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刻你发现年轻人正在悄悄改变社会？ 第2页

不止一次，看到有人在票圈晒自己的器官登记卡片，这其实是近十年来才有的改变。

长期以来，中国的器官移植，靠的依据《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通过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来实现的。而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乱象，难免存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

随着 2011 年《刑法修正案（八）》将「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行为入刑（而这一法律同样也保护死刑犯），器官捐献进一步走向规范化。2015 年，中国政府履行了对世界的承诺，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

规范化是好事，但也有很大的现实挑战：2010 年，中国只有 34 例逝世后的器官捐献，传统观念的力量依然强大，规范化，意味着可能无器官可用。

不过，事情在迅速发生转变。

根据卫健委《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8990号建议的答复》中所列举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累计突破 1.51 万例，达到了世界第二位。截至 2021 年四月，中国已经有了 315 万名器官捐献登记者，且这一个数字每年增量突破百万。其中，青年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有调查表明，器官捐献登记者中，超过 53% 是 90 后。^[1] 可以想见，随着自愿器官捐献的来源日益畅通，围绕所谓「活摘器官」问题的诋毁也会不攻自破，图啥呢？

在帮助他人、造福社会方面，年轻人还真的挺「数典忘宗」、不在乎传统的。

参考

1. ^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166522

讲两个小事儿吧。

我们总是代表业主告开发商，打交道最多的是业主代表。

业主嘛，什么年龄段的都有，以前都是年纪大的人，偶尔遇到“小”业主，也是爸妈给买的房子爸妈出来维权。所以打交道的时候往往是老人比较多，年轻人比较少。我们和业主开会，一群老头，桌子末尾做个小年轻。老业主就指挥这个小业主，去，某某，你去倒个水。小业主就全程为大家服务，静悄悄的不说话。他和他的孙子一个年纪，爸妈教得好，老人讲话的时候他乖乖的陪着，和我小时候一个样。

随着时间变化，业主代表和业主的年龄层次越来越低，以前是50、60后做主力，现在往往是80后、90后做主力。一群年轻人在一起，都是大家合作干事，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了，沟通的效率就提高了，不需要依靠酒精麻醉才能互相理解，不需要按照收入或者年龄排序来论资排辈。大家的教养也提高了，懂得互相尊重。年轻人吃麦当劳，但是年轻业主们从来没让我们在麦当劳开过会，有时候我们和年轻人一起开会，大家还顺便拔个草，总想找些好吃的尝尝。

于是业主组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着，就突然有一天，开始变得简单了，再没有那么些弯弯绕。

今年是2021年，小区和十年前一样，也还经常各种纠纷。

战争总是在爆发之前就已经分出了胜负，要么组织不起来，不了了之，要么组织起来，开始大动干戈。我们看一个小区的人有多团结，你就看这个小区是50后为主，还是80后、90后为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因素。如果是80后、90后的小区，打败开发商的概率就大大的提高，如果是50后为主，被开发商玩弄于股掌之间就变成大概率事件。

和年轻业代对比，我经常会反感老业代身上的一些特质，他们，我不是说每一个啊，但是大体上有几种缺点经常出现，且同时出现：

1、自以为是。明明没什么文化，但是想法特别多，且执着，谁说的也不听。他要是正好想对了还好，但是他想错的概率很高，一旦他是错的，他偏偏又有能力让一群人相信他是对的。如果你和他意见不一样，他就马上开始打击你。

2、为人多疑。谁都不信，只信自己。

3、不好合作。只吸纳一些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跟班搞个封闭小圈子，但是基本不太会信任广大业主，喜欢内斗大于外斗。本来是一个越多人参与越好的事情，却总是怀疑其他人积极行动的动机。

4、膝盖骨软。容易被开发商收买，只要开发商愿意单独解决他的问题，就立刻出卖全体业主。一遇到领导就怂，只要是比他有钱、阶级比他高，那么对方说什么都信。

5、城府过深。可能是和成长的环境以及教育缺失有关系，不喜欢直来直去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喜欢绕弯子，喜欢喊口号，喜欢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喜欢话说半截让别人去猜，喜欢拖延重要的决策，反对的事情不直接反对，喜欢通过别人的嘴表达观点，喜欢暗中搞破坏，喜欢暗示和引导。

他要骂你都不亲自骂你，他先安排一个或者几个跟班公开骂你，然后他再说“你们别这么说，我相信他也是好心办坏事”之类的。明明是他要搞你，他还要表演一下，好像这样一来，仇恨就在别人身上，你就不会胡他一板砖，他是一点风险也不肯担的。

小区维权是多人合作，需要良好的、有效的沟通，而老业代的这种做法，明面上容易被拥护，实际上只是控制了舆论，却主要依靠人为制造误会和沟通不畅来实现。

6、学习能力差。不仅仅是不想听，只要是稍微复杂的问题，听也听不懂。关键是意识不到自己无知。

7、好大喜功。以解决问题为口号，以一呼百应为目标，颠倒了因果逻辑顺序。建立组织团结群众本来是为了早一天住上房子，但是很多时候都变成为老业代搭建了“一呼百应”的业主群，老业代定期找政府信访，通过拉横幅、闹事这些不合法的手段给自己逼出一个和政府、开发商“谈判”的窗口，然后再通过带回“好消息”，安抚业主，帮助开发商把问题拖延下去，贻误战机。

8、为人吝啬。对敌人不思进取，但是对自己人特别吝啬，不在乎敌人出多少钱，但是很在乎自己花多少钱。宁可让邻居冒被抓的风险去闹事，不愿意拿钱去赞助做具体事务性工作的业主。开发商如果也是这样各种省钱，哪还会有这么多内奸、卧底、叛徒来给开发商卖命呢？

9、独裁专断。明明自己是错的，但是绝不会承认。毫无自省意识。买房本来就不和买米一样频繁，为了房子维权大部分人一辈子也就一次两次。明明是从来没处理过类似事务的人，仅仅是因为大家的信任，就突然变成了上帝一样的角色，全知又全能。如果这个人是错的，他们会很快让所有讲真话的人闭嘴或者退群。

是不是每个老人都这样？不是。

老人里面也有非常精明能干的老人。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老人，加上一辈子积累的社会经验，是可以吊打一群年轻小业主的。问题就在于，业主内部选拔业主代表的机制，是很随缘的，往往是信访的时候嗓门最大的大爷，成为业主“德高望重”推出来的代表。

而这个嗓门最大的大爷，很可能就是当年的一个小混混，虽然年纪够大、资格够老，但是这一辈子除了嗓门比别人大，牢骚比别人多以外，就没啥正经成就了。到了这些人变老，除了时间比别人多以外就没有什么优势。偏偏在业主群体里，时间多、嗓门大、牢骚多，就特别容易被“选”为业主代表。

一旦成为业主代表，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会逐渐在群体里建立舆论优势：“威信”。我们常常说，德高望重，这个不是说现在是这样，人类社会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每个村都有个老头（村长）。在今天这个法治社会，互联网时代，老人正确的概率其实越来越低了，但是他们的声音依然强而有力。

我们一般区分靠谱的老代表，和不靠谱的老代表，主要是看这个人是否有自省能力，就是他能意识到自己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如果这个人是那种：我是对的，因为 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多。那么这个人不靠谱的概率就比较大。

如果这个人能讲出来，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人就相对比较靠谱一些。老人真正能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的人，很少，但是这样的人你拿“龙凤”来形容都是大差不差的，学了一辈子的人，和一辈子啥也不学的人，差别太大了。

年轻人一般都认为自己不一定正确，所以才需要学习，学习这个动作就是真理。和老人对比，年轻业主，尤其是靠自己买房的年轻业主，普遍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受教育的程度高，直接体现在，学习法律的能力很强。

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和律师接触之前，他们已经无数次的“百度”了自己的案子，于是就会出现一种情况，他对和他案子相关法律的理解和研究，甚至可以吊打大多数律师的程度。

这些业主代表有一个特征，他们总是提出很多专业问题。出于礼貌和隐藏自己，他们会说，这些问题是“业主们关心的问题”，其实你只要一看这个问题的专业程度，你就能轻易的判断这么专业的问题普通业主根本就没有条件提出来，一定就是他本人的问题。这些年轻人就是真的在为了解决问题而花心思。

年轻人的学习能力比老年人强，同时，他们也对自己不那么自信，这一点很重要。他们越是认真学习，就越是会质疑自己。尤其是每当我们把一个案子（一道题）展开研究到最后，往往发现我们实际上很难找到唯一的正解。

正确答案往往是，我们必须要在行动中解决问题。有些问题如果不行动，就根本无法推进（演算）下去。所以年轻人会区分成两种做题家，一种是纯粹的做题家（学生气），就是非要想通答案才开始行动，另外一种就是行动派（职场人），把问题想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行动。

无论哪种做题家，只要他开始思考，无非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老师给他一点指点问题就能解决。

说到这里我给你们讲讲这些年我认为我最失败的一次维权经历。

大概是2016年的时候，我被业主代表邀请去参加一个上海的小区的会议。案情不太重要，今天我想讲的是这个业代：一个上海本地的大学物理教授，老男人。

就我个人来说，你看，有文化，有学识，我认为这样的人基本是一个能把法律问题理解透的人。但是我就是从这个人开始，遇到“老师”“老”“男人”这三个特性就头疼，这位业代算是三位一体。

一般我们被请到小区做讲座，业主们都会花点钱，找一个好的会场。一来这样是对专业人士的尊重，二来是他们自己也会舒服一些。

我们这次讲座，是在维权现场，当时停工到一半的烂尾楼里召开的。

夏天，没有空调，也没有电。一个一百多平米的loft，建筑面积也就是五六十平，坐着几十个业主。

即便抠门到连个会场都不肯花钱，老业代还挺注重仪式感，在房间里摆了一个桌子当讲台，讲台后面两张椅子，我一张，他一张。

大家都坐定就花了半小时，终于可以开始了，老业代要先来一段开场白。

一般来说你讲你的，讲得长一点也不要紧。这个老师一发言就差不多半小时起。老教授发言期间，还会突然点名提问题：点我的名。

徐律师，我考考你。我们这个合同我提前发给你了，我们这个合同关于违约金的条款是怎么约定的？

我很尴尬的回答，你们这里的条款是如何如何的。我心里想，我是专家，你是个门外汉，我又不是你的学生，你又没资格做我的老师，你考我算几个意思呢？

这位老教授才不管我怎么想，听了我的答案，他居然给了我一句赞赏：

非常好，看来你是做了功课的，我考的上一位律师就没答上来。

讲真的，我一点那种哎呀我赢了我比其他同行表现好我很高兴的那种感觉都没有。我只是觉得尴尬。我要是知道今天我不是作为老师来讲课的，而是作为学生来考试的，我连来都不来。

好不容易熬到这位老师发言结束，老师说，今天，我们为了解决我们的案子，特意找了XX律师来给大家讲法律……我心想今天这个会总算可以正式开始了，就讲了一些这个案子的法律上的东西，核心也是围绕着他们怎么解决问题。

我发言到一半，老师突然就开始他的第二轮发言。

这个老师说：很好，徐律师说的观点，基本正确，和我之前的研究一致……

是呀，你一个物理教授，搞法律问题怎么能难得住你呢，易中天老师不也不是学历史的嘛。

更精彩的发言还没完呢，这位老教授又接着讲下去：

……但是，他刚才的发言里面，还是有几个点，和我研究的思路不同，我认为应该是……

于是我就突然开始茫然了，有点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是你们请我来的吧，你们是客户我是律师，我给你提供法律服务的对吧，咱们这不是开庭你原告我被告的对吧，咱们不是奇葩说的对吧。

我以为辩论赛要开始了，正方辩手正在有理有据的驳斥反方辩手，我量浅了，我的这位教授，压根就不是什么黄执中、马薇薇，他其实是马东那个角色，甚至这个节目也不是“奇葩说”，他是个“吐槽大会”。

我以为我是他们请来做主咖的，其实，我是被请来被“吐槽”的。

早知道这样，我TMD就不发言了呀。

一场热的死人的夏天的没有空调和风扇的在五十平米里关着五十个成年人和一个被奶奶带来的小孙子留着汗的开了两个半小时的会，终于在老教授滔滔不绝的逼逼叨中结束了。

这个案子后来到底成功了没有，我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业主们唯一可以庆幸的事情，就是这个老头儿至少有学习能力，毕竟搞了一辈子物理，学法律也未必不成。有的小区也有一个老头，但是学习能力还不行，那就更悲哀了。

跟年轻人开会就不需要这么长篇大论了，有一年我们去宁波开完会回来，返程的时候和一批年轻的隔壁小区的业代吃了顿午饭。中午只有一个小时，沟通需要有效率，当时正好随身带着投影仪，我们把会议记录“投”到墙上。年轻的业主们一起动手，几个小姑娘小伙子，用了十分钟的时间，用订书机和桌布在雅间快速的布置了一个投影幕布。一顿饭吃完，又用了十分钟把雅间恢复到了我们刚进来的时候的样子。

没有长篇大论、滔滔不绝，那顿饭钱也并不贵，一个小时的时间解决的问题，是老业代两个半小时信息量的十倍。

说完了业主这边，也说说相对方吧。

虽然有大量的开发商是老头儿，但是也有不少开发商已经是80后和90后。可以这么说，80后、90后坏起来，比老头儿也没好多少。任何情况下年龄都不是唯一的答案，人性才是。那些老人年轻的时候，可能和我们今天年轻人是有相通的地方的，而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老了以后，大概率也会成为“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屠龙的少年终于有一天成了恶龙，至少还是两个物种。

屠龙的少年终于成了派任务的老国王，依然是一个物种。

年轻人改变的不仅仅是小区，年轻人也在一点点的改变社会。纠纷的两方往往无法自己解决纠纷，就需要第三方的参与和介入。

原被告变得年轻了，同时，法官也有了不少新鲜的血液。

有一年，我们也难得代表了一次政府——政府也是业主，偶尔也会被开发商欺负。我们终于有机会，在自己的地盘上，打官司告开发商。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极少见的遇到客户不问“万一法院和政府、开发商是一伙儿的怎么办”这种问题的时候。

于是，当时办案的律师，她就 膨胀 了。这位律师，就问我们的客户，政府负责和我们对接的一位领导：领导，咱们这个（案子），你们能不能和法院打个招呼呀？

体制内的人，你们懂的，人家可是真的打招呼。领导当时就说：没问题，你们放心开庭吧。

没想到呢，过了两天，这位领导灰溜溜的给我们讲，他们单位通过法院的领导去做了法官的工作，没想到法官是个小年轻，软硬都不吃。

办案律师感觉自己错过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么多年从来都是看着对方找关系，咱们这边没关系，好不容易有一次体验社会主义中国最强大的“关系”的机会，居然还没用上。

这位年轻法官毕业于北大法学院，法学本科。原告单位至少比他高了四个级别，是他领导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但是，对不住，老子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生活中我认识不少年轻法官，他们有的是知乎大V，有的是微博大V，这些年轻法官出身良好，接受了正规的大学教育，对于金钱也没有特别的执着：大部分法官的收入支撑他们在本地过小康生活并不难。这些年轻法律人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喜欢泡妞的，有喜欢摄影的，有爱玩游戏的。他们结婚生子，开始关注孩子上什么辅导班，两口子为什么吵架，爷爷奶奶还是姥姥姥爷带孩子这些问题。

我们说的现实一点：钱是国家发的，房子现在也分不着了，名誉是自己的，当领导也未必开心，犯不着和老官僚们同流合污。

这些人，不管他们嘴上怎么不屑，但是他们的做法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尊重法律、信仰法律。而我遇到很多老年人，法律只停留在嘴巴上，甚至连嘴上都没有。他们对法律是真的不尊重，他们总是坚定地认为权力应该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大环境的进步，就是这群人慢慢死光了就进步了。

所以我一直对中国的司法大环境是有着非常乐观的心理预期，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看到了我们的司法大环境变好了——一头一尾，加减法即可。

如果我们的法治大环境，在过去的这十年，你知道我们虽然无法量化他，但是他就像茅台的股价、北京的房价一样，一直在涨，你就不会觉得沮丧，觉得我们吃法律这碗饭是错的。

年轻人会一点点、一天天的变成领导，一些比较差劲儿的老头儿，他们总会退休。

国家这么多年，在教育上的投入，他本该就有回报。不仅仅是一个孩子他上了大学，而是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如果我们的年轻人没有悄悄地改变社会，那我们国家这么多年在教育上的投入、经济的发展、我们给年轻人喝的牛奶、吃的牛肉，不是都白搭了么？

资源有投入，它宏观上就必然有回报。年轻人每天都在改变社会，让社会变得越来越好。任何事情都不是尽善尽美的，老人不绝对正确，但是他们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而年轻人应该感恩，但是绝不要自卑，年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于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你有没有想过有许多人无法和医生正常沟通，而没办法好好“看个病”？

因为不会普通话，就算到了医院里，也只剩盲目和无助。

就差“临门一脚”了，却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间。

这样的事情，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里曾经发生过很多次。

地处成都的华西医院，全国排名第二，医院体量、接诊人数、服务区域都大得惊人。不夸张地说，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怀抱着“最后的希望”的患者和家属。

当然，也有大部分来自藏区的百姓。

许多人从偏远地区来，普通话并不是普及地那么到位。费尽千辛万苦却因为文字、语言都不同没法完成就诊。

说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还挺无奈的？

……

但是！

四川大学的一些藏族大学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自发组成了志愿者服务团队，帮助患者和医生沟通。

一开始，患者和家属不知道学生们要干什么，都有点防备。但同学们慢慢沟通，真诚交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

等到藏族同胞接受了这些队伍，需求一下就暴增。学生人数不足，为了兼顾学业和志愿活动好些人常常一忙就是从早到晚。没有收入、没有鼓励，支持自己的就是“帮别人一下”。

从最初沟通医生和病人，到后来陪着家属取钱、付费、找旅馆……几乎是全程陪着。信任就这样一点点建立。后来甚至有病人专程带礼物给同学们表示答谢。

好消息是，不久后医院和学校注意到了这支队伍，也帮助学生们建设。培训上岗，也保证志愿活动规范、安全地进行。以前是私下宣传，现在是正式招募了。

藏区很大，方言很多。其实虽然都是“藏族”，但学生们也不一定能听懂。人数多了，能服务的不同方言也多了。

消息传开，成都好几所高校的藏族同学也加入进来，千人的队伍在成都的各大医院里默默做着志愿活动。

噢对了，这支队伍叫“解语花”。

.

我偶然了解到了这支志愿者队伍，发现它真的“不够高调”。也许它的功能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真的太微小，甚至不值得一说……

我相信，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身边，还有许许多多“解语花志愿者”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改变着社会，我们感受不到，也许甚至他们自己也感受不到。

但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些小小的火苗，才汇聚成了我们国家积极向上的光芒。

光芒能耀眼，只因人人都在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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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过300赞了嘿！

那就再补充一些解语花的故事吧～～～～

（同时从网上找了几张图片，侵删！！！！）

“解语花”成立于2016年，最开始是因为创始人之一、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的益西卓玛有一次去华西医院，看到一位藏族病患因为语言不通在医院里手足无措的样子。亲眼目睹病人的难处让益西卓玛很触动。

后来，她与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的索朗拉姆交流时，发现这是不少藏族学生都注意到了的问题，于是几个同学一起决定创办一个藏语志愿者团队。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医院和学校的支持，“解语花”因此成立。

团队成立时学生不多，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闭门羹期”。在志愿者们不懈地努力下，渐渐地，相信解语花的患者和家属开始增加。

不过“人少”也造成了解语花志愿者时间的紧张，而且四川大学的本科生多在离市区十几公里远的江安校区，要靠校车通勤。为了避开早高峰，有些志愿者甚至早上六点就起床，为了去赶上八点在华西医院的志愿活动。益西卓玛自己就经历过正在上课接到病人的电话说要做手术，希望她能帮帮忙。她只能一下课就去赶校车。

如果说是什么让志愿者们克服种种困难，除了年轻人的热情，我想，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共情了吧。益西卓玛曾经遇到过有一次暑假，有个父亲带着四个孩子从西藏到华西医院看病，长途跋涉地来，从衣服里拿出来的钱都有了味道。这个细节让益西觉得特别心酸。

而很多患者对就诊环节并不了解，来了才挂号、检查和看诊，即便有志愿者帮忙也要耽误很久。于是在沟通医生和病人之外，解语花除了陪着病人和家属完成各个流程，很快又建设了微信公众号，在上面不但发布每个月的志愿者名单和联系方式，还介绍怎么看病、怎么提前预约挂号等。

一点一滴小小的细节，换来的是病人、家属对志愿者的充分信任。甚至还发生过病人把银行卡和密码都交给益西让她去帮忙取钱。许多病人提出过要给志愿者们买礼物或者邀请吃个饭，但志愿者们都婉拒了。

据我了解，新冠疫情发生后，一是受医院防疫要求的影响，二是学校考虑到学生们的健康风险，解语花的活动暂时停止了。不过解语花志愿团队并没有解散，甚至只要医院同意志愿活动开展，马上就可以联系出志愿者。

几个朋友留言说“解语花”这个名字很妙，也有朋友cue到了《盗墓笔记》里的解语花。我想不管是诗词里形容杨贵妃善解人意，还是三叔笔下吴邪可靠的朋友，解语花现在至少对于藏族同胞、对于四川大学、对于题目里说的“年轻人”们都有了新的一层意思吧。

我想这个意思要用大白话说，大概就是：热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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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90后的老板一起合作，哪怕赚不到钱，交流也是互相学习的过程，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做的早，做的久，就牛了，总有人比你更聪明，更能适应规则，感谢知乎，让我可以和更多优秀的90后合作，总感觉我得到的更多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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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音乐，针对细分人群，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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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流行的中国小说，每年都给我更多惊喜。以前的年代虽然是百花齐放，龙战士传说，搜神记，紫川，亵渎，覆雨翻云等作品，好看是好看，总是陷入宏大叙事，动不动来个劫财劫色，采阴补阳，矛盾的焦点一般都是性资源，财产权力的粗暴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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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00后眼睁睁看着80后前辈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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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女主角，一个，或者0个，成为现在男性网文主旋律，既然作者不擅长女角色，那么干脆就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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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时的现在老一辈还各种拎不清，制定不可能完成的年度目标，再制作不靠谱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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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说不的勇气，也有说不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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