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2016 年 4 月 8 日起实行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 第1页

你不开心就对了。过去海淘进口货伪装成普通邮包享受低税率和低抽检待遇，本来就是公开走私，就是盗窃国家财产，占其他所有人的便宜，没人管是有法不依。现在只是海淘要求像其他跨境贸易一样征税，而且加强抽检而已。当然，从现在网络媒体上一片哀鸣来看，小资产阶级其实并不喜欢执法必严，不愿意和其他国家进行对等贸易，当然也不在乎大多数人的就业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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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次新政的话，那就是以前可以偷偷地“蒙混过关”，现在海关查的严，被“税”的概率大大增加。

当然，对于占小便宜的部分网民和占大便宜的走私经营者来说，这的确是看得到的损失，值得哭一场。但如果哭完了还觉得征税不合理，那就是占便宜占出道德制高点了，好比违章建筑被拆的时候觉得国家抢劫自己私有财产一样。某些北京人听说新移民也可以上北京的学校，也可能分享超越全国平均水平的高考录取率，痛心疾首宛如爹妈把财产分给了新认的干儿子，却不知反思自己已经享受了很久的特权；海淘小资听说自己买化妆品要按一般进口品收税，张口就骂街，却不知自己对其他购买普通进口商品的国民已经欠了一笔重债——现在一笔勾销，应该感激。

从历史来看，这倒也不稀奇。一个特权只要持续半年以上，就会被某些人当成理所当然的权利，就要闹腾着保卫自己的特权甚至打算传之子孙。50年代进城的工人，70年代激烈反对自己的子女下乡和农村青年一起竞争招工指标；80-90年代盛行接班顶班和“解决系统内子女就业”，都是特权变“人权”的典型案例。具体到走私方面，我也想起当年的两件事：

有的有畏难情绪，怕受到打击报复，认为“走私活动多是内外勾结，牵涉面广，查私得罪人多，还是少管为好”，“走私已成为群众性的问题，不好解决”；还有的贪图小利，不顾大局，认为“买卖走私物品赚点钱，搞点地方建设，解决点就业和职工福利问题，有什么不好”。由于这些思想障碍，一些同志左顾右盼，决心不大，领导不力，这是反走私斗争进展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

汕头也确实有不争气之处——它再次引起人们注意，是由于以赖昌星为代表的走私狂潮事件。当年汕头走私的规模在全国数一数二，当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深圳的改革试点上时，汕头就开始偏向了走私致富的歧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海陆丰到饶平的广大海疆，渔船遍布，小规模走私活动时有发生，白天不行就改在夜里干，渐渐地，走私就像一场瘟疫迅速传遍了潮汕地区的每一个角落。走私致富、走私脱贫、打私创收等说法也不胫而走。到上世纪80年代末，汕头走私达到了高潮。

我当时在深圳汕头来回往返过数次，每一次都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从深圳离开惠州进入海陆丰，一直到汕头，几百公里的路边全都堆满了走私货。或许是没地方储存和摆放，或许是急于出手，路两边的货全部垒成了墙，一直蜿蜒伴随着驱车路过的人们。走私货什么都有，当年与喇叭裤相匹配的录音机在深汕公路两边随处可见，还有卡带录像机也是堆积如山，至于电视机、收音机、香烟、洋酒等等，也都如砖头一样随便码放。我一朋友初次到汕头，很吃惊，“怎么可以把上千块钱一瓶的洋酒就摆在地面上卖呢？”可我当时见得多了，完全无动于衷。摆在大街上的还有摩托车。那时能买得起汽车的人并不多，所以绝大多数是进口摩托车。在汕头的任何一个住宅小区里，都是各种国外品牌摩托车的展示场所，而且全都是崭新崭新的，和当时汕头的老住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不久后，走私团伙的注意力转向了汽车，走私的规模也上了一个台阶，结果引起了中央注意。厦门赖昌星集团覆灭后，紧接着汕头8-15大案立案，这场大规模群众性的走私活动才告一段落。但随之而来的，是一蹶不振的经济。

从1999年开始，汕头经济出现大滑坡，当年增长率为4.3%；2000年为2.55%；2002年开始缓慢回升，爬升到3.82%，2003年勉强达到5.34%。这样的增长率，发生在一个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发生在沿海经济区，发生在全国各地每年两位数的GDP增长速度时期，实在蹊跷。甚至在2001年，汕头的GDP还出现了2%的负增长。而财政收入上，同样非常寒碜。2000年以来，汕头市的财政收入十年来都徘徊在40亿左右的水平，而且有那么几年，汕头市统计局在每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竟然不把财政收入列入其中，可见囊中羞涩到了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