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的贫穷究竟是自己造成的，还是别人造成的？ 第1页

鸵鸟为什么不会飞？

你首先要明确一个认识：

贫穷本来就是是一种常态。

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物质财富上。

人创造了财富，才有了富人。

所以，贫穷根本就不是谁造成的：

它是天经地义的————————人本来就是穷的。

所以，即使你穷死了，也没有人有义务让你富起来。

如果，你要问的是，黑非洲国家为什么不富裕，为什么经常闹饥荒———————————

我倒是可以回答一下。

鸵鸟不会飞，当然是因为它没向飞行鸟类的方向进化。

黑人穷的要死，当然是因为它没向现代人的方向进化。

要了解现代人是怎样产生的，你有必要阅读我的另一个回答：

古代温带文明社会的人口增长模型主要有两种：

低人口密度的马尔萨斯模式；

高人口密度的马尔萨斯模式；

低人口密度马尔萨斯模式的代表是以英国为首的北欧国家：

高人口密度马尔萨斯模式的代表是东亚国家：

至于热带——————

热带人的进化方向和非热带人截然不同：

为了我们的话题能继续展开，你需要进行一些知识准备。

你需要弄明白一个经济学概念。

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

时间偏好，是一个最早由奥地利学派提出的经济学概念。我们都知道，消费财富可以让人获得满足感。一笔固定数额的，不能增值的财产，今天就能消费总比一个月以后才能消费好。所谓时间偏好，就是人追求眼前的快乐和满足的迫切程度。

时间偏好高的人，没有耐心，只追求短期满足。他们不喜欢储蓄投资，也不想为长远利益做打算。对他们来说，眼前的快乐和满足，比所谓的长远利益重要的多。

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观察到一系列高时间偏好行为：

“懒惰”，是因为长期劳动获得大额报酬不如眼前的安逸重要。

“不存钱，挥霍”是因为储蓄投资获得的利息不如立刻消费带来的快乐重要。

“被消费主义影响，借小贷超前消费导致债务缠身”是因为短期的快乐和满足比未来还债的痛苦更重要。

“学习不好”是因为努力学习带来的长期收益不如眼前玩乐带来的快乐重要。

研究表明，人类的时间偏好与额叶的功能有关，是由遗传决定的一种生物性状。

懒惰可以节省热量；原始社会没有私有财产观念，储蓄也就没有意义；在热带储备粮食也越冬毫无意义———热带没有冬天，食物也会坏掉。因此，远古人类必然是高时间偏好的生物。

好。

我们以格里高利克拉克的所做的经济史研究开篇：

“农业社会对人类的基因选择有数据论证研究。格里高利•克拉克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史研究专家。他就工业革命如何发生提出了一种大胆、独到的见解——农业社会的基因选择引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常常被描述为突破性的技术进步——尤其是瓦特改善了蒸汽机所引发。克拉克指出，技术革命是工业革命被贴上的错误标签。技术在工业革命之前就一直平稳地取得进步。但因为马尔萨斯机制，技术进步未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有此认识的历史学家则一般认为，欧洲是因为在 17 世纪发展出具有独特优势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机制，才发生了工业革命。但克拉克则指出，这些机制早在工业化之前就已存在。工业革命的火苗最先由英国点燃，也不是因为煤矿、殖民地、新教改革或启蒙运动方面的优势，而是在于英国人口在遗传上的优势。克拉克提醒人们，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正是源自马尔萨斯的理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受到马尔萨斯约束。在马尔萨斯社会里，那些具有适应性社会行为的基因将生存下来。克拉克认为，有四种至关重要的社会行为在工业革命前的缓慢演化导致了他所谓的“现代人的出现”，最终发生了工业革命：储蓄的愿望、工作的愿望、文化程度以及暴力倾向。

克拉克 2007 年的专著“farewell to alms”（《告别施舍》）甫一出版，便引起巨大争议， 因其挑战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史学家和所有经济增长理论，并ᨀ出了一个在理论、实证甚 至政治正确性上都非常“不安全”的理论。尽管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个从各种原始资料研 究英国长期工资、利率、地租和人口的经济史学家，重实证轻理论，但是不被注意的是， 他从 1987 年对印度棉纺织工业的研究开始，就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相信制度并不重 要（印度 19 世纪的机器棉纺织业几乎照搬了英国所有的机器、设备、管理者和管理制 度，而其时孟买的社会法律制度也几乎克隆宗主国，但结果劳动生产率还不如英国的童 工）。和一般文化决定论者不同，他一直在致力于探寻文化差异的源泉。主流的看法认 为文化是一系列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动态演化所引致的均衡社会规则（Grief），Clark 的 看法是文化差异的形成是一个基因选择过（selectionprocess）：那些在马尔萨斯经济中 成功的人们，也获得了生育上的成功，而他们的态度和倾向（attitude and aptitude）—勤 奋、耐心、节俭和愿意妥协也随着代际传递，成为越来越大比例人口的态度倾向。这才是现代增长的源泉，国富国穷的分野。Clark 理论的基本观点可总结如下：

（1） 工业革命前（1800 年）各经济体被马尔萨斯陷阱支配，长期生活水平（收入水平）决定于并仅仅决定于生育率和死亡率；技术进步完全转化为人口增长，而不是收入增长。生育率是收入的增函数，死亡率是收入的减函数。生育和死亡函数的参数则取决于文化习俗。这部分其实是传统马尔萨斯论点，在经济学界被广泛接受。

（2） 自中世纪晚期（12-13 世纪）到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私有产权受到保护、制度长期稳定，但是并没有出现长期经济增长。甚至制度变革对短期的经济增长都没有任何影响（见图）。另一方面，人口的识字率上升、时间偏好下降（利率下降）、暴力倾向趋弱 （暴力犯罪率下降）、更加勤劳工作（工作时间变长）。这就为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准备了“现代人”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早期现代化论者(early modernist)观察到的一系列革命，不过是这一“进化”在社会层面的反映。

（3） “现代人”的出现，不是来自于工业革命前后的人口革命，不是来自于内生的人力资本投资（质量取代数量，quality-quantity trade-off），而是孕育在长期稳定的马尔萨斯经济中。所谓富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richest），勤劳者致富，致富者多生。而致富者的态度、倾向和能力, 通过基因的遗传和文化的传承在下一代人口中占据更大比例，并随着向下社会流动扩散到整个社会。这一机制在西欧特别是英国比亚洲、非洲和美洲都更为显著，这不但解释了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英国和西欧首先发生，也解释了之后的大分流：在落后的亚非国家，劳动生产率的低下不是因为技术落后资本不足，而是因为人口和文化不能适应现代生产方式。 Clark 和他的合作者们用姓氏方法而不是传统方法系统考察多个社会多个时期的长期社会流动性，希望证明是富者的态度、倾向、能力主要通过基因遗传。他们发现，“真实社会地位”的代际相关性（传递性）要高于个人水平上收入、教育、职业的代际相关 性。而各社会，各时期的社会流动率实际非常接近—而和静态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无关。

他认为，这一事实证明了基因是决定代际传递的决定因素，基因不仅决定了当代人的经 济成功，也决定了后代人的经济成功。现代社会的各种“先进”的制度、文化和组织都是 我们的先民中那些成功者的基因之繁衍、传承并慢慢压倒不成功者基因的结果。”

显而易见，现代欧洲人的时间偏好要比古代欧洲人低的多（智商则正相反）：

古代欧洲人不识数：

“文明早期，人们对数字相当随意。古罗马北非的墓碑，3%的墓主被记载活了一百岁以上，不乏 120 到 130 岁的。古代史籍对出生年代的处理也相当随意。另一个指标是 Age heaping。如果每个人确切汇报年龄， 应当有 20%的人汇报年龄的个位数是零或五。”

古代英国利率很高（侧面说明很少有人愿意把劳动收入投入再生产或购置资产，追求长期利润，否则，借贷市场资金供应充足，利率应该不高）：

“对美国六岁孩童的研究表明， 他们宁愿要今天的一块糖，也不要明天的两块糖，其时间偏好意味着 150%的月利率。从这个意义上说，采集狩猎社会就是人类的童年（对现代马达加斯加一个处在采集和农耕过渡期的 Mikea 种族的研究发现了相似的月利率）。在 13 世纪的英国则处在人类的青壮年：一个无地的英国农民如果从他十五岁开始，把每年 10%的收入投资土地，并且把租金再投入，到 50 岁的时候，他已经拥有 85 英亩的土地！但是似乎没有多少人好好利用 10%的无风险实际利率。”

不过…………

“在中世纪的英国，测量实际利率较为容易：通胀率和资产价格的波动都很小，名义利率和价格的比例通常被用来作为实际利率。Clark（2002）首先测算了中世纪以来英国的土地收益率和房屋租金率。这两种资产被认为是生产性资产，所以其利率不被天主教反高利贷的教条约束。图 11 显示，到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和荷兰，利率下降到了 4%，接近现代水平。而 20 世纪初的江南地区土地收益率还高达 12%（Clark, 2007, p263）。”

在这个问题上，你需要注意：中国的人口密度远高于欧洲，而且中国的农业技术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比欧洲先进。

人口密度高，劳动力廉价，土地供不应求，土地收益率自然高。

因此，用欧洲的土地收益率与中国的土地收益率作比较是毫无意义的。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

黑死病 浪潮过后，欧洲的土地收益率大幅下降，农业雇工的工资收入则提高了一大截。

但是工业革命前后的欧洲人的时间偏好已经很低了：

利率很低：

“在中世纪的英国，测量实际利率较为容易：通胀率和资产价格的波动都很小，名义利率和价格的比例通常被用来作为实际利率。Clark（2002）首先测算了中世纪以来英国的土地收益率和房屋租金率。这两种资产被认为是生产性资产，所以其利率不被天主教反高利贷的教条约束。到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和荷兰，利率下降到了 4%，接近现代水平。"

识字率大幅上升：

识字率和识数率

对英国识字率的估计可以追溯到 1580 年代。

历史学家统计了有多大比例的人口能够在法律文件签名，比如在婚姻契约上新浪新娘的签名和目击者证言的签名。 男性的识字率从 1580 年的 30%上升到 1740 年的 60%以上；女性的识字率从 17 世纪中期的 5%上上到 18 世纪中期的 30%。中世纪的情况如何呢。自诺曼征服后（1066 年），牧师获得了在宗教法庭而不是民事法庭受审的特权，而鉴定牧师资格的测试是让嫌疑人念一段圣经的文字，只要通过测试，嫌疑人就可以获得轻判。1351 年这种办法成为法律。这说明这一时期，在牧师以外识字的人口很少，也说明即便识字能获得更高的法律地位，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动机去识字。但是，到十五世纪这一法律名存实亡了。

不识数的人也没了：

“另一个指标是 Age heaping。如果每个人确切汇报年龄， 应当有 20%的人汇报年龄的个位数是零或五。但是前现代的年龄记载表明，这一比例常常高于 20%。这个偏离的幅度，被经常用于衡量识字率，偏离幅度 Z 越高，意味着更低的识字率。表 3 显示1350 年的英国，富人的 age heaping 还高达 61%，而 1427 年的北部意大利已经是一个更“精细”的社会了。可是到了 1790 年以后，英国的 age heaping 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社会了。”

无组织暴力显著减少（显然，注重长期利益的人是不喜欢犯罪的。或者说，他们即使犯罪了也很难被抓到。）：

中世纪的英国，非法杀人者的财产被冲作皇室财产，国王有动机调查和追查搜有的谋杀事件，通过研究此类档案，历史学家建立了谋杀率的长期趋势。谋杀率从 1200 年的千分之 0.1-0.3 下降到了 1600 年的 0.05-0.1 之间，和 1900 年的千分之 0.1 左右。16 世纪，时人的日记和笔记当中，还充斥着观赏公开行刑归来的满足感。到 18 世纪晚期这样的文字就少得多了。不过如果考虑到现代打猎采集社会的谋杀率在千分之 1.4 到千分之 15 之间，我们有理由相信，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已经变得“相当文明”了。

另一方面，有组织暴力的造成的死亡率，并没有减少。冷兵器时代死亡率最高的玫瑰战争（千分之 1.5），死亡率也低于当时的谋杀死亡率。总的来说，中世纪的战争造成的人员直接伤亡无法和现代全面战争相比（不考虑战争引起的瘟疫和饥荒）。20 世纪的战争，一方面冲突规模更大武器杀伤力更强，另一方面把摧毁敌人人力资本作为战略目标，甚至带有社会工程的性质，如种族清洗和阶级仇杀。这不能不说是对 Clark 理论的一个嘲讽：人类变得更文明了么？

人类变得更勤劳了（这是非常明显的低时间偏好标志）：

再来看勤劳革命，表 1 显示，从 1560 年到 1869 年，年工作天数仅仅提高了 10%左右。这个数字是由年工资/日工资得来的。尽管来自小样本，但估计的效度较好（标准差比较小）。这个提高不足以产生早期现代化论者所主张的收入增长（工业革命前），也称不上革命(Clark, 1998)。事实上，通过研究中世纪的建筑工人的工作时间表，发现他们已经有了一星期七天的概念，并由此规划生产和休息。2当然，在狩猎采集的社会和稳定农业社会之间，工作时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前者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 4 小时左右（采集、狩猎、照看孩童）。Clark 认为，这个变化是渐进发生的，是选择性压力长期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宗教改革或消费革命带来的。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富者生存。

选择压力(selection pressure)和生育成功：农耕文明和采集狩猎社会

农耕文明在生育上奖励哪些美德？不妨先看看狩猎采集社会，什么最能预测生育上的成功？Chagnon（1987）对亚马逊丛林的 Yanomamo 种族的人类学研究表明，杀过人的男性在各个年龄段都比没杀过人的男性生育了更多的子女，在 20-24 岁，这种生存竞争更为残酷。而巴拉圭的 Ache 种族，能把更多肉带回宿营地预测了男性的生育率。在肯尼亚的游牧民族，拥有更多的牲畜预测了男性的生育成功（Clark 2007,p128-129）。

农耕社会的人们在三个方面区别于他们的祖先和他们的游牧民族兄弟：1，人们生活在更稳定、更大、更密集的社群。2，部分人拥有了相当数量的土地、房屋、牲畜和其他财产。3，分工的扩大和深化催生了市场和交易。交易的数额越大，财产的规模越大，涉及的人越多，越需要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和价值中介，越需要文字来清晰地界定交易的内容。识字和识数，从可有可无的技能，成为决定经济成功的关键。而随着土地的开垦、资本的积累，这些财产的收益开始下降，只有那些足够耐心的、足够勤奋的人， 才能用今天的努力获得明天的成功。最后，经济上的成功和生育上的成功高度关联，经济成功者的后代多于不成功者的后代。慢慢地，一个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就随之改变了。

在英国古代史上，穷人断子绝孙是历史的常态：

富人的生育率显著高于穷人：

Clark 从 15-18 世纪的遗嘱发现，富人死亡时的存活子女是穷人的 1.8 倍
（这个优势在控制了年龄因素后仍然显著）。穷人的未婚率和无存活子女率都显著高于富人。而富人的平均寿命和识字率大大高于穷人。马尔萨斯经济下，经济上的成功多大程度转化为生育的成功—“富者生存”的选择强度决定了一个社会多么快速的中产阶级化。这是由于在传统经济，高收入职业有限，富人多生的子女必然快速向下流动。

那些在马尔萨斯经济中成功的人们，也获得了生育上的成功，而他们的特质和偏好：勤奋、耐心、节俭和愿意妥协也随着代际传递，成为越来越大比例人口的特质和偏好。

然而，你需要注意到，英国是一个低人口密度马尔萨斯社会：

马尔萨斯模型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人口行为决定生活水平。要高长期人均收入，唯一的方法是降低生育率（生育率曲线向左平移）或者高死亡率，西北欧比亚洲享有更高生活水平，一方面是因为亚洲的生育率曲线较高，其早婚、女性普遍结婚的婚姻模式和“传宗接代”的文化规范迥然不同于西北欧的晚婚、禁欲和 独身主义 。

另一方面，西北欧的城市化率较高，生活习惯较为肮脏（尤其是和日本相比），死亡率曲线较高。在每一个既定的生活水平下，亚洲的死亡率水平低于欧洲。这样，西北欧的长期马尔萨斯均衡是较低人口和较高生活水平的组合。需要指出的是，可能两个人口行为截然不同的社会，其均衡生育率和死亡率相当接近，这非常接近英国和日本的实证结果。人口行为完全体现在人口密度上了。

1450 年普通英国人 25%的收入用于购买肉类、13%购买奶制品，23%购买酒，13%购买衣服，仅仅 20%购买谷物(clark, 2006)。1700 年英国罪犯的平均身高达到了 1971 厘米（社会下层），而今天马拉维收入的 30%用于购买谷物，男性的平均身高只有 165 厘米(clark, 2007, p52-55)。种种证据表明中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富有的马尔萨斯社会。

那么中国呢？

古代中国是高人口密度的马尔萨斯社会。

原因主要有三：

（1）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更需要大量劳动力，相对的，粮食产量也更高：

　　欧洲从中世纪直到 18 世纪，作物生产基本上采行的是二圃制或三圃制，部分种植，部分休闲，以恢复地力。直到 18 世纪以后，才逐渐向诺福克四区轮作制发展。在作物播种方面，早期也不是点播或条播，而是撒播。因生产方式粗放，种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较之中国低得多。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走上了土地连种的制度。明清时期，为应对人口持续的增长及人多地少的矛盾，中国农民特别重视土地的高效利用。多熟种植就是重要措施之一。作物复种指数从宋代 100%发展到 1820 年的 140%，其中中国南方一些地区高达 200%，江苏更高达 253%。直到18 世纪，欧洲农业较为先进的英国和荷兰才开始进行作物轮作，整个欧洲普遍实行轮作差不多是在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因复种指数高，中国土地利用率与产出率远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和美国。

大量使用肥料：

　随着多熟种植的高度发展，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有学者统计，宋元时期中国肥料种类计有 46 种，明清时期超过 100 种，《徐光启手记·广粪壤》即记载肥料 107 种。不仅肥料种类不断丰富，作物生产中肥料施用量也逐渐增大。太湖地区稻作生产中，肥料与用工比重由明代的1∶2.65 提增到 1∶1。　

在农业马尔萨斯社会里，粮食产量增长和人口增长长期保持一致：

从 1400 年到 1820 年：中国耕地面积只增长了 3 倍，而粮食总产增长了 5.3倍，其中粮食单产增长 77%，大体与人口增长了保持同步。

（2）较低的婴儿夭折率：

这与卫生条件有关：

（3）文化因素：

不多谈。

人口密度高是有多高呢？

几百年来，中国农村日常生活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人口密度极高。随着中国人口在1850年之前的5个世纪里从6500万增长到4.3亿17，几乎所有土地最终都被开垦出来，用于高效耕种。尽管中国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社会，在1750年，山东省的人口密度即已达到荷兰的两倍以上，虽然荷兰是当时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在工业革命早期，英国的人口密度更是仅有江苏省的五分之一。

它是不是马尔萨斯社会呢？

“在很多方面，Moise对中国人口的分析都奇妙地与Clark后来对英国所做分析相吻合，比如他指出，在中国农村，由于女婴遇害屡见不鲜，再加上其他因素，导致育龄女性的人数通常要比男性少百分之15，只有最富有的人家才能负担得起为儿子娶妻的花销。因此，村子里最穷的那些人往往无法生儿育女。另外，若有人家的经济境况由好转坏，随之而来的贫困与营养不良通常也会导致生育率降低、婴儿死亡率升高。与此同时，村子里最富有的人则是妻妾成群，百子千孙。每一代人中最穷苦的人断子绝孙，穷人的数量无从自行补充，金字塔的底层被富人成堆的子嗣中不擅经营或经营不善者所替换、填满。

这是中国农村生活的基本事实，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显而易见，对于外部的观察家来说也同样如此。文献中可见大量轶事，可作为描绘这一基本事实的证据，有的可见于Moise的文章，别处也比比皆是，比如以下几个例子：

‘村子里又有谁能说自己家是三代贫农呢？贫农可拿不出给儿子讨媳妇的彩礼；如果连媳妇都没有，又哪来的第三代呢。’
……因为男多女少，总是有很多光棍汉。比如长工就大多打光棍……最穷困的家庭因为没办法给儿子娶妻，只能断子绝孙。新一代穷人往往是破产的中农、富农、地主的后代。
……在家境金字塔的再下层，是很多穷困家庭，他们的儿子虽早已过了普通的婚龄，还仍然打光棍，因此家里人口有限。黄米（音，Wong Mi）是个典型例子。他现年23，父母已经年过六十五、六；但一家人只能租种一亩薄田，无力给他娶妻。所以，他与年老的父母同住，一家仅三口人。黄春（音，Wong Chun）年过四旬，无地，务农。十年前他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与父母同住。现在父母均已过世，他孤身一人。村子里总共有约10到15户人家的儿子还在打光棍。
……如前所述，南京有约20户人家是完全没有土地的，按土地拥有量来算，他们处于金字塔底层。其中几户人家是佃户，但大多数连工具、肥料、种子都买不起，只能给人当长工，一干就是一年。他们一年的收入一般是1000斤谷子，如果没房子，东家还提供住宿。如果他们自己租种一小块地的话，收入也许仅仅跟现状持平，甚至可能还比不上，但做长工的收入确实不够支持一个普通大小的家庭，除非家里其他人也出去找活干。因此，很多长工终生未婚，无地农民中光棍的比例是最高的。黄图恩（音，Wong Tu-en）是无地农民，他替一家富农做工已经有近10年。虽已年过五十，依然光棍一条；村子里还有其他人也跟他一个情形。有家室的村人取笑他们，也可怜他们。

另外，中国农村社会这种向下流动的趋势也因“分家”这一传统继承制度而强化。分家的时候，父辈的财产在所有儿子之间均匀分配，完全不同于欧洲人普遍实施的长子继承制度。

如果父辈的全部或大部分财产都为长子所继承，那么较为富有的农民家庭的香火必可长久延续，除非继承人是个纯粹的败家子，或运气特别不佳。但在中国，文化上的压力迫使富人多多生子，农村的富人往往留下2个3个乃至更多的男性继承人，每人在经济独立的时候只能获得父辈的一部分财产。所以，若是哪个富有的地主子嗣特别众多，他的儿子可能就要沦为富农了（除非他们有办法让自己继承来的财产翻上几番）——而他的孙子，可能就会变成忍饥挨饿的贫农。因此，若有某些家族的财富是偶然得天之幸而来，或因某些不持久、还不曾深深在其行为特征中留下烙印的特质而来，那他们的富有就不过是昙花一现，他们的子孙终将因贫困而从村民的名单中消失。

富有的家族若想保住其经济地位，而不是随时光推移被风吹雨打去，其每一代人就都得发挥极高聪明才智，利用极其敏锐的商业触觉，努力工作，勤奋不懈，从拥有的田地及他人处榨取大量的财富，才能做到这一点。若在商业运作上出现大的失误，或是懈怠不努力，将面临个人丧身失命、甚或断子绝孙的下场。美国观察家William Hinton栩栩如生地写道：

在一片悲惨饥饿困苦的可怕汪洋中，安全、相对的舒适、权势、闲暇，这些都是奢侈的孤岛。任何家族，如果放松了警惕、对穷困的邻人施以怜悯、未能将租金与利息的最后一枚铜板都榨取出来、或是在积累粮食与钱财的过程中有片刻松懈，则即刻面临被这片汪洋吞噬的威胁。不进则退，退则往往以坟墓为终点，至少也是妻离子散的结局。

不过，若是顺风顺水，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家族也许会兴旺发达、代代添丁，逐渐将地方上那些竞争力不够的邻人都排挤出去，最终整个村庄的居民几乎都会属于同一家族。比如，曾经有一对贫寒的杨姓兄弟，到异乡做雇农。在100年之后，其子孙后代在一个村子里占据了80到90户人家，邻近的一个村子里的居民更全部是其后代。广东某地的一个村子里，有一户黄姓商户迁入，不断买地，繁衍生息，而原村民则越发贫穷，最终消失。数百年后，村民不论贫富，大部分（74%）都已是黄姓商户的后代。

高人口密度的马尔萨斯社会流行什么呢？

吃绝户：

文 攻 武 卫：

咸丰皇帝曾向福建布政使张集馨打听民间械斗的情形。以下是君臣的部分对话实录。

咸丰帝：械斗是何情形？
张集馨：即战国合纵连横之意。大村住一族，同姓数千百家；小村住一族，同姓数十家及百余家不等。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咸丰帝：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集馨：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颇有父帮大姓，子帮小姓，互相击斗，绝不相顾者。
咸丰帝：杀伤后便当如何完结？
张集馨：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官往查拿，早经逃逸……
咸丰帝：命价每名若干？
张集馨：闻雇主给尸亲（死者家属）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这个江苏仪征人还跟皇帝调侃，说这些民间械斗的死难者“勇则有之，忠则未必也”。

因为福建、广东的械斗传统“声名在外”，被任命到这些地方的官员，多少都有点头大。

清代不许官员在原籍任职，派到闽粤两省的外地官员，因为语言障碍，很难真正融入当地的政治环境。

当地大族一般也不会把外地来的地方官放在眼里。

粤东民情彪悍，惠州、潮州、嘉应三地最能打，也最敢打。地方官想在这三个地方征收钱粮，要募集一帮更能打、更不要命的人下乡催收，否则一个子儿都收不上来。

最离谱的是潮州府下的普宁县，不要说收不到钱粮，就连官方的户口登记系统都是瘫痪的，当地人处于政府压根管不着的状态。

我不马尔萨斯了，行吗？

行啊。

古代黑非洲就不马尔萨斯。

“非洲人口在近代以前从未超过环境承载力的上限。

非洲是其他热带地区的疟原虫的起源地。

日间疟起源于非洲，却在非洲彻底绝迹。因为非洲人进化出了Duffy抗原阴性的独特性状：90%以上的西非和中非人缺少一种红细胞表面的蛋白Duffy抗原，阻断了间日疟原虫进入红细胞的路径。

非洲人中镰刀型红细胞贫血症患病率极高。这是因为杂合的致病基因携带者可以有效的抵抗疟疾。

这导致了一个奇怪的循环：

非洲物产丰饶，黑人不劳动也饿不死，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古典文明的发展非常有限。

同时，永远也不会出现人口过剩问题————人口过剩的农业社会必将产生私有制，这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生存竞争。

所以也内卷不起来。

自然资源丰富————人口永不过剩。

这样独特的生态环境，必然鼓励低亲代投资高子女数量的繁衍策略。

事实上非洲人也是这么进化的。

相比其他族裔，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异卵双胞胎几率更高：西非约鲁巴人生双胞胎的几率为4.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非洲妇女的孕期比欧洲人平均短一周，早产儿更多且更易存活，初潮时间更早，性早熟，性欲旺盛。非洲人的脑容量小，降低了母亲难产的概率。”

我认为，

问别人“鸵鸟为什么不能飞？”并不可耻。

它起码体现了提问者旺盛的求知欲和不耻下问精神。

那些公然宣称鸵鸟能飞，

并强行论证鸵鸟能飞，

同时又试图堵住所有指出“鸵鸟不会飞”的人的嘴的家伙，

才是真正的恬不知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