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的开头为什么要设定在“文革”时代？ 第1页

很多人对文革的印象总是抄家、批斗，顶多也就是械斗拿武器杀人罢了，但不得不说，文革实际惨况远比大众的印象还要更加血腥与黑暗。

以广西大规模食人为例，自文革发生后广西逐渐形成两部分阵营，一派是以无条件支持广西当局领导为纲领的「联指」，一派则是反对无条件支持当权领导甚至要求进行夺权的「4·22」派。两派争端自文革发生后越演越烈，「联指」批评「4·22」成员是以造反为名实际上是反动派翻天，「4·22」成员则批判「联指」是「保皇党」是当局的走狗。尽管两方都宣称自己是造反派也都是红卫兵，但实际而言「联指」和广西当局关系密切，而后者则是受文革造反风影响而形成的自发组织。

据文革结束后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的公安部干部晏乐斌所说，广西文革期间大规模死人时间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农村全自治区刮起了一股“红色风暴”，说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起来造反，要杀干部群众，说“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于是在农村中成立起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搞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4·22”观点的人。其中靠近湖南零陵地区的桂林地区各县，尤为严重，有的四类分子之家被全家杀绝。“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排长黄培立召开民兵统一行动，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杀掉，全大队共杀了130多人，财产、房屋没收盖礼堂，禽畜、粮食全部吃掉”（中纪委、组织部等六部委《关于广西落实政策情况的调查报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

第二阶段，是各县革委会成立前后，其名义之一是保卫红色政权，二是抓“反共救国团”。广西各县大部分在1968年春夏期间成立革委会，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且多数是在各县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杀的。上思县成立革委会后，在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段振邦的组织、策划、煽动下，造成1639名干部、群众和四类分子被杀，其中，被杀的国家干部162人，工人61人，城镇居民18人，学生5人，社员632人，四类分子761人；老游击队员48人，共产党员97人，共青团员13人。

宜山县革委会成立后，由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季德春、县武装副部长李庆余、作战参谋蒋国志、民兵科长吴先水与原副县长崔振铎、原县委副书记王德茂等人策划下，于1968年6月11日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全县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干部、群众11人。会后，各公社仿效、推广，均成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群众称之为“杀人部”，向阶级敌人专政。从此开始，该县共死亡1400人，其中，两派武斗死几十人，县革委会成立前乱打乱杀死亡300多人，革委会成立后，由季德春等人策划、煽动，有组织有领导地杀害了900多人。

宾阳县革委会成立后，从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间，在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组织、指挥下，以“保卫红色政权”、“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等名义，致使该县乱打乱杀，逼死了3890余人，是南宁地区死人最多的县之一。

第三阶段，是发布《七·三布告》以后。这个时期，农村“4·22”的大小头头和骨干大体已被用“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消灭得差不多了，掌权者和扶持的“联指”造反派于是挥戈向城市开刀，集中表现在湘桂铁路线上的南宁、桂林二市。

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阶段的调查证实，《七·三布告》是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于1968年7月3日批准发布的，在这之前的1968年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根据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内定“4·22”是反动组织，将对立的两派设立据点，策划组织武斗，打死干部群众，杀人放火，抢援越物资、武器，抢部队武器弹药，阻断铁路交通等罪名，都加在“4·22”一派的头上。就在这时人民解放军驻广西某部打下“U-2”美国间谍飞机，林彪要接见有功人员，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焦红光带队赴京，事先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亲自授意整理了“4·22”的材料，报给林彪，《七·三布告》就是这样产生的。

不仅杀人人数众多，手段亦是极其凶残：

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解放前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联指”，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卖了36元（后仅判刑10年）。贵县，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的严重事件。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由此造成成批乱杀人的局面，后果极其严重。如1968年10月初，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议，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30多个骨干开会。会上黄天辉说了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他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采取坑杀的办法，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云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妻子，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1983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黄天辉才被依法逮捕，于1985年1月被处决。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亲历者众多，实施屠杀者牵连者众，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期间，只有行为个别恶劣的领导干部受到处分，且以开除党籍处分者居多，真正被追究刑事责任者少。

综观文革期间，红卫兵造反派因夺权问题而与当地领导发生沖突事件频繁，而不少领导干部为应对夺权红卫兵冲击，纷纷暗中支援「拥护领导」的「红卫兵」组织，尽管这些红卫兵组织也以「造反」为名，然而实际却是借由宣称「只需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来确保领导干部不受夺权红卫兵冲击。更有甚者，以领导干部子女为首的红卫兵组织，为了确保父母不受夺权派红卫兵冲击，更是发表了诸如「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蓄意打击造反派夺权的合理性。

同时他们亦与当权领导干部勾结，以国家机器作为掩护，打着「捍卫红色江山」为名，将一切质疑当局官僚主义、特权阶级的造反派红卫兵夺权行动打成「反攻倒算」。就人员组织而言，这些被贬称为保皇派、保守派的红卫兵组织，其领袖多为高干子女，而一般成员亦以红五类居多，这些组织多半认同「血统论」，以「黑五类」、「旧式知识分子」、「造反派」作为主要斗争对象。

然而即使文革结束，这些出身优越的红二代、三代们大多没收到应有的处罚，更有甚者将他们的罪名一股脑归咎到「造反派」红卫兵身上，故意模糊两者区别，以为这群高干子女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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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是我关于文革时代写的一篇文章。

(别点讚收藏就好)

　　粗壮女人说：“我们四个人中，有三个在清华附中的那张大字报上签过名，从大串联、大检阅到大武斗，从‘一司’、‘二司’、‘三司’到‘联动’、‘西纠’、‘东纠’，再到‘新北大公社’、‘红旗战斗队’和‘东方红’，我们经历过红卫兵从生到死的全过程。”
　　独臂女人接着说：“在清华校园的百日大武斗中，我们四个人，两个在‘井冈山’，两个在‘四·一四’。我曾经举着手榴弹冲向‘井冈山’的土造坦克，这只手被坦克轮子压碎了，当时血肉和骨头在地上和成了泥——那年我才十五岁啊。”

既然刘慈欣能写出这段话，过度解读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当然从《无人忏悔》这一章来看，所谓的“以疯狂年代对叶文洁的残害作为其毁灭地球动机”的说法难以自洽，按书中的交代，叶文洁希望那四名“老红卫兵”能就她父亲被迫害致死作出忏悔，但当存活的三人道出其下乡后的悲惨遭遇以及新时代对她们有意识的遗忘时，叶文洁对她们的遭遇未作出任何评价，也没有像当时盛行的报告文学、伤痕文学一样对整个时代进行控诉，却只用了“叶文洁彻底无语了”这种似是而非的描写搪塞过去，这种态度让叶文洁这个角色的层次矮了几分。好像在刘慈欣笔下，叶文洁所需要的只是“杀父凶手的忏悔”或者说“特定人的忏悔”，而不是“整个时代或运动本身的忏悔”，叶文洁也没有对运动有过什么正常的反思，只局限于她亲身经历的一隅之地，那么这个所谓“疯狂年代”的大背景对推进剧情又有何意义呢？换成地富子弟因镇反被杀愤而报复PRC，或者换成右派子女因反右受累愤而报复社会对推进剧情的作用又有何不同呢？

而且叶文洁能因为“疯狂年代”就对全人类失望成这样也实属罕见，有些人在这种环境下还对常凯申、KMT抱有希望，还有人对自由世界、民主灯塔抱有无尽的期待，更有人能和某被打倒的叛徒、内奸、工贼有所共情。如果说有什么能让叶文洁失望的，按照刘慈欣这个写法，可能就是对“群氓”和”投机者“的痛恨和下文这种生活的一去不复返了：

阮雯曾留学剑桥，她的家曾对叶文洁充满了吸引力，那里有许多从欧洲带回来的精致的书籍、油画和唱片，一架钢琴；还有一排放在精致小木架上的欧式烟斗，父亲那只就是她送的，这些烟斗有地中海石楠根的，有土耳其海泡石的，每一个都仿佛浸透了曾将它们拿在手中和含在嘴里深思的那个男人的智慧，但阮雯从未提起过他。这个雅致温暖的小世界成为文洁逃避尘世风暴的港湾。但那是阮雯的家被抄之前的事，她在运动中受到的冲击和文洁父亲一样重，在批斗会上，红卫兵把高跟鞋挂到她脖子上，用口红在她的脸上划出许多道子，以展示她那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电工式递进讽刺是这样的：

三体里你死了是因为你搞出了文革这种极端的失败；

黑暗森林里告诉你文明的死亡并不需要触发大失败，被别人看到就够了；

死神永生里更过分，文明的死亡甚至连被别人看到了这种原因都不需要，而是世界规律就要你死，你必须得去死（唯有死神永生）。

然后最终会给读者形成下述反馈：世界规律本身丝毫不讲人类的道理，而你居然如此在意文革？抬头往天上看看吧！

所以这并不单纯是出于让叶文洁找外星人的需求，不然核大战的阴云之下绝望的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缺。总而言之，他那种让人抬头看天的审美是不讲因果报应的，相反第一部里提出的万恶之源越显得罪无可恕，二三部里展开的核心设定就能给读者带来越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