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老师的授课能力和研究能力成正比吗？你是否认为大学老师应该更注重课堂教学？ 第1页

前几天是陈寅恪先生逝世50年，借着这个题目谈一谈陈寅恪是如何授课和教学的。

众所周知，陈寅恪记性好，慈禧的二十五字谥号他能随口背出；傅斯年写《明成祖生母记疑》请教陈寅恪，陈随口点出《明诗综》、《陶庵梦忆》、《枣林杂俎》中的相关资料供傅斯年引用；即使对陈寅恪颇不在意的胡适，在贬低陈寅恪的时候，也说得是：陈寅恪就是记性好。（何炳棣《忆胡适》）

按照我们一般人的理解，陈寅恪这种博览群书、博闻强识之人（郭沫若在特殊时期曾将“在史料积累上超过陈寅恪”作为在钢铁产量上赶英超美一起作为下一步的目标），上课必然是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就能信口拈来、侃侃而谈。

事实真的如此吗？

按照季羡林在《病榻杂记》中的记载，他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

寅恪先生一生教书。我曾以为，他十几岁时就已遍通经史。有的课程，他已经讲过许多遍。他还需要备什么课呢？

陈寅恪教书的确可以不需要讲义，也不需要备课，即使上来就开讲，也能古今中外无所不谈。

论国学，按照他在哈佛的同学俞大维（这位俞大维也是超级学霸）回忆，陈寅恪对于十三经大部分能背诵，并且每个字必求正解。对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的序文，也都能背诵；

论西学，虽然陈寅恪的东方学水平，在当时世界上并不是最顶尖的学者，这一点是要承认的，这也是为什么最后他没有从事东方学研究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国内能得到的多语种资料太少。并且，陈寅恪后来基本也不谈西学（包括他十分擅长的东方学研究）。但是，陈寅恪的东方学水平，是实打实的在欧美顶尖大学跟着顶尖学者打下了有深厚底子的，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可以说基本无人能出其右，就像桑兵教授所说：

即使在西学的正统方面，以国人为范围进行比较，陈寅恪的西学也在出类拔萃之列。此处之较，不仅与当时一般的中国人比，而且与专门的学问家比，甚至是与以输入新知为职志、号称通西学者比较。或者指陈寅恪未必通西学，如果以为西人有西学，并以西人为范围整体而言固然，可是要说陈寅恪是近代中国学人当中西学最好的有数之人，亦非过誉。

顺便说一句，中国藏学之父于清泉（沈卫荣语）的老师钢和泰男爵，当初就是在北京城中和陈寅恪砥砺学问。

但是，就是这位记性又好、资料掌握得又多，并且“能畅读英法德文，并通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满洲等十余国文字。”（姚从吾语）的陈寅恪，上课之前是如何备课的呢？还是看季羡林的《病榻杂记》：

事实上他对备课异常认真。我列举几点资料（见《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出版）。
　　P.28中“陈君学问确是可靠，且时时努力求进，非其他国学教员之身（？）以多教钟点而绝无新发明者同也。”
　　P.39左起第3行“且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
　　P.50右起3－4行“在他人，回来即可上课，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
　　P.206中“因弟在此所授课有‘佛经翻译’一课，若无大藏则征引无从矣。”
　　羡林按：30年代初，我在清华旁听先生的课听的就是这一门“佛经翻译文学”。上面这一段话是在1938年写的，中间大概已经讲过数次；然而他仍然耿耿于没有《大藏经》，无从征引。仅这一个小例子就足以证明先生备课之认真，对学生之负责。

看陈寅恪自己的叙述“在他人，回来即可上课，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简直以为他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椒”，每次上课还整得如此隆重，居然“且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

而恰恰是在清华上课且认真备课的十年时间（1927-1937），也正是陈寅恪的学术井喷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五十余篇极具创新观点的学术论文，涉及中国中古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见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不存在授课能力不行这一说，只存在不想把有限的捞钱时间浪费在没有钱的学生身上这一说。当初我们邀请余贻鑫院士给我们开讲座，八十岁的老人提前两周开始备课（据他的秘书跟我说），连讲四个小时，中间自己只休息一次。所以，那些认为研究更重要的“学者”们，真的有这个资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