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希特勒爱好绘画且终生以此为乐，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怎么样？ 第1页

从反英雄史观的角度而言，1932年德国两次选举的数据就很能说明纳粹上台的必然性：在11月的国会选举中，前五个大党的得票率分别为纳粹（极端右）的33.0%、社民党（传统左）的20.43%、德共（极端左）的16.86%、天主教中央党（传统右）11.93%以及民族大众党（极端右）的8.34%

显而易见，在纳粹成为德国第一大党的同时，代表传统的改良派政党社民党和中央党则遭到了惨败——两党的总选票尚不及纳粹一党；而在纳粹崛起的同时，德共（极左）和民族大众党（极右）的选票也有了明显增加，三大极端政党的得票率超过了50%——这就意味着德国面临的不仅仅是左右分裂，更有极端-温和的分裂。而32年3月的总统选举则揭露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代表传统右翼的兴登堡、代表极端右翼的希特勒以及代表极端左翼的德共领导人台尔曼分别得到了53.0%、36.8%以及10.2%——显而易见，德共领导人台尔曼几乎没有得到除德共以外的选票，换言之，社民党人宁可选择一个右派（兴登堡），也不愿去支持同为左派的德共，仅仅因为这个右派不似德共般”极端“——事实上，兴登堡对社民党充满了负面评价，他使用总统权力解散布吕宁（中央党）内阁的一大原因便是布吕宁试图与社民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

而在纳粹上台之前，莫斯科方面的指令依然是拒绝与修正主义者合作（纳粹上台后莫斯科才调整了战略，最终得到法共支援的左翼联盟“人民阵线”在选战中击败了右翼），这种社民党和德共的相互嫌弃导致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德国丧失了对抗纳粹的最重要基础，也即社民党-德共-中央党的合作（48%），所以当兴登堡总统在放弃以少数派政府来对抗纳粹后，德国出现一个极右总理就成了必然——一边是纳粹通过与大众党合作掌握了41%的选票，同时还可以使用兴登堡总统背书的影响力去说服保守右翼议员达成50%多数（兴登堡逝世前希特勒的一大努力方向即将自己包装成兴登堡主义者，类似蒋介石的言必“孙先生”），另一边则是社民党、中央党和德共的相互防范：中央党在33年的国会纵火案后选择与纳粹合作共同对抗“德共挑起的内战”，既因为希特勒的示好以及兴登堡的背书，也有天生的对德共的厌恶和恐惧——这种情感至少延续到了2020年：德国图林根州大选中基民盟（前身即位中央党）再次为了阻止极左的左翼党执政而选择与极右的选择党合作，最终迫使柏林联邦政府强行干涉；而社民党更是在1919年处决了昔日的同志卡尔·李卜克内西，因为后者领导的德共试图用彼得格勒式的革命来破坏社民党追求的改良——艾伯特们将这种行为上升至“叛国罪”，而即便是在《授权法》的投票过程中，坚决宣布反对的社民党也无意与德共站在一起而选择单独对抗纳粹，因为对他们而言，极左和极右几乎是一样的“坏”，这点在总统大选中社民党人投票支持兴登堡而非台尔曼便可得到证明。

但问题是，如果上台的不是希特勒而是那些典型的民粹领袖，德国人能在二战走多远？

跟一般人理解的完全相反，1939年前的希特勒堪称全球最务实的领导人：

在内政方面，希特勒的”过激“举动被包裹在”反共“外衣之下：不论是专制还是集中营，这一切都被解释为抵抗“德共挑起的内战”的必要之举——如果对1932年总统大选的票型还有记忆，读者们应该就会发现彼时有几乎90%的德国选民将选票投给了德共的对立面，而在抵制专制最关键的《授权法》投票中，天主教中央党的国会议员们也在希特勒的示好与对德共的恐惧中投出了赞成票——直到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基础后，稳扎稳打的希特勒才最终展露了獠牙。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高明“策略在德国著名神学家兼信义宗牧师马丁·尼莫拉的诗中便得到了体现：

起初他们迫害共产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马克思的信徒。
后来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日耳曼人。
再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牧师。
最后他们迫害到我头上，我环顾四周，却再也没有人能为我说话。

而在外交领域，希特勒的表演同样堪称”精彩“：被他的伪装所迷惑，柏林奥运会最大的明星——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认为美国媒体对希特勒的”抹黑“是卑鄙的：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通知希特勒，由于他是首席贵宾，应该对全体获胜者祝贺。希特勒接受了后一选择，所以未与获得四枚金牌的杰塞·欧文斯见面。为此，有人便大肆渲染，说元首有意冷落这位伟大的黑人运动员，但欧文斯本人却否认这一说法。他说，希特勒确曾向他祝贺，“我打总理跟前走过时，他站起身来，向我招手，我也朝他挥手回礼。他认为，作者这样批评德国引以为自豪的人物是卑鄙的。”

而事实上，在欧文斯眼中，真正的种族主义者不是希特勒，而是罗斯福：

“不管他们怎么评说希特勒，当我回到我的祖国时，依然不能坐在公共汽车的前排，只能从后门上车，也不能住在想住的地方。希特勒固然没有跟我握手，但美国总统也没有邀请我到白宫跟我握手。希特勒并没有冷落我，反倒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冷落了我，他连一份贺电都没给我发过。”

如果说欧文斯被欺骗可以解释为过于纯真，那么英国一战的胜利首相劳合·乔治被欺骗就很能说明希特勒的外交功力了——在完成对纳粹的调研后，这个政治老狐狸便在公开场合文盛赞希特勒，并坚持认为纳粹对英国毫无野心：

他认为希特勒是“德国华盛顿”，又认为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是为了防御，而非发动战争，他还认为，苏德在十年内不会爆发战争，他更认为希特勒是尊敬英国人的，希特勒想和英国人做朋友，而英国领袖却没有利用这一点。

而希特勒针对英国老狐狸们的外交秀还不仅止步于此，比如：

（1934年）12月19日举行的正式晚会就是取宠的一个步骤。在25名来宾中，4名是英国人——英德联谊会一著名成员，罗德米尔勋爵及其公子，罗德米尔办的最有影响的报纸《每日邮报》的编辑华尔德·普赖斯。为这一晚会，希特勒特地穿一身晚礼服，而不是党的制服。……在此之前，半犹太血统的斯特芬妮·冯·霍亨洛赫公爵夫人已将他（希特勒）介绍给了这位报纸大王。……几星期后，当萨尔选区（在天主教的敦促下）百分之九十选民投票赞成与德国联合时，《每日邮报》大声喝彩欢呼。1935年1月下旬，希特勒又接见了两位更加友好的英国人士：赫特伍德的艾仑勋爵，他带来了英国首相拉姆赛·麦克唐纳的问候信；另一位罗提安勋爵对希特勒和平愿望的印象如此深刻，使他情不自禁向外相约翰·西蒙爵士做说服工作，证明元首是真诚的。

再比如：

当晚，希特勒在总理府主持宴会。他原来穿的是褐色外衣，戴红色卍字章，现在却改穿燕尾服。在他的翻译看来，他是个“迷人的主人，在客人中来回穿梭，好像他是在大户人家里长大的似的”。宴会后，希特勒对一群朋友，包括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在内兴高采烈地大谈起外交成就。他像小学生似的，又是拍手，又是拍膝盖。“了不起的人物呀，那些英国人”，他说，“即使撒谎，他们也撒得漂亮，一点不像法国吝啬鬼。”

而在英剧《是，首相》中被认为”读者是真正管理国家的人“的《泰晤士报》，都不禁对希特勒的扩军愿望表达了理解：

在国外许多有影响的人士中，他（希特勒）的话被按其表面价值接受了。伦敦的《泰晤士报》说，他的讲话“合理、直率而全面”。

而这一切的努力最终导致了《英德海军协定》的签订——在这纸协议中，英国将德国的海军上限提升至英国的35%，远远超出了《凡尔赛合约》所规定的上限，换言之，被彻底迷惑的英国为希特勒打破凡尔赛体系的重整军备行动提供了背书，而丧失英国支持的法国人最终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德国逐渐壮大：

萨尔和平地回归德国，连（占领萨尔的）法国也如释重负，正式向德国提交一共同建议，以解决包括军备平等和东方罗加诺等问题。……希特勒于２月１４日谨慎地回答说，他欢迎军备谈判，但要待德国与英国初步讨论后再与法国进行总的谈判是不是会妥当些？
1935年3月15日下午，……，戈培尔进来了，“看上去既煞 有介事又严肃”。他大声宣读了一份新的法令，宣布全面实行兵役，将和平时期的兵力增至30万人。……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抗义说，这份通知肆无忌惮地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希特勒庄严地、坚信地反驳说，他的意图纯粹是自卫性的。法国没什么可害怕的。他的主要敌人是共产主义，他破口大骂俄国人。这样，大使离去时几乎相信，希特勒无意发动反对法国或英国的战争——只决心毁灭苏维埃政权。……3月25日上午，英国的官方代表团在友好的气氛中会见了希特勒。

而在摆平英法的同时，希特勒所鄙视并厌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成了他外交秀的工具人，比如利用罗斯福来强化自己的”和平愿望“：

在（1933年）5月中旬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呼吁世界和平的答复中……希特勒回答说，总统建议让美国介入欧洲关系以作为和平的保证，德国对此可能表示欢迎。上台后的最初日子里所提的好战的要求消失了。“德国政府希望与其它国家的所有困难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德国深知，欧洲的任何军事行动，即使完全成功，与可能得到的东西相比，牺牲都是不能成比例的。”

甚至是用罗斯福来强调专制的必要性——以及受到的”误解“

“我同情罗斯福先生”，两月后他对《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说，“因为他敢于超越国会走廊和国家机构，直接朝自己的目标挺进。”希特勒接着说，他本人是欧洲唯一敢于表示“谅解罗斯福总统的动机和方法”的领袖。

当然，这样的外交表演在传统的右翼政客眼中属于”常规操作“，尤其是对俾斯麦或是威廉·皮特，但对于靠民粹上台的政客而言，这种视情况而左右摇摆就显得困难重重了——因为民粹本身就是一种汹涌的情绪海啸，就如同今天的美国，民粹们甚至能将意识形态带入到抗疫工作中，而川普为了部分兑现“让墨西哥人出钱在美国边境修墙”的诺言更是选择与控制众议院的民主党开战恶性党争导致政府停摆。而与川普这样可怜的”民粹讨好者“不同，希特勒是少有的”民粹控制者“——只有实现了对政党的真正的控制，他才能够在外交领域如此公然违背自己的竞选纲领。而在柏林奥运会之后，希特勒更是收获了广大的海外支持者，法西斯主义在彼时甚至成了一种政治风潮：

在全欧，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杰尔杜鲁德·斯坦因（他觉得罗斯福令人生厌）认为，希特勒应得诺贝尔和平奖。乔治·萧伯纳（著名文学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辩护。他发表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演讲，令他的“费边学社”（系一主张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之学术团体，1884年创立于英国—— 译注）同人怒不可遏……另一名直言不讳的追随者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斯文·海汀。他写道，希特勒具有为正义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热情、远大的政治目光、准确无误的卓识远见，“他真正关心他的同胞们的福利”。海汀本人有十六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且为此而自豪。他一方面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辩护，另方面又反对其严厉的措施。他说，只要你公正地调查一下停战以来犹太人的行径，你就会明白德国人为何讨厌犹太人。“哪里通过了失败主义和奴颜卑膝的政策，那里的主要支持者肯定是犹太人无疑。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肯定是犹太人。这是一条规律。”他对希特勒之成就的总结可说是出自戈培尔的手笔，“能在短短的四年内将他的人民从最底层提高到自我觉醒、自豪、守纪律而又有权力的人，自然值得他的同胞感激和受 全人类尊敬。”
希特勒不仅鼓舞了作为个人的外国人，而且还作出榜样，在整个欧洲刺激了类似的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法西斯联盟”……此外，在法国还 有弗朗斯瓦·德拉罗克上校领导的老牌极右分子组织“铁十字架”，以至五六个诸如此类的组织。……在比利时，后来称自己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里昂·德格雷尔组织了“君王党”……
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波及了美国。在美“德美同盟会”，会员们公开穿起纳粹制服：白衬衣、黑领带、高筒靴和卍字章。
在中国，蒋介石秘密组织了被称为“蓝衣社”的精华小组。……
希特勒上台后四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鼓舞了许多有同样思想的人们。法西斯主义不仅吸引着心怀不满或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们，而且也吸引着那些心怀好意、忧国忧民的人士。它把大批青年和知识界人士吸引过去——他们觉得，比诸资产阶级之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更为新鲜。尽管各国法西斯主义之牌号不同，法 西斯主义的所有推崇者（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内）都一致相信，勿论如何，民族之精神团结定能扫除万难。他们相信，达此目标，任何方式均属正义，无可指 责。

反过来，如果1933年上台的不是希特勒式的”民粹控制者“，而是川普式的”民粹讨好者“，德国还有可能挑起二战吗？希特勒能够为了得到英国人的支持以为重整军备的背书而“真诚地”喊了五年的和平口号，但川普们则完全没有这种分析问题并抓住主要矛盾的能力：他的fake news会让《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的编辑们成为反德先锋，他对墨西哥总统的同款无礼会触怒英国和法国的政治精英并导致相当的敌意，而他对非票仓选民的地图炮（lowlifes）则根本无法如希特勒的温水煮青蛙实现全阶级的“和解”——希特勒的策略是联合大多数，一次只打击一个对象（联合天主教中央党打击左翼，然后联合新教打击天主教，再联合对宗教无感者打击新教……），而川普们则是为了自己的票仓而无视其他class最终导致民怨四起（比如川普在面临新冠和贸易战的双重打击下依然选择借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挑起种族问题以巩固自己的票仓，这种四处开战的“不克制”便是其幼稚的证明，类似1939年后在膨胀中失去务实能力的希特勒）。

所以虽然极右民粹的上台在1933年的德国几乎已成定局，但如果掌权的不是希特勒这样的”民粹控制者“，而是川普那样的”民粹讨好者“，德国大概率在试图打碎凡尔赛体系时就遭到英法的联合干涉镇压——战争或许会爆发，但绝不可能是世界大战，因为英法只需要来场阅兵式的攻击便能粉碎德国的十万国防军以及几十万空有愤怒而无实力支撑的民粹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