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取消文化”？ 第1页

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并非现在才有，它有一个更家喻户晓的解释叫“封杀”。不过，威权国家里的“封杀”往往是公权力对个人或平台做出的行为，而在欧美兴起的取消文化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用户自发的行为，比如跨性别群体对J·K·罗琳发动取消文化，完全是网友自发的行为，这些行为也不是真的要封杀某个人，而是起到警醒作用，所以，有人会认为取消文化被翻译为“警醒文化”更准确。

第二种是平台或政党下场，资本与权力合谋来封杀某个人。比如在特朗普信徒大闹白宫之后，Facebook、Twitter一度封禁了特朗普的账号，禁止他发布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言论。而在风波过后，这些社交网络巨头又陆续考虑是否解封其账号，比如在今年三月份，YouTube声称如果“暴力的威胁”减少，将会考虑将特朗普的YouTube账号解封。由此可见取消文化并不等于永久的取消，取消文化的运用目的也是各不相同，它既包括了底层对上层名人的威慑，也包括Facebook、Twitter这样对政治强人煽动民变的恐惧。

近几年，从“Metoo运动”到“黑命攸关运动”，再到围绕历史人物、性别议题、种族议题的影视剧下架风波，“取消文化”愈演愈烈。就在今年年初，约翰·克里布在美国保守派网站Real Clear Politics上发表文章，表达对于Facebook屡次拒绝其历史小说《老亚伯》（Old Abe，林肯的昵称）广告投放申请的不满；3月，美国儿童文学作家苏斯博士的六部作品又因被指控包含种族歧视内容而遭召回。这两起事就再次与取消文化产生联系，它们告诉我们：取消文化在今天不再只是弱者的武器，它还是资本与强权控制下的社交平台对政治正确的谄媚。而如果我们深入讨论取消文化这个议题，它就不仅是进步派和保守派的博弈，也涉及到在今天，政府、平台、用户三者的权力边界，以及监督和禁止之间的尺度如何平衡的问题。

作为社会运动和纠错机制的取消文化

我们今天所说的“取消文化”崛起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背景下。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美国社会撕裂加剧，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成为势不两立的两股力量。取消文化作为进步派的武器闪亮登场，它最初是黑人、跨性别群体、女权主义者自发的社会运动，意在使人们了解到社会文化的种种歧视与偏见，但在使用过程中，它也遭到了政治正确厌恶者的批评，以及温和派对此的摇摆不定。

据斯坦福大学统计学博士张拓木调查，“取消文化”的词意首次出现在2018年3月；该年6月，《纽约时报》刊文《所有人都被取消了》(Everyone is Cancelled)，使该词进一步被讨论；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虐杀而引起“黑命攸关运动”(Black lives matter)，随之引来哈泼斯公开信大讨论，导致取消文化成为欧美知识分子热议的公共议题。

2020年6月，《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刊登了一封《呼吁公正与公开辩论》(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的名人公开信，签署人包括史蒂芬·平克、福山、乔姆斯基、阿特伍德、J.K.罗琳等文化界名人。这封公开信批评了过激的“取消文化”行为，指出公共话语中越来越多的“不宽容气氛”。

签署人表示:“这种气氛的特点是一套新的道德态度和政治承诺，往往会削弱我们的公开辩论准则和对差异的容忍，而有利于意识形态的顺从。”在公开信末尾，签署人将“取消文化”的气氛与特朗普的支持者联系起来，他们警告左翼，不要为了他们眼中正确的诉求，做出本质上和“非自由主义势力”同样的行为。

在这些签署者中，乔姆斯基的意见相当具有代表性，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取消文化是所有的主流。我可以从我自己的经历中举出很多例子，比如取消了一些事情，书籍被下架，国家电台节目因为有人不喜欢（一些领导或者右翼分子）而被取消。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这是标准的主流建制行为。当左翼人士试图模仿它时，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是错误的战术。事实上，特朗普正在以此为基础开展自己的竞选活动。因此，对于我感兴趣的左派以及他们的积极分子来说，要注意原则和战术后果。他们很重要。他们要注意不要采取主流的压制行为。这就是我认为这封信的意义。”

但公开信很快引起了“黑命攸关运动”参与者的抗议，随之而来《回应<哈泼斯>公开信的公开信：谁的正义？谁拥有权力？》，这封信批评了温和自由派和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傲慢和他们对自我特权的不自知，旗帜鲜明地指出取消文化作为社会运动的必要性，是弱势群体争夺话语权的手段。

这场对话折射出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取消文化，背后都是对互联话语权的争夺。取消文化的支持者犀利地指出，那些真正占据高位和话语权的人，其实并未受到取消文化太多影响：J.K.罗琳的书依旧畅销，伍迪·艾伦继续拍戏并入围柏林电影节，汤姆·科顿还在发表自己的极右言论……

他们希望读者意识到，对取消文化的批评伴随着保守派对进步派的污蔑，那些忽略具体语境把取消文化与当权者封杀划等号的行为，其实是夸大了取消文化的威力。比如曾引起巨大风波的《乱世佳人》下架事件，在很多中文自媒体的断章取义中，它被解读为新一轮美国版的“破四旧”，但真实情况并不是HBO下架了《乱世佳人》，而是流媒体平台HBO MAX暂时下架了这部电影，在加上历史背景说明和谴责奴隶制的警示之后又再度上线，并且不会对内容进行任何更改。

我们理应看到，至少到目前为止，取消文化取得了明显成效。它让更多人意识到过去不被察觉的偏见和歧视，那些我们曾以为的一些经典，背后所流露的歧视思想。从这个角度而言，取消文化是一种纠错机制，它让各行各业掌握话语权的人更加重视平等观念，客观上提升了少数族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话语权。

取消文化已经不再只是弱者的武器

但是，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取消文化的扩大化？如何保证取消文化最初的道义性不会在狂热后演变成主流意见对弱势意见的压制？在威权国家，知识分子反对封杀是为了警惕政治权力对多元表达的抑制、对市场与创作基本规则的破坏，但在美国这样的政治世家与重商主义并行的环境里，在一种价值上提倡自由民主、政治正确，现实里上层政治力量、资本力量操纵议程、阻塞底层晋升渠道的社会生态之内，单纯地支持和反对取消文化都如同缘木求鱼。

首先，取消文化是禁止不了的，它已经是美国乃至世界的一种流行反抗形式。其次，取消文化并不安全是恶的产物，它不是民粹所能单纯概括，实际上千百年前就有取消，但那是上层对底层的取消，是掌握政治和文化话语权的人们对边缘群体的取消，我们的主要历史被皇权和士大夫书写，西方文明的记录者往往是贵族和文人，而在过去男性的声音又比女性更强大，这本身就是一种取消，只不过是它更隐蔽、更专制，而今天的取消被摆在明面上。在黑人被当做奴隶的年代，是白人取消了黑人。而在现在，取消成了黑人、LGBTQ群体、亚裔等种种力量对主流白人话语权的冲击，取消文化是他们团结起来宣示自己力量的渠道，从这一点上看，取消文化有它的道德正当性。

现在的取消文化已经不再只是弱者的武器，就和很多当下的社会运动之类，当它进一步演化时，由于它是民众自发的、去中心化的运动，它没有成熟的政党组织，那么在扩大化的过程中它不可避免会伤及无辜，会变得暴力而令中立者反感。反映在取消文化里，中立者会也看到越来越多不同立场的人使用取消文化，他们一定是弱者吗？或者说，简单用弱者对抗强者的身份来定义双方，真的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吗？而它进一步会涉及到的问题是：当取消文化让更多人警惕自己的言行、恪守观念正确时，它同时也助长了一种敌我对立式的战斗风气，一些人因为害怕被取消而不太敢说出内心真实想法，另一些人出于对取消的愤怒加剧了对进步派的厌恶，其结果就是中间地带愈发单薄，社会言论在两极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保守的越来越保守，激进的越来越激进。

美国的政治极化当然不是取消文化造成的，但取消文化的传播客观上加剧了这个氛围，而在美国，这样一个至少在价值上极为强调自由的国家，取消文化也就难以获得中立者的同情。

所以对于进步派来说，怎么运用取消文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尽管进步派知识分子无法勒住民众运动的缰绳，但知识分子乃至更多还鼓励对话、交锋的朋友可以思考，我自己是否要运用取消文化？我自己会不会一言不合就要封杀立场不和的人？如果取消的泛滥已经导致这个运动被污名化，甚至资本和强权也在运用取消文化，那么，片面地强调取消本身的道义，虽然可以被理解，但是否远远不够？毕竟从现实策略的角度，无论一个运动在道义上有多么正确，当它引起了中间派的强烈反感，它自己也愈发处于被污名化的地步，当然这其中有强权和资本泼出的脏水，但同情一方也应当考虑如何扩大自己的基本面，把温和派拉到自己这一方，而不是远远推开。

而我们再往下说，取消文化的本质必然是激进的，它必然会导致温和派从同情到厌恶的过程，所以，简单呼吁取消文化支持者不要激进，这也是一种轻率的态度。更具有理解、也更可行的办法，或许是明确取消文化的边界，“我们什么时候取消，什么时候不能取消”。比如：如果一位作家反复发布贬损女性的内容、渲染种族主义仇恨的内容，那么读者集体抵制这个作家，这是情有可原的，作家对此进行申辩，也应该被允许。但如果一个公众人物，他只是单纯表达和主流不一样的声音，哪怕他有自己的偏见，我觉得都不要取消，因为那会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是反抗者共用了和强权者一样的方式，它侵蚀了多元表达的土壤，使得公共讨论变得越来越困难。

当然，我知道在现实里，怎么界定“什么是言论底线”非常复杂。比如一个作家画主人公恋童的漫画，他违背了底线吗？但如果是这样，《洛丽塔》这样男主人公迷恋未成年少女的文学经典，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又比方说，四月初豆瓣闹得沸沸扬扬的《休战》事件，由于好事者举报给译本打差评的学生，导致网友集体愤怒，用打一星的方式抗议举报者的行为，最终导致举报者道歉、《休战》等相关图书锁分、涉事译者汪天艾注销个人豆瓣账户（她最初声援译者，批评打差评学生的行为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但客观来说，她不是举报者），这整件事实质上就是中文互联网里的取消运动，在这个现实案例里，我们就能看到取消文化的复杂所在。它既是道义的，又是不可控的，它既彰显了弱者团结的力量，又在后期伤及无辜，包括弱者共同体里的其他人——那些无辜的翻译和被连累的图书设计参与者，笔者认为，单纯批评和支持取消文化已经没有意义，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要思考自己发言的尺度、什么是言论的底线。否则，即便是道德的事在脱缰之后也会变成暴烈的狂欢，每一个当局者都会被愤怒所笼罩，而无法再好好说话。

取消文化会让被取消者及其同情者抱团取暖

如果说，取消文化的初衷是声援弱者，那么它在进行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对弱者的保护，哪怕那个弱者不是和你观点一致的一方。同样的，如果说取消文化最初源于进步人士对主流声音压制边缘声音的不满，那么，这种对强权的愤怒，应当使我们自己保持警醒，警惕自己在某一刻沦为强权的一方。所以，即便是同一件事情，不同时间段的策略也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休战》事件中，有识之士反对举报者，但也在后期，他们会希望运动者不要伤及无辜。

或许会让进步派感到事与愿违的是：取消文化让他们反对的力量更加团结，并且吸引到温和派的加入，结果就是取消的没有被真正取消，进步派反而被进一步污名化，而这些抱团取暖的人会以厌恶政治正确作为旗帜，在下一次大选中坚定不移地投出他们的选票。久而久之，不但社会上的政治撕裂难以愈合，整个社会的保守力量也会如同铁板一块，而进步派却不得不面对取消文化所带来的割席——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对自我道德标榜更高的进步派，更容易受到取消文化带来的人设崩塌，而保守派人士其实并不那么畏惧取消，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厌恶政治正确。

正如学者李东辰在《“取消文化”当道：利弊之争及未来走向》中所说：“很多保守派人士已经开始以被‘取消’为荣，以被‘取消’为筹码，被‘取消’俨然成为了忠诚于特朗普和保守事业的象征，‘取消文化’使得被‘取消’者报团取暖，声势难减。”

今年3月美国的一份民调显示，高达64%的美国人认为“取消文化”是对自由的威胁，这其实也是对进步派敲响的一记警钟。取消文化疏远了中间群众，久而久之，它会让进步派失去可能的盟友。

取消文化背后，数字巨头的权力扩张值得警惕

其实，当我们谈论取消文化时，数据平台——尤其是像Facebook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它们在今天发挥的作用，实际上也值得我们深思。

在今天，谁拥有审核言论尺度的裁判权？法院能做的事，互联网巨头可以做吗？当社交平台巨头以正确之名封杀用户，谁又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力？这背后互联网巨头的权力扩张乃至对司法权的僭越，才是更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

而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时有发生。例如在2020年秋天，美国出版公司Republic Book Publishers（PBP）出版了约翰·克里布的历史小说《老亚伯》（Old Abe，林肯的昵称），讲述林肯与美国南北战争的故事。然而，这样一部宣传林肯的作品，在投放广告时却遭到了Facebook的拒绝。Facebook对此并未给出具体理由，而《华盛顿邮报》撰稿人Ron Charles在调查后发现：“PBP的广告之所以被拒，是因为里面包含了前副总统迈克·彭斯的一句赞赏：‘这是我读过写林肯写得最好的书！’”

原来，PBP是一家专攻保守派市场的出版社，时值特朗普拥趸大闹国会后的敏感时期，Facebook在那个节点加大了对保守派的审查力度，于是才有了这出闹剧。所以，《老亚伯》投放受阻并非来自公众的自发抵制，而是Facebook在内容审查上的懒惰与不负责。在美国政治极化的背景下，Facebook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政治旋涡，它们的审核、宣发不仅会考虑到主流用户的口味，也跟它们高层的政治立场、幕后资本，乃至政党在社交媒体战场上的博弈密切相关。

今天的社交平台拥有一种膨胀的权力：它们可以根据对法条的自我解读来决定封禁用户的账号，它们控制议题，对内容选择性呈现，来影响乃至干预公众的认知。当知识分子批评网民自发的取消文化时，他们应该看到更普遍也更冷酷的取消——由互联网巨头及其背后力量发起的取消，一种真正不允许用户申辩的霸权式取消文化。这也是为什么，当特朗普账号被美国各大互联网巨头封禁时，默克尔等欧洲政治家即便反对特朗普，也不支持Facebook、Twitter的做法，因为这些互联网巨头自发定义了紧急状态，并在紧急状态下随意僭越了司法与公司权利之间的边界，这是比政治主张更令人后怕的事。

我们会发现，当取消文化被互联网巨头以道义之名利用，它变得看起来大快人心，却又是对网民的互联网身份、财富和内容更无情的清洗。或许在今天，它代替你封杀了你不喜欢的用户，但如果有一天，你站在了那个主流之外呢？你是否做好准备，面对“社会性死亡”的结果？

所以，取消文化并不是一件远在大洋对岸的事，它就在我们附近，在互联网的时时刻刻，我们轻易不要取消别人，为的是有一天，我们不要自己被取消。

本文首发于《燕京书评》

参考资料：

1. 艾萨克·乔蒂纳：《诺姆·乔姆斯基对特朗普的评价》，原文刊载于《纽约客》，World Communist Parties转载，麦沛玲编译，2020-11-12；

2. New York Times, Jonah Engel Bromwich, Everyone Is Canceled It only takesone thing — and sometimes, nothing — for fans to dump a celebrity；

3. https://harpers.org/a-letter-on-justice-and-open-debate/，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

4. Washington Post， Ron Charles，Did Facebook ‘cancel Abe Lincoln’? The truth is complicated — and alarming；

5. 张拓木：《一文读懂“取消文化”的起始和走向》，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 2020-08-11；

6. 龚思量：《专访｜林垚：自相矛盾的公开信与取消文化的正当性》，澎湃新闻，2020-08-09；

7. 新京报书评周刊：《苏斯博士作品被召回，他是“取消文化”的受害者吗？》，2021年03月12日；

8. 李东辰：《“取消文化”当道：利弊之争及未来走向》，澎湃新闻，2021-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