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曾经郑强老师说过「年轻人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享受的工作找不到，吃苦的工作不愿去做」? 第1页

郑强虽然现在在太原理工当头儿，但是之前长期在我校供职，这种老师我见得多了，特别我博士期间的老板就是这样，我可以评价一下这句话。

他们说出这些话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和社会主流大众完全不一样。

和他们谈劳动法是没有用的，我没有直接接触过郑书记（不过他在校内的讲座我听过几次），但是浙大相当一部分青椒自己执行的是007工作制，基本就是但凡睁眼，就在科研。郑书记身处高位还直接带组，这个工作量估计更夸张。他们通常将心比心一下，会认为要求你996是比较仁慈的。再低就和他们的工作节奏完全脱钩了。

和他们谈工作量也没有用的，我自己算是浙大平均水平以上的博士，再怎么说我按时毕业了。但是我自己评估过，我老板的工作效率大约是我的5倍。你跟他吐槽工作累，他会吐槽回来你工作慢。

和他们谈待遇也是没有用的，浙大现在博后一年能拿30万，但是现在的青椒，他们十几年前做博后的时候一个月只有三千块钱，更不要说郑强那个时候了。哪怕是调整房价涨幅、物价变动，社会整体水平提升的影响，他们当年可能也过得比现在的年轻人惨。论薪水，很多教授跳槽立马薪水涨十倍，人家照样可以蹲着不动。你和他谈收入低他会反过来问你也配？

那么好了，你还能谈什么？

大学老师是一群卷王之王，这个人群里，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很纯粹的学术理想，要不有极为强烈的做大事的个人抱负；本人能力极为出众以至于从小到大的所有竞争，不管多难，他们都赢下来了（郑强是传说中的新三届），说实话缺乏和社会大众共情的意识。社会大众上班的目的是养家糊口，人生目标是财务自由之后不上班，关注的是劳动价值被剥削；他们上班是自我实现，科研荣誉从来都是归于个人，只要署名符合学术规范，再累其实也不存在剥削这个说法，能忍受吃苦的阈值是不一样的。

他们说的话，看看就好。如果你是这群人的后备一份子，你大概也会认同他们的观点；但是如果你不是，听过就算。实在要有所接触，大家各自凭借自己的信念生活就好。也别谈谁对谁错了，争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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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补充一个观点吧。知乎对于现在的阶级跃迁难度的讨论缺乏对比。现在大城市年轻人买房当然是很难，但是是不是真的日子要比八九十年代还要难，似乎很难直接的得出结论。基于此，在考虑年长者的人生建议的时候，似乎不应该直接觉得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也许，他们真的是在比你还难的日子里过过来，给出的这些建议呢？当然也可能他们那个时代的确好过一些。不过，这个结论最好是经过自己的调研之后得出的。

吃苦都是有明确目的的，例如苦练可以减肥，苦战可以解放人民，苦吟可以写出佳作。没有其他目的，谁会有福不享，自讨苦吃呢？但我国有大量的家长喜欢让子女吃苦，为此甚至还花大价钱把孩子关到各种戒网瘾学校、豫章书院里面。他们自己也未必享福了，他们自己为了攒够戒网瘾学校学费，打工也苦得很，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郑强老师和这些家长相比，也并不高明多少啊。我觉得，倒找钱吃苦的文化在我国还是太繁荣了点，还需要继续把这些垃圾文化扫进垃圾堆。

对每一代中国年轻人来说，工作辛苦从来不是问题，关键是：为谁干活？

整个80年代与90年代初，我们的父辈一直是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48小时工作制，习惯了很多年的【单休日】，而且，因为工作需要、临时加班更是司空见惯，一样过得十分充足、幸福而有成就感，从来没人会怨声载道。

（ps：一周五天40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从1995年才开始实施）

只是因为老一代人们比现在的年轻人，更能吃苦？更有艰苦奋斗精神？思想觉悟更高？

当然不是。关键是什么？——作为普通员工，有坚实保障，无后顾之忧。

今年初上映的《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横卷54亿票房，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影片完美逼真地还原了80年代国企职工的日常生活，不论是各种服饰道具，还是出场每个人物的精神风貌：

那时的企业职工，即使只是一名普通员工，基层职员，也肯定能一直工作到60岁（男）/55岁（女）退休为止，只要遵纪守法，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就绝不用担心会被提前辞退，优化组合。

哪怕是有意无意得罪了直属上司，顶多也就在工作安排上被穿穿小鞋；万一真遇到不公待遇时，哪怕指着单位领导去破口开骂，其实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心虚的从此还绕着你走路，躲得远远的。

婚姻问题，单位帮忙。给本单位的大龄未婚青年“介绍对象”，从来是每个单位后勤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

房子问题，单位解决，没结婚时有单位安排的集体宿舍，几乎不用花费，就有栖身之所。不存在要将一大半收入用来交高额房租，不知是给自己打工还是给房东打工的咄咄怪事。

结了婚以后就能申请分房，虽然要按次序排队，有个等待的过程，虽然住房面积肯定不算很大，但离单位很近，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即可，10~20分钟，省下每天通勤的宝贵时间。而且，单位分得的住房，虽然没有名义上的产权，一样可以传给自己子女。

育儿问题，单位解决，子女从生下来有单位幼儿园托管，到自办小学一条龙服务，大的企业有高中，中小企业也有初中，老师们都很认真负责，教学质量都不算差。

孩子学习成绩好，能考上大学，单位有奖励，学费本就不高，基本不用自家出，毕业后直接分配工作，入职就有正式编制，并不会存在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因为家境贫寒上不起学的悲剧。

孩子学习成绩不好，考不上大学，也根本没啥，读了中专、技校，就可以回父母原单位上班；哪怕只有高中文凭，将来等父母退休，也能“顶职”，可以继续做一名普通劳动者，并不会受到任何歧视。

医疗问题，每个大单位都有自己的医院，小单位也有卫生所，寻常病症的绝大部分开支，都有单位报销；因为医生的收入和患者的治疗开支根本无关，所以他们当然也就没有动机，哄骗患者去做各种费用高昂的无效治疗。

正因为万事都有保障，没有后顾之忧，生活有充足的安全感，大家也就敢花钱、能花钱。虽然大家的薪水（工资+奖金）都不高，但物价同样也低廉。

即使是月薪几十块/几百块的普通员工，一样敢一次性拿出几个月的收入，去做一笔大的消费，比如用来买彩电音响皮夹克，或者去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去黄山庐山桂林这些风景名胜区旅游。

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时间推进到90年代时，很多城市最寻常的普通职工家庭，餐餐有酒有肉，家有彩电冰箱的小康生活，同样不算稀奇。各个地方新建了多少条彩电生产线，依旧供不应求。

而业余生活，同样丰富多彩，游泳馆、文化宫，游乐场，大剧院，少年宫……每到节假日，到处都是家长和孩子们的身影。

在一张电影票只有一毛钱、几毛钱的时代，不知多少电影可以热映几个月，刷出上亿元的票房成绩。

比如1982年上映的李连杰《少林寺》 ，在票价1毛钱的时代，拿下1.6亿票房，

比如谢晋导演的创作黄金时期，《天云山传奇》《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牧马人》……每部在当时都是上亿人的观影人次，换算到现在，等于每部40亿以上的票房。

而戏曲、话剧、相声、曲艺、评书这些传统文艺的黄金时代，同样是无数热衷喜爱它们的观众们，所集体造就。

特别是大型国企扎堆的东北地区，因为工厂以【日班—夜班—休息】轮换的三班制为主，任何时间段都有大量观众，工人们都有消费能力，也促成了传统文艺在这里的异常繁荣。

比如有十几万产业工人的鞍山地区，竟成为当时全国的评书中心。人们熟知的单田芳老师、刘兰芳老师这些评书大家，都是从这里成名，通过广播和电视直播节目，影响慢慢遍及全国。

电影《你好，李焕英》时间背景是80年代初，两个工厂流水线上的年轻未婚女工，积极地竞争买一台电视机，或是“不务正业”地搞业余女排比赛，竟然还得到工厂上上下下的鼓励与支持，一点都不稀奇。

事实上，2021年初上映的这部电影，之所以创下1.2亿以上观影人次、54亿票房的惊人记录，关键在于利用春节档合家欢的时段，最大限度调动了很多平日根本不会去电影院的中老年人去观影，在传统影迷群体之外，极大拓展了电影的本身受众，

这些中老年观众，之所以会在儿女们的力荐下，愿意为这部影片买单，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还原了那个朝气蓬勃、人人充满热情与希望，积极努力为国家无私贡献的年代，才让无数经历与怀恋那个年代的人买单。

正因为太多的人经历过，我们才知道，被无数“前富”“后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斥为虚空飘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不但真实而且存在。

不，年轻人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一定要去做为人民服务的工作。