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奥斯特洛夫斯基及其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1页

多年来的一些宣传，给大家一个印象，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工人，因为干不了活了，干脆就拿起笔写些东西，结果还成功了，作品广受欢迎，最后还成了名著。名著简直是太好写了，人人都能轻易成为知名作家。这个说法你信吗？反正我不信——只要人能成熟些，换成谁都不信。 在《钢铁》中，保尔在1926年身染重疾，已经不能再胜任长时间的工作。保尔在一次面试与一名编辑交谈后，他决定改行文艺创作——这也是仅存的“动动手就可以胜任”的工作。从此保尔开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热情和效率发奋学习文学，逐步将自己从一个受教育程度仅中学毕业的团领导干部强行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与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经历一样。

《奥斯特洛夫斯基传》里有一个吸引人的小故事，故事发生在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妻子拉娅成为好友但还关系还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时候。 下面是引文：

拉娅经常与尼古拉一起到图书馆借还书。借书处的组长是一位翘鼻子的姑娘，名叫杜霞。她不大喜欢尼古拉：看来，她以为尼古拉是个好吹毛求疵和爱挑剔的读者。有一次，尼古拉向她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书。 “您怎么啦，同志！我们没有这种书！”杜霞用一种不太满意的口吻声言道。 “‘这种书’如何解释呢？” “‘这种书’就是您要借的！这种书我们已经停止向外借阅。书中有许多有害的思想。借革拉特珂夫（1883—1958）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书吧。” “您听着，”尼古拉勉强压抑着自己的情绪说，“革拉特珂夫和马雅可夫斯基都是优秀的作家，我对他们深为敬慕。但是，我现在向您借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同志，这种书没有！我们图书馆的工作是要为无产阶级文化使命服务的！”尼古拉被激怒起来： “您不要用无产阶级文化这种字眼来愚弄我！现在可不是用呆板的公式来从事文化事业的时候！” “读者同志！”杜霞抬高嗓门说，“您不要耽误我的时间！如果您是一个紧跟时代的人，您应该明白，令人痛恨的旧社会的一切文化偶像都在泯灭之中。”引文完①

看来，这个图书管理员还是有些知识和想法的，但她不理解托尔斯泰的作品，先入为主地将托尔斯泰的书简单归类为有害的书。我们在为托尔斯泰抱不平时，是否想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现在也遭受了同样的“待遇”。

《钢铁》中，“生命的意义”一段在中国妇孺皆知，我摘录下来：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要抓紧时间赶快生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都会使生命中断。 保尔在烈士墓地追悼战友，由心入景，由景生情，最后升华成人生感悟，感人至深，旁白与主人公内心独白水乳交融，一气呵成。有人问，末尾怎么又多了一句？

其实最后一句一直都在，但“太不合时宜”了，被选择性忽略了。既要献身理想，又要珍惜生命， “托尔斯泰的理念”影响竟然也深深影响了作者！ 有人认为《钢铁》只属于红色文学，背弃了俄国文学的传统，但我并不这样看。 作者在创作《钢铁》之前的几年，虽然身体每况愈下，仍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就包括阅读大量俄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为计划中的创作做积累。

据其夫人的回忆录所说，作者每周的阅读量竟在20至30本左右！而且他对文学作品的质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读的经典著作，包括普希金、契诃夫、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中很多精彩的大段段落，作者能一一流利背诵。他还以极大的兴趣阅读有关国内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其中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叛乱》，弗谢沃洛德·依凡洛夫和鲍·拉夫烈纽夫的中篇小说，康·费定的《城与年》和尤·利·利别金斯基的《委员们》。就诗歌而言，他喜欢捷米扬·别德内依、弗·马雅可夫斯基、别兹敏斯基、日阿罗夫的诗。他对科技读物、历史回忆录亦兴趣颇浓。他选读翻译著作还有大量的美国作品。作者最喜欢的作品，是《静静的顿河》（前两部）。

在《钢铁》中体现的精神气质，既有福尔曼诺夫式的对革命的忠诚，高尔基式对苦难的直面，也有普希金式的战斗热情，托尔斯泰般的悲悯等。有经验的读者在阅读《钢铁》时，不难看出保尔身上体现了传统俄罗斯文学中“新人”和“圣徒”的概念，冬妮娅身上有既高贵有可亲的贵族少女的影子。作者内心的纠结和矛盾在作品中反映，这也是俄语文学的普遍特征。 除了文学艺术类书籍，作者还大量阅读政治书籍，进行政治学习。如此高强度的阅读，最终使作者受过伤的眼睛发炎，在1930年左右彻底失明。

作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1931年底完成了《钢铁》的第一部。1932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副总编科洛索夫打破“编辑不能与作者接触”的惯例，去了作者家探望。科洛索夫试着问作者，基于作者的身体情况，是否愿意由出版社派人加工作者的作品。奥斯特洛夫斯基毫不犹豫地回绝了，他坚决反对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别人的东西，这是他创作的“红线”。科洛索夫终于认识到他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作家。② 1933年夏，在出版社方面的帮助下，作者完成了《钢铁》的第二部，作者在这期间2次病危。

有人认为，是因为作者的体力问题，使第二部不如第一部的水平。我认为不是这样，比如，第二部不仅有建设时期保尔的在严酷环境中追寻理想，思想和行动方式不断成熟的过程，因性格冲突和自身幼稚与丽达遗憾地擦肩而过的感情处理，还从多个视角描写了杜巴瓦与保尔等人的理念冲突，反映了苏联早期的思想路线分歧。杜巴瓦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还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暗线，加固了小说的结构，另外第二部的篇幅和社会涉及面远大于第一部，有很多黑暗面的揭露。许多东西既要符合历史真实，又要不太违背社会主流观念，因此第二部中作者使用曲笔远多于第一部，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也必然内心充满矛盾。《钢铁》中作者借保尔的感受描写了自己的心情： “忧伤，以及常人的各种热烈的或者温柔的普通感情，几乎人人都可以自由抒发，唯独保尔没有这个权利，它们被永不松懈的意志禁锢着。但是工作越接近尾声，这些感情越经常地冲击他，力图摆脱意志的控制。要是他屈服于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听任它发作，就会发生悲惨的结局。”

可以说，第一部使《钢铁》获得当时的群众（尤其是青年）基础，第二部使《钢铁》真正成为一部经典作品。 《钢铁》出版之初，虽然引起普通读者的热烈反响，评论界却对它极少关注。但事情很快有了转机，老作家绥拉菲摩维支关注到这部作品。绥拉菲摩维支认为，作品中对革命年轻一代人物的塑造极富有原创性，是文学领域的一大突破，且小说的思想（这可不是语文老师口中的那种思想性）极为深刻，已显露出大家气度。虽然《钢铁》的处女版文学性还有待提高，但是，文字语言是可以通过加深学习快速提高的，原创性和思想才是最重要的。绥拉菲摩维支亲自去作者处对奥斯特洛夫斯基进行指导和帮助，这使得作者的文学功力日见成熟，《钢铁》也通过几次修改完成了文学化“蜕变”。1935年绥拉菲摩维支带领6位作家联名在《真理报》推荐《钢铁》，小说迅速风靡全苏联。在1936年作者完成《暴风雨的儿女》第一部后，绥拉菲摩维支见到作者文学水平进步神速，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他恭喜作者的巨大进步②。

现在有很多人用前苏联时期犯下的历史错误（包括作者在世时苏联因政策失误导致的饥荒，作者离世后发生的大肃反、卡庭惨案、争夺霸权等）来指责奥斯特洛夫斯基，其实，作者在病重离队前，只是共青团州一级的领导。成名后以残病之躯当了全国代表，并没有参加制定政策的权利，何况很多事情是作者病故后发生的，这种指责太过严厉了。但作者在生前，似乎很愿意背负这种“十字架”。比如在《钢铁》第八章中，保尔在瘫痪后，担任了青年的政治辅导工作，一天（时间点可能在1928到1929年之间）他与一个区委书记谈及“集体化”推行过左。这是一种典型的春秋笔，在《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中，作者曾将全家人称为“集体农庄”，应该说，他对集体化取代小农经济是非常向往的，但有感于1932-1933年乌克兰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悲剧，而且苏共确实曾有缓行集体化的政策（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也有反映），作者借此表达了一种慎重——政策失误会死人。（让作者一上来就明白集体化水平要适应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可能太勉为其难了，各国的农业政策制定基本都是吸取过去人命换回的教训！）。

对嘉林娜的访谈暗示③，作者在内战中曾受过军事审判，可能的原因是拒杀俘虏②。《钢铁》的初稿有可能有保尔受军事审判的情节。文剑译版第7章，“保尔的母亲听阿尔焦姆诉说保尔官司的经过，哭的死去活来”（发生在保尔来家信之前，其他版本“官司”被译成麻烦事、遭遇等）。但本人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但从许多其他资料看，当时双方对被俘人员都曾有痛下杀手。《钢铁》中曾描述过，保尔押送波兰俘虏时，一再告诫自己，“不能给红旗沾上污点”，这也表明这作者的态度。

余一中教授曾指出，奥氏在1936年给妻子写信时痛骂“托派”是疯狗，认为作者同意“清洗”政策④。但《钢铁》中对杜巴瓦的描述，表明作者遵从列宁主义，更愿意在制度框架（比如大会辩论等）内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在1934年12月，苏联领导人基洛夫被暗杀，激起苏共党员的极大愤怒。很多党员或多或少知道苏共上层的矛盾，《钢铁》最后的部分也有所表示。但是政治争斗归政治争斗，暗杀是绝对破底线的行为，奥氏如此痛骂反对派，原因恐怕在此。斯大林借机将矛头对准反对派，将他们指责为幕后凶手（事实早已掩盖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虽然基洛夫确实与反对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有很深的矛盾，但至今真凶是谁，仍是个谜），逐步加快内部肃反，在1937,38年肃反达到高潮，大批人遇害。 从作者人生中最后几封信看，他询问亲友针对季、加“大审判”的细节，看来他已经误信了被告人的假自白，认为反对派领导人有罪⑤。作者没参加过正式公开的“讨伐”反对派的活动，只是在私人信件中谈了一些看法，有人说他受了蒙蔽，这种说法不算错。有些人想把他定性为斯大林的“帮凶”，但只用这些信件做证据，无疑是很难服人的。

拉雅的回忆录还记载，作者去莫斯科后专门与肖洛霍夫闭门见面，拉雅当时在场，拉雅回忆道，会谈内容没有记录，谈的东西“我也记不清了”。由此我们可见作者最后的日子由于身份敏感所承受的特殊压力。

读到这，有人会有疑问，苏联官方当时为何还要大力宣传《钢铁》。这很简单，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被认为靠得住，《钢铁》的特殊写法，使得年轻人和文坛精英都能看到自己想看的一面。比如，肖洛霍夫和巴别尔（《骑兵军》作者）都特别推崇奥斯特洛夫斯基，可能因为他们都是写政治题材小说的，彼此的思想和技法都很了解②。

我在初读《钢铁》时，读的是校正版，即作者在去世前（1936年）将早期的发行版大幅删改后的版本，我国八十年代前引入的译本都是从校正版翻译的，该版本在网上被戏称为“和谐阉割版”。由于某些原因，作者将早期版本中的许多段落直接删除，没再加过渡，留下很多“断层”，显得“结构松散”。 一种说法是作者出于保证全书的艺术整体性，主动去掉一些过于突兀的“枝节”。另一种说法是，作者迫于某些压力，不得不做出某种妥协，去掉了有“不合时宜内容”的章节。上世纪五十年代后，苏联官方陆续公布了《钢铁》早期版的被删段落，其中1964年一次性公布了将近5万字的删节内容。现在一些《钢铁》的翻译版本收录了删节。这些删节加深了一些人物描写，使其更加客观化、立体化和人性化，并涉及到作者对一些较负面现象的看法，对民族主义者、党内反对派、自由主义的认识和功过评价。从中我们也能看到作者思想的独立和复杂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人们都赞赏奥氏坚持不放弃的生命精神，不过很多人都忽视了这种精神的来源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中心。 前苏联1941年版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影中处处流露出一种对生命的爱惜和尊重，其中一句台词是，“我们愿意为革命付出一切，但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能轻言就死”，这种说法在若干年前肯定会引起争议，但在原著小说中实实在在地有这种倾向： 在小说中，珍重生命的说法先后提及了多次，最早的一次是保尔与冬妮娅分手前，坦言自己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仅仅为特意表达对爱情的忠诚而用生命冒险（有读者对此不认同，但小说种冬妮娅与好友的信中也曾有类似观点）。 而保尔的生活态度进入成熟期的体现，是在名段“生命的意义”之后，“我们要赶快好好地生活，因为一次疾病或事故，都有可能终止生命”。这一句与“生命的意义”相接，是很有意义的。保尔每每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四次死里逃生，在经历过生死后，他逐渐将自己的生命和解放事业联系起来，生命是有意义的，那么生活也应该是积极的，多彩的，而不是特意去禁欲和苦行。因此，保尔和丽达再次见面时，承认当年不辞而别是受了牛虻的消极生活观念影响（当然，保尔与丽达性格差异大，相处时不觉得轻松也是重要原因）。随后丽达给保尔的信中，也赞同保尔对生活看法的转变。 小说的最后部分，保尔因伤病致残，他在病床上还曾反省过当年犯过“左倾幼稚病”，工作时不太注意爱惜身体，否则“还能在岗位上多干好几年”。不过他没有因身体的残疾和生活的困苦而消沉，而是在家庭和朋友的帮助和鼓励下，用残生做出最后的努力。最终保尔对生命的坚持还是出于他的集体主义人生观。

无论是书中的保尔还是现实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都表现出基于集体主义的积极人生态度。但与这股向上的人生态度矛盾地并存的，却是自杀情结。奥氏曾经说，在集体中，他才有力量，否则他可能忍不住痛苦，早就一枪把自已打死了。奥氏最早表现出自杀倾向最早可见1923年写给女友别莲富斯的信，此时他正在区委，又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战友与他一起工作，貌似一切都一帆风顺，但他对自己的暗伤十分清楚，他写道，一旦身体垮下去，就在自己的脑袋上来一枪⑤。 奥氏在小说中体现了他的“自杀情结”。保尔在海德公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在文艺战线上，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奋斗了5年时间。但在小说的末尾，保尔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仍做了最坏的准备，一旦作品无出头之日，他就结束无意义的生命。这也确实是奥氏当年的确实想法。 好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生命最后两三年，人生出现大翻盘。他成了作家，能够以新的方式再次投入集体事业中去，按照小说的说法，“重新返回了行动者的队伍”。许多在作品中描写自杀的作家，最后以自杀告终，奥氏则无疑是幸运的，他把幸运归功于集体，因为正是他将人生投入到集体，集体又给了他人生的出路，他才免于毁灭，并实现了人生价值。

1936年12月，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完成《暴风雨的儿女》第一部的校对工作8天后，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很长一段时间，推荐我们读他的作品，抱着的目的是道德宣传，甚过名著鉴赏，小说的艺术和思想竟慢慢被掩盖。渐渐有人对小说有了质疑。尤其在当今，承平日久，当年使我们度过危难时期的信条—革命和集体主义，已经有人认为过时，甚至是错误的了。我们如何评价这为将一生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一个革命作家？一个战士？还是一个被利用的悲剧人物？

西方有一个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最厚道的评价，他是“圣徒”，一个“共产主义的圣徒”。他虔诚地信奉自己的信仰，为此不惜受常人不能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牺牲殉道在所不惜；道德崇高，利他而不利己，为其他信徒做出表率；死后留下一本福音，代代相传，引导人们去恶修善，建立共同的乐土。有人假借他的威严，也有人对他咬牙切齿；要毁掉这门信仰，他必须是最先被攻击的对象。奥斯特洛夫斯基被称为“共产主义圣徒”当之无愧。

①《妻子的回忆》，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著，1974年

②《活生生的保尔柯察金》，特列古勃著，1968年

③ 访谈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无悔人生》，斯韦特兰娜 萨莫杰洛娃，穆广仁的文章《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曾引用

④余一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好书吗？》 《俄罗斯文艺》1998年02期

⑤《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王志冲译，2011年

PS：同系列文章

揭示保尔与冬妮娅相爱和分手的真正原因和比小说更加感人的真实幕后故事

作者爱情观到底怎样—我觉得值得参考

文学化的高阶政治指南。

内含独家观点，《钢铁》终极文学技巧—反逻辑

解释我为什么认为第二部强于第一部，因为这个矛盾冲突比初恋破裂还令人深思。

要是还有兴趣，欢迎去百度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吧查看具体资料。

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你才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的经历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 改了几个字，因为这是我对这本书的理解，也是我的人生指南，找到自己认为的最伟大的事业，然后使劲全力去实现。

有一部电视剧叫《乾隆*王朝》。

里面有一个人叫普*道*昭*。

他一开始出场的时候，是一个当铺老板。因为皇帝要给他妈修一个楼祝寿。承建的和珅没钱修，只能向各地官员搞众筹。两个清官没钱，只能去当铺当掉祖传的字画。普*道*昭*觉得这两个人清官啊。于是替他们出了钱。

和珅一看，这哥们仗义啊。。推荐给皇帝。皇帝一看，这哥们对我妈这么孝敬。封他为青浦知县。

这个普*道*昭*在任上，非常勤勉。因为早年间，开当铺攒了一点钱。当地老百姓没饭吃。他就自掏腰包开粥场。为此升官变成江苏巡抚。后来，他突然向国家申请修水利。国家派人查看，发现这个货贪污了修水利的钱。把他抓了。

被捕后，他拿出来一个算盘。计算了一下，如果他不做官，继续做当铺老板，这些年应该赚的钱。和他每年孝敬给皇帝的钱。大约有200万两。他说他不是贪污，他就是想要回这些钱。。

给皇帝和和珅差点气死。。。

苏维埃的问题也是一样。就是大家出来工作，就是为了赚钱的。。天天吹理想。这个不行的。。战争年代，为了国家独立和不被外族侵略，保尔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是在和平年代，是个人，都要追求一点生活质量的。保尔的做法是玩不下去的。

台湾学者余敏玲在其作品《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的第一章《苏联新人保尔·柯察金与典型中国化》的结尾部分道出了一个十分令人玩味的事实：

事实上，今日的大陆学生觉得保尔那个时代已经离他们十分遥远。官方传媒虽然还在大力提倡保尔精神，中宣部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为中学生指定的课外读物，强调的不是革命和阶级斗争，而是保尔乐观豁达的人生观；试图利用保尔精神来挽救中国人民的信仰危机，但成效有限。一位初中生坦白地告诉亲人，为了老师的面子，勉强挤出励志感想，但他看了两遍小说也没看懂，真实的感受就是“保尔真惨”。许多中学生更不明白保尔吃了那么多苦，是为了什么？苏联已经解体，保尔的革命理想还是没有实现，他的苦不是都白吃了？这样的反问真是道尽了1950、1960年代那些坚守保尔精神、一心为党为国、却受各种政治运动折磨者无尽的悲哀。1990年代末期以来，绝大多数学生崇拜的对象已经不是保尔，而是比尔·盖茨等事业有成的人。在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与崇美观念的影响下，多数青年认为成功者不再是吃苦耐劳、或愿意做社会的螺丝钉、却孑然一身的人；他们必须是财富傲世或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人。

在《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中仍然秉持“民主—极权”二元对立观的余敏玲的政治立场姑且不提，但她在以上这段引文中所揭示的现象却是真实的：尽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仍然得到推崇，保尔·柯察金仍然是中小学生作文中的常客；但官方对保尔形象的宣传，主要侧重于强调保尔钢铁般的意志、面对困难绝不低头的精神、不懈追求生命意义并最终超越了自我的奋斗人生。换言之，“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著名的话语中真正得到当代人肯定、引起当代人共鸣的其实是“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然而，“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能够支撑起这两个“不会”的恰恰是“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作为一个愿意为革命事业燃烧自己的阶级战士，倘若刨除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身份，忽视1917年至1921年空前绝后的俄国革命对于保尔这样的社会底层的巨大意义，那么保尔任何超越生命极限的惊人之举就变得无比虚伪而不真实。而尴尬之处在于，“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事业在二十世纪末的剧变之后已经陷入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低潮，过去一百年的一切宏大叙事在新千年到来之后均遭到了解构和消解。而当保尔形象所赖以生存的革命话语体系遭到来自官方和民间共同的淡化和遗忘之后，保尔的一切品质在当代读者眼中也就失去了其全部存在意义，乃至遭到自由派知识分子“没有理性、没有宽容、没有文明、没有爱”的指责。

然而，或许革命的话语体系已经被消弭了、革命的思想理论已经被贬斥得一无是处了，但革命的土壤还在，革命的动机还在；或许老布尔什维克已经死光了、死绝了，但不代表老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就已经被封死在水泥墙里、装作从未存在过的模样。保尔斗争了一辈子——和神父斗争、和白军斗争、和毕苏斯基分子斗争、和革命后的官僚斗争、和专制的大家长斗争。这些斗争没有妥协余地可言，但归根到底是赤裸裸的、血淋淋的现实的反映。这种现实并不仅仅存在于1917—1921的俄国，它不但延续至今，而且正在以更加难以察觉的方式吞噬无辜者的生命。而人们最终认定这种现实亟需改变的那一天，就是他们意识到保尔的“没有理性”的背后是真挚的革命热情、“没有宽容”所代表的是与旧社会彻底决裂的坚定意志、“没有文明”直指肉食者的矫揉做作、“没有爱”来源于敲骨吸髓的阶级压迫的那一天。而这个粗鲁但又坦荡的乌克兰小伙子，也将通过新的载体回到他所热爱的阶级兄弟中间，挥起马刀向那个似乎不可战胜的庞大存在发起冲锋。

“那么，请问非党员可以离开吗？”

“可以。”

“把我的党证拿回去吧，我可不愿意为了这张小纸片丢掉自己的性命。”

看了这么多回答，我反倒觉得本书十分真实呢，起码这段情节写尽了全天下的投机分子的面貌。

但这人有错吗？倒也没有，想活命算什么错，况且这人也干满了日子，只是在可能的死亡面前退却了。

那保尔等人的怒吼有错吗？更加没错，身后就是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无路可退。

他们都没错，只是道不同而已。

也许精致利己者最令人讨厌的地方不在于利己，而在于精致。

明明是自己庸常，偏要去解构崇高。

我有时在想，好多人热衷名利，是不是只为了一点点优越感，只为了虚幻的人上人的迷梦。

所以当有人高大到他们不能俯视时，他们会设法推倒那些伟大者的塑像？

坦白说，我不赞同保尔的许多思想，但我的确憧憬着保尔心中的理想国。

因此，我敬重那些为之奋斗的人，我敬重烈士的血，英雄的泪。

即使保尔的红旗上染上了污点，也不要忘记蜷缩着死去的犹太少女啊。

纵然列辛斯基回归、杜巴瓦堕落，我也相信柯察金将会复活。

厨妇的儿子，会在熔炉中煅成钢铁，他将如闪电般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