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觉醒年代》当中的年轻人就算切实存在,相对于当时的年轻人口仍然是很小的比例。
这样的中国年轻人在当时也是存在的:
初来乍到中国,一定对那里显而易见的弊端感到震惊:乞丐成群,贫穷惊人,疾病横行,社会混乱,政治腐败。每个有正义感的西方人,无不首先强烈地期待中国人能革除这些弊端。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进行改革。
但是,中国人,甚至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充当不幸的牺牲品的人,对外国人的这种激情表现出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的态度。他们就像等待苏打水的泡沫会自行消失一样,等待着中国现状中的弊端自行消失。而且,这种盲目的观望等待态度,也逐渐影响到被搞糊涂的外国旅游者的理智。
在我快要离开中国之前,有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诚恳地要求我谈谈中国人性格的主要缺点。我以犹豫的心情谈了三点: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说起来很奇怪,这位作家非但不生气,反而承认我的批评公正中肯,并和我继续讨论可以对这些缺点进行医治的办法。这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最大美德。
中国人的缺乏同情心,使每个西方人感到震惊。他们缺乏人道主义的冲动,而这种冲动促使西方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安慰自己用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给他人造成的不幸。例如,我们一再禁止奥地利加入德国,阻止他们移民和获得工业原料,结果,除了一部分维也纳人愿意靠我们的救济行善而活下来以外,许多人都饿死了。中国人没有花精力去饿死维也纳人,也不会仁慈行善,让一些维也纳人活下去。
当我在中国的时候,几百万人死于饥荒。有的人为了几块钱将自己的孩子出卖当奴隶,如果得不到这样一笔钱,他们甚至会杀死这些孩子。救济饥民这种行善事业,许多都是白种人在那里干,极少有中国人所为。即便有极少的救济金,也被贪官污吏所吞噬。
当然,也可以这样说,西方人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帮助中国人,倒不如说是出于安抚自己的良心。只要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和农业生产方式依然如故,发生饥荒将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在这一次饥荒中靠别人的慈善救济幸存下来的人,也许在下一次饥荒中很难逃生。
中国只要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同时结合移民和大规模的控制生育,是可以永远消除饥荒的。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采用不同于白人靠单纯救济的方法去拯救饥民。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缺乏同情心都有一种同样的解释,并且对许多有关问题的看法是趋向一致的,但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无法理解。
如果一条狗被汽车严重辗伤,十有八九过路的中国人会停下来对这条可怜的狗的痛嚎感到好笑,并以此取乐。看到痛苦本身并不会引起一般中国人多少同情心。事实上,他们好像看到别人痛苦还感到很惬意开心。
从中国历史以及1911年以前刑事法典来看,中国人决不是没有残忍行为的心理冲动,但我本人并未遇见这种情况。有一点必须指出,所有的西方列强都是残忍行为的实践者,只不过我们西方人用伪善部分地掩盖了我们的残忍行为。
懦弱,是中国人的令人一看便知的一个缺点。但是,我并不相信他们真的就缺乏勇气,贪生怕死。在战场上两军相战,双方都想逃离战扬,胜利就属于首先发现对方溃退的一方。但是这只能说明中国士兵是明智的人。因为没有什么重大的冲突,军队也纯粹是由雇佣兵组成。当势态严重时,例如,“太平天国起义”,据说中国人打得非常勇猛顽强,特别是他们在有良帅骁将时更是如此。
然而,我认为中国人与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相比,中国人可算不是勇敢的人民,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知消极地忍耐。中国人的忍耐精神是少有的。中国人会为了在许多好战的民族的人看来全无必要的动机,如只是为了不肯说出别人隐匿被盗物的地方而忍受折磨,甚至死亡。尽管比较起来他们缺乏战斗的勇气,但他们一点也不比我们西方人更怕死,他们随时准备承担自杀的义务就是一个明证。
贪心,我以为是中国人最大缺点。生活艰苦,很难挣钱,为了得到金钱,除了极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外,许多人会贪污犯罪。仅仅为了几分钱,几乎所有苦力阶层的人都会甘受一次死的危险。中国与日本打仗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政治家根本不能抵制日本人的贿赂。
我认为这种贪婪的缺点可能是根源于经济条件。也许多少年代以来,品行廉洁的人在生活中吃亏了,得不到所需要的钱。只有当经济条件改善了,这种贪婪的情况才会减少。
我不相信今日中国的贪污腐败,要比欧洲18世纪的情形还要糟。我从没听说过中国的将军比乌尔伯勒公爵更腐败,也没有听说中国的政治家比卡迪纳尔·杜布瓦贪污受贿更甚。因此,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人完全有希望变得像我们西方人那样的诚实。当然至少西方人实际上如何廉洁,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已经说起过,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有点懒散和缺乏激情外,大多聪明能干而又多神多疑。但是,这只是他们性格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很会狂热激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集体的狂热激动。尽管我很少见到,但这无疑是事实。“义和拳”运动的兴起就证明了这点。中国历史上也或多或少地充满了这样的动乱。
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因素使他们变得不可捉摸,甚至对中国人的将来也难于预料。你可以想像他们中一部分人会变成积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勇敢无畏的抗日救国者,疯狂的基督教徒,或狂热地献身于某个最终宣称自己为绝对统治者的领袖。
我认为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因素,才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不顾一切后果的冒险者,尽管他们平时一贯小心翼翼。虽然浪漫主义的爱情在中国远远比在西方更受蔑视,但是中国历史上许多皇帝由于追求浪漫主义的爱情而丢掉皇冠。
今天更新一下,同志们,你们真的了解当前人心的变化吗?我们来看一张图:
2015年时,还有人在酒桌上唱歌侮辱伟人,而不过几年时间,如今毛选的销量已经是倍速上涨了。为什么毛选会涨,因为人民在逐渐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对过去的定调开始产生了xx。
万历十年的时候,人们纷纷骂张居正的十年是恶政。天启年间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思念张居正辅政的十年。崇祯年间,就已经有无数人开始为张居正说话了。而明朝亡了之后,文人们纷纷说明亡于万历,而张居正治国十年,延续了六十年的国祚。
也就是说,人对一个事物的感知是有滞后性的。你们今天受困于环境,没看到希望,但我却看到了我们民族之大好希望。
今天读毛选的人比改开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自发,主动的去了解共产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一个民族在重开觉醒的过程。
我们最朴素的、不加修饰、不挂黑猫的、非官僚的、非地主的、非买办的、团结工农及广大人民的共产主义信仰,正在缓慢的重建。
这些心怀信仰,敬畏人民,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们,终将会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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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年轻人是指润之、翔宇、延年、乔年、傅斯年那群年轻人吗?那些年轻人只占社会相当相当少的一部分。你拿今天的广大青少年,去和那个年代最优秀的那批年轻人做比较,不太公平。
这个社会上有三种人,自燃型、可燃型、不可燃型。不可燃型即是那些很难被点燃,长期麻木、冷漠、惰性、不抵抗的那些人;可燃型的人,需要被引导、被带领,需要一把火作为先驱让他们燃烧起来;
而自燃型的人,不需要别人的引领带领,不需要火源来点燃,他们自己就是光与火,自发的去实现自我价值,追寻理想,探索出路。像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人。
民国时期,最多的就是不可燃型的人。他们固守陈旧思想,保守。所谓反动,就是反对变动。
但今天之广大青年,虽然自燃的少,但有相当量的青少年群体,都属于可燃型。和百年前的人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
诸葛亮都说了,人不要妄自菲薄,引喻失义。拿自己和百年前的人比是不恰当的。对自己与民族未免太不自信。
今日之青年,你们更自信,不崇洋媚外,明日之中国也将更自信,不崇洋媚外;
今日之青年,你们更理智,不封建迷信,明日之中国也将更自信,不封建迷信;
今日之青年,你们更信仰马克思,反对资本买办,那明日之中国就会更有希望实现共产主义,消灭买办阶级。
今日之青少年远远超过了百年前的年轻人,六十年前的年轻人,四十年前的年轻人,二十年前的年轻人。所以才有明日之中国国力,超过百年前的中国,六十年前的中国,四十年前的中国,二十年前的中国。
你们才是时代的骄子,
缺少的只是一缕阳光,一阵东风,一丝希望,一方火种。
所以年轻人们,不要再躺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们身上的担子还很重,包括并不限于:
未来时代的体制结构,将是轻量化,扁平化,透明化的服务型政权。人民公仆要落到实处,人民要实施监督权,彻底打倒官僚主义。人与人共同富裕,平等共荣,将会是未来的主旋律。
而这一切,以过去人的意识思维是无法做到的,以今天人的意识思维也是难做的。只有受素质更高,觉醒意识更强的下一代血液,才能去逐步追寻这条人人共荣之路。
不要因一时的昏暗而迷惘、怀疑,心怀信仰,你们就能成为刺破乌云的光。
正着说叫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有朝气,反着说是他们当时都充满了对救亡图存的焦虑。
怎么理解呢,感觉上可能和如今的青年知识分子充满了对如何不做“燃料”的焦虑差不多。往坏了说是如今的个人命运看起来被时代束缚了(虽然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肯定不是这么简单),往好了说是国家已经发展到不管哪种知识分子今天都不会总想着救亡图存了。
“救亡”,“图存”。展开了就是我等若不行动则国破家亡之时必将到来,他们需要抛头颅洒热血去争取生存。这是两个时代的区别,如今我们已经不需要自己去争取生存的权利,但在当时不行。虽然按当代人的视角,在如今的局势之下争取自由或意义也不容易,但不管怎么说比起当初背负国家与民族去扭转其衰亡的趋势还是好多了。一代人的奋进犹如溺水者拼命抓住任何能抓住的东西,多悲壮啊……
现在还有几个想这么悲壮的?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这话是鲁迅说的,很有题主所指的“理想、激情与朝气”对不对?
但鲁迅也说过——他想躺平!
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
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
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
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
但倘若用我用得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
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是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
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
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
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好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
连鲁迅那样激昂的,以笔为刀的人,都有想躺平的时刻。
什么时候想躺平呢?
就是“三不行”的时候!
骆驼祥子不才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奋斗的代表?
话说,现在年轻人在知乎上没有朝气吗?
点评时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今年万户侯。
那时候的大学生不也是干这么?
你说那些伟人?
那怎么,我们这批大学生四十年以后就没有当伟人的?
大多数人也就发个传单游个行,最后还有一批投降的。到哪也一样。
首先这个问题不成立,相当于你看了民国上海滩富贵人家的生活就感叹民国普通人的生活比现在的好;
最后如果你觉得生活中没有理想、激情、朝气,建议换换环境、多认识一些其他人。
有啊。
但是你们污名化他们叫“左壬”。
你们把他们的理想,激情,与朝气,称之为“魔怔”
当然,建政人大多数是软骨头,大多数学识浅薄,但他们是好的土壤。
民国时的建政人也大多数是软骨头,也大多数学识浅薄(以今天的标准看)。就连参加一大的13位,其中都有背叛革命的。
但这是土壤,极其重要的土壤。只有好的土壤才能结出合适的天才。天才不会凭空出现,天降猛男也不会凭空出现。
有《觉醒年代》那种朝气还得了
你要干什么?
顺带一提,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在庸俗化我们的革命史。
把反抗、斗争、革命解读成努力、奋斗、朝气。
当然,这很符合时代要求。
人是被外部环境造就和影响,反过来再改变外部环境的。
伟人们诞生的年代,国破家亡,饿殍遍野,军阀混战,国家危在旦夕。他们所处的环境和他们所读的圣贤书和历史有巨大的差异,为了让中国再次崛起他们流血牺牲造就新中国。
咱们现在处的什么年代?已经没有迫在眉睫的灭亡危机,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些内部的小问题,大部分随着发展就能解决掉。
不过反过来说,现在的年轻人照样很有朝气啊,刚成年就入伍的青年没朝气?为中国建设努力工作的人没朝气?只是不需要我们去救国图存罢了。
如果要找反例,上个世纪十里洋场那些地痞流氓有朝气?那些军阀子嗣横行霸道有朝气?
别啪的一下就否定掉一个群体,这玩意我们八零后被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人骂了差不多二十年,然后呢?请问提问者多大怎么深得那批人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