖被丑化成大昏君。最后海瑞甚至公然给嘉靖上疏说“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就是天下的舆论不待见你很久了。

这就是明代的政治现实！

最合适的比较，还是拿是清朝的情形和明代对比一下，清朝就是对舆论控制达到登峰造极的一个社会。正如孟森说的，清朝的皇帝如果处置官员臣民，那就不仅仅是肉体遭受痛苦了，而是要把他们置于人格被羞辱的境地。他们本身的尊严彻底扫地，被全国上下声讨成狗彘不若。

清朝的统治下，你对皇帝是只能颂圣。所以尽管从具体的事迹来看，道德水准和人格素质远远比明代的永乐、正德、嘉靖要低劣得多的康熙，乾隆之类，在清代的舆论下，却是英明无比，仁慈宽厚的圣君了。

永乐七下西洋在明代的舆论中是劳民伤财；正德下江南，修建豹房在明代的舆论中是荒淫奢糜；嘉靖爱好修道，重用严嵩在明代舆论中是昏庸无道。

康熙，乾隆蝗虫过境般七下江南游玩作乐在清代的舆论中是佳话美谈，修建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在清代的舆论中是发展园林艺术；至于在康熙乾隆统治下，饥荒连年，卖妻鬻儿，人民在糊口贫困中挣扎；康熙吹嘘自己每天打六百个兔子；乾隆苍蝇拉屎一般到处留诗甚至剽窃臣下诗文，和坤之类巨贪贯穿统治始终等等，不消说，仍旧无妨于在清代舆论中康熙乾隆的英明圣武，康乾盛世的伟大繁荣。

在明代可以被舆论猛烈抨击，极度丑化的皇帝行为，而在清朝，同样性质，程度更甚的行为却可以毫无例外成为歌功颂德极度美化的对象。如果对照明代和清代，舆论独立程度的差别，你会产生一个错觉，这两朝代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星球。如果说这是同一个国家的两个紧邻的朝代，那一定是开玩笑。

明代不仅传导到中央层面的舆论对皇帝有巨大约束，地方上平民知识分子的舆论，对地方政务影响力也很巨大。

明代的生员也就是一般所谓秀才，未入学的叫童生，童生经过岁考，分为六等，一二等的就是科举生员，可以参加乡试，乡试考中的，就是举人了。

明初对生员的限制较多，但生员也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了。到明代中晚期之后，生员更成为地方上影响相当大的一个阶层。这些人有知识有文化，有政治前途，而且又和平民阶层紧密联系，关心国家政治，经常以道德是非的维护者自居。

到明代中晚期，生员群体已经成为地方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舆论力量。一般地方官员对生员是非常头痛，礼敬有加，不敢轻易得罪。而且按照明代的制度，生员即便犯法，也不是县令能够自己处置的，而是必须先要让教官革去当事人的生员资格才行，总之比较麻烦。

清顺治十八年的哭庙案。江苏吴县士子一百多人，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抗粮。起因是地方官催逼赋税太过苛严，希望能减轻负担。并无暴力行为，更无推翻当局之企图。

结果清廷大怒，拟“罪大恶极”“不可逭者”之罪名三条，逮捕多人。最后十八名参与者被砍头，其中一个是有名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他临死前写给家人的信里说“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后有当事人回忆说读书人对官员不满，到文庙里集会抗议，在明朝当地本成惯例。清朝官员可能不了解习俗，才酿此惨案。

顾予咸《雅园居士自叙》：

“吴中故习，诸生事不得直，即作卷堂文，以儒冠裂之夫子庙庭，名曰哭庙。抚未之前闻，张皇摭拾。纠诸生惊大行、抗国赋，言言皆反侧所为，密以闻，举朝大震” 《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版）第25册第161页

明末陈确，浙江海宁人。他有一句名言“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颇为流传，也算是被列入思想史的人物。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件事，可和哭庙案对照一下。

崇祯十五年，海宁县令行为不端，惹得一帮读书人不满意。陈确带头纠集生员发起了一场揭批县令的运动。上级官员包庇县令，想把带头闹事者拿来问罪。但照明代规矩，读书人只要取得生员资格，官员无权随意责罚。想问罪，先要开除当事人学籍。学官坚决不同意开除，那些官员也拿陈确没办法，只能口头上恐吓威胁。

虚言恫吓威慑力当然有限，不但没能吓倒陈确，反倒让原先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加入到支持行列中。官员们一看这个架势，心里害怕，不得不态度软下来。再后来，舆论传播到中央政府，县令和包庇他的官员被免职。（“邑众庠生，感先君子义，群聚不散，当事者心惕，卒解其事。未几，风闻辇毂，当事与贪尹竟中考功去，先君子亦不以此自喜。”）

在明代，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读书人和老百姓盛气凌人，地方官如受气小媳妇，战战兢兢，稍不如秀才们心意，就可能被赶下台去。

明末通俗小说家，“三言”的作者冯梦龙自己就当过县令（福建寿宁县），他在任期间修纂了一本很有特色的地方志《寿宁待志》（名称就可以看出其标新立异处）。他的一位前任，寿宁县县令周良翰在崇祯4年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惹恼了当地读书人，最后落得一个“以儒生鼓噪解任”的下场。从冯梦龙记述看，这周良翰应是一个好官，可能是办事情太较真得罪了人。

还有一些地方官的遭遇更让人同情。崇祯十一年，常熟有个县令叫邹守常，算不上什么贪官，充其量是个迂腐呆板的庸官。秀才们就因此看不起他。

八月十五中秋节，按规定县令应拜谒孔庙。许多人商量好了，要乘着这个机会，把邹县令好好羞辱一顿。也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邹守常到了这天，吓得不敢出门，他大概想：怕了你们，躲起来还不行么？

没想到的是秀才们不肯干休，觉得太扫兴，直接纠集了一帮百姓打上门兴师问罪。理由是现成的，你不去拜谒孔庙，那就是有罪。结果就是“士民数千，破门而入，呼名辱骂。”邹守常一个堂堂县太爷，放现在也至少是一个八面威风的县长，地方首脑，结果吓得像个小学生，低着头战战兢兢（“令俯首无措”）。骂上门来的老百姓（当然也有纯粹看热闹的），一直闹腾到晚上才尽兴而去（“众至日晚方散”）。

照理这县里的读书人和老百姓确实闹的有些过分，欺负人家县长是老实人，我们今天的人看了也要摇头。这事至少该谴责一下众人行为，上级政府也该给邹县长主持公道。但记载这事的作者评论是县令活该，谁叫他无能呢？还交代他很快就被撤职了“为民父母者取侮至此，大可愧矣，邹令不久罢去”。

7、对少部分时间皇帝和宦官专权的辨析

明代也确实存在皇帝专制跋扈，大臣唯唯诺诺的时期（除了开国太祖和成祖的军事专制时期之外，还有如嘉靖中晚期），也存在宦官专权横行的时期，那对这些现象又应该怎么来理解呢？是否和我上面所说的制度保障有矛盾呢？

回答是一点都不矛盾，任何一种制度，它针对的只能是大多数人和大多数情况，如果是针对所有人和所有事情，那也不成其为制度。

一种制度无论设定了什么样约束，都必然有突破这种约束的人，否则这种制度本身就没有必要存在。制度之所以为制度，恰恰是少部分人少部分时间能够突破约束，而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宁愿遵守约束中得到体现。

最简单的例子，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是不是因为有了法律，就没有人犯法了呢？当然不是，杀人、抢劫、强奸照样层出不穷。难道能因此说法律制度不是制止随意杀人，制止抢劫的制度保障么？当然不能这么说！恰恰因为不断有人杀人，不断有人抢劫，然后杀人的被抓起来枪毙，抢劫的被抓起来坐牢，然后更多的人遵守法律规定的约束，这才成其为一种制度保障。

明代的政治制度的安排，舆论控制权的独立性也是同样的道理。皇帝可以给官员肉体惩罚造成肉体痛苦，官员和百姓的舆论可以给皇帝精神惩罚造成精神上的痛苦。皇帝可以不顾舆论，专横跋扈，大臣可以不顾舆论迎合皇帝意愿，但结果是皇帝本人被丑化得不堪，大臣因为得罪舆论而身败名裂！

嘉靖一个老头子了还要被海瑞进行羞辱，被说成是“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严嵩，张居正等人卖力为皇帝效劳，结果却弄得家破人亡。这样由制度原因造成的结果，当然是让大部分的皇帝，大部分的文官还是宁愿遵守约束。

于是才有大部分的时间里，明代文官个性张扬，皇帝的个人意志难以贯彻，甚至寸步难行的现象。

有些人所谓明代大部分皇帝之所以被文官的气势压倒，意志难以贯彻执行，和制度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是他们自己软弱无能，对那些个性强悍的皇帝比如嘉靖，那还不是让官员都服服帖帖，大气不敢出一口。

套用这种逻辑，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制止犯罪的制度安排，大部分人不犯罪不过是个性比较软弱胆小怕事或者本身比较善良而已，那些个性强悍凶残的人，不是照样要杀人就杀人，要抢劫就抢劫？

照这种逻辑，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也是毫无意义的了，那最大的傻瓜都知道这种逻辑的可笑程度。

8、有些人把崇祯当成专制云云，根本错误

有些人看见崇祯时期换了很多内阁成员，换了很多兵部尚书，然后说崇祯明明很专制么，否则怎么会换这么多人？这些人完全搞反了，崇祯恰恰是无法专制，才不停的换人。

要是真正的专制，只要找到了迎合自己心意的人，那就一直用下去就是了。崇祯时期的情况，内阁也好，兵部尚书也好，只要一上任就不断被弹劾攻击。崇祯满意的人如温体仁、杨嗣昌，被攻击弹劾的尤其厉害。某些清流推举上去的，偏偏又说空话，无能居多。无能的人想不换也不行啊。你要找到了清流舆论满意的，而本身又确实有能力的，太难了。就是崇祯末期提拔重用名誉非常好，也有实际能力的方岳贡，一有加税的提议，马上仍旧会被人非议。

另外，一些人对专制与否的评判，两只眼睛完全盯着上层。他们看见西方近代的君主立宪，议会选举制，忙不迭的拜服，感叹：这才是民主啊。完全没看到所谓君主立宪，所谓议会选举其实本质都不过是寡头专制的前提下，在大资产阶级，大贵族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对中小资产阶级的压制都是远远超过明代的。

明代的皇帝，在权力上确实比西方立宪制下纯粹当摆设的君主大一点，但也大得有限，而整个政府对于民间经济的控制力度，对舆论的控制力度都远远小于西方的寡头专制。明代数量众多的中小资产阶级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能力也远远大于西方近代的寡头专制。

即便是明代中后期，看似权力最大的嘉靖皇帝，他的权力也只能浮在上层表面，对舆论没有办法控制，导致海瑞骂他说天下不直陛下久矣，对民间的经济也无法控制。嘉靖时期想禁止私钱，结果商人罢市抗议，不了了之。唐朝皇帝和宰相可以直接对商人市民进行抢劫的，但在明代却不行的。

有人会说，不管怎么样天启时期不就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专制吗？为什么崇祯就做不到？其实天启实现的也不过是最浅层，最表面化的专制，这种浅层专制在明代的政治架构，制度惯性下注定是无法持久的。

首先魏忠贤显然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基层舆论，所以底层市民的同情完全在他的对立面东林党身上，这才有张溥记载的五人墓碑记中的情形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市民暴动，殴打官员，最后只象征性的处决五个人，“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

其次魏忠贤也完全没有办法直接控制军队。所以表面上看天启时期的魏忠贤真是权势熏天，朝中遍布党羽，可是天启一死，他手中掌握的那些权力似乎完全化为乌有。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恰恰在于我在书中说的，明代的政治架构下，其实皇帝本身的权力都不大，而且这些权力还必须要和皇帝的名分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你就算掌握了皇帝的权力，没有文官的认可，也没什么用。

这和汉唐时期不一样，汉唐晚期的权臣或宦官可以废立皇帝、甚至杀皇帝，恰恰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架构下，还是允许有独裁者专制者出现，或者说你窃取了皇帝的权力，不需要皇帝的名分也可以凌驾在皇帝的头上。明代皇权萎缩，类似汉唐这样的权臣和宦官自然就没有出现的空间了。

专制就是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要实现这点军队的支持是必须的，要有军队的支持，那当然要充当军队的利益代言人。

军阀知道第一位是要能养活军队，这不需要什么远见，没有军队的支持马上完蛋，包括后金，包括李自成也都是这样。清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更有远见才采取了正确策略，而仅仅是因为其本身建立在部族军事统治上的专制政权，最现实的选择当然就是不顾一切的穷搜极刮来供应军队。满清充当了军队利益代言人，结果大量的前明军就望风而降，投靠了满清，到处攻城略地。

而明代正因为不是这种专制，官员的前途声望不是来自于军队的支持，甚至也不是来自于上级或者皇帝的赏识，而是来自民间的各种利益群体的支持，民间舆论的支持。他们最切身感受到的是舆论的力量，而不是军队的力量。总觉得怎么得到舆论的好评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即便他们本身没有任何私心，也确实希望国家能更好，但面对危局，仍旧会陷入盲点误区。这是明代的权力结构、利益观念，是非观念互动作用下的结果，很难有哪个人能摆脱。

你告诉我，你读的哪本教科书，说明朝是皇权的巅峰？

人教版初中的教材，涉及明朝制度部分明确说了：

注意看：这句话叫“使皇权高度集中”。高度集中，是相对于之前来说的，哪里说了是整个皇权时代巅峰？这种语文水平，确实不该读历史教科书。

而人教版的初中教材，涉及清朝制度部分说：

“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这一句给解释解释什么意思？如果清代君主专制弱于明代，那能不能叫进一步强化？

高中教材就更直接把明清政治制度结合起来说了：

这里说的就更系统化了。明代取消丞相制度，设立内阁，直接对皇帝负责；清代在内阁基础上又设立南书房和军机处，进一步加强君权。

所以，敲黑板，废丞相——设立内阁——设立军机处，这是一个递进关系，说明皇权越来越加强。因此，说明清君主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巅峰是可以的，这是相比前朝说的。但是要细分明清的话，显然清代的君主集权是比明代更进一步的。只不过，明清整体一样制度，放在一起说而已，但制度依然是有不断改进的，这种改进过程中，君权越来越大，君主专制越来越加强。废丞相意味着君主集权开始前所未有的加强，到军机处设立，才意味着君主集权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巅峰。

结论：好好读书，中国教科书编的很严谨，不是网上乱七八糟的章口即来，读一遍教科书这些疑问都没了，出来问只会是一群胡诌的人把你忽悠瘸。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啥时候也不过时。

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引战的。

其次，我觉得能在一个提问里三句话三个错，题主也属实是个人才。

第一句：“终明一朝文官势力都非常强大”

明初武将地位比文人高，而且势力很大，直到蓝玉案。

第二句：“文官害的明朝亡国亡天下”

文官刨你家祖坟了吗这么下死手黑？没张璁等人开始到张居正这些文官长期主持的嘉隆万大改革怕是等不到崇祯上吊明朝就因为体制僵化覆灭了，没有熊廷弼，孙承宗，孙传庭，卢象升，邵捷春，郑崇俭这些文官怕是崇祯得提前十年上吊。

第三句：“教科书说明朝是皇权的巅峰”

我学的人教版教材，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清朝是封建王朝时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巅峰。

综上，我觉得题主需要重修中学历史课，还有少看点网文，有利于智商的提高，有利于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