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前到现在气候发生了很大变化吗，具体是怎么变化的，据说古中国犀牛分布殷商时期犀牛所能到达的北界？ 第1页

几乎深入人心的“全球变暖”论调背后，其实也暗藏着发达国家和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博弈。此处不做过多讨论，只回顾我大中华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

目录导读

一、不得不提的两篇经典论文

二、气候变化VS动植物分布

三、气候变化VS王朝更迭

一、不得不提的两篇经典论文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72年的《考古学报》第I期上，时年83岁的竺可桢老先生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后转载于1973年《中国科学》16卷2期，以及1973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这是竺老生前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全文篇幅仅5000余字，却聚集了老先生毕生研究的成果，包含有大量古代典籍与方志文献的记载，旁征博引蔚为大观，是他学术生涯的扛鼎力作，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但凡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中国环境史、物质文明史的文章，都会引用这篇经典论文——至今在知网上的下载数接近25000，引用数近2800，真真正正的大V！文中经典图镇楼。↓

竺老根据历史和考古发掘材料,证明我国在近5000年中,最初两千年,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在这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3℃的摆动,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年(殷末周初)、公元四百年(六朝)、公元一千二百年(南宋)和公元一千七百年(明末清初)时代。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并且这种气候变迁是全世界性的。气候交冷时先从太平洋西岸开始,由日本、中国东部逐渐向西移到西欧。温度回升时则自西向东行。

哈佛大学Bret Hinsch教授则在竺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了更多世界上其他地方文明变迁、气象学文献资料、考古史料、自然地理和历史地理文献等等进行了更加仔细的对比研究和考证，并于1988年以“Climatic change and history in China”为题发表在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上（2003年被翻译成中文《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这第二篇经典文献，给出了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气温变化的另外一个基本轮廓（括弧内为自己标注）：

中国新石器时期气候似乎特别暖和; 约在前1500年的商朝期间,气候开始变冷并可能在前1000年左右（商末周初）达到一次极冷; 随后西周早期气候开始呈变暖趋势,并持续至汉朝; 3世纪的东汉后期出现一个新的寒冷趋势,直至整个南北朝时期,气候都是普遍寒冷的; 7世纪（隋和唐早期）温暖气候回复并持续至10世纪（唐末、五代和北宋早期）; 11世纪（北宋）相对寒冷; 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南宋）有一短暂的转暖,但总的来说气候是趋向于寒冷的。此次转冷持续至18世纪早期（雍正帝登基后）; 18世纪早期又一次转暖开始,除了19世纪中期开始的一次寒冷（1840-1890）,这次相对温暖的气候持续至今。

有兴趣的可以下载这两篇文献来读，或者私信索取。

二、气候变化VS动植物分布

生物专业出身，不免首先关注到这5000年历史中气候变迁对动植物分布和农业发展的影响，按历史顺序举例来说。

公元前6000年，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气候较温暖潮湿，半坡文化（现西安附近，有认为同属于仰韶文化）正繁荣。该处考古发现麞（河麂）和竹鼠的遗存，而它们现今只生存在亚热带地区，后者常出现在南方饭馆的餐桌上。黄河入海口处则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碳化竹，此地与现今竹子种植的北界要再偏北几个纬度。↓

公元前1400年-前1100年间的商朝同样温暖湿润，其都城殷墟遗址（今河南安阳）考古发现大量梅核，如今梅在该地区已经销声匿迹。动物方面，除了很多麞和竹鼠，还发现了貘、水牛和野猪的生物遗迹。公元前1300多年的武丁时代，甲骨文刻文还记载打猎获得一头大象。河南古称豫州，“豫”就是人牵大象的标志。但Bret Hinsch教授认为这些动物中至少有部分是从南方引进的，因为在殷墟遗址中还发现了孔雀遗迹。↓

西周早期，整个中国变冷。《竹书纪年》记载扬子江（即长江）在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曾两次结冰，《诗经·豳风》也提到过9月结冰的天气。但东周春秋时期再次转暖，梅树又生长在西安附近。没错，梅子就是这么任性。《左传》记载当时家燕在春分时能到达郯国（今山东南部），现在却只能到达上海一带，可谓是“旧时山东堂前燕，飞入上海百姓家”，说明春秋时期今山东南部气候类似于今上海气候，根据气象数据资料推断得到春秋时期中国北部气温比现在高3℃。

温暖的气候持续到整个秦和西汉王朝。《史记》曾提到柑橘、竹子和漆树在今生长地以北的地区茁壮成长，成功实现了“橘生淮北仍为橘”呀！《史记》还记载，汉武帝中期的公元前110年，黄河在瓠子决口，砍伐了河南淇园一带繁茂的竹子编容器盛石子以堵塞决口。长沙西汉墓考古发掘出装有梅核和干梅的罐子。梅子不常有，带到坟墓中。这位吃货贵族，为考证气候变迁真的贡献了一份力。

到东汉，也就是公元之初时，当时国都洛阳有过几次晚春霜冻降雪，冻死人冻死庄稼造成严重饥馑，但整体上还是延续了西汉温暖有力的气候。因为南阳人张衡（就是发明地动仪的天文学家）在《南都赋》提到河南南部橘柑橙类种植十分普遍。但到了三国时代曹操为了与汉武帝种石榴标榜武功相比，在铜雀台种橘，结果只开花不结果。成了大写的“橘生淮北则为枳”，也预示了中国新一轮寒冷气候的来临。这一新的寒潮在公元3世纪80年代达到最低点,因为晋朝史书记载当时五月份还有霜冻。↓

而接下来的整个南北朝时期，中国气候都是持续寒冷的。公元6世纪30年代，北朝贾思勰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记载，北方杏树开花和枣树发芽的日期比现在晚2-4周。今河南和山东当时因为冬季严寒，石榴树已经无法在户外生存，而现在这两省的石榴树是可在户外过冬的。整个6世纪有19次异常严寒冬季的记载，超出历史平均水平。

隋唐中国重新统一，也开始了一个更温暖的时期。从资料看，长安城650年、669年和678年无冰、雪，显然比现在的西安暖和。七八世纪，冬季更加暖和。唐朝繁荣的咏梅诗和有关柑橘种植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甚至连农作物收割播种也因此而变化。

遍布北半球的温暖气候在唐宋时期持续，到宋初，梅树种植更加普遍。但谁能料到，到了苏轼和王安石生活的北宋中期（11世纪），梅已经在 关中地区消失。这场寒冷持续到12世纪，在1111年寒冬，太湖全面结冰，该地区所有柑橘冻死，杭州普降大雪。整个12世纪中国南北一年中霜冻和降雪时间都比现在长得多。同时期内，南方荔枝也因寒冷遭受毁灭性损失。唐代时成都还可产荔枝，北宋苏轼老先生就不得不到成都以南60公里处的眉山赏荔枝，南宋诗人陆游和范成大发现连眉山也不产荔枝了。现在眉山的荔枝才再度繁荣。

到了南宋后期，也就是12世纪末13世纪初，出现短暂的温暖。杭州在1200/1213/1216/1220年都无降雪。1224年丘处机道长还作诗记录了北京清明节杏树开花。但整个13世纪，我国总体是转冷的，并且是从中国西部开始。丘处机应成吉思汗邀请西游，1221年记录到新疆赛里木湖周围的高山雪线比现在要低几百米。所以邱道长途径牛家村那场大雪，只能是金庸老先生的杜撰了。约1200-1400年间，正是极地旋风扩展的时候，北半球气温骤降导致在中国和欧洲形成了一个“小冰期”。↓

上面的这个小冰期贯穿整个元朝，14世纪超过1/3的冬季异常寒冷。14世纪也成为中国有史以来出现严冬次数最多的世纪之一。1329年和1353年太湖湖面结冰,严寒摧毁了长江下游的柑橘，不错，又是橘子。 1351年, 有诗记载，黄河结冰时间比现在早一个月。可见, 14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冷的时期之一,且是12世纪开始的寒冷趋势的另一低点。

竺老考证认为，相对寒冷天气持续至1520年, 1500年-1600年间有一短期寒冷天气,随后是1620年— 1720年气候的长期转冷。1654年和1676年极度严寒摧毁了江西省的柑橘, 没错，还是橘子。1650年— 1700年50年间中国南端热带地区的主要河流和湖泊又有多次霜冻和降雪。另外, 1608年— 1617年间袁小修和1653年— 1655年谈迁的日记都提到了大量植物的开花期比现在晚几个星期,表明当时气候比现在冷。从相对的意义上讲,明( 1368— 1644年)和清( 1644— 1911年)没有温暖期。与商、汉、唐相比，明清最暖和时期平均气温也是较低的，毕竟在唐代黄河流域不少地方都以梅命名，比如陕西梅柯岭、河南梅山，现在这些地方梅早已销声匿迹。

三、气候变化VS王朝更迭

气候影响农业发展和作物生产，而中国5000年历史也是漫长的农业社会史。因此气候变化与政治动乱、经济发展、农作物价格波动、人口增减、土地用置、瘟疫控制、农民起义、游牧民族入侵乃至王朝的命运，也紧紧拴在一起。仍然以时间为序举例来说。

公元前1500年，北半球开始转冷，中国气候变冷速度也加快，商后期和西周初期便是这一普遍转冷趋势中的一个低温点。商朝灭亡的时候，正是生态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

东周时期气候温暖，作物生长期也变长，孟子荀子都提到当时北方农民一年可望收获两季。有利的气候条件促进了人口的增长。韩非子认为人口增长迫使人们为了有限的物质资源争斗不已，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动荡的重要原因。同时城市也开始发展，许多宗教、行政、军事意义上的中小城市发展为巨大的盛业中心，城市发展又进而促进了人口流动。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有利气候条件带来的农业盈余基础之上。↓

西汉王朝，降雨量大幅波动，但普遍温暖。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农业稳定发展的一个时期。东汉后期气候转冷，北方人口南迁，导致南方人口增长。而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也正是始于东汉。气候与政治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东汉末年，气候恶化，新一轮严寒来临，公元225年曹操之子曹丕甚至挥师渡过封冻的淮河。

公元100年，降雨量处于一个低点,公元225年达到一极高点。随后,总降雨量逐渐减少并于公元360年达到一个新低点。极少的降雨量，对于自中国西北经中亚的丝绸之路交通的萧条可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西北走廊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来讲,降雨量的大幅减少易使其更不适于人的居住。↑

东亚游牧民族第一次大规模入侵中原发生于386年-589年，这一时期气候变冷使生活于北亚和中亚的民族更难生存下去。同时整个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干燥也不适宜于居住。由于干燥季节的来临，严重影响中亚民族，使许多中亚居民放弃了他们的聚居地。↓

南北朝时期( 420- 589年)，中国北方处于入侵的游牧民族统治之下，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北部和周边游牧民族世居地气候急剧恶化的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赖以为生的草原越来越不适于居住，同时农业产量减少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游牧民族避开寒冷的气候挥师南下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此时中国中原地区，因气候变化在经济上进而在军事上显得更加脆弱和易受攻击。当然这也不是说，中国北方在异常寒冷和干燥的气候期里沦为游牧民族的统治对象，以及隋、唐在较为温暖湿润气候时期里重新统一中国都仅仅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历史上谁能主宰北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因素才是最终决定力量。但考虑到政治变化与生态环境变化之间的耦合性,气候可能是中国北方政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降雨量变化的数据显示，唐朝衰落于一个特别干旱的时期，这可能加剧了唐朝所面临的其他困难。王仙芝和黄巢于875年掀起的唐末农民起义便首先在一个旱灾极其严重的地方——即今天的河南省爆发。这次战争以唐的瓦解而结束。由于羸弱的唐政府对因气候干旱而出现的饥馑束手无策，几年后义军攻占了唐都并宣告一个新王朝的诞生。如此看来,气候的变化是促进唐王朝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上面谈到的东汉末期、唐末的分裂时期一样，南宋( 1127— 1279年)和元( 1206— 1368年)的政局动荡伴随着气候的转冷，即上面提到的“小冰河”时期。尽管气候转冷和政局动荡几乎同时发生，但要确定其间的因果关系却很难。中国北方农业萧条和社会动荡可能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也可能与政治和军事混乱有关。除了国内动乱外，南宋后期及元朝气候恶化再一次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同时发生。中原汉族和北方蒙古族的对立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斗争，更是两种生态环境之间的根本冲突。因此，这两种生态系统的生存力和平衡力的根本变化可能是两大民族冲突的潜在因素。与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原因相同,中国和北亚、中亚地区恶劣的气候可能削弱了北方游牧经济的生存力，从而促使他们在不断增加的压力下南迁。虽然这类联系比气候变化与国内动乱的关系更难确切证明。同时，多雨与寒冷相叠成为另一种灾难。李约瑟认为欧洲黑死病源于1332年致使几百万人死亡的中国特大洪水。洪水迫使人口和啮齿动物四处逃散，从而将这一疾病传播至其他地区。

恶劣天气与明朝的建立一致，但戏剧化的是，明朝末期的那次寒冷，又与中原明王朝的崩溃及满族的入侵时间相一致。妥妥的“成也气候，败也气候”！

之后的1720年-1830年,气候短暂转暖。但在随后的1840年-1890年间气候又普遍变冷。这一最后寒冷期开始于1840年，即太平天国( 1850— 1864年)起义爆发前10年。在捻军发源地的安徽北部，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出现，当地农民悲叹“十年便有八年荒”。气候剧变导致饿莩遍野,民不聊生，农民起义便随连续三年的洪灾而来。有研究认为捻军起义的规模和程度随每年他们所受的经济压力的严重程度而变化。因为贫苦农民以农业为生，而气候又是农业经济状况的决定性因素，这反过来又制约着农民起义的进程。

整体来说，这个以千年为尺度的庞大课题，对气候、气象、历史、地理、考古、环境、生态等不同领域的学者来说，都有无限的内容可以挖掘。希望可以看到更多有意思的研究结果。

主要参考资料：

1.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 布雷特· 辛斯基著，蓝勇等译：《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8卷第2辑。

3. Bret Hinsch,“ Climatic change and history in China” in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2(2) (Wiesbade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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