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中国国籍，到底算不算中国人? 第1页

算美国人。因为你宣誓效忠美国，认同美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

东南亚地区由于特殊原因，与美欧等西方国家不同。

80年代之后之后 ，中国大陆采取了新的措施 ，不仅法律上规定单一国籍 ，避免以往因双重国籍引来的纠缠 ，且门户开放 ，欢迎原来所谓的“华侨”回归故里 ，投资经商 ，交流文化 。 华人虽已非中国国籍 ，但文化上更加强了对原籍的认同。 由此 ，人类学界引起了界定“华人”一词的争论 ，或谓能保持原有婚丧习俗者 ，或谓能操原籍方言或普通话（我国台湾地区称之为国语）者 ，或谓有华人血统者 ，或谓内心认同中国文化者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 笔者在此采取长期研究菲律宾华人的学者麦加锡（ＭｃＣａｒｔｈｙ）的说法 ，即看这个人是否有充分接受过中国文化影响的中国移民父母 ，能用华语 ，充分遵行中国风俗 ，称自己是华人 ，也被其邻居认为是华人。

从表１分析 ，华人人口最多的国家分别是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但印度尼西亚的总人口数极大 ，相对而言华人人口所占百分比较低 。

苏哈托下台之后 ，华人境遇得到改善 ，华校 、华文刊物乃至华人信仰习俗均获得解禁。 在此之前的军政高压统治之下 ，当局不仅不接受华人新移民 ，而且对原有华人采取强迫同化及驱赶政策 ，即使是所谓的“土生华人”也没有被完全同化 ，仍保留部分中国文化传统 ，更何况“非土生华人” 。 “非土生华人”对自己的文化乃至国族认同都很强烈 ，成为印度尼西亚国内的一大问题。

　 　 柬埔寨在内战发生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 ，华人仅四十多万人 ，主要在都市和农村中从事小买卖 ，专业人士及政府公务员为数极少 ，仅占华人就业人口的０.５％ 。 同乡会及宗亲等社团组织贯穿不同的阶级之间 ，这一方面减少了华人小区可能发生的阶级冲突 ，另一方面也缺少了参与本地政治以获得权力的机会 。 华人多按照华人小区自己的游戏规则 ，经由社团之间的网络 ，进入诸如“中华总商会”之类的高层组织赢得权威 ，由此 ，对内受华人尊敬 ，对外与居留国政府作必要的沟通。今天的柬埔寨因王室结构已经解体 ，逐渐步入民主形式的多元社会 。 华人的商业活动增强 ，曾经一度被废止的华人社团组织多已恢复 ，从事旅游业者极多 。 以笔者前往访问的经验来看 ，普通话在金边商场极为流行。 华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固无疑义 ，但华人新移民多来自两岸三地 ，要求入籍者亦多 ，国族认同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

在东南亚诸国中 ，处境最微妙的莫过于新加坡了 。由于地理上它处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大以马来语和伊斯兰信仰为主的大国之间 ，在对外关系上既要与之和睦修好 ，又要保持警惕 ，必须团结内部不同的族群 ，强调人民对新加坡的国族认同 。 因此 ，它将该国华人始终维持在 ７５％ 左右 ，马来人约１４％ ，印度人约 １０％ ，其他欧亚混血人种等约 ２％。 问题是华人内部又有闽南 、广府 、潮州 、客家 、福州 、海南 、兴化等亚群 ，彼此之间相互竞争 ，亦各有专长。 殖民地时期是通过总商会来协调亚群之间矛盾的。 总体来说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并无差异 ，但国族认同却较薄弱 。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刺激了他们的国族意识 ，虽深受英人压制 ，但仍向内地大量捐献 ，并组织团队赶往内地参加抗日 。甚至原以亚群方言教学的学校亦一律改用华文 ，社团庆典上演的戏目多是爱国戏剧，由此中国的国族主义浪潮澎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新加坡独立建国 ，一度和马来西亚合并 ，１９６５ 年因故分手 。 新加坡政府在李光耀领导之下采取强势作风 ，对各类社团的登记特别是账目的稽核都很严格 ；学校语言分流 ，包括英、中 、印 、马 ，但官方语言以英语为主 ，华文地位因此降低 ；国旗 、国歌虽有马来意识 ，但强调的还是对整个新加坡的国族认同 ；最有力的一招是通过公共屋村的抽签分配 ，拆散了原来华人方言群的聚居区，方言群所构成的“帮”派随之瓦解。 至于当局者中主张族群平等的一派 ，亦被李光耀等所主张的人人机会平等的务实派所胜出。 不仅如此 ，即使就弱势族群的社会福利政策而言 ，如对马来族群 ，务实派亦坚持“宁赠钓竿 ，不予鲜鱼”的扶贫政策 ，而不是让他们坐等救济 。至于整个新加坡国家的走向 ，则是在强调各族群和谐相处之下追求新加坡的团结和独立。 在无中国新移民和美苏对立之下 ，其外交政策明显是亲近西方的 ，并有意排拒任何形式的中国国族主义 ，以免影响新加坡人民对自己的国族认同 。

然而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李光耀认为该国的公民道德滑落 ，为了不致沦为他所谓的“盗匪之国” ，突然改弦易辙 ，提倡儒学，并加强中国语文教学 。 巧的是这一转向似与中国大陆鼓励海外华人回国投资在时间上极为配合 ，似有实用主义的倾向 。

不过在笔者看来 ，因商机或升学前往中国大陆的新加坡籍华人愈来愈多 ，原已受到压抑的中国语文和文化必然会得到加强和提升 ，对中国文化认同增强的结果很可能也会影响他们对新加坡的国族认同 ，因为两者毕竟只是一线之隔 ，何况新加坡总人口的四分之三都是华人 ，且正值西方文化退潮的今天

与新加坡相邻的马来西亚因尊崇伊斯兰信仰 ，加上英国殖民者在主权移交时从法理上加重了马来人的政治权力 ，华人在经济上的利益逐渐遭到压制 。虽然马来西亚政府在其枟国家原则宣言枠中宣称 ，“为了达致全体人民的更大团结… …确保国内不同的文化传统 ，获得宽大的对待”，对华人族群而言 ，这是一种相对较理性的包容，然而细察其立国原则的内容 ，主要是以马来文化为根基的 ，“其他文化”中有利于马来西亚发展的才加以整合与同化 。 说到底 ，在“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的表象之下，马来人所控制的政府之最终目的还是同化（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要达成所谓“一个国家 、一种信仰和一种语言”的最终目的 ，以此同化非马来族群。但这一原则实际上有其窒碍难行和充满矛盾之处 ，问题的本身在于人口结构 。 举例来说 ，１９６５年新马分离之时 ，华人人口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３４ ．５％ （见表１） ，之后逐年递减 。 原因之一固然是文化程度较高和比较富裕的华人不愿多生子女 ，出生率因此降低 ；另一原因是马来西亚政府的人口统计“灌水” ，把东马较偏远地区并不信奉伊斯兰教的原住民一概算为“马来人” ，如此华人比例仅为现今的２８％ 左右 ，大为降低 ，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 。 反之 ，即使华人要改信伊斯兰教 ，融入马来文化 ，改变其族群认同 ，也仍有一座“种族长城”不可跨越 ，华人不可以享受某些权利 ，甚至连受教育的权利亦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比马来西亚的华人更需要关注的莫过于缅甸华人了 。 按较近的资料信息 ，华人仅占缅甸各族总人口的５％ ，但其中少数华人攀附当政的军事执政团 ，后者又与北京关系密切 ，故此辈华人上下其手 ，无往不利 。 在缅甸当地人眼中 ，华人似乎都是富佬 ，控制着缅甸的经济命脉。这一误导引来了对华人的愤恨 ，当然也增强了当地人的国族主义及文化认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行业和族群乃至文化认同是具有相关性的 ，族群如此 ，亚群亦复如此 。 在前举闽南 、广府 、潮州 、客家 、福州 、海南 、兴化诸亚群之中 ，闽南因福建的漳 、泉二州宋代时已是重要的对外商埠 ，因此 ，今天在海外金融业的活跃是必然的。 广府是和西方殖民主义者接触最早的地方 ，钟表和机械行业是他们的专长 ，不信且看国内广州附近的佛山镇 ，其工艺技术也传播到海外 ，至今不衰。 潮州人因在泰国的移民最多 ，掌握的主要是食米及与之有关的杂货行业 。福州有所谓“三把刀”之说 ，即俗称的“菜刀 、剃刀 、剪刀” ，也就是饭馆、理发店和裁缝店三行。 海南因习俗保守 ，尤其是妇女婚后有照顾公婆的义务 ，在海外的丈夫须经常返乡探亲 ，“无恒产者无恒心” ，因此在海外经营的多是咖啡馆、小吃店（海南鸡饭）和小客栈之类 ，难于积聚大量财富 。 兴化则主要从事自行车和小型缝衣机的进出口贸易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甚至能和对外相当孤立的缅甸商人做买卖

上述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情况 。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冲击之下 ，现在当然均有所改变 ，不妨以客家为例 ，说明二十多年来他们在行业上的一些变化 。

即使在全球化爆发之前 ，华人在印度尼西亚曾长期处于荷兰殖民政府和绝大多数的当地人之间 ，亦引来不满 ，归纳起来不外有以下几点 ：（１） 华人生活区自成范围（早期是殖民政府指定的） ；（２）华人公司雇佣人员时往往以华人优先 ；（３） 有些华人公司给华人雇员的工资比较优厚 ；（４） 有些华人商业机构在交易时歧视当地人而优待华人 ；（５） 在邻里关系上未表现出守望相助之情 ；（６）华人对印度尼西亚的国族认同薄弱 ，视印度尼西亚为寄居之地 ，以赚钱为主 ；（７） 有些华人坚持使用华语及照传统生活 ，不理印度尼西亚人的风俗 ，也不用心去学印度尼西亚语 ；（８） 有些已入籍的华人虽取得公民身份 ，但只认为这仅是一种法理（ｌｅｇａｌｉｔｙ）手续而已 ；（９）有些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当地人之前自视优越 ，华人之间只说他们自己的方言。这些就是印度尼西亚当地人指责华人的所谓“九大罪”

仔细分析起来 ，说到底就是华人在印度尼西亚不易同化 ，对自己的族群文化认同极强 ，对印度尼西亚的国族认同很单薄 ，即使是已入籍的华人也是如此 。话说回来 ，印度尼西亚一方高筑“种族长城” ，以伊斯兰教将华人隔开 ，也是华人难以同化的最大原因之一

从印度尼西亚的个例来看 ，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是财富分配的不均 ，从而导致社会的两极化 ，印度尼西亚人眼中的“富有阶级—贫穷阶级”亦即是“高官与华人 — 印度尼西亚当地人” 。 其实华人何尝都是富人 ，位于中产和贫穷者亦多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上台的苏哈托就是利用他所控制的军队 ，加上宗教和种族问题掀起民族主义浪潮 ，把矛头指向华人 ；当取得政权之后 ，欲压制军队势力以平衡教会 ，就拉拢包括华人在内的资产阶级以巩固其政权，一般华人市民在此转折之中受尽苦难 ，有选择回归中国大陆的 ，留下来的则处在压力之下 ，作为一种心理上的反抗 ，必然更加强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 在苏哈托的长期统治之下 ，印度尼西亚政府关闭华文学校 ，封闭华文报刊 ，甚至一度禁止华语歌曲的传播 ，加上台湾当局在印度尼西亚的搅局 ，华人的国族认同就被模糊了 。

在海外华人之中 ，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客家族群了 ，全球大部分地方都有他们胼手胝足建立起来的小区 ，而不是分散的个体 。 和其他海外华人相比 ，他们不是以“落叶归根”为人生目的 ，反而是“就地生根” ，其适应性举世无匹 。 与西方由政府支撑的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武装殖民不同 ，他们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日不落的族群” 。笔者试着从人类学形貌论（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的观点推演出客家的几大特征 ，包括中原性、凝聚性 、适应性 、开创性 、能动性 、融合性 、平权性（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可教性（ｅｄｕ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及防卫性等。为了配合本文研究海外华人的主旨 ，笔者将以下述两个实例来说明客家的特征和认同问题。第一例是笔者所研究的吉隆坡客家社团。

犹忆１９７６年笔者第一次探访该地的茶阳（大埔）会馆时 ，它只是一座小小的、木制的以茅草覆盖的小屋 。 室内灯光昏暗 ，接待笔者的是几位负责的老人 。 他们都感叹在没有新移民和财政压力之下 ，基于地缘之类的会馆会很快消失 。 当时的中外学者都有相同的看法 。 吴华就认为 ：“血缘性及地缘性的组织 ，至今已到了‘饱和点’了 … … 今后 ，华人的传统组织的前途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注视的问题。”他还引用了一位当地学者的看法 ，认为“民间氏族团体在现代化过程中起不了作用”，因此消失是必然的。

但当笔者二十年后再度探访时 ，茶阳会馆已改建成十三层楼的大厦 ，理监事多是事业有成的中年人 。 更令人吃惊的是理事会主席竟是一位英语流利 ，勉强可以使用客家语 ，但却不谙华语 ，具有英国高级学位的工程师 。 他热情接待笔者 ，历数这些年来该会馆的成就 ，包括会馆的租金收入用于接贫、捐献和发放奖学金等 ，更强调他们现在可以和内地客家原乡常作文化交流 ，无论是烹饪、绘画、书法 ，还是音乐等 ，均获益匪浅 ，也因此对客家文化的前途充满信心。

对人类学者弗立曼（Ｆｒｅｅｄｍａｎ）来说 ，海外华人这类基于地缘、血缘及业缘组成的社团只是中国本土社会结构在海外的建构 ，令新移民在异国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满足。 另一位人类学者克里斯曼（Ｃｒｉｓｓｍａｎ）也认为海外华人基于地缘的组织只是清代省、府（州）、县三级结构的翻版。 但笔者认为这类理论都不足以用来解释客家族群。 如新加坡的“南洋客属总会”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来说 ，都是超乎地缘、血缘和业缘的 ，是建立在文化缘之上的。这是客家之所以为客家 ，不同于其他华人亚群的地方 。 换言之 ，只要自认是客家人 ，都可以参加前述的南洋客属总会 ，并不考虑地缘因素。

笔者其次要讨论的是位于西马彭亨州关丹县的一个地理上极为偏僻的林明小镇。该地１９９２年的人口统计是１３ ０００ 人 ，笔者探访的２００３年因生计问题人口大量迁出 ，尚余八千人左右 ，绝大部分是客家人 ，其次是广府人 。 传闻在１８８３年华人未进入之前 ，此地瘴气弥漫 ，森林密布 ，是彭亨苏丹的私产 。 华人或乘竹筏沿小河来此与土著交换山藤之类的土产 ，或以为“山老鼠”淘洗锡米（矿）为生被迫一再改变生计 ，但始终坚忍不拔 ，维持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 二战日军来时占据此地 ，破坏锡矿 ，他们只有逃到深林山野 ，改变生计以种植维生 ，其中部分人参加抗日游击队 ，有的家属还遭到残酷报复 。 抗日游击队由于抗日有功 ，胜利之后还受邀参加伦敦的胜利大游行。

可英国在结束马来殖民地统治移交政权时 ，华人受尽苦难 ，受到不公平待遇。 因此 ，有人愤而出走 ，参加马共游击队 ，与英人对抗 。英人认为“马共”游击队实际都是华人 ，英殖民政府乃于１９４８ 年７ 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压制华人 。 传闻到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已有 ３５ ０００ 名以上的华人被驱逐出境，并对任何有“马共”嫌疑的华人不予审判地无限期拘留。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为了改变这一局面 ，不得不向英方提出折中计划 ，广泛成立类似集中营的所谓“新村” ，由城市华人募款救济生活 ，村外则围以通电之铁丝网 ，以便断绝马共后援和方便英军剿共。 林明华人当然亦在所难免 ，被集中在一新村之内 ，更有人因误触电网而死 。现在这些噩梦总算过去了 ，林明的客家人也争取到了马来西亚公民权 ，尽管并不公平 。

笔者探访时发现 ，他们的小区井然有序 ，有会馆、会议厅 、图书馆乃至义山等设施 ，并资助一所主要以华语施教的小学 。 因为办学认真 ，居然还有马来儿童上学 。过去他们必须为英国矿主下坑挖掘锡矿 ，坑内温度高达摄氏四十多度 ，只能工作三四个小时就必须换班。 想到这些 ，以及日军占领时的残暴和“新村”时期的痛苦 ，他们就会感慨 ：“人世几许忆往事 ，山河依旧水长留。 流走童年岁月梦 ，流尽劳工血与泪 。”这也是往昔林明客家人的奋斗写照。目前镇上留下的多是老人 ，由于客家人特别重视教育，中青年多在城市工作或求学 。 临别依依 ，他们一再叮咛笔者要撰文转告国内同胞 ，应保持中华民族勤劳节俭的美德 ，切戒奢华。

综合以上所论各点可知 ，国族认同问题与客观的政治 、经济及社会环境有密切关联 ，尤须将国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区分开来 。 以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为例 ，前者强调所谓的“融壶”（ｍｅｌｔｉｎｇ ｐｏｔ）政策 ，主张英语至上 ，通过归化（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同化 ，务期全民投入盎格鲁 萨克逊文化的主体文化中 ，形成美国的国族认同 。 反之 ，与美国相邻的加拿大 ，其主流文化中兼英、法两种文化 ，基础教育必须学习英、法双语。 对国内各个族群推行五彩缤纷的“色拉盘”（ｓａｌａｄ ｐｌａｔｅ）政策 ，即国民必须效忠加拿大 ，具有对加拿大的国族认同之外 ，亦许可各族群学习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保有自己的文化认同 ，甚至可以具有双重国籍。这与中国１９８２ 年似有相同之处 。 中国１９８２ 年的序言中开宗明义 ，认定中华文化为全民各族所共同创造的 ，国民必须学习普通话 ；同时 ，又于同年公布枟民族区域自治法枠 ，鼓励学习和发展各族的语言和文化 ，亦即拥有对本族的文化认同 ，这也是人类学者费孝通所说的“多元一体”，不同的是中国只有单一国籍。

把上述的美、加放在两端 ，再总结本文所论各点 ，新加坡似可与加国相比拟 ，所不同的是主流文化因受到英国殖民影响 ，加上当局政策长期抑中亲英 ，虽四分之三人口为华人 ，但强调新加坡自有其特殊的国族认同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因外在形势的改变 ，中国之崛起及大力发展经济 ，新加坡开始提倡儒家文化 ，可惜作为儒学载体的中文已受到抑制 ，加上人口结构中还有马来 、印度及欧亚混血等族群 ，更何况还有微妙的政治地理形势 ，新加坡政府或将继续其多元政策的国族认同 ，而华人的族群认同亦不致发展出强烈的亲中国意识。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目前对华人均采取包容政策 ，但前者立国原则明言只有“有益”于伊斯兰文化的族群文化才能获得许可 ，并且解释权掌握在马来政府之手 ；后者亦为伊斯兰教国家 ，同样以“种族长城”隔离华人 ，但政变频繁 ，法律基础薄弱 ，要视当政者的态度而定 。 因政治压力极大 ，华人虽不致挑战居留国的国族认同底线 ，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反而更强 。 换言之 ，两国对华人的包容政策可变性极大 。

菲律宾宗教壁垒并不森严 ，虽政府对华人有些法律层面的约束 ，包括入籍与否 ，但该国已具民主制度的雏形 ，而华人亦自觉关心和投入菲国社会的运动 ，政府态度亦较宽容 。虽该国治安不尽理想 ，但华人的文化认同与对该国的国族认同并无严重的冲突。

泰国当局目前对华人政策最为合理 ，以入籍与否为底线 ，取得国籍之后也无居留地及行业的限制 ，甚至上层政界亦多为华人 。 已同化之华人固无文化认同与国族认同不合致的问题 ，即使未入籍者亦能接受华文教育 ，发行华文刊物 ，活跃于工商界 ，保持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

目前最微妙的还是缅甸华人的处境 。 极少数华人因攀附军政权贵获得厚利 ，以致一般的缅甸人误认为华人皆权势富有之辈 ，因此积怨极深 。 而华人既缺乏对缅甸的国族认同 ，又往往自成格局 。 一旦局势有变 ，华人很可能成为众矢之的。

总之 ，东南亚华人的认同问题似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对居留国之国族认同和华人对自身中国文化之认同应予区别 ，不可混为一谈。 （２）法律宽容 ，无宗教壁垒和居留地限制者 ，华人较易同化 ，如泰国华人 ，因而无严重的国族认同与族群文化认同之冲突。 （３） 中国国内政局对海外华人认同问题亦有影响 。近年来因中国经济之崛起 ，菲、马、印度尼西亚等国华人待遇皆有所改善 ，而华人亦在政治压力减少之后能恢复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也能明了对居留国的国族认同之重要性 。（４）目前以缅甸华人之处境最为微妙 ，但愿中国能注意事态之发展 。 （５） 柯林之双重认同理论极具意义 ，但须居留国宽宏大量 ，许可境内华人发展其文化 ，而华人亦须明白对居留国国族认同之必要。

引自

《试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族认同 ：以东南亚华人为例》

「基金项目」财政部 、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资助项目（０９ＬＺＵＪＤＷＺＤ００７)

［作者简介］ 谢剑 ，男 ，中國台湾佛光大学社会学系名誉教授 ，原中國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主要从事族群关系和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