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客观看待俄国内战当中的死伤？ 第1页

“3月5日，M先生路过普希金路，他今天没有吃早餐。在街对面，一个学生正在行走，赤卫队员（tovarishch，作者用的是达瓦里希代指）对他大叫”哈！又是一个知识分子，你想通过考试成为人上人吗？“然后这人对那个学生脑袋开了一枪，在他低声呜咽地死去前那个赤卫队员把他的衣服扒光卖给了一个路过的农民”——罗达·包华，1918年写于顿河畔罗斯托夫

对于这段话，诸位需要感到震惊吗？如果有，那么便还需要尽可能地去提升想象力了，它很好理解，却又与“正常”脱节，“非常”时期在如今的投影只剩下了各种文字影像记录中的内容。

但是当今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却构成了反对1917年以来种种变革的集体记忆

内战的创伤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生命政治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俄国在1917年为期一年的持续性崩溃中走向了无政府状态（这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国家政权崩溃的结果），共和国政府中的民主派和自由派想要在自己夺权后修补国家机器的努力以人民的冷眼与极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左翼社会革命党等）发动的十月革命以及立宪会议的解散为结局告终。

但我们也应该知道生与死边界的和谐并不总是那么理所应当的，这样的时代总是会以这样又或者那样的面目再来。

虽然苏维埃政府在1918年9月颁布了执行红色恐怖的法令，又虽然叶卡捷琳诺达尔和鄂木斯克的两伙人并没有制定关于白色恐怖的法令，形形色色的大规模杀戮是确实存在的，只是你很难在早期的无序性杀戮行为中寻找到被告。从街上将盛加略夫和马克拉科夫抓走并投入监狱的水兵们，向工厂购买枪支杀死征粮队的伏尔加农民，又或者是渴望归乡而举兵起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他们都处于一种集体有意识的行为之中。与寻常的认为以宣传蛊惑为主导的内战行为不同，在阿珹我看来，恰恰是因为人们是有目的地把握住了自己的利益趋势着他们陷入疯狂。人们太清醒了，周遭的环境变化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前路却如同无底深渊，这种虚无感远不是苏维埃或者立宪会议能够填补的。

为什么人们无法理解内战中的死伤呢，那是因为内战是非常态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它混杂了阶级斗争，血缘斗争，文化斗争，等等方面的冲突。而大的压制一切的国家组织的涣散以及各种小的替代性组织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广袤土地上崛起，将这种不满从人们的内心转化为了行动。内战中直接死于武装冲突的人有八十万，但是死于其他原因的有近千万，还有二百万人离开这个国家。要是在古代本该开启军阀乱世了（事实上不论是红军还是白军，在战争时，军队都有私人化的倾向），但是却被一股冲力向前顶了起来。苏维埃政权让死亡不再只属于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当然，它与阶级并不完全重合），它不可能继续地让这种人命的流逝持续下去，否则这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而是实实在在的野蛮。

无可指责的是苏维埃政府为减少人命的损失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而白卫军政府也是一样的，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多数白军将领和政客们咋都成功逃脱安度晚年了呢？只不过是他们的逃亡换来的是无数点后的部队的人命罢了。但是两种死亡却时常被人“客观”地归咎于苏维埃政府本身，这恰恰是诸多关于内战的谎言中最大的一个狗哨（！）。

当自觉或不自觉的反革命们（律师，记者，作家，政客等等）觉得好像自己一旦抛出“人道”二字，似乎就可以让人们为了一个名词而离开变革的轨道上似的，但是“人道”本身可以拯救生命吗？没有，请诸位看看吧，历史上有哪一次的人道拯救了多数人呢？就算是1922年美国援助苏联的粮食也不过是出尔反尔的谎言罢了！南联盟内战，伪善的人支持了对平民的轰炸，那马来内战呢，被英帝国屠杀的华人的冤魂不会在那些人睡觉的时候来索命吗？

为什么会有人在百年之后，想让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后代们和解呢？我想不通理由，想不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