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卖国性是中国的特例还是普世的？ 第1页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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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http://pj.ninjal.ac.jp/gairaigo/）。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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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http://pj.ninjal.ac.jp/gairaigo/）。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不是针对谁，但这个问题下 @鲁超 的高票答案中存在很多或大或小的错误。科普很不容易，要兼顾正确性和通俗性，但不能为了通俗就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来妥协，甚至牺牲最基本的正确性。所以在这里写个回答分析一下其中一些：

1. 鲁超在回答中写道：

没想到从1937年开始，μ子、中微子、π介子各种奇异粒子接连在回旋加速器中被捕捉到。

这是错的。

μ子最早是于1936年被Carl D. Anderson和Seth Neddermeyer在宇宙射线中发现的。中微子最早是于1956年被Clyde L. Cowan和Frederick Reines利用核反应堆作为中微子源探测到的。π子最早是于1947年被 Cecil Powell、César Lattes、Giuseppe Occhialini等人利用宇宙射线探测到的。这些粒子最早的探测都跟回旋加速器没有任何关系。

2. 鲁超在回答中写道：

1956年，物理学家首先发现θ子和τ子的自旋、质量、寿命、电荷等性质完全相同，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俩货实际上是同一种粒子。但另一方面，θ子会衰变成两个π介子，而τ子会衰变成三个π介子，这又如何解释。
这种情况下，两个在美国的中国小伙子杨振宁和李政道对此开展研究，他们提出：这两种粒子实际就是一种，之所以衰变方式不一样，是因为衰变的时候发生了弱相互作用，在微观世界，弱相互作用的宇称不守恒。

这段话也是有问题的。

首先，当年的τ-θ难题的核心并不是性质相同的粒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模式。在物理学中，无论是基本粒子还是复合粒子，有多种变化途径是很正常很常见的现象。比如Z玻色子就既可以变成一对正反电子型中微子，也可以变成一对正反μ子型中微子，还可以变成一对正反τ子型中微子。τ-θ难题的关键在于π子的parity是 -1，而parity作为一个量子数是通过相乘（而不是相加）来复合的，因此两种衰变模式的产物的parity不相等，这才是τ-θ难题的关键。

其次，当时弱相互作用已经被发现了，物理学家也早就知道τ子和θ子衰变为π子是弱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的并不是τ子和θ子“衰变的时候发生了弱相互作用”这种在当时人尽皆知的废话。

3. 鲁超在回答中写道：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镜子里的人跟自己不是完全一样的，左右互换了。但镜子里的人也必须遵守同样的物理定律，我跳他也跳，我蹲他也蹲，不可能看到我在刷牙，而他却在洗脸。这就是宇称守恒！

这种对宇称守恒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即使镜子里的人与镜子外的人有不一样的动作和行为，也不代表宇称不守恒。反过来说，即使镜子里的人与镜子外的人的动作和行为完全一致，也不代表宇称守恒。宇称守恒指的是在宇称变换下物理定律不发生变化。镜子内外的人的行为是否相同跟物理定律并没有关系。

4.鲁超在回答中写道：

当吴健雄的论文发表之后，第二天，《纽约时报》就以头版报道了吴健雄实验的结果。

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

《纽约时报》对吴健雄实验的头版报道是在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而吴健雄等人的论文《Experimental Test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Beta Decay》发表于1957年2月15日。（见文末截图）

5. 鲁超在回答中写道：

动量守恒代表的是空间平移的对称性，空间的性质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并不因为你在南京而不在上海，你就会胖一点或者跑得快一点。
角动量守恒代表的是空间的各项同性，不管转多大角度，物理定律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要说你转多了头晕，不是由于空间出错了，而是你的生理特征，这也由更深层次的物理学定律所支配。
能量守恒代表的是时间平移的对称性，时间总是均匀的流逝着，时钟不可能一会快一会慢。

这种表述是错的。

空间平移不变性指的是物理定律在空间平移的变换下保持不变。空间平移不变性跟空间性质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也不能推出 “空间的性质在哪里都是一样”。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Schwarzschild时空，在这个球状对称的时空中，空间性质并不是处处相同，因为不同半径处的曲率等性质显然不同。但其中的物理定律还是有空间平移不变性。

同理，时间平移不变性也跟时间是否均匀流逝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6. 鲁超在回答中写道：

这就是伟大的“诺特定理”，它体现了守恒律的美。
而现在吴健雄的实验告诉大家，原来我们的宇宙竟然有一个不守恒的地方，而且是我们之前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镜像不对称，大多数人都首先表示不能接受，泡利“左撇子”的论调正是代表了大家的心声

这种对诺特定理的理解是错的。

诺特定理中涉及到的与守恒律相关的对称性是连续对称性。宇称变换是离散变换而不是连续变换，宇称对称性（和宇称守恒）跟诺特定理并没有直接关系。

7. 鲁超在回答中写道：

一直以来，电荷对称性也被视为宇宙真理，每一种粒子都有其对应的一种反粒子，除了电荷以外，其他性质几乎完全一样。

在粒子物理学中，charge-conjugate symmetry并不能翻译为电荷对称性。因为charge-conjugate transformation涉及到的不只是电荷，还包括与强相互作用相关的色荷（color charge）等其他charge quantum number。在charge-conjugate transformation下，粒子变成相应的反粒子，正反粒子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电荷，还在于其他charge quantum number。这也是为什么电荷为零的中子跟反中子不相同。

另外，除了这些charge quantum number，正反粒子的其他性质就是完全一样，并不需要加上一个“几乎”。

8. 鲁超在回答中写道：

对称破缺的一种比喻，小球只有在中央的顶点才是稳定的、对称的，当受到微扰，它就会落下来，产生运动，并发出各种叮呤咣啷。稳定的、对称的、孤芳自赏的小球甚是无趣，叮呤咣啷才是我们宇宙的精彩。

这是错的。

在“墨西哥帽”模型中，中央顶点对于小球来说是不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小球会倾向于发生对称性破缺而从顶点移动到较低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