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印度2020年农业改革对经济、农业和农民群体的影响？ 第1页

鸽了 @天涯明月刀 邀请这么久，都有点不好意思回答这个问题了。(*/ω＼*)

不过也好，热点已经过去了，营销号也退散了，可以安心答题了。（＾ω＾）

去年9月份农民刚抗议的时候，就和一个好朋友研究过这个问题。不过当时的结论是，马上就农忙了，到时候农民就不会继续阻塞道路了，新的农业法会继续执行。没曾想到了11月24号，农民再次聚集，而且有愈发强烈的趋势，这让我开始重新审视了一下这个问题。

莫迪政府认为，这三条法案中的两条保护了农民利益。

《2020年农产品商贸（促进和便利）条例草案》主要修改了农民的主要交易对象。原来的法案规定，农民只能在受政府监管的Mandis等市场上出售产品。而新法案则打破了这种垄断，允许外地的收购商进入当地进行收购。

《2020年价格保证和农业服务（赋权和保护）条例草案》则允许加工者、批发商、出口商、大型零售商与农民直接对接，然后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种植。

原来的《基本商品法》是这么一条规定，如果发生战争、饥荒、自然灾害、价格异常上涨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利对包括谷物，豆类，食用油，食用油籽，洋葱和土豆在内的食品，限制库存数量，施行价格管制。而修改后的法案则是将上述食品从中废除。

如果站在莫迪的视角来看，这三个法案都是有利于印度农业发展的。

首先，印度国内主粮生产面临严重过剩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关于印度国内主粮生产过剩，国内的人误解很大。但是我收集了印度农业与农民福利部一些粮食数据后发现，这其实是个误解。印度的农业情况和国内非常相似，即，主粮生产过剩，经济作物生产不足。

可以看出，印度国内缺少粮食供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起码是从生产的角度上看是说不通的。我们认为的印度国内缺粮，问题在于印度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缺少消费能力。

目前，印度国内有大约8亿人的粮食消费是靠PDS（公共配给系统）。这个配给系统在供给每人每天的定量范围内，以2~3卢比/公斤（约1~1.5毛/斤）这种极低的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内贫民。但是，这8亿人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种粮食供给有‘不给就会死’的那种必然需求，真正对PDS有需求的人，大概有2.7亿人，大部分人把这个PDS当做是国家给的福利。

其次，印度的主要经济作物供给不足。

我以印度国内的玉米和豆粕的生产为例，

可以看出，印度的玉米和豆粕的产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消费量也剧增，整体的净产量都是在2007年前后达到最高峰，随后开始下降。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印度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使得粮食消费结构产生变化。这一点和我们自己的感受是相似的。

按中国人的经验来说，面对这种粮食生产上的错位，就需要调节生产结构，即，在保证主粮稳定供给的同时，把过剩的粮食产能，转变为经济作物生产。莫迪政府也是这么想的。

再次，当前MSP制度对小麦大米保障过度，但是对经济作物的保障不足。

印度当前国家粮食收购的主要农作物是大米和小麦，从2010年至今，印度联邦政府每年的大米小麦收购量都要占到98%以上，很多年份其他谷物的收购量甚至不到总收购量的1%。

印度政府为了维持大米和小麦的市场价格，一方面不断的提高MSP，在2010-2020年这十年间，印度大米和小麦的MSP分别上涨了86%和76%。另一方面提高了对大米和小麦的收购量，印度平均每年都要收购大约1/3的大米和小麦。

因为国家对粮食的巨额收购，才使得大米和小麦的市场价格大幅度上涨。到2018年时，大米和小麦的批发价格指数相对2010年提高了50%左右。

相对而言，其他诸如玉米、大豆等经济作物，以及土豆圆葱这种印度人餐桌上的必备食品，则面临暴涨暴跌的现象。

印度国内诸如马哈拉施特拉邦、中央邦、安德拉邦这种偏南部的邦，生产经济作物的农民比较多，这部分农民是对传统的农业法过度保护大米和小麦，却对经济作物保障不足的做法是非常不满的。在2018年时，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农民就曾因为经济作物价格暴跌而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

最后，MSP制度目前极为低效。

由于大米和小麦生产过剩，价格走低是必然的。印度联邦政府为了抬高大米和小麦的市场价格，大量采购大米和小麦，结果造成市场价格极度扭曲，整个流程腐败而低效。很多农民在销售自己的农产品时，被垄断粮食收购的中间人制度抽取各种回扣，最后只能以低于MSP的价格销售。

同时，印度政府为了维持这种粮食上涨趋势付出了巨大的财政代价。以2018年为例，印度政府总共收购了4433万吨大米和3580万吨小麦（大米MSP：1.76万卢比/吨，小麦MSP：1.84万卢比/吨），这些粮食最终会以近乎于免费的价格发放给最底层的穷人。按照比市场价高20%的方法粗略计算的话，当年仅仅是购买大米和小麦的补贴就高达2400亿卢比。

除了对粮食收购进行补贴外，印度政府还长期把一半左右的农业补贴投入到电力和化肥上，结果过量的补贴导致电力出现相对短缺，化肥使用过度导致的农业污染，以及农民对地下水的严重超采。

总的来说，在莫迪政府看来，当前的MSP制度主要保障的是主粮生活生产，无法满足经济作物需求，而且MSP较为低效，因此，建立在生产不足基础上的MSP制度越来越不合时宜。而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将市场需求与生产过剩农产品的农民直接对接，运用资本市场的力量，逐渐调整生产结构，减少财政负担，以此来缓解印度国内的农业问题。

但是印度的农民，尤其是旁遮普一带的农民不这么看。

首先，新的《促进农贸便利法案》将会削弱农民的议价能力

农民们认为，虽然以Mandis 为代表地方粮食机构垄断了当地粮食收购，让MSP制度表现的十分低效、腐化，但是，Mandis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农产品，对任何农民都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即使农民要缴纳2%-3%的佣金，即使中间商要从中抽取的各种回扣，只要政府还大量收购农产品，只要MSP还远高于市场价格，只要还有利可图，农民最后还是趋之若鹜的。而在粮食生产日益过剩的今天，MSP制度下的高额收购价，对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而莫迪政府要做的事情，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大米和小麦整体生产严重过剩的情况。其除了要架空MSP制度外，还要引入更多的交易商，销售渠道越来越多的结果只会让市场更透明，粮食价格会越来越低，这在农民看来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

在农民眼中，莫迪政府改革后的农业法，就像在给农民一口不可能吃到的糖（去外地的Mandis销售）的同时，还给农民塞了两幅毒药（架空MSP、让外地资本进入当地）。因此，农民会认为莫迪政府是在愚弄自己，本能的抗议这次农业法改革。

其次，新的《价格保证和农业服务法》会使得资本方在生产过剩中排挤掉小农

《价格保证和农业服务法》一般被认为是，允许资本方直接与当地农民合作，生产市场所需要的产品。这一条内容引起了旁遮普小农和边缘农群体最强烈的反对。

印度政府对农户拥有的土地面积的多少划分成十个等级、五个群体：边缘农民（Marginal）、小农（Small）、半中农（Semi-Medium）、中农（Medium）、地主/富农（Large）。

在印度的各种报道中，2公顷和4公顷是两个神奇的数字。印度的官方、学者、媒体等每每在报道农村的时候，总是把这两个数字引为标准。拥有土地面积小于2公顷的农户都叫做边缘农，大于4公顷的农户都叫大土地所有者。

中国农村社会有句话叫做“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拥有三十亩地在以往的中国农村被视为是小康的标准，而三十亩地差不多就是2公顷。看来这句话不只是在中国适用，在印度一样适用。

在旁遮普的农业生产中，很多地主、中农、半中农，甚至是部分小农是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这些人要么在外地就业生活，要么专门从事土地、农机租赁，或者是其他经营性活动，最终将闲余下来的土地租赁给小农和边缘农民。

根据旁遮普农业大学2019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旁遮普邦土地租赁中的租户平面拥地面积为1.2公顷，远低于当地3.77公顷的人均水平，可以说土地租赁的主体就是边缘农。

根据旁遮普邦政府的官方信息，最近几年旁遮普邦的土地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有1/4左右的土地属于土地租赁，而租赁的平均面积是4公顷。而4公顷恰好是半中农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分界线，拥有这个面积的土地，就会被认为是农村社会中的富裕群体。

这些边缘农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平均只有初中水平，年龄偏大，平均年龄为43岁，但是依靠自己手中1.2公顷的保留地，以及租赁来的4公顷土地，生活其实过的并不是那么差。这些老农家中一般有两三个孩子，他们省吃俭用，把存下来的这份收入投入到子女的教育、工作、生活上。他们除了担心新的农业法会使得农产品价格暴跌减少他们的收入外，更担心农业法允许资本方进入土地租赁市场后，推高土地价格，最终他们这些边缘农群体会被资本从土地租赁市场中排除出去，他们的生活会从一个相对富裕的程度跌入到绝对贫穷的深渊。

参与抗议活动的农民主体，从11月24号的时候，就不是最初的以地主阶级和中间人为主的群体，而是这些依靠土地作为最终保障，作为最主要收入来源，作为给下一代人进行投资基础的小农、边缘农群体。如果不是印人党控制下的哈里亚纳邦政府和联邦政府对抗议农民进行疯狂的围追堵截，这些愤怒的老农早就用脚下的拖拉机把莫迪的总理府碾平了。

最后，《基本商品法》会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生活成本

1955年的《基本商品法》规定，如果在发生战争、饥荒、自然灾害、价格异常上涨的情况，政府有权利对一些关键商品限制库存数量，施行价格管制，其中就包括谷物，豆类，食用油，食用油籽，洋葱和土豆在内的很多食品。而修改后的法案则是将上述农作物废除，促进食品市场的发展。

但是在农民看来，这一改革往往被认为是和现行的PDS（公共配给系统）相冲突。印度国内贫困人口极多，印度政府为了解决国内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在上个世纪60年代推出了PDS系统（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公共分配系统）。该系统将为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发放配给卡，拥有配给卡的家庭可以定点商店，每人每月可以领取5公斤左右的粮食。而这些农民，恰恰是PDS系统覆盖的最主要人群。按照印度政府的规划，该系统将会覆盖75%的农村人口，以及50%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6%左右。

不过由于政府效率的问题，该制度存在诸多重大问题。比如，这个系统不仅总体覆盖率比预计低6%左右，而且很多不应该获得配给卡的个人获得了配给卡。真正需要这个系统的人是底层的穷人，这些家庭往往把一半以上的收入用在食品支出上。并且，政府基本上只配给大米和小麦，其他的蔬菜、鸡蛋之类的食品都需要外购。食品价格稍微上涨一些，就会大幅度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除了农民群体反对外，还有很多城市贫民也出来反对这次改革，这是为什么这次农民的抗议活动在印度引发诸多关注和同情的最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在旁遮普的农民看来，国家给定MSP制度是对自己过稍微好点生活的一种保障，莫迪政府农业法改革的根本目的，或者说是手段之一，就是要把这种生活保障给打碎。因此，印度农民极为反对这种改革。

如果从中立的角度来看，莫迪政府的改革方向大致上是没错的，但老百姓不愿意承接这种农业改革所产生的代价。

首先，宏观意义上，不同地区的土地分配情况不一，导致不同地区的民众对农业法改革持不同看法。

印度的土地分配不均，也是要分地方。围绕这个问题，大体上可以把印度主要农业区分成西北旁遮普、德干南部、恒河平原这三块。我根据印度农业与农民福利部2015-16年度的资料，汇总了一下印度主要农业邦的边缘农/小农、半中农、地主/富农的农户比例，以及他们占有的土地比例。

可以看出，在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北方邦这几个传统的农业大邦中，占地面积小于2公顷的边缘农户分别占该邦总农户95%以上，超过印度平均的86%，可以说是占据了绝对数量。而这三个邦的边缘农拥有的土地占比分别达到了76%、82%、65%，也超过印度平均不到48%的水平，也可以说是占到了绝对数量。这三个邦边缘农民的土地平均拥有量为0.31公顷、0.64公顷、0.52公顷，与各自的人均土地拥有量0.39公顷、0.76公顷、0.73公顷相差并不大。可以说，这三个邦的土地主要集中在边缘农手中，分配相对印度整体来说合理一些。

反倒是以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为代表的大旁遮普地区一带，土地产权极为集中。以最明显的旁遮普邦为例。

该邦小农/边缘农、半中农、大土地所有者的农户比例接近于1:1:1，但是三个群体拥有的土地面积却相去甚远，接近70%的土地掌握在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边缘农只占不到10%。在这种土地产权的过于集中的条件下，该邦逐渐形成了土地规模化、生产机械化的耕作模式，使得这一带的单位粮食生产成本要远低于其他农业邦。

说起旁遮普的土地为何这么集中，这个也很有意思。在以前莫卧儿王朝英殖时期的时候，这里本身条件就好，以拉合尔为核心的旁遮普本身就是农业重镇，土地集中度较高。英殖时期，英殖政府为了开荒，把这里的很多荒地，分给了在殖民政府内当兵的贾特锡克群体。而到了印巴分治的时候，旁遮普一分为二，锡克群体选择了加入印度，然后西旁遮普的600万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去了东旁遮普，东旁遮普的450万Muslim去了巴基斯坦。但即使如此，人均土地面积也很高。当时的印度政府还规定，每户按照原有土地面积的75%重新分配土地，结果是旁遮普的大部分土地都非常的平整，不像其他大部分地区那样，土地极为零散。这也是机械化的有利条件。

而比哈尔邦、北方邦、西孟加拉邦这三个邦生产了印度1/3的大米，40%的小麦，是印度重要的粮食大邦。但是这三个邦的人口极多，北方邦2.4亿多，比哈尔邦和西孟加拉邦都是1亿多，总计4.5亿人口。且这三个邦的土地产权过于分散，使得规模化种植极难推广。以至于粮食产量不少，但是能作为商品粮的非常少，三个邦加总只能为市场提供大约7%的大米和10%不到的小麦。如果把北方邦西部靠近旁遮普的部分地区去掉，这个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整个印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这里的农民也大量往外析出，但是相对于整体来说十分有限。比如在去年疫情时，印度共有1100万农民工回家，约占总人口的0.8%。其中，北方邦、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的返乡民工有450万人，约占三个邦总人口的1%。这与十几年前中国春运期间，动则就是两三亿的农民工返乡潮是无法比拟的。

因为先天性的人地关系紧张，再加上农村劳动力析出缓慢，导致当地农业生产效率很低，可用于交易的商品粮极少。比哈尔邦之所以取消国家收购制度，与他们本身没有多少商品粮有直接关系。因此在这里的农民看来，MSP改革与否，未来粮食价格是高是低，和他们关系并不是很大，所以他们始终对改革持旁观态度。

而马邦、中央邦农民为代表的南部农民与西北农民的态度完全相反，对农业法改革是支持的。这是因为马邦、中央邦这些南部邦的土地集中程度处于西北和北方之间。这里的小农和边缘农占75%，低于印度平均，但是他们占有48.5%的土地接近于印度平均水平。分配较整个印度来说，还算是合理点的。可以说，在这里搞土地集中化经营，比上比不过旁遮普，但是比下完全比得过北方邦、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这些高度内卷化的地区。

从60年代旁遮普一带成为印度主要的主粮生产区的时候，马邦等南方各邦的农业找准了自己的定位。这里生产成本高，但是经济相对发达，对经济作物的需求高，适合生产一些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同时，印度国内基建水平不高，外地经济作物的运输成本高，因此，在这里发展出很多不那么大的，但是贴近当地需求的合作化经营的种植园区，逐渐成为印度最主要的经济作物产区。

在90年代以前印度还很穷的时候，印度国民的主要食物就是大米和小麦，旁遮普一带这种大米和小麦的主生产区就富得流油。90年代后的这三十年，印度国民收入大踏步前进，食物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大米和小麦的人均消费量下降，但是对以高蛋白食品为代表的营养食品需求猛增。比如，虽然印度人不怎么吃肉，但是牛奶一点没少喝。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20年印度人的牛奶消费量达到2亿吨，差不多是中国的6倍。印度人对蛋白质的补充，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低。这种食物结构的变化导致印度国内对经济作物的需求猛增，而这恰恰是马邦等南方农业邦的强项。所谓只要风足够大，马也能起飞。但是印度政府长期以来对大米和小麦的保护过度，忽视对很多经济作物的保障，使得当地很多农民存在强烈的不满情绪。因此，南方的农民是非常欢迎倾向于市场化的农业法改革。

可以看出，印度不同地区土地分配的不均，导致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当印度政府出台相关农业政策的时候，容易造成顾此失彼的情况，难以协调。

其次，印度因为农业人口众多，且存在广泛的土地分配不均，使得印度绝大部分农民难以承受市场变动。

按道理讲，尤其是按经济学原理讲，产品生产过剩就会导致价格走低；产品供给不足，就会导致价格走高。既然大米和小麦走低，那么农民就去种大豆、玉米这种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不好了吗？所谓市场的力量。然而在印度，并非如此。

知乎上很多人其实是没种过地的，不懂农业。比如，看到路边摊上的西瓜一块九一斤，买个一个西瓜三十块钱，那么这个小商贩卖一车西瓜会赚不少钱。又比如，过年的时候猪肉三十多块钱一斤，一头猪能卖上万块钱，养猪的都赚大了。但是这只是表面。

绝大部分农民的知识水平有限，他们只会种粮食，会种瓜、养猪吗？农民的社交圈子很有限，即使种了瓜，养了猪，知道销售途径吗？无论农民是种瓜还是养猪都有很大的前期投入，农民会负担得起吗？遇到天灾人祸，亏了怎么办？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利润低，生产转型需要的成本太高，对农民来说并不划算。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在农民眼中，与其捞取这种不稳定的经济作物收入，不如去赚一些收入较低，但是非常稳定的主粮种植收入。

这种心理，像我们国内的城里人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在城市里，有车有房，工作稳定，有点闲钱就可以折腾一些别的项目。即使哪天失业了，也是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这种最终生活保障的。但是农民没有，或者很少。也因此，农民群体首先要的是稳定。但凡是农村出来的娃，都被家里教育过，不求大富大贵，但求找个稳当、正经的工作就好。

印度农民担心的问题，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大部分的印度农民土地资产很少，基本上很少会有农业剩余。如果要转型，就需要政府提供知识和技术支持，需要政府提供无息、低息贷款，需要政府在农民和资本方之间，站在农民一边。

然而，印度绝大部分农民受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技术帮扶能力有限。而且，更关键的是，因为印度绝大部分农民因为缺少以土地为主的家庭资产，当他们意图从外部获取资金贷款，扩大生产规模时，融资成本非常的高，反而压缩了农业积累。

首先，印度国内缺少基本的灌溉、电力、道路、化肥厂等农业基础设施，使得印度国内农民在谋求扩大再生产时，扩张成本较高。

其次，印度国内的正规银行机构不愿意向农民贷款，即使有一些专项帮扶基金，也因为扭曲了市场价格，使得寻租行为激增。不少官方人士、银行从业者把这些专项资金以各种手段义挪为他用，或者是只贷款给还款能力更强的大土地所有者。

最后，由于资金匮乏，官方帮扶效率低下，使得民间融资成本极高。以北方邦为例，在2019年时，农村地区的融资成本普遍在24%~36%之间。由于受疫情影响，2020-21财年，不少地区的民间借贷成本增长到48%~60%。从而进一步压缩农业积累。

总之，印度农民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少，政府部门效率低，民间融资成本高，最后都会导致农民债务的急剧攀升。这些边缘农大都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还不起高利贷，最后农民要么上吊，要么喝药。根据旁遮普邦近两年的报道，在2000-2018年间，仅仅是旁遮普邦政府记录在案的农民自杀事件就有7300多起，这其中有接近于80%的农民是负债累累的。

印度政府为了缓解农民的债务问题，用各种方式承接这种债务利息。最终，印度国内的各种农业问题体现为财政负担。

我整理了一下德里统计研究所统计的2017-18财年印度各种农业补贴的数据，印度各级政府提供的各种农业支持、补贴总共为35770亿卢比。其中，提供的农作物保险1300亿卢比，信贷支持2000亿卢比，贷款减免12220亿卢比，电力补贴9100亿卢比，化肥补贴7000亿卢比，灌溉补贴1750亿卢比，最低价格支持（MSP）2400卢比。饼状图如下：

这个图表极为深刻、形象的看出印度政府农业改革的弊端和无奈。农作物保险+农业信贷+贷款减免加总占比43.38%，这三者可以看成是基于土地分配不公，以及农业人口析出缓慢而导致的农业成本。电力+化肥+灌溉加总49.9%，可以看成是印度政府能力低下而导致的直接农业成本。所以，莫迪政府说的什么，‘MSP制度是影响印度农业农业发展的一大问题根源’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问题根源在于土地分配，在人地矛盾，更在政府能力。

总的结论：本次农业法改革暴露了印度社会，尤其是农业社会中潜藏的诸多矛盾。

首先，对印度整个社会而言，印度农村承担了过量的人口，再加上土地分配不均，绝大部分人都非常贫穷，以至于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土地起到的基本保障作用远比商品作用更重要。而莫迪政府本次农业法改革的本意恰恰是，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上停止政府对农业的过度保障，恢复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弹性，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本身就不能对农民保障太多。可以看出，问题的根本在土地改革不完全下的农业承载过量人口导致的农村社会生态过于脆弱，以至于在市场需求发生重大改变时，农业难以及时调整生产结构。

其次，现行以MSP制度为核心的收购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问题的根本并不在MSP制度上。问题在于，印度政府能力低下，使得其无法通过制度性的方法解决农村问题时，只能靠农业贴补、债务减免的方式来维持农村社会的基本运行。时间越长，农业补贴的负担就越重，就越迫使印度政府想要摆脱这个包袱。可以看出，印度政府在应对农村过于脆弱的社会生态时，较弱的国家能力使得原本良好的政策设计运行的极为低效，甚至起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当问题越积越多不得不改时，抛弃最弱势群体的利益，成为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最后，印度国内在面对农业法改革时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而这种利益群体的形成，基于土地产权分配不公而导致的农民群体的分化，使得不同地区，不同土地占有阶层的农民对农业法改革的反应完全不同。再加上印度政府对自身能力的认识不清，社会阶层隔离导致的精英阶层碍于利益问题，很少谈及问题根本，结果导致莫迪政府对此次改革影响的预估不足，不仅没有解决好利益分配的问题，还在处理农民抗议问题时，缺乏除了财政补贴以外的有效手段。

这次农民抗议会产生那些影响呢？

首先说经济上的影响。

1、如果莫迪的农业法改革得以推行，那么，经济作物耕作区会增加，印度国内缺少经济作物的窘境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受益者人群是中上层社会。而主粮耕作区会相对减少，使得底层社会面临国家保障水平下降的窘境。如果未来的印度政府继续进行农业改革，仍然会面临如何保障底层社会的问题。

2、如果莫迪的农业法改革得以推行，那么，印度的农业生产效率会得到一定的提升，但也意味着佃农、农业工人等这些边缘农群体面临失业的情况，反而进一步积累了社会矛盾。比如，2019年时，百事可乐曾经计划在旁遮普邦建设大型的土豆种植园区，由于土地集中后会使用大型种植机械，不再雇用当地农业工人，继而引起当地底层农民的强烈反对，最终，这个计划不了了之。

3、如果莫迪的农业法改革得以推行，那么，受益者将会是大的土地所有者，未来在某个时候取消MSP制度，减少对旁遮普农民的价格补贴是必然的，到时候，受损的将会是所有以农业剩余为生的农民群体。

政治上的影响。

1、此举势必影响印度国内以农民群体为基础的政党对印人党的政治态度。比如，旁遮普的阿卡利党。在1960年代中期之前，该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城市中的锡克群体，但是在此之后，农村贾特锡克群体开始崛起，目前已经是阿卡利党最主要的支持者。在今年5月26日纪念农民抗议半周年时，代表旁遮普农民利益 BKU（印度农民协会），动员了旁遮普60%-70%的农村参与抗议。能量之大，在印度实属罕见。

2、此举势必影响印度国内选举。以2022年的北方邦邦选举。北方邦西部地区属于大旁遮普的一部分，不少地区的农村社会与旁遮普极为相似。在旁遮普农民自西向东前往德里的抗议过程中，亦有不少来自北方邦的农民自东向西前往德里抗议。而这部分的农民已经被北方邦的主要反对党社会党和大众社会党动员起来，在今年印人党输掉北方邦基层自治组织选举的情况下，这部分农民的分量会更大，势必危及明年的北方邦邦选举。而抗议农民宣布，如果莫迪政府不废除新的农业法，他们会抗议到2024年，以此影响2024年的印度全国大选。

3、此举势必，而且是已经激化了农民群体与资本方的矛盾。莫迪政府的农业法改革，在印度国内舆论中认为是偏向于资本方的改革，即，有利于资本方圈地，有利于资本方提价，有利于资本方掌控农村。在莫迪政府推出相关农业法改革之前，信实集团成立了几十家农业公司，有非常多的农民认为，此举会使得大公司剥夺他们的土地，也因此，不少农民焚烧了信实集团下属的电信基站，砸烂信实电信的SIM卡，以示抗议。（所以，不要看到印度农业法改革时，农民就去破坏电信基站，就觉得农民是那种‘以头抢地尔’的傻逼）

最后，我在写完之后的几天后，看到印度快报中报道了一些现实中的普通案例，几乎完全符合我的看法。

这张图是来自旁遮普邦帕德鲁村的村民贾文德（Jarvinder）在参与德里抗议时，与同村村民的合影。

贾文德今年36岁，他和很多农民一样，担心农业法改革会使得自己的土地被信实集团、阿达尼集团抢走。于是在去年11月25号时，离开了他的村庄，与其他农民一起向德里进军。

他说，“村里的每个人都明白这种威胁。我相信，最终由于新农业法的出台，我们的土地将被 Ambani-Adani这些大公司抢走。”

贾文德全家有八口人，包括他的父母，妻子，11岁的儿子，以及卧床不起的兄弟，他的嫂子和20岁的侄子。他们全家靠13英亩的耕地为生。（约5公顷，79亩地。表面上看，他家是中农，实际上他家至多是个半中农家庭，因为他需要和他的兄弟均分这份土地。）

自去年11月25号以来，除了他的兄弟外，家庭里所有的男性成员都轮流参加德里的抗议活动。当他于12月5日返回照料庄稼后，他11岁的儿子、20岁的侄子和75岁的父亲代替了他参加抗议。

帕德卢是他们来自的村庄，人口约2000人。贾文德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还租赁了7英亩（约42亩）的土地用于种植，每英亩的年租金为45000卢比（约3915元人民币）。

他说，“我有一个全职帮手（雇农），还可以在收获季节时，以200卢比的日薪雇佣农业工人。收获辣椒时，我们每天可能需要大约50-60名这类工人。

他家在2014年时，购买了价值80万卢比（约7万人民币）的拖拉机、中耕机、马铃薯播种机、耙机、旋耕机、平整机和手推车。

他抱怨今年辣椒销售不佳，说：“我原以为它们的售价约为每公斤40卢比，但结果却以每公斤10-12卢比的价格出售。我蒙受了超过100万卢比（约8.7万人民币）的损失。” 相比之下，在同一收获季节，他从可以在靠种植向日葵获利5万~5.5万卢比（约4350~4785元人民币）。而且，从去年 12月收货的马铃薯，让他赚取了100~110万卢比的利润（约8.7~9.6万元人民币）。

贾文德一家八口住在马铃薯田里的一栋单层房子里。贾文德接受完10年教育后，便开始在农场里工作，但是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走一条“不同的道路”。

他说，“我送他去私立学校念书，希望他能成为IPS中的一员（印度高级警官，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我希望他能在一家私人公司里找到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在印度，大型私企都有较好的福利保障）。如果这还不行，我希望他能够参军（印军待遇相对较高，且有退休金），务农是最后的选择”，“但如果农业公司来了，我们都需要给资本家打工”。（If corporates come, they will treat us as employees）

出处：Farmers’ concern: ‘Will lose land to corporates because of the new la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