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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钟南山说「中国疾控中心地位太低了」?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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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23更新

现在美国疫情的进展也很迅速。NYT, WSJ做了大量的报道,揭露美国CDC和FDA在疫情处理中的失误。CDC固守过去MERS疫情中形成的“只检测疫区旅行者”预案,并且坚持“自主研发”,拒斥外国试剂盒乃至非CDC系统的实验室和商业机构开发的试剂盒,偏偏CDC自己开发的试剂盒还出问题了。FDA则固守routine不给无临床实验室资质的实验室检测许可。于是美国的新冠检测拖了好几周,后果严重。由此可见,CDC这类专业机构哪怕有了行政权力,往往摆脱不了regulatory state固守routine,缺乏应对紧急状态的政治决断力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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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顾昕一篇顾昕: 假借“地位低”而想让疾控体系再行政化, 恐怕南辕北辙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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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太赞成顾昕的结论(疾控要去行政化),我赞成中国疾控需要有一定的行政权力。但是顾昕指出的问题,即公共政策决策本身有多维性,专业独立性与决策政治性必然存在张力,这是必须承认的。因此简单赋予疾控(特别是疾控的技术专家)行政权力并非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题外话,这也是“专家治国”这种“技术中立,行政代替政治,专家代替不靠谱的民众和政客”的美妙思路仅仅停留在梦想的重要原因) 。

简单赋予疾控行政权力,在政府内部疾控一定同样要处理和其他部门的关系,要处理中央和地方部门的关系;在政府外部政府一定还要考虑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还要平衡疾控和其他priority. 如果这个priority不变,有行政权力的疾控无非两个下场:

1)疾控有权力,但别的部门更有权力,疾控说了不算;

2)疾控有权力,别的部门没那么有权力,疾控能说了算,但疾控不敢说了算

一个专业部门不敢说了算的范例,请看布利克斯和巴拉迪在安理会报告的讲话摘要 ・ 南方网资料:巴拉迪2003年1月27日在安理会上的发言(全文)

(背景是联合国安理会1441号决议赋予监核视委和原子能机构的专家视察组很大的权力,可以上报伊拉克配合视察工作的情况,并且根据专家组的报告,安理会将开会决定和战,决议还警告“伊拉克如继续违反其义务将面临严重后果”)

结果布利克斯和巴拉迪的报告吞吞吐吐,瞻前顾后,不敢下结论,最后恳请再给时间——这就是一个“技术中立”的专家组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被赋予过重的政治责任时的典型表现。

财新3.8登了与港大袁国勇(国家卫健委第三批高级专家之一)的访谈(对话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袁国勇:我在武汉看到了什么)。财新也问了袁国勇是否应赋予疾控行政权力的问题,袁国勇的回复和顾昕的思路一样:

财新记者:钟南山曾公开称,中国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只有政策建议权,没有行政权,在公共卫生领域,你觉得香港是否有相关经验可以给内地提供借鉴?
袁国勇:我觉得内地的医生需要有国际同行评审过的专业资格,这代表你的水平具有国际认受性,而不是内部围个圈说你行。
  这个国际认可的资格,是能让所有市民和行政机构可以信赖的保证。如果公共卫生的专科医生提出了疫情防控的建议,政府置之不理导致疫情大爆发,行政机构是要负责任。如果医生说了假话,会有医学专科委员会或者专科学院会站出来质疑你,甚至可能摘牌。

袁国勇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思路,细读访谈其他部分就能读出端倪:

财新记者:你是国家卫健委的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你们当时的行程是怎么样的?
袁国勇:我是第三批专家组成员,当时有关人士通过香港大学负责内地事务关系人士找到我。我于1月17日-19日在武汉考察和之后前往北京汇报。

作为只有建议权的专家,袁国勇的“境外人士”身份无碍他被国家卫健委临时赋予重任,但如果疾控被赋予强行政权,疾控专家有决策权,袁国勇的身份就是一大障碍。

 财新记者:所以是你们建议武汉“封城”吗?
 袁国勇:当时是专家组的一位成员建议考虑武汉封城。他是一位专业、顶尖的流行病学领域的科学家

因为只有建议权,所以疾控专家可以大胆提“封城”这种关系重大的建议。如果专家有决策权力,需要承担政治责任,不知技术专家是否承受得住决策压力?

财新记者:现在各国为了防控疫情,泰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都提出从疫区回国的居民或旅客需要强制在家中或者指定地点隔离14天。香港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一举措?
袁国勇:现在似乎不少国家都跟香港学习“这一招”,当时很多人提出要“封关”,但香港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如果完全“封关”,不让人进出,那社会就没办法正常运转了。所以,我当时给特首的建议是要尽量降低与疫区的人流往来。隔离14天的措施也不是禁止入境,而是减少了许多非必要的来往,所以措施实施后,跨境人流很快就减少了超过9成。而且这个措施也有一些豁免范围,比如那些运输生活用品的货车司机,如果要求他们跨境一次就要隔离14天,也会导致绝大多数货运停运。

疫情中,袁国勇同时做了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参谋。作为不承担政治责任的专家,袁国勇可以基于专业判断给两个政府建言,哪怕提出的建议(香港封关)触及到高度敏感的陆港关系问题,也无碍政府信任他的专业判断。这是拥有决策权力,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无法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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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低很正常,因为他是疾控中心,所以即使作用巨大,通常情况下地位不会太高。不是政府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就是社会不会给疾控中心这种地位。

社会是一间房子的话,疾控中心这种机构就是保险丝或者空气电闸。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电流超过安全范围,保险丝会熔断,空气电闸会跳闸。这是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你大街上随便拉个人问他房子没有这套安全系统他敢不敢住,他基本都说不敢住。

但是你会不会每天回家先去看看保险丝是否OK呢?会不会定期看看电闸是否运作正常呢?基本不会,你关心的是要不要换个大彩电,要不要升级下冰箱空调。射灯看起来很高级,装几个。电烤箱也要买,烘焙很巴适哦。你见过去别人家做客夸装修夸电器的,你见过有人夸保险丝的吗?你搞个日本马桶盖都比保险丝有面子哦。

现实不也一样吗?没事的时候大家都着急赚钱,享受生活。经济发展政府当做头等大事,你觉得不对?你自己还不是想着多赚一笔是一笔?经济数字好,大家有钱赚,领导、老板上去领赏。你有没有听过哪个地方年终总结说我们今年成绩好,离不开疾控中心的工作得力的?

如果疾控中心真的像钟南山院士说的那样,你以为会得到大家的尊重吗?大家怕不是要骂死他哦。

大学寝室住过没?烧个开水就跳闸那种?每次跳闸都是保险丝和电闸成功阻止了一场火灾,你看有人感谢他们吗?一跳闸在两秒钟内就能听到咆哮出来的“我艹!”,对吧?同样的,家里跳闸,人首先想到的是空调会不会坏,冰箱会不会坏,然后满头草泥马地埋怨保险丝。有狠人拿铁丝替代保险丝(不会熔断),为的就是多用电器不跳闸,而且还不是个案。

大家赚钱好好的,CDC一声吼,瞬间生意关停防疫,约好的饭局去不了,浪漫的约会拉吹,会有人感谢CDC吗?“无病呻吟,耽误人家干正事,经济损失不用赔的吗?”你猜会不会有人这样说?结果就是大家声讨CDC,不配合工作等等。最后就是上“铁丝”——您随意发通告,反正我们就置若罔闻。

如果这次CDC真的有行政权,措施及时到位,武汉乃至全国提前进入状态,结果春节长假没过完,疫情结束了,确诊几百人,死亡个位数,全国上下说你小题大做都是好的,那些被退了年夜饭的酒楼,庙会取消亏惨的商贩,搞不好组团起诉CDC让你赔偿损失呢。

当然,保险丝的地位也不总是那么低。一年因为违规用电着几场火,烧的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了,活着的人会在短时间内当乖宝宝,一口一个用电安全。

同样,只有SARS和COVID—19这种重大疫情发生了,大家才会认可CDC的作用。那又能维持多久?过了这阵子,生活恢复正常,又是一股脑地去赚钱,你CDC发警报,没出大事的时候大家一样觉得你神经过敏。

什么消防检查,食药监局检查,都是一样的。CDC想要行政权也不是不行,毕竟是保境安民的事。但是想通过行政权提高地位,你先看看那两个部门被人骂成什么样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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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中心是一个研究与咨询机构,是一个事业单位,不是政府机关,不是决策机构。这是一个基本的性质问题,我们不能指望疾控中心独自解决好疾病防控的问题。疾控中心现有的资源不足,这个问题其他回答已经说了很多了。中国整体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都不算多(近期数据大约GDP 6%左右),疾控的上级机构卫健委的资源较其责任而言,也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有人要我对CDC直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问题发表看法,我个人认为这不是这次疫情的主要问题。自非典之后,中国疾控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健全完善的过程,没有弱到那种不堪一击的地步。武汉这次的事情,早期信息处理和搜集都是非常快符合要求的,国家各部门基本上1月10日之前或多或少都是有消息的,卫健委也在派人调查。连核酸序列都搞出来了,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了。我个人在事件一开始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卫健委自己也有专业人员,好歹有一些公卫和医学背景的人。要是权责都很大的话,本身自己也是能媒体公开、上报和处理的。真要是一个明确的高风险重大事件,十几年一遇,甚至越级上报都没什么问题,没人敢拦着。理直气壮地上报,也不过是一个电话的事,给上级打电话的话,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问题是,谁一开始就敢保证这个病毒能闹这么大?中国每年大大小小的公共卫生事件太多了,这次这个至少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才会遇一次。但是小事情太多了,要是天天直报的话,也得有人愿意听才行。

这个病从1月初算也前前后后研究了有20天。中间绝对不是耽误在同一级内部信息不畅上(卫健委和国家级部门知情,湖北和武汉当地的相关部门自己内部也知情),而是上下级之间信息不畅,以及责任分散引起的决策难产。武汉的事情,12月底知乎网友就知道了(当时就有问题和一大堆回答了),1月上旬卫健委就开始反复下去调查处理了,中间从1月10日到20日都是可以早点干预(并不一定封城)。

因为事关重大、责任分散、信息有限(技术原因和人为因素),涉及部门太多,自行决策不太容易。医疗卫生机构本身的弱势地位,难以处理好和其他机构的关系,甚至国家机构和省市机构的沟通合作、利益冲突方面也有问题(比如武汉当地不积极),疾控自己还担不起决策失败(看走眼)的成本,这不是直报能解决的问题。直报也得能尽量把信息搞清楚、有人敢报、有人敢担责任、有人承担经济和政治成本、报了之后有人帮着一起协调处理才行,而这些现在都没条件。

我更想说的是,重大传染病的防控,很大一部分工作量都在医疗卫生专业机构乃至医疗卫生政府机关之外。光靠疾控中心的人力财力和内部通报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各部门的重视与配合,主要负责人的重视与配合,这样卫生系统和医疗系统才能有及时上报的条件。

在我们通常的属地管理,条块分割这样的结构下,控制一个传染病,至少需要当地政府有一个领导小组,调动各个部门一起协助疫情防控。比如交通运输(公共交通和物流)、经济(物资供应和商业活动)、文化旅游(大型活动),这些都不是光靠疾控中心甚至各地卫健委自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各个级别政府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去协调下属的各个部门,共同采取措施,才能真正让一个系统运转起来。

疾控中心做的主要是调研,医疗机构主要做的是治病。而重大传染病流行时想不让人染病,首先要把万家宴或者免费旅游券这种东西停掉。而这种东西,无论如何也不是疾控中心或者当地卫健委自己想停就能停得下来的。重大事项的决策,需要各部门的协调和讨论,需要主要负责人的高度重视。专业机构只能在内部或者在公开媒体上喊停,但是停得下来停不下来,无论如何,都不是医疗卫生机关和事业单位自己说了算的。

千万别忘了,新发传染病,尤其还是新型病毒,在非常有限的信息和观测时间下,没有哪个专家就敢百分之百预测病毒的走势(更不用说其他现实条件和政府机构之间的配合不满意还会妨碍调查),判断是可能有偏差或者出问题的。这种技术本身的局限是没法完全消除的,就像医生不能完全消除误诊一样,只能降低误诊率。

这种背景下,喊停是有风险有损失的。报警器太灵敏了是可能有假警报的。一个良好的预警系统。往往难以消除某些假警报或者过度预警,如果不想漏掉疫情,专家很容易倾向于误判形势,高估形势的危险性,造成一定数量的假警报。这需要政府机关更高的接受程度和全社会的心理准备才能承受。

而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包括公卫专家、医护人员、研究机构的学者),除了需要人力物力财力,还需要更多的话语权。只有整个社会有魄力,可以因为健康原因停掉其他活动,重视健康本身,重视专家意见,甚至因为假警报牺牲其他利益的时候,卫生机构才能争取到足够大的权力和资源。


之前的回答写过:新冠肺炎对中国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传染病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总是容易袭击它最脆弱的环节。

  • 公共卫生工作,在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普遍是个经费紧张、人员不足的短板领域。
  • 预防医学在医学研究领域,因为难以直接创收,也不如临床医疗和药物研发的资源多。
  • 公共卫生在不出事的情况下人们都不容易重视。做得越好曝光量越低,一上新闻就是负面的。
  • 疾病防控需要一系列部门合作,沟通协作需要有上级协调,容易出现效率低的情况。
  • 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需要长期投入,跨期决策,见效慢,难以快速出成果。
  • 医疗卫生管理机构,在政府机关部门里,往往是责任多但是权力资源少的部门。
  • 医疗过程中,治疗传染病的感染科,往往是人力财力不足,吸引力不强的科室。
  • 患者去世后检查需要的法医和病理科,在医疗系统各科室部门里,往往也是个缺乏资源和重视。
  • 而传染病容的易感人群,常常有老人或儿童,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常常处于劣势。
  • 传染病防控需要足够的信息,易感染人群恰好信息匮乏,比如这次不看手机和网络的人。
  • 传染性和防控所需要的隔离措施会造成人与人,区域与区域的疏离,损害合作和互信。

所以总得来说,卫生防疫本身就是个补短板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工作。只强调给疾控中心更大的权力是不够的,当然疾控中心资源太少就更不行了。


之前写过一个回答,考虑的一种可能是加强属地责任和属地管理,这样即便国家CDC处理慢,地方有自主权,熟悉本地情况,信息畅通,在采取措施方面也可以处理得快点。但这对各地政府水平考验很大。因为各地不一定重视医疗工作,医疗卫生有时候不能带来经济效益,所以当地政府可能同样可能缺乏立即采取行动的积极性。

zhihu.com/question/3685

按近期媒体报道的一位第二次的调查专家组成员的匿名采访的情况看,湖北和武汉在地方层面上似乎有隐瞒信息的倾向。照这个逻辑,在目前的属地管理情况下,如果国家CDC去各地调查,各地不能反映真实情况,那么国家CDC也不敢随便上报。因此,另一种办法就是把属地管理改成垂直管理,卫生防疫机构接受上级机构管理,不直接受到当地的其他政府机构领导或指挥,这也是个可以尝试的思路。

属地管理和垂直管理怎么操作比较好,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判断的。这不是网上敲敲键盘就能说明白的问题。不论管理结构怎么改,还是一样离不开人才、经费、权力、影响力,以及社会的尊重。要让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有自己的专业上的判断,要让其他部门愿意听、愿意了解、尊重专业人士的判断。全社会都得敢于承担预警级别过当的风险,专业机构才敢拉响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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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疫情,中国疾控中心受到的批评远大于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钟老知道情况,所以侧面帮着说说话。


当然,客观上,中国cdc确实地位不高,就是卫健委下属事业单位。但是所谓提高cdc地位这个,就看怎么说了。

中国的cdc不比美国cdc,实际上就是个科研单位,没有行政权。这是事实。但是,是不是因为疫情时期觉得cdc重要,就应该把cdc独立出来呢?当然不是。因为中国的卫健委是拥有行政权的,cdc是卫健委下级单位,中国的定位就是cdc从业务上提供依据,需要的行政行为由卫健委完成。也就是说,面对疫情时候,对标美国cdc的是中国卫健委,而不是中国cdc

这里说一个知识点:中国的政府模式特别是改革方向是大部委制。一个大单位下属很多小单位,这样既能增加内部协调力度,又能避免人事上官僚化。以cdc来说,如果既有cdc又有卫健委,二者是平行关系,那么涉及一些业务,要么出现交叉管理资源浪费,要么需要一些工作时候还得让对方协调降低效率。同理,因为疫情要紧,cdc需要独立成为一个部级单位的话,那么去年非洲猪瘟肆虐,是不是畜牧局也应该独立出农业农村部?陕西非法别墅爆雷,全国查大棚房严峻,那是不是国土督察局也应该从自然资源部独立出来?非法采砂情况也重拳治理很久,是不是河湖管理中心也应该从水利部独立出来?


实际上,只要了解中国的体制,自然明白疫情来临时候,中国的卫健委约等于美国cdc,一切问题就明了了。钟南山不能指责卫健委,又觉得大家对cdc指责有点多了,这么说也是他这个位置能说的话了。倒是许多人对cdc指责时候,并没有完全弄清楚中国cdc的职责,这是不对的。


至于某高票答案表示整个卫生部门的地位都不高的,你确定你不是来知乎骗学生们的?

国务院组成部门26个,直属机构10个,再加上特设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部属局一共六十多个了,除去只有国家层面才有的国防部、外交部和人行,其余的部门,从中央到县级,敢说比同级卫健委好的有几个?你板着指头算算有几个?几乎一只手都能算过来了!就算把地位可能有争议的都排卫健委前面,卫健委地位也跌不出前十。

这还叫地位不高?还叫行政边缘化?你让八成部门都怎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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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这个回答会像首页的热度那样几个小时就没了,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因为我本人离开疾控多年,但通过亲朋好友和老师们的朋友圈也一直默默关注了解疾控现况及动态。这次因为突然刷到这个问题有感而发,现在回头看一下写的这个回答,写的仓促,竟然还有错别字,有点丢人。大家的评论也都尽量抽着时间看了,可以说是集思广益,有互相加油鼓劲的,也有根据实际提出问题和批评的,包括评论中“哪有什么不怕死,只不过是责任”让我很感动。咱们疾控体系目前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美国模式,本身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前进也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其实疾控人根据实际将问题暴露出来,不丢人,反而有利于下一步带着问题导向去整改促进,相信以后公卫人的待遇肯定会有所保障的。有些同志略有消极情绪,但愈是在疫情吃劲的时候愈要打起更多的精神来,要相信咱们有着充分的国家制度优势,现在当务之急其实就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集中社会各个力量形成合力,扑灭疫情,打赢这场人民的保卫战,阻击战。疾控人无论是做检测的,还是做流调的,在这场战“疫”中既是吹哨员也是战斗员还是参谋员,只有咱们努力了,才能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们能摘下口罩,走出家门,重新沐浴下这温暖的阳光,这也是咱们的初心。

然后针对评论我关注的一些问题回答一下:

评论中有正在学预防医学或其他学科的师弟师妹,有的在这种形式下迷茫,有的反而更坚定想要报考中疾控,想要以后为防疫做贡献。真的早上看这些话语又被你们所感动,也希望师弟师妹们无论以后从事哪个行业,无论是否去疾控工作,都祝愿你们有个美好的未来,我个人比较喜欢鲁迅的文章,也把这句经常读的话送给你们: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

评论中也有疾控、临床及基层工作者等,有的工作不被理解,有的被营销号攻击,甚至被恶意殴打。在这个时候我想说的是,无论别人怎么攻击,你们都是真正的战士,大众绝对更为理解你们,而这小部分充满恶意的人不过是苍蝇。还是那句话: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嘬,营营地叫,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牠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牠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你们所有的付出,普通人都看在眼里,感谢!

针对私信中其他职业想要学习了解一些关于疫情防控的基本知识,苦于找不到信息,或者想了解这门学科的,我做一下推荐,都在万能的学习强国里的慕课中(学习强国实在太强大了):1.传染病学(上、下),首都医科大,佑安医院主讲。如果时间紧,可以看第一章“传染病学总论”,第五章“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同为冠状病毒,虽然不是一种分型,但可以作为参考),第十章“消毒与隔离”。2.预防医学(一、二),复旦大学主讲,时间紧的话可以看第一讲“传染病预防控制与措施”,第五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应急措施”。3.医学统计学,北大公共卫生学院主讲,第一课就是李立明讲课,是绪论。估计这门课对非专业的比较难,但是绪论就非常非常好,对普通人而言也绝对值得看!这些课真的不错,在这段时间大家也可以认真学习一下《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我是边看边做了笔记,信息量很大,也挺鼓劲的。大家也可以重温一下《传染病防治法》(修订)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官网可以下PDF版本,这些看完了,即使是普通人我想也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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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经毕业于中疾控,且与中疾控依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以自身思考的角度来回答一下。回答这个问题的答主们不知道是否有中疾控或者地方疾控工作或学习过的内部人员,也欢迎大家讨论。

关于这个问题,公卫人员这些年来其中或有发声,但微弱的声音总是微不足道,疾控的问题暴露出来不是近一年两年的问题,而是多年来一直存在而被民众忽略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在前几年没发生疫情的时候,你在大街上问,您知道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么,您知道疾控中心的作用么?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都是不清楚不了解的。现在这个问题通过这次新冠疫情暴露了出来,又被钟老发声提了出来,这才引起我们的讨论,可悲的是这个问题还得靠钟老提出来大家才稍微重视一下,可见公卫人一直发声根本就没啥用。现在再看这问题热度,也足以证明疾控地位确实是低。毕竟疾控做好了,没发生疫情,大家都不以为然,但是一旦有疫情出现,即使问题不是出现在CDC,那你也得背锅,现状如此,这没什么好说的。

作为曾经生活在中国疾控中心多年的一份子,我觉得我应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一是提供一种个人的角度让大家了解下疾控这个部门,二是从从事疾控多年的一部分人及其他行业人员的角度解释一下为什么疾控地位如此之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包括其他省市级疾控首先是一个事业单位。国家疾控和地方疾控也没有人事指挥任免权,通俗讲,有点像是平行单位,这和行政系统垂直管理完全不一样。举个例子,就像北京协和医院(三甲)和石坡子区人民医院(二级),规格上协和高的多,技术也略先进,但协和院长并不能指挥石坡子区人民医院,他们只能作为专家去讲讲课,做做手术,即使一些技术操作有问题,协和也无权去督促整改。同样,中国疾控去地方疾控也只能讲讲课,帮着做做实验,取取样,至于地方待你如何,还得看地方脸色。疾控的前身是防疫站,00年左右(大致就是这个时间起,02年基本完成)改革,分成卫生监督所(参公或者行政单位,属于公务员)以及疾控中心(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毫无创收)。疾控中心改革后没有行政权,没有执法权,它的上边还有疾病预防控制局,再上面当然还有卫健委。

国家疾控目前中心机关与传染病关系密切的几个所,诸如病毒病所,艾防所,传染病所大多数在北京八环外昌平百善镇张戈庄村的一片园子里,周边风景优美,有野兔,蛇,野鸡等各种野生动物出没。院内有荒山,院外也有苞米地和草莓种植园,还有跑马场以及一片这个银杏林。偏僻的地方总是风景优美如斯。

大多数职工需要班车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才能抵达园区,有的人说是跨越了半个省的距离,当然地位低也就导致职工也没有职工宿舍,一切靠自己想办法。中疾控为数不多的学生(硕士和博士)倒是有宿舍,解决了住的问题。至于吃的问题,在我离开中疾控前一言难尽,大家都懂,菜量又贵又少,单位门口只有村里的一个小卖部开的小饭馆,反而成了大家打打牙祭的地方。据说2019年终于解决了吃饭问题,变成了付费自助,可以吃饱了。

至于工资待遇,我先说一下中国疾控中心简称,也就是CHINA CDC,简写CCDC,大家也普遍说是(吃穿都差)的简称。业内也有一句话,“远看是捡破烂的,近看是烧炭的,仔细一看,咦~防疫站的!”09年公共卫生改革,全国疾控直接边缘化,绩效改革变成了大锅饭,17年又取消部分收费项目,很多疾控机构自己都举步维艰,工资发放我觉得还得考虑考虑。目前硕士毕业留中疾控的话,所有补助到手不到5000,达不到税点。博士也就多一点。兄弟姐妹,这可是在物价房价巨贵的北京。这让我想起了前不久的新闻,说是偏僻山里的射电望远镜招硕士博士,一年工资10万,召不着人,那你说一个辛辛苦苦学了N年医学的硕士一年工资6万,坐一个半小时的班车才能到单位,在这么“优雅”的环境中工作,怎么能招着人?待遇之低导致了大量人才流失,本来慕名而来辛苦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也是一个都留不住,这两年更甚,19年中疾控招聘了三次才把原计划一次招满的人召齐,有几名博士打车来面试,本来就听说待遇低,结果来了之后看了下大门口和周边就打车走了,说出来都让人心疼的笑不出来。还有个真实的事情,一师弟到某疾控面试,面试官面试完在走廊直接就说,你好好考虑,我过两年都不想在这干了,男人赚这点钱养家都不够。这都是真实的例子。

目前仅三年时间,单单编制都不满的中疾控就流失人才100多名,包含某所副所长被挖到某大学,某所整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小组(整个小组一下子别挖到公司)。这些专家有的被大学挖走任公卫院长(光我知晓的有两名被挖走去大学当院长了)。某某同志即使乔治高当面劝说留下,召集一批人劝说,依然要走,留也留不住等等等等。你能想象副所长和整个课题组被挖走么?记得当年看电影焦裕禄,焦书记亲自撵火车追一个技术员我很感动,乔治高能做的挽留已经做到了。但是,即使亲自这么苦口婆心,中疾控还是留不下人。就像军校毕业去军队,公卫理论上毕业第一志愿一般应该去疾控,但目前复旦、北大公卫毕业去疾控的连2%的比例都不到。即使是中疾控自己培养的学生,毕业后能去医院的去医院,能考行政的走行政,能去外企的去外企,真的,能留下来的年轻人,都是家里条件好一些,本着朴实无华一心向善的思想留下来的,这些人真的挺让人尊重的。

人才的流失导致科研实力及防疫实力的下滑,这是必然的,任何一个单位的核心竞争力归根结底都是人才的竞争,任何一项工作没了优秀的人去做,再大的名号也就是一句空谈。中疾控况且如此,地方疾控更甚,当年的一些及其优秀的公卫毕业生,当年抱着远大抱负想要改变中国防疫事业,为其添砖加瓦的人,这两年很多也都离开疾控走了。去年多年不见极其优秀的流病专业的以前老同学一起喝酒,边喝边哭,觉得对不起自己的所学,但是老婆孩子都得生活,家里老人也得赡养,实在是熬不住了。

中国疾控中心有三届主任,第一届李立明,中疾控的创始人。在美国最强的公卫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当过博士后,担任过北大公卫的教授,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党委书记。他说过一句话“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实际上是一个‘自毁长城’的队伍,你的预防工作做得越好,就越得不到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实质上也是这样的情况,继任者王宇也是一名优秀慎重的人,他在卸任时也感叹的和学生们说过“大家毕业的时机,有些生不逢时,没有新发传染病出现,也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正因此,‘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逐渐被社会遗忘了。这应了‘飞鸟尽,良弓藏’的老话,派不上用场的时间久了,人们就忘记了。”如果人们不要忘记疾病预防的重要性,始终记得安稳的卫生环境是有人在负重前行,而不是忘记这些负重者,忽略他们的重要性,不让这些负重者门一个个的远离疾控事业,是不是有些情况会好一些?

疾控目前的工作性质让其没有行政权,决定权,本职只是一个顾问。李立明形象地比喻说,“不可能高楼救火,我开着车到那一看,先请示上级说我们有什么方案,等上级批了我们再去救火吧?”具体来说,他希望,疾控体制的改革可以参考现在的中医药管理局与药监局,将来中疾控归国务院直属管理,建成一个具有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支撑的国家疾控管理局,进一步加强疾控部门在处理公共卫生事务中的角色与职能。曾经02年的时候这么设想过,后来因各种原因,就一再搁浅了。疾控的地位也不断边缘化再边缘化了,甚至一些省市直接取消合并了疾控部门,比如辽宁省,除了省疾控保留,地级疾控全部合并别的部门。

说实话,作为离开疾控系统的人我本来就想写几句话,一时写的,逻辑和语言也没怎么组织,后期再写吧。虽然我只是以前一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很平凡。但管中窥豹,一叶知秋,最起码我说一些现状,让大家了解下疾控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安贫乐道很伟大,真的很心疼以前的同事和同学,新闻报道对他们报道太少了,他们真的拿命去拼,过年一直无休状态,中疾控是最早派人员援助湖北武汉等地的单位之一,包括我的至亲,我的好友奔赴一线无怨无悔,那个时候疫情大家都不是很了解,病原学也不清楚,但他们还是去了,真的,这些一线的人无愧于是最美的逆行者,他们每天接触病毒样品,做流行病调查。医院削减存量,疾控减少增量,疾控的作用十分重要。只不过这些人默默做事,贫穷惯了,逆来顺受管了,他们很少发声,但疫情来了,他们和临床大夫一样不怕死,他们与临床医生一样手牵着手变成了一堵墙,堵在疫情和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中间,他们是可爱可敬的人。希望大家重视疾控这块工作,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希望疾控人能吃饱饭,吃好饭,好好的生活下去,生活会越来越好的,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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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太直白了,又得被删,尽量隐晦些吧。

这个问题本质上还是要讨论分权与集权,制约与平衡,垂直与扁平的问题。用词不严谨,就是表达这么个意思,自行理解。

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就不可能有分权;

要讲究“下面千条线,上面一根针”,就不可能出现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与制约;

要从上而下,就不可能从下而上。

自秦朝起,全国“条”的权力,“块”的权力,都被收归中央,两千年下来,一直是这个思路。到明清,废丞相,设内阁大学士,设军机处,无不是这思路的加强。脱离开总体政治框架,去讨论给某部门“扩权”,是镜花水月。

cdc是条的权力,武汉当局是块的权力。

权力的总量是守恒的,蛋糕就那么大,有人多得,就有人多失。这个比例如何去平衡,是个历史前进或者逆向的进程。

我估计,无论条块,将来都是逆增长的。因为维持一个物体的平衡稳定,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把重量均匀分散,要么把重量尽量集中到一点。

我猜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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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单纯地提高cdc行政地位就能解决问题,而是整个行政架构要推翻重做。

其实,从郑永年的“行为联邦制”到周黎安的“属地化管理”,大家经常提到的目前行政架构中的一个问题是,央地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不清。很多名义上归中央统筹协调的(比如cdc),实际上事权和财权都在地方手上。“条条关系”中的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仅有业务指导关系,而下级部门的人事任命权和资金分配权则握在地方政府手上。就目前《知识分子》和《财经》杂志的两篇文章来看,在本次疫情中,武汉cdc是毫不犹豫地倒向了地方政府,经济学家华生甚至说出了匪夷所思的高福是12月底通过上网搜新闻才知道武汉有不明原因肺炎的。因此,这不是一个建立社会公布机制和中央直报机制就可以解决的技术问题,而是要重新划分央地间政府权力。否则,就是大清空有铁甲舰而无现代化海军。如果只是撒钱就可以解决问题,日舰早就沉在黄海海底了。

这种中央实际上把事权打包扔给地方的“属地化管理”的另一个弊端则是,不同地区在涉及基本权利(比如健康权)问题上的“同命不同价”。很多人提到了本次疫情中鄂省没有“勇士”,但其实我们翻一下过往《三联》的报道就可以知道,在03年北方SARS防治正一泡污的时候,钟南山院士站出来是得到粤省政府充分支持的,包括管轶在采访中也提到,当时的深圳市政府对他的工作相当配合。这里涉及到的就是省域之间的差别。一般来说,沿海富裕省份自主性较强,其政府的目标定位也更多样,更有能力和动力去做基本权利方面的保障,相比之下,内地省份则差很多。因为沿海富裕省份财政更充裕,内地省份则更紧张,两者在基本权利保障上投入不同,自然会造成事实上的两地居民的基本权利不平等,并以户籍制的方式被制度化的固定下来,“同命不同价”,人一到外地自动降为“二等公民”。很多人说,如果本次疫情最早出现在江浙、粤省一带,可能就被及时扑灭了,潜台词是说鄂省连累了全国。我不否认存在这种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地区间治理能力的差距本身就显示了一种结构性问题:从“内部殖民主义”中薄弱一环爆发的系统性风险会扩散到整个“华夏世界”,最后“第一世界”也不得不为因属地化管理而造成的“第二、第三世界”的问题买单。

所以说,有些事情地方管不了也管不好,一旦出了问题,马上还会变成全国性问题,就不应该交给地方来管。郑永年对此给过一个解决方案是,明确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的划分,涉及基本权利的由中央管,涉及经济发展的由地方管。像cdc涉及健康权,就应当由中央直管,人员、财政由中央出,与地方上做分割。同理,还有司法系统之类的,彻底分割。我也不说一步到位搞制衡和分立,至少先把管理层级提高,不要让阿猫阿狗都可以把人拉去训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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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不只是CDC地位低,而是整个卫生部门的地位都不高。整个卫生部门都是要人没人(卫生行政单位里有多少不是医学专业学历的人,你们可能都想不到),要钱没钱。

在地方政府整个系统内部,卫生部门其实是属于边缘单位,很简单,自己不赚钱,还需要财政拨款养着,拉地方财政的后腿,平时还不出活,(医疗系统的悖论之一:一个地方的卫生事业干的越好,就越不出活,越受人们不重视)自然不受待见。

一个部门,一旦被政治边缘化,那就会逐渐成为闲杂人等的养老地、老弱病残的集中地、政治仕途失败者的集散地。部门的效能和竞争力会越来越低,最终进入恶性循环。

CDC能不能独立是小事(以我有限的知识来判断其实不可能独立),整个卫生部门,该怎么调整,怎么变得更好,怎么协调衡量卫生部门和政府党委的关系,才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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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领域内的共识,但是又有多少人关注呢,无论是局内还是局外人。

谢谢钟南山院士。

内蒙古一病人确诊为腺鼠疫,与北京确诊的肺鼠疫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鼠疫又出现了?

2020年2月27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介绍,中国疾控中心地位太低了,只是卫健委领导下的技术部门,而在国外,疾控中心能够直通中央,甚至直接向社会公布。他表示,从早期情况看,已经有人传人、医务人员感染现象,但是疾控中心只能上报,没有向社会公布疫情的权利。他建议,疾控中心要有一定的行政权。
钟南山院士表示,21世纪已经有三次冠状病毒的感染,凡是发现冠状病毒的感染,马上要严防扩散,这次就是一个极大的教训。假如我们在12月初,甚至是1月初能够采取严格防控措施的话,我们的病人将会大幅减少。我们曾经估计过,要是25号再实施的话,我们将会增加到十几万人。

但是,如果疾控中心这次内部有华夏脊梁,不是瞻前顾后,而是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恐怕形势会好很多。

但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此,所以要有制度来保障这些专业人士 据实 说有用的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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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航好,牌照好,,那还有第二个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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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引用规范:

【以下内容仅为配合知乎引用规范固定格式。普通读者可无视】

原作者:「以上所有手机配置参数,均来源于各手机官网。」

【所有其他内容均为本人<松果煲粥>原创】

参考链接:

【小米手机官网】[1]

【华为手机官网】[2]

【荣耀手机官网】[3]

【vivo手机官网】[4]

【oppo手机官网】[5]

【一加手机官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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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手机官网】[17]

【诺基亚手机官网】[18]

【LG手机官网】[19]

【HTC手机官网】[20]

【摩托罗拉官网】[21]

参考

  1. ^小米手机官网 https://www.mi.com/
  2. ^华为手机官网 https://www.huawei.com/cn/
  3. ^荣耀手机官网 https://www.honor.cn/
  4. ^vivo手机官网 https://www.vivo.com.cn/
  5. ^oppo手机官网 https://www.oppo.com/cn/
  6. ^一加手机官网 https://www.oneplus.com/cn
  7. ^魅族手机官网 https://www.meizu.com/
  8. ^IQOO手机官网 https://www.iqoo.com/cn
  9. ^realme手机官网 https://www.realme.com/cn/
  10. ^努比亚手机官网 https://www.nubia.com/cn/
  11. ^黑鲨手机官网 http://www.blackshark.com/cn/
  12. ^中兴手机官网 https://www.ztedevices.com/cn/
  13. ^锤子手机官网 https://www.smartisan.com/
  14. ^苹果手机官网 https://www.apple.com.cn/
  15. ^三星手机官网 https://www.samsung.com/cn/
  16. ^索尼手机官网 https://www.sonystyle.com.cn/
  17. ^联想手机官网 https://www.lenovo.com.cn/
  18. ^诺基亚手机官网 https://www.nokia.com/
  19. ^LG手机官网 https://www.lg.com/cn
  20. ^HTC手机官网 https://www.htc.com/cn/
  21. ^摩托罗拉官网 https://www.motorolasolu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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