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伊签署25年全面合作协议? 第2页

首先给一个结论，这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刻，在世界岛一体化的历程中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联手，给盎撒这个海上游牧民族所建立并且维系的旧世界秩序，送上的第一道催命符

首先我们看到，布热津斯基虽然对中国崛起这个历史事件有些含糊其辞，并没有给出他理想的解决方案，但是他曾经警告过美国的精英阶层，千万不可让中国-俄罗斯-伊朗这个三角同盟成为现实，因为中俄伊这个三角同盟一旦成型，就是世界岛上一股难以阻挡的力量

当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在战略上相互靠拢，再算上中俄伊这个战略三角中一定会包括的那些国家，比如说蒙古（你不想入都得入）和中亚诸斯坦，甚至包括巴基斯坦和朝鲜，那么就意味着，在世界岛东部，一个让美国，甚至说美英加澳日联手都不可能遏制的超级战略共同体已经形成，这就是Pax Sinica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不以中国的这种超然视角来观察伊朗，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能够与中国产生很好互补的国家

1）一个人口超过8000万，且具备较为完整工业体系，以及较高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的发展中国家

2）一个能够提供油气资源，并且在世界能源中心地区拥有较强国力的国家

3）一个被美国制裁，因此在国际贸易中无法释放美元能量，可以通过人民币和欧元进行贸易结算的国家

4）一个或许能够在未来成为Pax Sinica下，经过中国长期帮助而产生质的飞跃的国家

事实上，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中俄双方相互靠拢，如果要寻找一个入伙的第三方，伊朗本身就是一个最完美的选择——地理位置在世界岛上极其重要，有自然资源，有工业能力，有军事实力，有人口素质，且和美国天然敌对因此有绕过美元结算体系的可能，可以说具备上述一切条件的只有伊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伊朗是一个比法国，德国都更有价值的入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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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出关整合世界岛，将盎撒匪帮的势力逐渐从世界岛驱逐出去，甚至催动匪帮在本土的崩溃，从而并且建立起真正意义上属于整个文明世界的Pax Sinica，是寄托人类文明未来百年希望之所在，伊朗作为一个具有三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率先入局，Pax Sinica的第一步，来得如此之快，也不得不“感谢”一下美国自2000年以来历任总统一系列智熄的操作

自从2000年以来，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总统，先后在一些次要的战略方向上，进行了一系列毫无意义，且后患极大的政治军事行动，这些自作聪明的行为，不仅没有撬动中国，俄罗斯这两个主要战略对手的根基，促使中俄互相走近，此后川普撕毁伊核协定，又令伊朗开始更加靠近中俄。这似乎表明一件事，美国事实上是一个有着超级大国地位，却并没有与超级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全球战略眼光，否则难以解释从911以来，美国一系列足以动摇国本的战略智障行为——不是一次，而是一系列

另外，如果要加速盎撒匪帮在全球范围内的崩盘，我们现在要做的，并不是将美国的军事基地从世界岛逼出去，而是在各个战略方向上逼迫美国继续消耗自己的国内资源，以供养这些已经逐渐军阀化的驻外部队，并且进一步加深美国的结构性危机。日韩，阿富汗，伊拉克（或者整个中东），东欧，这些都是美国的核心出血点，而且都已经成为“百万漕工”级别的出血点——甚至说，如果能够给美国创造出更多的出血点，则更妙，比如那些以吃皇粮为己任的NGO们（美国那些政府资金背景的NGO，其实自己早就明白对华，对俄，对伊朗等等的一系列策反，演变尝试都已经失败了，但是本身NGO也是百万漕工，目的无外乎捞钱，捞钱，再捞钱罢了）。而伊朗的存在，就可以成为美国的一个无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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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10-15年为期，如果在中国的协助下，伊朗能够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上前进一大步，在基础设施，国民生活水平，以及制造业发展水平上有一个质的飞跃，那么这种示范效应将会是决定性的；从大的方向来说，一方面中俄和伊朗方面的合作可以逐渐开始无视美国的制裁，甚至极有可能逐渐将一些欧盟国家拉入这个圈子（欧洲国家对伊朗的敌意并没有美国那么深），从而以伊朗为契机，建立一个规避美元的结算体系，另一方面，一个具备一定工业化基础的国家，是能够在产业结构上给予中国一定补充的，进一步推动伊朗的工业化，现代化改革本身，就是在给中国自己创造出更大的经济纵深，以及进一步推动中国的人才纵深

ps，我觉得有志于避免内卷的朋友，可以开始考虑学一些外语，并且进一步了解世界岛国家的历史人文了，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最好能够掌握一门，除此之外波斯语和意大利语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当然，还包括世界岛上其他的重要语言，不管是阿拉伯语（的不同方言），还是印地语/乌尔都语，僧伽罗语，普什图语，塞尔维亚语，波兰语，甚至是大量的地区性语言，比如库尔德语，泰米尔语等等，以后祖国在世界岛上每一个区域的开拓进取，也许都少不了你们的贡献

目前世界有四个点，只要连起来美国的霸权就彻底完蛋了。它们是北京，莫斯科，德黑兰和柏林。

讲句心里话，美国这几年的骚操作我反正是真的看不懂。搞俄罗斯可以，搞伊朗可以，搞中国也行，搞德国没问题，但是你全都一起搞是几个意思？

俄罗斯的克里米亚，伊朗的核协议，德国的北溪一号二号。德国那边且不论，俄罗斯的克里米亚那是战略要冲，那是俄罗斯生死攸关的战略利益，还有撕毁伊朗核协议也是往死里搞伊朗，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也是在捅中国的核心利益，所以美国同时往死里整这些国家，就是想让他们联合起来对吗？

我反正完全看不懂，当年美国全盛之时犹自竭力避免这三国同盟，现在国力孱弱反而逼着三国抱团取暖，而且还附送一个德国。

这让我想起了军国主义日本，侵华失利，然后犯美，看起来像吃错药了一样。今天的美国怎么看都有那么点儿意思，好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把自己的所有家当都往赌桌上压。

看吧，等德国也开始成为准同盟，霸权的丧钟就敲响了。

看了看其它回答我得出一个结论——瞎答。

签署协议前提是伊朗政体在中东最稳定，战略博弈水平最高，看不到这两点瞎答个砂劲。

自1979年以来，伊朗始终被美国视为“眼中钉”。为打压伊朗，美国使用了除武力入侵之外的几乎所有手段，如外交孤立、经济制裁、武力威胁、地缘挤压、意识形态侵蚀，乃至用“震网”病毒攻击伊核设施等。在2009年和2020年底的伊朗国内抗议活动中，美国等外部势力还借机策动“颜色革命”。然而，伊朗宛如一颗“蒸不熟、煮不烂”的铜豌豆，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安然无恙，乃至逆势崛起。这种情况在全世界也不多见。

一 伊朗找到适合自身的政治制度，并坚定维护这种政治制度的安全

（一）伊朗已经找到适合自身的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制度前提。衡量政治制度优劣，不是看其是否符合西式民主，而是看其是否适合国情。照此标准看，伊朗显然已经找到适合自身的政治制度。 从历史传统看，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传统迥异于西方国家。欧美国家一直奉行“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政教分离原则，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传统上则一直是政教合一。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正是通过建立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使昔日一盘散沙的阿拉伯人焕发出巨大能量，在短期内统一阿拉伯半岛，进而建立起地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此后，土耳其人同样将世俗政权提供的法统，与伊斯兰教提供的道统紧密结合，建立起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并维系了长达六百年的统治。严格来说，欧洲的政教分离模式与伊斯兰世界的政教合一模式，很难说孰优孰劣，更多是特定国情的特定产物。 然而，近代以来，欧洲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强势崛起，使欧洲奉行的政教分离模式日益成为非西方国家的效仿对象。近百年来，伊斯兰世界努力效仿西方的政教分离模式，“政治改革”第一步就是“挥刀自宫”，将植根于政治制度达千年之久的伊斯兰教剔除，将国家基础强行建立在世俗主义基础之上。

经过上百年演化，中东国家表面上建立起符合西方标准的世俗政权，但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中东世俗政权不仅失去伊斯兰教的价值庇护，还面临民族精神无处安放的世纪难题。道统与法统分离，还使中东国家始终面临来自伊斯兰势力的挑战，几乎所有中东国家都存在着明暗两条线：明线是官方倡导的世俗主义，暗线则是如影随形的伊斯兰主义。两者互不兼容，使国家始终面临“世俗化”还是“伊斯兰化”的“精神分裂症”和紧张状态。因道义合法性不足，中东国家维系统治只能依靠政绩合法性和强制性力量。因此，中东的威权国家看似坚不可摧，实则极端脆弱，一旦政绩平平或军队忠诚出现问题，便可能出现“塌方式”垮台。对民众来说，由于存在“伊斯兰道路”选项，因此其对现行政权缺乏足够耐心，总是渴望立竿见影的政绩，一旦不能如愿，便很容易转向伊斯兰，引发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复兴。这种情况在2011年中东剧变中很容易看出。

相比之下，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建立的政教合一政体，将伊斯兰与现代民主有机融合，客观上实现了道统与法统的紧密结合。一方面，伊朗实行普选制和三权分立，总统、议会都由直选产生，且有任期限制，使伊朗政体充满现代感，并保持较强的政治弹性。另一方面，伊朗实行教士治国，最高领袖凌驾于一切权力机构之上，是伊朗内政外交重大方针的最后决策者，其享有任免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司法总监、军方高官，以及宣战或停战、委任和罢免总统等重大权力。议会（Majlis）名义上是最高立法机构，但为保证议会决议不违背伊斯兰教义，议案必须得到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司法总监是司法系统的最高首脑，但其由最高领袖任命。

总之，在伊朗政体中，宗教与世俗两大系统对立共生，既保守又现代，既稳定又灵活。这样，伊朗的政治制度既比信奉世俗主义的埃及等国更具有道义合法性，也不像其他中东国家那样畏惧伊斯兰革命。同时，相比同为政教合一政体的沙特，伊朗政体更加开放，更能包容现代文明优秀成果。例如，哈梅内伊重视科技进步，甚至允许进行干细胞和无性生殖等敏感项目的研究。因此，伊朗成为中东诸国中政局最稳固的国家，因而能够安然度过2011年中东“政权更替潮”，并在面对美国长期围堵（尤其是策动“颜色革命”）时始终屹立不倒。

（二）伊朗坚定维护现行政体安全

伊朗自己也认为，伊朗政体的合法性来自内部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合法性则更多来自“财富换支持”，并不得不依赖西方保护。数十年来，伊朗人坚持“制度自信”，通过各种方式捍卫现行政治制度。

首先，抢占理论和道义制高点，从法理上捍卫伊斯兰政体的正当性。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认为，伊朗的伊斯兰民主政体不同于西方民主，这种伊斯兰民主基于个人神圣权利和义务，而不仅仅是基于契约，因此比西方自由民主政体更先进、更有意义。哈梅内伊还指出，西方和以色列试图让伊朗引入西式民主，通过选举产生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目的是制造“双重主权”（Dual Sovereignty），分裂最高领袖（代表教权）与政府机构，将“法基赫”（Faqih，即“教法学家统治”）变成毫无意义的空壳。这种效果恰恰是伊朗的敌人想要的，因此它是损害伊朗的致命毒药。

伊朗捍卫伊斯兰政体的另一面，就是批判西方价值观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哈梅内伊认为，西方文明唯利是图，只注重物质层面，忽略精神层面。资本主义和利己主义信条无法使普通大众实现公平正义。这些不公平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直接相关。人类社会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批判和消灭无处不在的不公平和暴政统治。西方资本主义体系面临不可克服的结构性矛盾，最终不可避免走向衰落。哈梅内伊还将“进步的伊斯兰伊朗模式”与西方“专制发展模式”对照，宣称“资本主义体系已日薄西山，迟早将会消亡”。哈梅内伊还将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等事件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终结的征兆：“我们现在已能听见西方自由民主制体系崩溃的声音。”

其次，打压国内亲西方势力，及时清除政治隐患。伊朗在巴列维统治时期曾极端亲美，因此国内亲美势力根深蒂固，尤其在当前伊美对峙加剧背景下，这股力量壮大显然不利于伊朗强化内部凝聚力。为确保政权安全，哈梅内伊在确保力量平衡的情况下，重点打压政坛上的亲西方势力。2004年，哈梅内伊授意宪法监护委员会取消逾千名议会候选人参选资格，其中多为改革派，由此使保守派赢得70%议席。在2009年6月总统选举争端中，哈梅内伊抛开此前置身于各派别纷争之外的超然立场，力挺内贾德，将改革派（即亲西方派）代表人物穆萨维领导的“绿色运动”称为美欧主导的“颜色革命”。这场未遂“颜色革命”平息后，在哈梅内伊支持下，内贾德政府对参与抗议活动的改革派势力进行了清洗：“改革派”代表人物卡鲁比办公室遭到查封，前总统哈塔米的助手被抓捕，还有数千名抗议者被逮捕。伊朗司法系统数次开庭，审判反对派主要成员（包括前内政部副部长、前外交部副部长、前经济部副部长等），前伊朗副总统阿卜塔希还被判处6年徒刑。前总理穆萨维、前议长卡鲁比遭到监禁。伊朗“改革派”阵营由此一蹶不振。在2011年中东剧变中，伊朗再次打压了穆萨维掀起新的“颜色革命”的苗头，数十名政治活跃分子和记者被关入监狱，两个重要改革派组织被禁。伊朗打压亲西方势力，从组织上消除了内外联动，在伊朗策动“颜色革命”的政治隐患。2017年底至2018年初，伊朗再次爆发带有“颜色革命”性质的骚乱活动，西方国家推波助澜，但由于缺乏伊朗高层亲西方势力策应，这场骚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无论规模还是危险性都比2009年未遂“颜色革命”小得多。这从侧面体现了伊朗清除亲西方势力的明显效果。

最后，紧抓意识形态主导权，严防西方价值观渗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看似可有可无，实则是政权存在的道义前提。巴列维时期，伊朗尽管物质生活改善，但统治集团缺乏信仰，崇拜金钱，尤其对外国人在伊朗作威作福听之任之，使伊朗人心目中最神圣和珍贵的东西遭到亵渎，由此最终引发伊斯兰革命。1979年后伊朗建立的伊斯兰革命政权，本身就是靠“伊斯兰”安身立命，因此格外重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为确保社会行为符合伊斯兰教义，防止西方价值观渗透，伊朗采取了许多在世俗国家看来难以理解的举措。

一是严格控制文化教育领域。1996年末，哈梅内伊颁布教令，称“学校推广音乐不符合伊斯兰教的信条和理念”，迫使许多音乐学校关闭；1999年11月，哈梅内伊公开为备受争议的“特别教士法庭”进行辩护；2002年哈梅内伊反对高校学生从事“反伊斯兰教”行为（演奏音乐、研习美术、到异教徒国家旅游和野外考察等），敦促大学强制遵从伊斯兰价值；2007年哈梅内伊批评女权激进分子德拉瑞姆·阿里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称其“企图在伊斯兰教规里大造文章，以期贴合与妇女相关的国际公约”；2012年7月，德黑兰警方开展打击“非道德行为”行动，关闭几十家咖啡馆和餐馆，逮捕服装不合规定的妇女；2015年8月，大约4500多家服装店因服装违反伊朗道德准则而被关闭。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后，哈梅内伊特别呼吁，要严防美国“政治和文化渗透”，认为“这比经济和安全渗透更危险”，伊朗“山寨版肯德基”刚开业，就因装修风格“太美国化”被强令关闭；2015年11月25日哈梅内伊发出警告，称美国正用“性、金钱和西方生活方式”对伊朗决策精英层进行渗透。2018年1月6日，伊朗政府宣布禁止在小学阶段开设英语课，以防止外国文化侵蚀儿童和青少年。

二是强化对媒体的控制。伊朗实行严格的媒体审查制度。2000年，部分改革派议员要求修订媒体法，实行新闻自由，但哈梅内伊坚决反对，他认为“现行的媒体法能有效地防止灾难，现在草拟的法案是非法的”。伊朗还将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思想文化渗透视作“软战争”，将应对网络渗透视为保卫国家的一部分。2005年内贾德上台后，伊朗提出“互联网本土化”概念。2010年底，伊朗通信和信息技术部正式提出建设“全国互联网”设想。2011年7月，伊朗开始测试自主研发的“全国互联网”（又名“清洁网络”），以取代国际互联网。伊朗政府称，它不仅为消费者节省成本，还有助于维护伊斯兰伦理和道德。2017年1月，伊朗霍尔木兹甘省关闭了80个频道，逮捕了32名频道管理员。他们被控传播谎言、扰乱公共秩序、制造恐惧和宣传不道德的和反文化的材料。同年，伊朗政府要求伊朗Telegram的频道管理员实名注册，要求订阅数超过5000的频道管理员向伊朗文化及伊斯兰教令部递交许可，否则将面临起诉。2018年1月，伊朗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许多抗议者就是通过Telegram这一社交软件传播消息，相互联络，伊朗政府下令关闭该软件。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领导人阿亚图拉·艾哈迈德·贾纳提称，为保证国家的安全，伊朗将加大对互联网的监管。

二 倡导“抵抗型经济”，增强经济独立自主能力

（一）从理论和战略层面，伊朗倡导“抵抗型经济”

伊朗油气资源位居世界前列，很容易产生“路径依赖”，沦为依靠油气出口的原料出口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对伊经济制裁的背景下，伊朗积极谋求产业多元化，努力实现经济独立自主。哈梅内伊认为，伊朗必须依靠自身经济能力才能提高经济水平，反对依靠外力发展经济。他将经济领域比作“战场”，并提出要进行“经济圣战”。哈梅内伊认为，伊朗如果依赖自身能力，外部制裁将土崩瓦解。如果将希望寄托在西方解除制裁，伊朗将一无所获。伊朗核计划就是伊朗独立自主意志的体现。在核研发过程中，部分核科学家最初建议伊朗从国外进口核材料，而不是自主提炼浓缩铀，这样可以节省数十亿美元。但哈梅内伊坚持认为，伊朗应建立完整的核循环体系。

2012年西方加大对伊朗能源和金融领域的制裁力度，伊朗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由此也进一步增强了伊朗产业转型的决心和动力。2013年3月21日，哈梅内伊在新年演讲中坦承，西方新一轮制裁“充分利用我们经济的根本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我们经济过分依赖石油。但我们可以将每个威胁转变成机遇。制裁激发起伊朗的国内经济能力，使伊朗变得更有活力”。因此，伊朗矢志减少对石油收入的依赖。 2014年2月，哈梅内伊正式提出“抵抗型经济总政策”，即利用伊朗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求发展的决心，奉行一种源于伊斯兰和革命文化的新经济模式，从而战胜所有经济困难，打赢与西方的经济战。 “抵抗型经济总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在金融、人力、科技资源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优先发展知识经济；把提高效率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充分利用实施补贴改革计划带来的机会，提高生产效率、就业率；让参与生产过程的各要素都得到合理体现；提高基础商品的国产率；保障国家食品药品安全，建立战略储备；改变消费模式，鼓励人们使用国货；全面改革和加强国家金融体系；全面支持商品和服务出口；扩大自由区和经济特区的权限；扩大与外部经济合作；挑选油气合作的战略伙伴，实现油气销售多元化；扩大伊朗在国际油气市场上的影响；完善油气工业产业链；取消不合理收费，节约使用国家公共资源；改善政府收入结构，增加财政收入中的税收占比，使国家预算逐步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打击经济领域的腐败；鼓励生产和创业；使“抵抗型经济”理念在科教、媒体领域深入人心；政府有义务协调和动员国家所有资源发展抵抗型经济。哈梅内伊称，“抵抗型经济”可以解决失业和滞涨问题、应对西方威胁，创造使整个国家受益的巨大经济机会。

此后，在历年的新年讲话中，哈梅内伊都强调贯彻和落实“抵抗型经济总政策”。2015年3月21日，哈梅内伊在伊历新年讲话中，重申“抵抗型经济总政策”的重要性，称外部制裁和国际油价暴跌表明，伊朗经济不能依靠外部手段，只有发展本土经济才能真正发展。在2016年3月21日，新年演讲中，哈梅内伊称该年为“抵抗型经济之年”，要求政府支持、帮助本国生产商，而不是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2017年3月21日，哈梅内伊在新年演讲中再次强调，伊朗应实行自力更生的“抵抗型经济总政策”，发展“伊朗制造”，宣称“进口伊朗国内可以生产的商品在宗教和法律上都应被禁止”伊朗总统鲁哈尼也表示，“抵抗型经济总政策”是后制裁时代的伊朗国家战略，即使伊朗融入全球经济，其仍是伊朗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

“抵抗型经济总政策”的目的就是提高伊朗经济技术水平，使伊朗摆脱原料出口国处境，免受制裁和经济动荡殃及，提升伊朗国际地位。经济学家和地缘政治专家彼得·考宁高度评价“抵抗型经济总政策”，他认为，“抵抗性经济总政策”不仅可以帮助伊朗摆脱外部制裁，还有助于增强伊朗经济能力，创造就业，增加产品附加值。过去依赖进口的商品和服务由本土企业提供，将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好处。由本土产品替代，还将打击那些推动全球化的美国跨国公司。

（二）从政策实践看，伊朗奉行产业保护政策，着力提高工业化水平

历史经验表明，工业是国家财富之源，保护和壮大民族工业是实现富强的必经之途。对应这一发展目标的发展战略就是“进口替代”。当年西方国家实现繁荣富强，就是采取了“先保护，后开放”政策。许多中东国家没有意识到国家富强与产业保护的关系，简单地将“对外开放”视为国家繁荣的不二法门，奉行“只开放，不保护”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最终陷入西方期待的依附性陷阱。

相比之下，伊朗在经济领域奉行的正是强调独立自主的“进口替代”战略。为发展民族产业、落实“抵抗型经济总政策”，伊朗采取了诸多带有经济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如提高进口产品关税，减少原材料产品出口，为高附加值产品提供税费减免，等等。伊朗是世界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伊朗采矿业产值只占GDP的1%。2016年7月，伊朗矿山和采矿业发展及创新委员会负责人迈赫迪·卡巴辛安称，因国内钢铁企业对铁矿石需求上升，伊朗将在2017年上半年停止出口三种矿产品原料（包括铜矿石、铁矿石等）。伊朗政府称，从2017年3月开始，出口加工过的矿产品将获得税收减免。

从政策效果看，经过不懈努力，强调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初见成效，伊朗初步摆脱了经济严重依赖石油的局面，经济独立自主能力大幅增强，而没有像埃及和沙特等中东邻国那样沦为原料生产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产业结构日趋优化，初步实现工业化目标。纵向看，伊朗日趋摆脱原料生产国地位。1992年，伊朗非石油产品出口仅占出口总量14%，2002年这一数字升至24%，2012年达到60%。据伊朗海关统计，在不算石油出口的情况下，2016～2017年伊朗对外贸易盈余2.46亿美元，继上年结束持续37年的贸易逆差后，连续第二年实现顺差。不同于阿拉伯产油国石油收入动辄占80%～90%的状况，在伊朗，石油收入只占其财政预算的30%，伊朗的目标是将其削减到零，石油收入存起来作为国家投资资金。

横向看，伊朗产业结构日趋优化，根据2013年数据，伊朗三大产业产值比为11∶38.4∶50.6，其大体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目前，伊朗是西亚北非地区主要的钢铁生产国，钢产品出口到世界39个国家。伊朗计划到2025年初，钢产量达到5500万吨，为此伊朗减少矿产品出口，提高产品附加值。伊朗还是仅次于土耳其的中东第二大汽车生产国，汽车工业产值占伊朗GDP的10%左右，仅次于油气产业。伊朗的Khodro公司是中东最大汽车生产商。2008年后，伊朗汽车产量从排世界第17位降至第20位，但产量仍超过意大利、奥地利、澳大利亚和荷兰。2014～2015财政年度（截至3月20日），伊朗汽车出口量增加190%。据世界汽车组织2017年3月发布的报告，2016年伊朗生产汽车116万辆，较上年增长18.6%，是世界上汽车产量增速最快的国家。

此外，随着科技水平提高，伊朗技术工程服务产值比重也在不断上升。据伊朗经济官员称，2002～2011年，伊朗的技术工程服务出口额年增速达45%。2011年，伊朗技术工程服务出口额达到43亿美元。2012年和2013年，伊朗因外部制裁，这一数字分别降至23亿美元和12亿美元。但未来5年，伊朗技术工程服务出口额有望增至250亿美元。工业化使伊朗经济自主能力不断增强，其已具有应对西方制裁的较强自我修复能力。

另一方面，伊朗军工制造水平水涨船高，极大提升伊朗的军事威慑能力。伊朗工业化水平提升，使伊朗军工制造水平水涨船高。伊朗从1992年开始实施武器国产化计划，目前已建立起伊斯兰世界最全面的军工体系，能够生产新型主战坦克、导弹快艇、常规火炮、轻型舰艇、小型潜艇、战斗机，并能够生产近、中、远程和洲际导弹，具备自主发射卫星能力。2018年1月27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国产隐形战斗机“征服者313”已进入测试阶段，伊朗自称该战机达到第五代战机水平。 伊朗武器研发能力提升，集中体现在导弹研发领域。目前，伊朗拥有“流星”、“胜利者”、“泥石”和“波斯湾”等多种型号的导弹。“流星”系列导弹使用液体燃料，有“流星-1”（射程285～330公里，可携带1000公斤弹头）、“流星-2”（射程500公里，可携带770公斤弹药）、“流星-3”（射程1000～1300公里，可携带760～1200公斤弹药）等多个型号。“胜利者”系列导弹使用固体燃料，有“胜利者-110”（射程210公里）和“胜利者-331”（射程500公里）等型号。“泥石”系列导弹使用固体燃料，射程达2000公里，可携带500～1500公斤弹药，其中“泥石-3”射程达4000公里。“波斯湾”系列导弹是反舰导弹，可以携带650公斤弹药，主要用于反介入。2013年，伊朗一位将军扬言：“现在，伊朗已经有了可以将美国军舰像罐头一样送入水底的导弹。”2017年2月底，伊朗国防部副部长阿米尔·哈塔米准将宣称，伊朗正在研发俄罗斯S-300地空导弹系统的国产版本——“Bavar-373”系统，以及“奋斗2型”和“奋斗3型”导弹防御系统。这意味着，伊朗未来军事防卫能力还将大幅提高。

军工制造水平提升，使伊朗成为国际上重要的武器出口国。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2010～2014年，伊朗出口了至少2000万美元的武器弹药（实际数字可能比估计的高得多），出口对象包括中东、非洲和南美等57个国家和地区。武器研发能力提升以及军火出口增加，使伊朗的国防开支水平远低于中东同类国家。据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2016年估算，2015年沙特国防开支819亿美元，巴林是15.3亿美元，科威特是13亿美元，阿曼是38亿美元，卡塔尔是110亿美元，阿联酋是158亿美元，海湾六国合计约1150亿美元，而伊朗花费了160亿～250亿美元。要知道伊朗人口是沙特的两倍多，但国防开支只有沙特的1/5。

[随着伊朗军工制造水平的不断提升，伊朗与西方的“火力差距”大为缩小。可以说，正是忌惮伊朗强大的军事报复能力，美国和以色列尽管多次对伊朗“喊打”，但始终不敢“动真格的”，而伊朗也没有像伊拉克、利比亚乃至叙利亚那样，沦为西方大国武力打击的对象。

三 外交战略坚持反霸立场，同时在策略上“有理、有利、有节”

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等级性国际体系。西方大国保持霸权地位的前提，就是其他国家继续处在边缘和孱弱状态。因此，“学生向老师学习，老师打学生”乃是常态。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其中东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防止地区大国崛起。面对矢志成为地区大国的伊朗，美国更是竭尽遏制、打压之能事。 面对如此凶险的外部环境，伊朗并未像伊拉克、利比亚等国那样遭遇横祸，反而呈现逆势崛起的态势，这与伊朗高超的外交手段不无关联。摩根索曾指出，“外交是国家强权的头脑，犹如国民士气是国家强权的灵魂”。高超的外交手段可以把国内外有利因素有机结合，并使其由潜在能量转变成现实能力。在这方面，伊朗的政策可圈可点。

（一）战略上坚定反美，对美国霸权威胁“不信邪，不怕鬼” 伊朗对美国的霸权本质看得非常清楚。伊朗方面认为，美国与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即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地区大国崛起，伊朗则矢志成为地区大国，双方战略目标针锋相对，很难通过妥协退让解决，因此伊朗高层对美国基本不抱幻想。哈梅内伊秉承霍梅尼外交路线，将美视为“大撒旦”和伊斯兰革命的敌人。他认为，美国和以色列是一丘之貉，伊朗外交的头等目标就是反美反以。多年来，哈梅内伊几乎在每个场合都表达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蔑视。其演讲主题不管是外交、农业还是教育，其间总会夹杂对美国冷酷、贪婪和危险的批评。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哈梅内伊认为美国意在控制伊拉克油田、遏制伊朗、保护以色列，并谴责美国是“比萨达姆政权更凶恶的狼”和“人格化的魔鬼”。为打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伊朗放弃用美元结算石油交易，并一度联络委内瑞拉、朝鲜、古巴、叙利亚等国来“联合反帝”，还与委共同设立“反美基金”。伊朗反美反帝的国际观，与其伊斯兰意识形态互为表里，最大限度凝聚了士气，占据了道义、法理和舆论制高点，使其对外战略保持攻势。

伊朗这种强硬立场在伊核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哈梅内伊认为，美国抓住伊核问题不放，就是为了遏制和削弱伊朗。他质问道：“伊核问题何时才出现，制裁又持续了多久？西方制裁伊朗已有三十年了，为什么没有核问题前，他们仍制裁我们？”他认为，即使伊朗关闭核设施，或允许西方公开检查和监控，西方仍会借机提出新的问题，如恐怖主义、人权或以色列问题，其目的就是对伊朗施加压力，谋求实现政权更替。伊朗一旦在核问题上示弱，美国马上会得寸进尺，迫使伊朗做出新的让步，永无止境地占伊朗的便宜。前总统内贾德说得更明白：“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美国就会提出人权问题。如果人权问题解决了，他们可能又提出动物权问题。”因此，伊朗在涉核问题上态度强硬，屡屡突破西方划定的底线。

2013年鲁哈尼上台后，力主解决伊核问题，缓和与美国关系，并于2015年7月与六国达成核协议。但哈梅内伊依然明确反对与美国和解。2015年7月19日，哈梅内伊公开表示，尽管签署了核协议，但伊朗与美国的敌对仍将存在。他还呼吁伊各界不要轻信美国及西方承诺，指责美国政府“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他在2016年4月公开表示：“我已经说过上百遍，美国不能信任。现在，情况真相大白。他们在协议中称，银行制裁可以解除，各国可以同伊朗做生意，事实上，这些企业因忌惮金融制裁，不敢跟伊朗走得太近。这是一种‘伊朗恐惧症’。”

事实证明，哈梅内伊说得没有错。伊核协议签署后，伊朗遵照协议削减了核能力，但美国并未真正解除对伊制裁，反而借口伊朗导弹研发，不断出台新制裁决议。尤其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拒不承认伊朗履行核协议的事实，不断追加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于2018年5月8日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现实教育了伊朗民众。盖洛普公司2015年9月曾开展民调，当时45%的伊朗人相信美国将信守诺言，但2016年3月的民调显示，这一数字已下降到29%。这从侧面证明哈梅内伊对美国本性的判断并没有错。

（二）策略上灵活机动，“以两手对两手” 美国对伊朗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既有硬的一手，也有软的一手。伊朗同样软硬兼施，“以两手对两手”。 一方面，“以超强硬对强硬”，对美国进行反威慑。在伊朗看来，美国虽然是唯一超级大国，军力遍布全球，但在中东地区军力部署相对有限。尤其近些年来，美国接连发动战争，深陷战争泥潭，现在又要增加亚太军力部署，陷入“十个指头按跳蚤”的窘境，无暇全力对付伊朗。相比之下，伊朗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垮台，伊朗地缘环境大为改善；伊朗手中掌握多张王牌（如伊拉克、真主党、哈马斯、石油武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伊朗是内线作战，在当地有军力优势，且具有保家卫国的正义性，军队士气非跨洋作战的美军所能比拟。可以说，美国是“强中有弱”，伊朗是“弱中有强”。双方力量此消彼长，最终形成“谁也吃不掉谁”的僵持局面。

伊朗看穿美国外强中干的本质，面对美国的强硬做法，屡屡“以超强硬对强硬”：美威胁动武，伊朗便扬言打击美在中东军事基地，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拨款对伊朗进行颠覆，伊朗也拨款资助反美活动；美对伊经济制裁，伊朗就抛弃用美元计价的石油交易方式进行反制。2007年，美国小布什政府启动对伊朗“政权更替”计划，伊朗议会就在2007年6月29日主动增加5400万美元军事预算。伊朗“豁出命来”与美国对抗，美国只能退缩。

另一方面，伊朗强调“英勇的灵活性”，与美国维持“斗而不破”局面。伊朗十分清楚，美国毕竟军事实力超强，鲁莽行事只会玉石俱焚。因此，哈梅内伊特别强调，对美斗争要有“英勇的灵活性”。哈梅内伊认为，出于实用主义目的进行妥协是必要的，适应新环境是伊斯兰文明的一项义务。他认为伊朗必须继续反抗西方霸权，保持伊斯兰政体，但应与美国互利友好。但这种“友好对话”并不等于“友谊”。2013年9月5日，哈梅内伊在对革命卫队演讲中称，“当摔跤选手与对手较量时，出于技术原因显示灵活性，是为了让他别忘记对手是谁”。

总之，伊朗外交善于掌握火候，既不盲目蛮干，也不轻易妥协。内贾德时期，伊核政策过于强硬，导致伊核危机步步升级。为防局势恶化，哈梅内伊采取“点刹车”的策略，如2005年发布宗教命令，称伊朗无意制造核武；2007年初，哈梅内伊高级顾问暗示，伊朗可能考虑中止核计划，这些温和表态有助于伊核危机降温。2013年鲁哈尼上台后，积极与西方缓和关系，核政策偏于“软弱”。哈梅内伊转而“唱黑脸”：屡次公开质疑伊核谈判效果，认为美国“不值得信任”，“达不成协议，也比达成坏协议强”。2015年7月14日达成伊核协议后，哈梅内伊“不反对，也不支持”，强调核工业是伊朗“必需品”。

伊朗外交将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有机结合，使伊朗在复杂艰险的地区环境中闪转腾挪，始终没有犯“颠覆性错误”。进入21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许多国家（如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遭受美国军事打击或在其策动下发生政权更替，但伊朗始终安然无恙，反而利用地缘格局剧变实现逆势崛起：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使伊朗摆脱两面夹击处境，“什叶派新月带”初步形成；2011年中东剧变使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元气大伤，伊朗则政局稳固，地区影响力相对上升；2014年“伊斯兰国”兴起将阿拉伯世界搅得“周天寒彻”，伊朗则由“防扩散”中的防范重点变成“反恐”议题中的合作对象。

横向比较，伊朗的崛起态势与阿拉伯邻国的衰落态势形成鲜明对比。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始终处在中东政治舞台中央：20世纪50～60年代的埃及，70年代的沙特，80年代的伊拉克，都曾在中东政治舞台辉煌一时。但时至今日，强硬如萨达姆、卡扎菲者，已被西方武力推翻；亲美如穆巴拉克、本·阿里者，因本国民众抗议而黯然下台。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和土耳其一度声势大涨，面临“战略机遇期”，但因两国昏招迭出，最终使自己内外交困。相比之下，伊朗既不同于一头扎进美国怀抱的亲美国家，也不同于屡犯机会主义错误的萨达姆和卡扎菲（两国主动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卡扎菲还与西方国家打得火热），由此使其屹立至今，日渐从“地缘支轴国家”变为“地缘战略棋手”。

引自

《伊朗政权稳固的内部根源及启示》

作者：田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