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死（自杀）之人，究竟是想不开，还是想开了？ 第1页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两个大哲学家的意见。

一个是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他有一句名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了哲学的根本问题。

他对自杀所持的态度是否定的。他认为自杀是因于荒诞和虚无。一个人选择自杀，意味着他承认一切生活习惯都是茫然无谓的，个体的存在也缺乏确凿可信的凭据，因此一切疯狂、痛苦或是欣喜都毫无意义。通俗来说就是“不值得活下去”。

接着他对自杀提出了质疑：世人自戕，因为人生不值得活，固然不是全然没有道理，但并非什么真知灼见。这一行为乃是对人生的大不敬，对投入人生彻底的否决。即便生活是荒诞的，自杀也绝非唯一的应对之法，显然还有别的更好的道路。

于是他提出了“我反抗故我在”的存在主义理论。其《反抗者》的引言里这样说道：“镜子已经打碎，已经再无任何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世纪的问题。荒诞如同有条理的怀疑一样，扫除一切，使我们陷入困境。然而，如同怀疑一样，它可以指引新的探索。推理于是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我大喊我什么都不相信，一切都是荒诞的，但我不能怀疑我的呼喊，至少应该相信我的抗议。我这便在荒诞经验之内得到了最早的唯一明显的事实，即反抗。”面对荒诞，我们必须反抗，证明我们的人生还有意义。

而另一位，罗马尼亚裔旅法哲人，20世纪著名怀疑论、虚无主义哲学家，齐奥朗，则对自杀抱着完全赞赏的态度。他在《解体概要》一书里写道：

人年轻的时候都会给自己寻找一些英雄，我也有过我的：克莱斯特、君德罗德、德·内尔瓦、魏宁格——由于为他们的自杀心醉，我坚信只有他们才算是走到了尽头。

若一个人可以在经历了激情之后还能幸存下来，那单就这一点，便已足以让我觉得他可悲或是龌龊。由此可见，那时人性对我来讲实在多余，我在其中所看到的，是少得可怜的一点高尚的决心，还有多得可恨的赖活的妥协，所以我转身过去，下定决心，在到达30岁之前，要把一切都解决掉。

可是，岁月流逝，我也失去了年少的轻狂，每一个日子，像是一堂谦卑课，都在提醒我说我还活着，说我也只是在腐臭生命的人群当中，背叛着我的梦想。因为等待着自己不再存在，我劳累不堪，于是当晨曦在一场爱夜的尽头升起时，把劈开肉体看成了自己的一种责任，而把用记忆破坏一次叹息的无度，看成是一种难以言状的庸俗。

或是，在另一些时刻，当人在一种能把骄傲推上天堂宝座的舒张之中，洞悉了一切，又怎么能再以自身的存在去诅咒时间？我当时以为一个人可以完全不必羞耻地完成的唯一动作，就是拿掉自己的生命，以为人没有权力在日复一日的延续之中、在不幸的惯性中，任由自己不断缩减。

在我的内心，我不断地跟自己讲：除了那些赐自己以死的人之外，没人能上天堂。即使现在，我也依旧更爱一个上吊的门房，而不是一个活着的诗人。

人是自杀的缓刑犯：这是他唯一的荣耀，唯一的一条借口。可是他却没有意识到，还批评那些敢于凭借死亡，使自己超越自己的人所表现的勇气，说那是一种懦弱。

我们相互之间，透过一种默认的契约彼此勾结，可这份凝聚我们的团结，却并没有因此就免除我们的罪孽，人这个种类都已染上了恶臭。除了自杀以外，别无救赎。

而奇怪是死亡，虽说是永恒的，却还是没有被世俗接受，它这唯一的现实，始终不能成为一种潮流。因此，我们，通通都是落后的人。

对比这两种观点，我个人，是偏向于齐奥朗的。

加缪的理论，并不足以去反对自杀本身，他提出的“反抗”，就其面对的是荒诞和虚无而言，也显得苍白无力。

齐奥朗虽然偏激，但较为深刻的洞见了自杀的本质。

我历来觉得，像梵高、海明威、川端康成这些人，他们对生死是完全想明白了的。他们自戕，是非常清醒的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通过这一行为，真正意义上的完成了自己。

但千万不要误会，我并不鼓励任何人像他们一样去做。

对于生死，我只有一句话：

活着与死去，都需要勇气，如何决定，是个人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