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浙江中小学减负方案拟规定「小学生作业晚上 9 点做不完可不做」？ 第1页

不邀自来。

看到这个问题不由得想起另外一个很火的知乎问题：

政策一出，这下家长不用纠结是不是要陪着孩子做作业了，只需要家长签个字确认后，就可以拒绝完成剩余的作业，老师还不会惩罚孩子。

但如果真的这么美好，也就不会出现那篇刷屏的《南京家长已疯》的微信文章。

那篇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实在：

素质教育，减负，宣传了这么多年了，虽然也没见学生负担变轻了，素质提高了，倒是觉得家长各方面素质高了不少，挑选补习班的素质增强了，自己辅导功课的素质也提升了。

减负这个话题，早就不是新鲜事，但每一次有新政策发布，必然会引起一波热议。这个事儿是教育局、社会、学校、家长、学生之间的一团麻绳，剪不断理还乱。

其实早在1955年7月，教育部就发出了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在过去的64年间，“减负”被国家教育部门至少喊了十多次，而地方“减负令”更是不胜枚举。但喊了这么多年，现实情况却是，孩子课堂作业没少，课外作业还更多了。

浙江中小学的减负方案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是实际操作中是很难推进的。

很简单，我们以囚徒困境来举例。我们都知道，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1]

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

选择1（互相合作）：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
选择2（一人背叛）：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
选择3（双方背叛）：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凿，二者都判刑八年。

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最终导致纳什均衡仅落在非合作点上的博弈模型。

那换到“减负”这个事情，也是同理的。

教育部呼吁“减负令”实施，家长和学生也有三种选择：

选择1（合作）：大家都减负，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选择2（一方背叛）：我减负了，别人没减，我就处于弱势；我不减负，别人减了，那我就处于优势地位；
选择3（双反背叛）：大家互不信任，都不减负，还主动增负。

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永远是第三种情况：因为好的教育资源稀缺啊，每个人都唯恐自己没能拿到最优级，怎么可能会主动减负。

不患寡而患不均，认真你就输了。

正如一个家长所说：

学校减负，重视教育的家长 就在家和课外增负。更进一步强化了培训班辅导班的作业。更进一步强化了父母的作用。 既更进一步进入了拼爹拼妈的时代。

国家的退出，只会让私立教育机构不断增加，让家长的压力更大。

2017新浪教育发布过《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收集了5万余份调查，数据表明：^[2]

教育支出已经占到了中国家庭支出的20%以上，其中在小学+中学的12年中，课外辅导费已经超过了学费和生活费成为第一大支出。

减负反倒变成了增负，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没有真的受益。

我们国家的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其实不算低，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快报显示，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6135亿元，占GDP比例为4.11%，这是连续第7年超过4%。^[3]

但尽管2018年这个比例再次突破了4%，确实7年来占比最低的一年。

所以也有人有这种论调：减负就是为了让学生们去上课外辅导班。

确实有一些公立学校与课外辅导班有所合作，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在这一次浙江省出台的政策中也有提到“校外培训不得与升学相挂钩”：

但这也阻止不了孩子们的作业越来越多。

2017年的发布的《中国中小学生写作业压力报告》中提到：

过去3年时间，我国中小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长由3.03小时降低为2.82小时；

2017年的最新数据仍是全球水平的近3倍；

同为亚洲国家，我国中小学生写作业时长是日本的3.7倍，韩国的4.8倍，而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差距也比较明显。

尽管拥有的教育资源不尽相同，但在写作业问题上，我国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孩子可以说是“同病相怜”。

比如，湖北黄冈和上海的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间最长，超过3个小时，排名全国第一。^[4]

毕竟现在阶级固化、上升通道变得狭窄，当家长不能给孩子提供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教育资源时，就只能依靠孩子的竞争来争取资源。

这绝不是家长们想要的结果。

所以你现在在知乎上随便一搜，关于【寒门】的问题不胜枚举。

减负令，确实让很多孩子从学校的书海中得到了解脱，但他们一下课就开始奔向各大辅导班。学校负担是小了，但是家长负担没小，钱包还瘦了。

有钱的家长让孩子报更多辅导班，没钱的家长咬咬牙也让孩子上。所以说如果学校减负，很可能家庭教育培养出一个孩子所需成本会更高。

这一典型例子就是日本。

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一个人口稠密、民众普遍重视学历的东方国家，日本几乎所有家庭都希望多出来的钱可以资助孩子上大学，于是，上大学的考试竞争变得异常激烈。

大学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又传导到整个基础教育，导致基础教育非常应试化，产生了包括“填鸭式教育”、“考试地狱”等一系列说法，这和中国很多家庭目前正在经历的情况有些类似。

在民众压力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宽松教育”的政策，宽松政策实施了近30年，比如：

把公立学校每周的上课时间、课程标准、课程大纲都降下来（缩减课本）；
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
《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
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
......

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减轻学生负担的政策，但是考试竞争压力并没有因此而降下来。

通过日本的人口数据，我们可以发现，1992年，日本18岁人口达到战后第二次婴儿潮高峰，之后，直至2014年的22年间，18岁人口从205万减少至118万，降幅达42%。

这段时间，考试竞争压力逐渐降低，但是在1976年至1990年（“宽松教育”政策的头15年），人口数没有降下来的情况下，大学的扩招也没有跟上，高等教育录取率不断降低，考试竞争变得更激烈而不是更轻松了。

在这样的竞争压力下，有进取心的家长和家庭，几乎都是转向私立学校、民办教育机构，有些学生平时就上私立学校，课外还要去补习机构，去增加应试的资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家庭负担变得非常重。

与此同时，家长可能也会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原本公办学校都能够解决所有事情，给家长更多选择空间之后，家长并不知道如何做更有益，所以会产生过度补习等一系列问题，整个日本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支出也变得非常大。

其实我们需要思考几个问题：

到底是不是考试的存在导致应试教育的恶化？是不是过多的作业导致了学生的压力过大，导致了竞争的激烈？家长不愿意或者说不敢减负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问题真的是出在作业太多上吗？

我们讨论教育的问题，永远是要从根源上去看的。

说实话，不管是我们的应试教育，还是芬兰所谓的素质教育，其实都是一个理念：那就是要进行选拔，把学生区分出来，让学生和学校要进行匹配。

只是我们的选拔机制不同罢了。

我们一直在讲因材施教，什么叫因材，那就是要通过一定科学的方法把学生区分开来，才能有效地去“施教”。

用考试把学生区分开来这件事，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不同的方式，使得这件事变得更科学。

现在的高考当然为很多学子提供了一个向上的渠道，但单一标准的衡量，必然会导致大部分家长被分数牵着鼻子走。

学校教育本来就是一个普适性教育，很难针对性给每个孩子充分的、优质的教育，而在这个基础上，再实行减负，学生和家长只能在课外像无头苍蝇没有方向地去找。

家长和学生都不是教育专家，在选择的过程中反而做了很多无用的、甚至是负向的学习，仅仅只是为了追求成绩，从而打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减负，只能是辅助。考试制度的改革，才是本质问题的解决之道。

参考

1.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A%E5%BE%92%E5%9B%B0%E5%A2%83
2. ^ 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329/180305-9f2e6679.html
3. ^ http://www.21jingji.com/2019/4-30/1MMDEzNzlfMTQ4Mzc1Mg.html
4. ^ https://www.guancha.cn/society/2017_12_21_4400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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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o-script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努力工作，年收入突破百万。我楼下小卖部老板眼红了。

他说他每天7点开店，晚上10点关店，工作时间比我长，收入却比我低，这不公平。为此，他甚至发展出了一套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要求将卖给我的可乐从一瓶2块钱涨到100块钱。

他说之前他受太多委屈了，等他觉得委屈弥补回来了，他会把价钱降到一瓶4块钱的。但想像原来一样2块钱一瓶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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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为啥讨厌他？

我不只讨厌他，我甚至想报警呢。可惜警察说这事他们管不了。

……

这件事还有后续。

后来，小卖部老板人权组织找到了我，跟我说我楼下的小卖部老板的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不是正宗的，他们才是正宗的。

我说，那你们的是怎么样的？

他们说，我们卖3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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